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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战火中的恋歌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

  1927年,深秋。宁冈茅坪。
  茅坪村通往古城的路上,来了一行五个人。看不出是什么身份,有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马褂的,但都没有带枪。引人注目的是,每个人的脖颈上都系着一条一寸多宽的红领带。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长长的分头,神色有点疲倦,然而两只眸子却炯炯有神,英气逼人。
  他们进了村,径直朝仓边山上走去。
  刚到半山腰,从山上迎出来几个人,他们快步朝山下这群人走来。
  为首的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老远就扬着手喊道:
  “毛委员,好早哇!”
  “袁总指挥,你早!”
  上山的,是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代表,从山上迎下来的,是袁文才、李筱甫等人。
  走近前来,毛泽东和山上的同志—一握手寒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队伍的最末,竟然有一位姑娘,眉清目秀,剪着齐耳的短发。最显眼的,是那白嫩白嫩的皮肤,仿佛一掐就出水的小葱。他想不到山沟沟里竟会有这么灵秀的妹子。
  看见毛泽东忽然不言语,眼睛里疑云重重的样子,袁文才忙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自我解嘲地哈哈一笑:
  “哦,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妹子,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说罢,毛泽东伸出手去。仿佛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弱者,贺子珍也伸出纤巧的小手,使劲握了握毛泽东的大手,顿时,毛泽东感到一股倔强的力量自那边传了过来。
  毛泽东一上山来,立即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中心,仿佛他身上有一股天生的凝聚力。
  走进山间一栋土屋内,分宾主坐下,袁文才、李彼甫、贺子珍等都瞪大眼睛,听着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呷了一口热气腾腾的井冈绿茶,环视了大家一眼,说道:
  “我从王新亚那儿了解到了一些你们这里的情况……”
  听到“王新亚”三个字,贺子珍和李彼甫、袁文才相互对视了一眼。王新亚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永新暴动时,曾与袁文才和井冈山上的王佐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救出了大革命失败时被国民党右派关押的贺敏学等共产党人。
  “毛委员怎么会认识他呢?”贺子珍心里估摸着。
  “王新亚带着他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矿工组成了一个团,参加了秋收暴动。他给我谈过井冈山的地理、经济状况,还谈到有你们的农民武装……”
  袁文才和贺子珍相视一笑。
  山上乍暖乍寒的气候很容易使人患病,贺子珍得了疟疾,感觉到阵寒阵热,冷起来,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发抖;热起来,恨不得把整个身子泡到冷水里去。她不能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便住到了茅坪,刚好与袁文才家对面。
  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很要好,袁文才不在家时,她常常愿意和谢梅香挤在一个大床上睡觉。天晴时,她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到门口的太阳底下,手上拿一本书读,或者,帮谢梅香做点针线活。
  不久,毛泽东也住进了袁文才家旁边的八角楼。他看见贺子珍经常坐在门口晒太阳,于是,工作之余,也过来搭搭话,了解一点情况。
  他看到贺子珍有时冷得瑟瑟发抖,有时热得满脸通红,心里不禁替她难受。他关心地说:
  “贺同志,最近发作得不像先前那么厉害了吧?唉,要是有几片奎宁就好了,可惜,我们弄不到西药哟。”
  “谢谢毛委员关心。”贺子珍说。
  这一天,他们谈了很多。
  井冈山红军力量的壮大,极大地震惊了敌人。1928年5月,湘赣敌军联合“会剿”井冈山。
  井冈山上一派紧张气氛,如此强大的敌人来进攻,这在井冈山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找到贺子珍,开门见山地说:
  “贺子珍同志,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经过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时间,贺子珍的疟疾已经完全好了,站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英姿勃勃的红军女战士。
  “据我们目前得到的可靠情报,江西方面敌人杨如轩的二十七师四个团从永新方向进攻井冈山。考虑到你是永新人,情况比较熟悉,口音也不会出问题,军委决定派你带领十名战士秘密潜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并组织永新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贺子珍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那校王佐赠给她的小手枪,一字一句地说:
  “请毛委员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毛泽东的目光在贺子珍脸上停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待贺子珍回视一眼,他又急忙地移开了视线。他来回地踱着步子,一手抱在胸前,一手按着宽宽的下巴。他还有点不放心:
  “你们这次去永新,千万要小心。永新的敌人力量比较强,深入虎穴,要胆大心细,特别要依靠当地群众和党组织,这样你们就有了后盾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重重地握了握手,眼睛里流露出爱恋的神情:“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贺子珍没有再说什么,她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便转身带人去了。当天夜里,她与十名战士一起,化装潜回到了永新。
  贺子珍去永新后,毛泽东一直悬着一颗心,直到她安然归来,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由得喜出望外,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
  “贺子珍同志,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娃,一个小姐,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听了毛泽东这发自内心的赞誉之词,贺子珍羞涩地低下头。但一想到惨死在烈火中的两位战友,她的心情又沉重起来,神情黯然地说:
  “我没完成好任务,牺牲了两位战友,这是我工作的失职,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战争年代,流血牺牲是难免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说着,毛泽东的脸色也显得凝重起来。
  此时,一桩桩往事,一串串的思念,已像潮水般涌入他的脑际……
  屈指数来,那是九个月以前的事了,去年他从武汉参加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受党中央之命,于8月12日由汉口到达长沙,与当时代理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会面并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后,次日就到爱妻杨开慧家的所在地板仓去调查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意见了。在板仓的日子里,他同杨开慧朝夕相处,一起去走家串户,一同开农民代表的调查会,其间,他从调查材料中,整理出中国革命的“土地纲领”。在板仓工作十余天后,他夫妇俩于8月18日又返回到长沙。接着,他便参加省委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其间的一天,开慧的表弟向均和陈新宪一起来到杨开慧的住所,向均托杨开慧带点东西回老家送给家人。因这些天正值长沙的反动巡捕搜查厉害,正好这一天他和毛福轩为躲敌人耳目,两人化装成国民党的军官走进屋来,向均脱口喊了一句“表姐夫”!这时,他已知道中央和省委将要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特地向开慧、向均交待说:“我们又要分开了,开慧在这里没住几天,又要回去啦!你也该回去看看啊,我这次去板仓才几天,马上又要赴前线,没有时间呆下去了。”
  到了8月3O日,省委常委再次开会,最后决定发动湘东赣西秋收暴动,并决定毛泽东担任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农军师长,立即着手组织起义。决定易礼容担任地方党部的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发动地方农民配合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就这样,他和爱妻杨开慧在长沙城匆匆而别了!他离开长沙时,还特别约定,要易礼容随时将开慧母子的情况转到前线告诉他。
  可是,9月9日他在江西铜鼓首先发动起义后,几个团分路向长沙进攻时,战斗先后失利。他审时度势,毅然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引兵上了井冈山。在进山途中和到达井冈山后,他一直惦记着开慧,先后派何长工等人去长沙,在向省委汇报军情,请示工作的同时,并打听开慧的下落。可是,到1928年1月何长工返回井冈山时,却没带回有关杨开慧的丝毫音信,得到的消息是:长沙城内城外已四处戒严,连省委机关几经周折才好不容易找到。这时的毛泽东,心情特别沉重,也特别思念着开慧……
  直到1928年2月,他在宁冈的茅坪突然接到了易礼容从萍乡送来的一封信,这可叫他喜出望外了!没想到他离开长沙,离开开慧整整六个月之后,在他和中央、省委失去一切联系的情况下,第一个给他来信的竟真的就是易礼容,这真是空谷足音啊!他巴不得立刻知道爱妻杨开慧的下落。当他拆信一看,易礼容告诉他的是反动派如何在湖南全境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长沙城里城外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血雨腥风了,连省委机关也险遭破坏,不得已迁出长沙,已搬到萍乡来办公了。至于杨开慧的情况,易礼容在信中却只字未提,他越看信,越是心碎,想必她已是凶多吉少了。
  此后,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山;4月,湖南省委地下交通员邓贞谦来到井冈山;5月,省委代表杜修经也到了井冈山……毛泽东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的消息是:有说杨开慧去向不明的,有说她已被捕入狱的,还有说她已蒙难壮烈牺牲的……尽管说法不一,离开她九个月来,却没有一丁点儿关于她平安无事的音信。在那险恶的环境中,杨开慧落人魔掌是极有可能的事。他是最了解战友、爱妻开慧的,像开慧这位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矢志不渝、对敌人疾恶如仇的共产党人,一旦落入魔爪,几乎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他,这位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只有将对爱妻、对战友的无限思念、无限崇敬深深地藏在心中了……
  草市坳战斗胜利,红军第二次占领永新县城。打下永新后,贺子珍带着一支工作队进驻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住进了周香姬老太太家里。
  过了几天,同组的刘莲从老表家里回来,一进屋就高兴地对贺子珍说:“子珍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委员也要到塘边来了……”
  “真的?什么时候来?”
  “午后就到!”
  “哦,那他住什么地方呢?”
  “也住这里呀,这里不是还有间空房吗?”
  贺子珍觉得自己的心突地跳得好快好快,她自己也弄不清这是为什么。她拉起刘莲的手,说:“那我们去把毛委员住的房子先打扫收拾一下吧!”
  日落西山时分,毛泽东果然到了,他的挑伕龙开富挑着一对皮箩,很沉的样子,他自己则挽着一个铺盖卷儿。
  贺子珍与刘莲远远地看他来了,便迎了出去,把他领到他的房内去。毛泽东走进房里,见有刚打扫过的痕迹,日常用具也摆得整齐有序,微感诧异地说:
  “嗬,谁做的好事,帮我把房间收拾得这样干净?”
  “是子珍姐领着我们干的!”刘莲抢先回答。
  贺子珍有点不自在,掩饰地找话说:
  “有毛委员来,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哦,那不见得哟!”毛泽东爽朗地笑道。
  毛泽东来到塘边后,贺子珍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照顾他的职责,两个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当。白天,贺子珍帮毛泽东洗洗衣服或是收拾房间,或是帮他抄一点东西;晚上,毛泽东习惯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东方既白,这时,贺子珍往往就会出现在他的身旁,给他送来一碗水煮鸡蛋或一碗煎泥鳅之类的夜宵。
  农历的五月,端午一过,天气就渐渐作懊了,俗话说:“吃了端午粽,就把棉衣送。”山区的夜晚虽说凉爽,但永新与井冈山上又不同,还是要热那么一点。“
  这一天晚上,在豆大的油灯的照耀下,毛泽东奋笔疾书。他住的房子很幽静,但靠近水田,引来不少的蚊虫,他一边翻看着书报一边抄写着,一边还要“啪啪”地驱赶着蚊子。
  写到半夜,毛泽东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看看外面,夜凉如水,月亮给大地撒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银霜,好一个恬静的乡居月夜!他不由诗兴大发,生出了去外面走一走的念头。
  一转身,毛泽东微微吃了一惊:贺子珍不知什么时候已进来了。只见她倚门而立,双手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什么东西,正痴痴地看着他。
  面对这样一双晶亮而含情脉脉的眼睛,毛泽东觉得自己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他仿佛看到了另外一双也是这样晶亮和这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他曾为那双摄人心魄、沁人心脾的眼睛怎样地倾倒,怎样地动情,还为她写下过《贺新郎》那首情意缠绵的词,这恐怕是他作词生涯中最儿女情长的一阕:
  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
  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
  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
  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
  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收回心思,低下头,上前接过贺子珍手中的碗。他迟疑了一下,把碗放到桌子上,对贺子珍说:
  “我们出去走走吧。”
  “不,等你吃完我们再去,好吗?”贺子珍的眼光变得执拗起来,又夹着一丝令人难以抗拒的温柔。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作出一个微笑的表情,端起了碗,努力放松着自己的情绪。他用筷子在碗里搅了一下,忽然惊喜地说:
  “哇,是石蛙!怎么搞来的?这东西营养价值高、肉味又很鲜美,不过很难抓到的唻!”
  贺子珍笑而不答。
  这筷子一搅,香味直冲毛泽东的鼻子,令他更加胃口大开,忍不住夹起一块石蛙塞进嘴里。咂着嘴,他又问贺子珍:
  “你也尝尝吧?”
  “我已经吃过了,”贺子珍摇摇头,“这是专为你留的。”
  不用问下去,毛泽东也知道贺子珍说的不是真话,但如果硬要她吃,也是徒劳。他不再推让,三下五除二解决了这碗清蒸石蛙,拍拍肚子对贺子珍说:“味道真好,令人回味无穷。怎样,出去消消食吧?”
  贺子珍转过身去,先迈过了门槛。
  一出门,一种迥然不同的气氛紧紧裹着他们俩。
  毛泽东没有开口,贺子珍也保持着沉默。
  这样默默地走了一段,毛泽东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望着刚过中天的月亮,自言自语地说:
  “今天是初十,再过几天又是月圆的日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贺子珍心里一动,觉得身边的毛泽东似乎换了一个人,平常的毛泽东显得有勇有略,想不到他也会有这样幽柔的情怀。
  “杨大姐有消息吗?”贺子珍问。
  “你也知道杨开慧?”提到杨开慧,毛泽东神情凄楚,“自长沙一别,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了,去年几封信去,也杳无回音,今年2月,易礼容从安源来信,也说不知道她的下落!”
  毛泽东仰望夜空,接着说下去:“前段时间,听从湘南来的人传话说,她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如果是这样,现在,只怕已不在人世了……”毛泽东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一句,几乎听不见了,“她是一个好妻子,也是一个好母亲。”
  听着毛泽东黯然神伤的话语,贺子珍觉得心被揪得紧紧的。她从见到毛泽东开始,就深深为他卓尔不群的气质所吸引,对他充满仰慕之情,但也一直只是把他当作心中的一个偶像来崇拜,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时间一长,她知道了他的身世,觉得他为革命牺牲得太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由得动了母性和爱心。加上毛泽东平时对她又极尽关心,像一位师长,更像一位大哥哥,便想:如果能一辈子留在他身边多好啊!
  有时,她又觉得这真是异想天开,他是如此的出众,如此的优秀,脑子里装着深邃的思想,胸藏万种韬略……然而,通过仔细的观察,她也发现,毛泽东也在时时的注意她的一言一行。
  这时,贺子珍听到毛泽东提到杨开慧的境况,不由得怦怦心跳,情急之下,慌不择词,脱口说道:
  “那……如果你愿意……让我来照顾你好吗?”
  毛泽东心头一震,想不到平时文文静静的姑娘这时会那么大胆地剖露自己的心事,何况这又是自己所钟情而无法表露心迹的姑娘!他握住贺子珍的手,感激地说:
  “子珍,你真是位善良的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只是,”他突然松开手,别过头去,“太让你受委屈了。”
  贺子珍不明白毛泽东的心事,不知他是还挂念着杨开慧呢,还是也为世俗所羁绊?她干脆鼓起勇气,把自己的心事全部坦露出来:
  “不,我不会感到委屈,我倒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但是,杨大姐不在了,你工作很忙,又不会照顾自己,也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只要你不嫌弃,我……”
  “子珍,别说了。”毛泽东再一次握紧贺子珍的双手,把她拉近身边,“我怎么会嫌弃你呢?你聪明,善良,漂亮,又会体贴照顾人,很早就成了一位革命者,你正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啊!你什么也别说了,如果你认为可以,我们就在塘边马上结婚,好吗?”
  贺子珍只感到一阵幸福的眩晕,从头至脚涌遍全身。她泪眼朦胧地看着天上将圆的月亮,使劲点了点头。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朱德与伍若兰在井冈山度过了不满一年的共同生活

  1928年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幸存下来的一支队伍,脱离险境,几经艰苦,驻犁市,进乐昌,攻坪石,取宜章,然后挥师北上,连克郴州、耒阳数城。
  中共耒阳县县委书记邓宗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站在欢迎人群的前列,将朱德等人迎进县苏维埃机关所在地邓家调。
  人们刚走进词堂大院,大门框上的“驱逐县团丁,喜迎革命军——赤遍来阳”那副醒目对联,立即映入朱德的眼帘,他马上止步,仔细欣赏,赞不绝口:“这联子写得蛮好哩,书法妙笔生辉,内容恰到好处,是啥子书生写的?”
  刘泰上前介绍说:“这是我们县苏维埃妇女部长伍若兰同志写的。”
  “嗬,还是出自一位妹仔之手呀,不简单,不简单!”朱德顿时感到惊奇。他再次把目光盯住那刚劲有力、潇洒自如的笔迹,那仿佛铿锵作响的内容,爱不移目。这位驰骋沙场的将军,对书法特别感兴趣,不曾想到,在这南国城里,竟有这等女子的一手好笔墨,并大大方方地贴在这祠堂门口,真是肝胆照人,见书如见人啊。他赞赏这位女子的胆识,便问:“这妹仔多大年纪,读过好多书吗?”
  刘泰见朱德兴趣正浓,便将伍若兰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
  伍若兰1903年出生于耒阳城南的金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八岁开始入学,十二岁考入本县女子职业学校,她品学兼优,智慧过人,1924年又考入当时湖南妇女运动的策源地——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革命运动的熏陶下,她结识毛泽建、夏明震、何宝珍、李浩等大批革命志土,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憎恨旧社会,反对封建礼教,向往妇女解放,在学校就和女友谷芝英、段子英、伍德能、李翠云等一批进步青年,冲破反动势力的禁锢,走出校门,同衡阳各界的进步青年学生一道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五卅运动中,她斗争勇敢,工作积极,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6年冬,伍若兰受党的派遣,离开学校回到来阳从事农民运动,先后担任县青年团的宣传部长和县女子联合会主席。她和女友们敢作敢为,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号召民众起来争民主争自由,大力提倡妇女解放。她深人到女子职业学校进行串联,鼓动女生们闹学潮,最后迫使反动校长伍资琼不得不辞去校长的职务;她还经常带领女友到农村发动农民“吃大户”,领着贫苦农民冲进夏家塘大土豪梁成江的家,杀猪挑谷,开仓济贫,搞得全县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她日夜奔走在夏塘、上架、鳌山、小水铺等地,动员妇女剪发、放脚、入农会、上夜校,她自编教材,教唱革命歌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北伐战争时,她积极带领来阳民众和妇女们给北伐将士做军鞋、筹给养,欢迎北伐军入湘。
  “太好了,真难得呀,革命就需要这种人才。”朱德听了介绍,心情格外激动,又说:“啥子时间,让她来见一见!”他,渴望能很快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南国“女秀才”。
  耒阳城像过年似的,欢天喜地。到处传颂着革命军的战绩,展望着美好的未来。这天,伍若兰特别忙,她与女友谷芝英、梁世珍。段子英、毛泽建正在城东援军物资接收站,各区、各乡的妇女会送来了一批批的草鞋、冬酒、鸡蛋、小菜。伍若兰精神抖擞、汗流满面,紧张地在搬运着那堆积如山的物资。
  这时,县委书记邓宗海突然来到她的跟前。
  “若兰,朱军长请你去一趟!”
  她一听,喜不自胜地问:
  “真的呀?”
  伍若兰随邓宗海匆匆离开接收站,快步朝革命军司令部走去。
  革命军司令部设在来阳河对岸的界仙岭。
  伍若兰来到司令部门口,相距几十步之外,她就看见一位身材魁梧、方脸、浓眉、胡须很长,戴着灰军帽,穿一件带补丁的灰布军棉袄,打着绑腿,着一双布鞋的军人,正站在门口比划着手势,向另一个同样打扮的军人交代着什么。
  邓宗海说:“那说话的就是朱军长。”
  “他就是朱军长?!”伍若兰惊奇地脱口而出。
  她简直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朱军长竟是这等模样,如此的装束,与她刚才想象中的竟完全是两个人。若不把那军装加在他的身上,同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看他的这身打扮,简直像个伙伕头!
  她一边走,一边揣度,朱军长怎么会是这般模样呢……惊讶。纳闷、不解,这下可把她原来的想象全打乱了。
  来到朱德身旁,邓宗海说:
  “朱军长,这位就是伍若兰同志。”
  朱德听说伍若兰来了,立即停止了他们的交谈,马上转过身子,热情地和她握手。与此同时,举目看见的这位他渴望见到的伍若兰也出乎他的意料,高个头,剪短发,着一件大面裙衣衫,腰系一条罗汉纱,面色微黑中透出红润,脸庞上有几颗明显的水痘麻点。初看,并不十分标致,可体格非常健壮,明亮的大眼,目光炯炯有神,是一位标致的湖南农家女子。
  他咧嘴“嗬嗬”大笑,像老熟人见面似的,用力晃了两下她的手,神情惊喜地说:
  “你就是在湖南出了大名的‘女秀才’伍若兰啊!请进,请进。”
  伍若兰立即感到,这手,刚劲、有力、亲切。原先,她虽急切想见到这位军长,但心中难免泛起一阵紧张。可现在,眼前这位军长,如此的平易、大方、亲近,她并不觉得有一点点的拘束和害怕。于是,洒脱大方地走进了朱德的办公室。
  “你那手字写得真不错啊!”
  朱德坐下的第一句话,叫伍若兰一时不解其意,只能微微一笑,转身望着邓宗海发愣。邓宗海忙向她解释说,朱军长已看过她写的那副对联。
  “写得不好,请军长指点。”没想到这位军长对她写的字大加赞赏,她有些不好意思了。
  笑声中,朱德沉思片刻,然后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现在,我们的队伍正在扩大,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要,司令部要加强宣传力量,你们是否可选拔一些能说会写、搞宣传鼓动工作有经验的女同志到司令部宣传队来工作?”
  “这好办,朱军长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尽量提供。”邓宗海立即答应。
  “我们耒阳搞宣传的人才多的是,单从衡阳女三师出来的就有几十个,由你选任你挑好了!”伍若兰也干脆、利落地回答。
  “好啊,要我选,首先就选中你!”
  战争年代,说干就干,办事决不拖泥带水。
  当天,根据县委、县苏维埃的推荐,伍若兰等十多个女子从县苏维埃和县妇女会调到革命军司令部工作。
  伍若兰与朱德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也越来越了解他的为人。
  在一个月夜,朱德约她到耒阳河畔散步。他们走走停停,有时并肩而行,有时坐在河边的石墩子上,交谈、叙述和表白,十分自然。
  月亮刚从田野那边升起,又圆又亮,青蛙正在合奏;对岸的山岗上,传来了清脆、动听的夜莺歌声。
  她向朱德谈了几天来在司令部工作的感受,也说了下步宣传鼓动工作的想法,朱德十分满意。
  “你个人有啥子打算吗?”朱德问。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持到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她这样回答。
  “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吗?”
  “在考虑,但目前还不明朗。”她很坦率。
  “若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需要你这样的友伴!”无情未必真豪杰,朱德钟情伍若兰这种坚与柔相结合的女性,赤诚的痴情、爱恋促使他正式开口向她求爱:“我们可以结合在一块吗?”
  她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缓缓地垂下了头。
  是啊,完全可以理解她此时的心态。朱德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自进入耒阳以来,通过邓宗海、刘泰等人的介绍,以及与伍若兰的接触中,他感到她确实是位难觅的女中豪杰,对于他来说,无论从感情还是工作上都需要她。几天中,和她在一起,似乎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多年来感情世界的孤独,他打心眼里爱她。但是,他了解她,也理解她,可她却还不了解自己呀!尽管她在政治上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共产党人,但在儿女情感上她毕竟还是一个黄花姑娘,而且他的年岁比她大了许多,对他的婚姻史也还不知,怎能不叫她为难、担心和伤感?她怎能不为今后的日子着想?她不回答,也无法回答,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为了让伍若兰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过去,以便她作出真正的选择,朱德凝望着那皎洁的月亮,话音变得深沉,但并不十分伤感。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一个富有情感的男子,在这位他所酷爱的姑娘面前,真诚坦白,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婚姻经过。
  他已结过两次婚。
  第一次是他参加辛亥革命的第三年秋天,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学员们分成三个连,他担任连长,那时二十六岁,正是结婚的年龄。他部下的一个同学介绍自己的妹妹肖菊芳与朱德结婚,她是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十八岁,出生在一个参加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她哥哥积极为他们筹办婚事。这只是当时中国男女婚配的一件常事而已,谈不上什么爱情。婚后两人很少在一起,原因是一个在师范,一个在讲武堂,一星期才见一次面。不久,朱德从讲武堂编人蔡锷将军的第一师,奉命率部离开家门,别妻而去,到那山峦起伏、气候酷热的云南边境驻防,担任阻击法国军队借口驱逐土匪而入侵中国的任务。这期间,蔡锷将军提升他为少校团长,1915年底他又被提升为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少将旅长,直到1916年,他才把妻子肖菊芳接到他的驻地沪州。可是,在沪州她刚生下一个孩子不久,便得赤痢而逝。他为此十分悲痛,而使他更为难堪的是留下一个孤苦伶什的孩子无人照看。在繁杂的军务中,他的同事又建议他为孩子再找个妈妈,以解脱家庭的拖累,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他才决定第二次结婚,妻子是沪州西面南溪镇人,名叫陈玉贞。她是朱德部下一个军官的妹妹,结婚时她二十一岁。陈玉贞并不很漂亮,但也不难看,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风度。她读过很多书,也爱好音乐,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和他一样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斗争。他们结婚后布置了一个简朴、新颖的小家庭,她也爱护他前妻的孩子,就像亲生的一样。
  可是,在那动乱年代,不可能让朱德过上安宁、恬静的小家庭生活。1922年,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她南溪娘家,又投身到军旅生活。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玉贞了。后来,他以远大的抱负,辞去了护国军的职务,于1922年9月,几经周折,从上海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开始了他的异国生涯,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年后,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却面临着新、老军阀的一片混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下,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他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样,处在极度的困惑之中。同样,他的家庭、妻子、孩儿天各一方,是存是亡,是聚是散杏无音信。
  然而,他作为同样是凡人的将军,虽然有过两次婚姻,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和甜蜜。相反,多少年来,在感情世界上,陪伴他的却是孤独、寂寞和痛苦……
  他在伍若兰面前,既不回避自己的婚姻历史,也不掩饰对亡妻的怀念以及对亲人流离失所、生死不明的痛楚。
  这位戎马倥偬的将军那博大、浩瀚的胸怀,坦白、真诚的品格,光明磊落的气度,已深深打动了伍若兰的心!
  “玉阶,”她第一次这样称呼他。然后抬起头,目光深情地注视着他,声音有些颤抖:“不要说下去了,一切都明白了,请相信,我完全理解。”
  是的,她完全理解他,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已经属于共产党,属于革命了。他的职业、他的目标和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让他再回老家去寻觅亲人了。
  春夜的寒气被驱散了,两颗灼热的心,沉浸在幸福之中……
  几天后,朱德和伍若兰结婚了。
  1928年春天,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次见面了,第一次握手了!喜悦、真诚、庆贺、展望……交融在一起。
  从此,“朱毛红军”席卷着神州,给中华民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伍若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段子英等女伴,蹦跳着,跑去见毛泽东。
  “毛委员,你真是神机妙算啊,掩护我们安全转移!”
  毛泽东见她们来,高兴地说:“嗬嗬,来了这么多妹仔呀,欢迎欢迎!”边说边和她们亲切地一一握手。
  朱德向毛泽东分别介绍了她们的姓名,然后说:“这是我的妻子,叫伍若兰,她原是耒阳县女子联合会的主席、县委宣传部长,我们婚才十多天哩!”
  站在丈夫身旁的伍若兰,羞涩地笑了,她一阵腼腆,用手扯一下朱德的衣角,低声笑道:“怎么把老公老婆的事也说出来了。”
  朱德望了望妻子,又一阵嗬嗬大笑:“今天见到毛委员,我太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有啥子关系嘛!”
  毛泽东再次紧紧地握住朱德的手,喜悦异常:“玉阶兄,湘南暴动你是双丰收啊,一得万余人的湘南农军,二得巾帼英雄伍若兰,这真是双喜临门,恭喜,恭喜!”
  为了建设巩固的大方后,防止敌人的再次进攻,中共井冈山前委和红四军军委,号召井冈山军民抓紧时机,搞好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建设。朱德与伍若兰,白天他们和战友们一起奔波在山山寨寨,往返于山上山下,挑运粮食,修筑哨口,建立医院;晚间,他主持各种会议,布置工作,而她,为丈夫浆洗衣物,缝补衣裤,极尽内助之责。
  1929年初春,湘赣两省敌军调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企图分五路向井冈山实行第三次反革命“会剿”。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在宁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这次“会剿”计划。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陈毅亲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把围攻井冈山的敌人调到外围去歼灭;留彭德怀、王佐率一部主力留在井冈山上,在内线坚守,以配合外线作战。前委还决定成立以谭震林为主任的职工运动委员会随主力出发,以便沿途大造声势,扩大影响,发动群众。伍若兰也从军部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科担任科长。
  2月2日,红军大队行进到江西寻乌的吉潭,同尾追而来的敌军经过一番激战,然后转移到项山驻扎,朱德夫妇随军部在圳下村宿营。
  由于林彪率领的警戒部队麻痹轻敌,提前撤除了哨岗。2月4日拂晓,国民党刘士毅部的两个团,突然包围了圳下,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敌兵朝军部门口问来,情况十分危急。朱德与伍若兰从正门冲出去已不可能了,这时,朱德立即拨出手枪,准备迎击敌人,伍若兰灵机一动,迅速上前夺过朱德手中的枪,快速走到门口,故意把冲来的敌军当成红军,厉声斥道:“前边战斗那么激烈,你们不快去参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是军长太太,命令你们离开这里!”她回头向朱德眨一眼,努一下嘴,示意他快走,然后大声说:“老伙伕,快去伙房给朱军长打洗脸水!”
  朱德会意,恭恭敬敬地“唔”了一声,朝侧门走去。
  伍若兰的厉声训斥和自我表白,一时间把敌人搞懵了。看看离去的那个人,衣衫破烂,胡须满腮,不像个当官的,倒确像一个伙伕老头,就不十分在意;而眼前的这个女人,自称是朱德军长的太太,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十几枝枪口对准了她。
  “朱德在哪里?快说!”敌人凶神恶煞。
  “军长昨晚着凉了,在后边房里还没起床呢!”伍若兰十分冷静。
  敌军留下一人看住伍若兰,其余的人一窝蜂冲进后屋。此时,伍若兰乘机飞起一脚,朝那敌兵小腹踢去,只听“哎哟”一声,应声倒地,她扭身跑出门外,朝村口奔去。
  那群敌军在后屋扑了个空,又听见那敌兵尖叫着:“军长太太跑了!”便又一起赶到门口,当伍若兰快要跑出村口时,后面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一颗子弹射穿了她的脚踝,伍若兰一头栽到地上。
  军部机关突围了,朱德脱险了,而伍若兰被捕了。
  抓住了朱德的妻子,敌旅长刘士毅如获至宝,欢喜若狂。当天,就把她押到赣州城连夜审讯。
  踩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施尽了各种刑法,把伍若兰弄得死去活来,敌人却毫无所获。
  无奈,敌人又用雪水把她再次浇醒,由刘士毅亲自来审问她。
  “你一个女人家,死心眼地跟着共产党,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怕死我就不会参加革命,告诉你吧,共产党员为了打倒你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还是现实一点吧,你现在已落在我们手上,只要你能自首,或公开声明一下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就可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听到“朱德”二字,此时此刻,一股热流涌进了她的心房。是的,朱德是她的良师益友,是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敌人的问话中,她终于知道,丈夫已安然无恙,她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你说话呀!”刘士毅在怒号着。
  对于刘士毅的引诱,她只嗤之以鼻,回头怒目看着这个凶残的敌人:“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梦想!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不为你自己着想,总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嘛!”
  伍若兰放声大笑:“告诉你吧,我们的孩子同样是你们这帮家伙的掘墓人!”
  费尽心机,毫无所获。恼怒的刘士毅命令对伍若兰处以极刑。
  2月12日,刽子手们剖开了伍若兰的腹部,取出胎中的婴儿剁成碎片、肉酱,血浆和着泥浆,惨不忍睹……
  刽子手们砍下她的首级,将身子劈成四块,浇上汽油焚烧,还把她的首级悬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赣州城,笼罩在悲切、阴森、恐怖之中。
  噩耗传来,地动山摇。朱德仰天长叹,泣涕如雨,悲痛至极。他深切地哀悼着她:“若兰,我的爱妻,为了我,为了革命,你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安息吧,你的遗愿,必将在我们的手上实现!”

古井遗恨——陈毅与肖菊英的故事

  1930年7月,江西信丰县城,中国红军第二十二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原来,陈毅随毛泽东、朱德转战于井冈山、东固和赣南等地,不断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1930年6月,赣南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等独立纵队合编为主力红军第二十二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之任政委,辖五个纵队,有枪两千余枚,军部即驻信丰县城。为了迅速培养一批红军政治、军事人才,7月初,在信丰黄泥排周坪黄家祠主办红军干部学校,从信丰、南康等县挑选二百多名青年骨干到校培训,陈毅任校长,毛泽覃、张扬等人任教员。
  开学典礼上,陈毅作为校长,首先在典礼上讲话,接着是学员代表致辞。
  只见一个女生代表登上讲台,她微笑着向台下大大方方地鞠了一躬,然后展开手中的稿子,静了一下心。可是,她并没有按稿子念,她抬头扫视了一下会场,说:“刚才,同学们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很受鼓舞,特别是陈校长的报告,尤其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搞革命,没有文化知识不行,学习是会有困难的,但我们不能向困难低头。我们也应像陈校长所说的那样,刻苦奋发,锲而不舍,十分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明确大道理,练出真本领,将来为革命出大力,才对得起党的关怀,苏维埃的期望和人民的重托!”
  陈毅仔细听着她的发言,这位高个细腰、斯文恬静的姑娘,引起了他格外注意。她脸上有一对小酒窝,大眼睛,高鼻梁,清秀的脸庞,白里透红,加上她神态自若,讲话又干练清晰,落落大方,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转过身,问坐在旁边的教务主任钱益民:
  “这妹崽功底不错,叫啥子名字?”
  钱益民负责招收新生,对每个学员都有所了解,他将有关她的情况娓娓道来。
  她叫肖菊英,是信丰县城关嘉定镇人,今年十九岁。祖父原是卖苦力的,后攒了点钱开了个小布店。她父亲膝下有四男一女,她排行第三。由于只她一个女孩,家里人都视她为掌上明珠,加上她从小就聪明漂亮,更惹人喜爱了。
  旧社会男尊女卑,可她却幸运地读完小学又进天主堂读书。在天主堂里,她活泼可爱的性格突然受到了压抑,教士那刻板的面孔,教堂内严厉的教规,无聊的礼拜,使她感到要窒息一般。就在她打算逃学的当儿,大革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了信丰,教会停办了,学生散伙了,在进步师生的帮助下,她参与做宣传,建工会,办夜校,积极投身革命。1926年夏,她被推选当上了信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席,不久,又加入共青团。她不仅革命热情高,而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上两手。红二十二军一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她第一个报名要求入校学习,经党组织和苏维埃选拔,她成了第一批女学员。
  陈毅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好啊!这个妹崽不错,是个难得的人才,红军正需要这样多才多艺的人!”
  肖菊英,给他的印象很深、很深。
  开学伊始,为使学校早日走上正轨,陈毅从军部搬进了学校,和教员们住在一起。他亲自参加编教材,整理环境,还兼任政治教员,同时,他还教唱革命歌曲,同学员们一起下棋,做游戏,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活跃学校气氛。
  学校的环境,正适合肖菊英开朗的性格,无论政治、军事,她都觉得新鲜有趣,特别是娱乐课,更是她展露才华的好时机。她在这方面的天赋,使她很快成了学校文娱活动的中心人物。
  可是,肖菊英却觉得,陈校长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佩服。他文武双全,诗文兼备,却又平易近人,谦逊豁达,她对他是打心眼里敬重和钦佩。凡有疑难问题,她总是主动向他请教,得到的也是热情的鼓励和真诚的支持。自然,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位热情活泼的南国妹子觉得叱咤风云的陈毅的脾味和她很是相投。慢慢地,她感到陈校长是一个可靠的依托,在她的生活中,似乎每天都不能少了他。
  不久,学校开展了一次宿舍检查,陈毅带着师生代表逐个宿舍去看看。当来到整洁的女宿舍时,墙上两幅别开生面的宣传漫画吸引住了陈毅。一幅是土豪劣绅骑在破衣烂衫的农民头上,还一手挥着血淋淋的皮鞭;另一幅是工农团结起来,手持镰刀斧头,斗地主,砸锁链。陈毅一边叫好,一边站起来问旁边的彭家伦:
  “这是谁的杰作?如此生动形象?”
  “是肖菊英画的,一开学,她就把画贴上了。”彭家伦介绍说。
  陈毅对肖菊英笑道:“哟,肖妹崽你还有这一手呀!难得,真难得!把土豪劣绅的罪恶和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你可成了我们学校的画家!”
  陈毅的赞扬,使肖菊英感到耳根发烫,她羞涩地笑道:“画得不好,请陈校长批评!”
  “怎么,害羞了?这有啥子关系?艺术作品就是要大众化嘛!让老百姓一看就懂,这才是硬功夫呢。”
  陈毅打开了话匣子,便有些刹不住。
  “1921年10月,我从法国被押送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回到四川老家。这时,家业衰败了,全家寄居在陈氏宗祠两间破屋里,过年的时候,我老子要我写副春联,我就写了: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是春待来年。当时附近老少皆知,都觉得有道理。有时我也会胡诌几句歪诗,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嘛!心里有什么感受,就把它抒发出来。”
  听了陈毅这段自白,肖菊英觉得对他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她暗自庆幸结识了这位良师益友,不过,也仅此而已,她不愿也不敢想得再远了。
  然而,岁月再艰难,环境再恶劣,战争再残酷,在最关键、最危急的时刻,蕴藏在心底的爱,总要进发出来。
  开学不久,突然发生了一次事件。
  7月中旬,敌人终于探得红二十二军军长兼红军学校校长陈毅住在黄泥排的黄家祠。一天深夜,一支全副武装的敌军包围了黄家词。
  那时,红军武器少,学校的学员都不发枪,教员配备的枪支,既是防卫武器,又是课堂上的教具。当敌人突然袭击时,陈毅、毛泽覃等人立即组织学员们突围。教员们迅速抢占了一个高地,阻击敌人,掩护学员先撤退。这时,陈毅突然发觉肖菊英还站在自己身边,他心里一阵焦急,冲她大声说:
  “啥子时候,你还不快撤?”
  黑暗中,山下枪声更加激烈起来。
  “你上课时不是说,临阵不下火线吗?你不走我也不走!”肖菊英理由充分,嘴巴也硬。
  “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跟上队伍!”陈毅急了。
  肖菊英更急:“正因为危险,我才更不愿离开你,我愿和你共赴危险!”
  一句话脱口而出,泄露了真情,陈毅一时无言以对,只是深情而感激地望着她。
  肖菊英立时满脸通红,她急转话题,跺着脚说:“你是军长又是校长,责任重大,更要注意安全,我们学员不能只让你和老师去抵挡危险!”
  气势汹汹的敌人叫嚷着已分几路包抄过来了,陈毅抬头一看,立即命令:“泽覃、益民,你们带其他同志赶快撤退。”然后一转身,板起面孔,严肃地对肖菊英说:
  “我命令你随他们立即转移!”
  “那你呢?”肖菊英无奈,欲走却又问了一句。
  “不要管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说完,陈毅端起一挺机关枪,跃向壕边一个小土堆后面,朝山下射出一梭子弹。
  毛泽覃立即带领大家消失在后山的丛林中。
  身后的小山包上又传来一阵剧烈的枪声,肖菊英一阵心碎,强忍着眼泪,紧跟上队伍。
  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冲上了山头,一看,既不见一个红军战士,也找不见陈毅的影子,四处搜寻,折腾半夜,依然一无所获。恼怒的敌人又急忙赶回黄家祠去了。
  敌人冲进校舍,里面空无一人,只见一个早起的伙伕,头包白布,身着烂衫,腰系草绳,正漫不经心地往灶膛里添柴火,身边斜靠着一把自制的破胡琴。
  “快说,陈毅到哪去了?”敌人厉声喝问。
  伙夫趔趄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到窗前,伸手神秘地朝远方的小松林指了指。敌人见他神态憨厚,衣着破烂,认定他是个在学校烧饭的当地老表,立即丢下他蜂拥而出,直奔小松林而去。
  其实,这“伙伕’正是陈毅。
  不一会儿,松林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敌人在那里迎头碰上了红二十二军从城里来的大部队,被打得落荒而逃。
  敌人逃了,天也亮了,肖菊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毛泽覃等人返回学校,这时,陈毅已熬好一锅稀饭,正站在门口拍打着白毛巾笑迎他们归来。
  见陈毅安然无恙,肖菊英心里像放下一块大石头。当她听完陈毅讲述退兵之计,向他跨前一步,想说什么却马上垂下了头。过了一会,还是抬头说道:“你呀,想不到还有‘诸葛亮抚琴退司马’的本事呢!”说完,转身快步朝宿舍方向走去。
  学校遭到敌人突袭之后,为确保师生安全,搬到了县城天主堂。师生们有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7月28日,以彭德怀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攻进了长沙城,3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进驻南昌万寿宫。
  为了配合红二十军尽快攻下吉安城,奉上级指示,为加强红军各级干部队伍,信丰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提前毕业。
  8月上旬,全体毕业生进行了笔试和口试,肖菊英成绩名列榜首,被分配到红二十二军军部宣传科,任宣传鼓动干事。
  学校为庆祝学员顺利毕业,专门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毕业酒会。那天晚上,钱益民、彭加伦乘着酒兴,来到陈毅住处。在黄泥排的那个晚上突围时,他们发现肖菊英对陈毅感情非同一般,平时,陈毅对她也特别赞赏,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妹崽。于是,他们想乘这个时候探探他对肖菊英的印象,以便搭桥牵线。
  陈毅对他们的好意自然十分感激,此时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
  “自国外归来,去上海、回四川、进武汉、赴南昌,为革命转战各地,后来又上井冈山,一直没有环境和时间来考虑个人问题。我今年二十九岁了,男大当婚嘛,肖菊英给我的印象不错,才貌双全,文武相兼,是一位理想的女子。我没有直接向她挑明,一是想让她专心学完功课后再说,二是现在婚姻自主,她对我的感情我已察觉到了,但她并不很了解我,要成为夫妻,只有志趣相投,心心相印才行。我想,有机会我直接和她谈谈。”
  确实,肖菊英是爱陈毅的,而且爱得很深,所以,那晚情急之时才会真情泄露,但事后她又很感后悔和不安,觉得自己太轻率、太冒失。打那以后,她尽量回避陈毅,一门心思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同时,也有种种考虑:一是陈毅身为军长兼校长,身经百战,知识渊博,会看中自己吗?二是相识以来,他们虽然常常促膝长谈,却很少涉及个人经历,陈毅并不完全了解她,他不会像自己那样轻易表露感情;三是她对陈毅也了解不太多,他快三十岁了,曾经漂洋过海,难道就没遇到中意的人吗?越想她越觉得自己太幼稚,太自作多情了。
  本来,每个学员都可在家休息五天再去报到,但第二天,军部就来了一个通讯员通知她:“肖菊英同志,军长叫你到军部去一下。”肖菊英一听,顿时心里又高兴又胆怯。
  肖菊英随通讯员来到军部,陈毅正在门口迎候,一见面,便说:“来来来,里面坐!”
  陈毅给她倒了一杯茶,笑着说:“把你分到军部来工作,担子蛮重哦。你的考试成绩不错,你父母能让你从小读书,真不容易。”
  肖菊英双手接过茶杯,腼腆地说:“谢谢陈军长关心。”
  陈毅在她对面坐下,接着说:“封建社会,提倡三从四德,妇女受尽了压迫,而你父母却不理会这一套,把你当做真正的人看待,还花钱供你读书,实在难能可贵,叫我可敬可佩。”
  陈毅这几句话,让肖菊英心情平静下来,她没想到陈军长不但了解自己的家庭,对妇女也很能理解和同情,她笑着问:“陈军长也赞成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吗?”
  陈毅沉思片刻,说:“是的,我从小就对封建礼教很反感。那时兴缠小脚,我对此深感痛恨,我家的几个妹崽和堂妹,就是我说眼大人给放脚的。我从法国回来后,添了个小妹,家里却一直不给取名,我问母亲原因,她说,不就是个女孩吗?有没有名字无所谓,反正以后也是人家的人。我说,您不也是女人吗,怎么能自己看轻自己?母亲被说服了,让我取名,我便给小妹取名‘重坤’。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地的意思,母亲也完全同意了。”
  肖菊英听着,微微地笑了。陈毅的大度、亲切,使她轻松不少。“陈军长,那天晚上,我……请你原谅……”
  肖菊英双颊泛红,垂着头,说不下去,右手指在桌面上划来划去。
  “不,不,你没有错,我正是为这事找你来呢。”一向坦荡的陈毅,以真诚的态度向她表白:“你不仅没有错,而且我真心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本来我早就想向你表达这份感情,但是,短短的学期,我不能让你受到影响,而作为校长,我更不能这样做。你在危急关头,把对我的感情首先表达出来,使我内心感到欣慰和幸福。当然,择偶是终身大事,必须双方思想感情相融,性格相投,这就叫志同道合吧。对于你的为人和才华,我都心仪已久,如果愿意,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
  这恳切而感人肺腑的心声,使肖菊英立即抬起了绯红的脸。她第一次感到了爱情的甜蜜,但她这回没有冲动,只是报以无限信任的眼光,微笑着注视着对方。
  陈毅伸出双手,将她的手轻轻握住,并轻轻放在自己身边。她的心怦怦地跳着,脸上火辣辣的发烫,觉得周身的血都在沸腾,热泪却充盈了眼眶。
  陈毅又柔声说道:“也许你对我还并不很了解。我没结过婚,在异国他乡,在归国之后,并不是没有过女友的追求,但都没有打动我的心,一则我没有碰到让我心动的姑娘,二来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而现在柔情似水的你走进了我的生活中,我会十分珍惜我们的爱情。”
  肖菊英再没有什么顾虑了,热泪也随之夺眶而出。
  8月中旬,陈毅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率红二十二军立即开赴前线,配合兄弟部队攻打吉安。
  即将到来的战斗,使这对热恋的青年迅速决定了他们的终身大事。当部队行至大余县境,陈毅与肖菊英结婚了。
  8月27日攻打吉安,这是红一军团组织的第八次攻击行动,由于红二十二军来不及赶到,未能奏效。陈毅率红二十二军在与吉安邻近的泰和县集结待命,发动群众,对吉安城形成包围。
  肖菊英也投入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就在这短短的战斗间隙,他们度完了蜜月。
  9月29日,红军总部发出了攻击吉安的命令。10月4日,肖菊英随红军从西路突破,进入了吉安城。
  1931年1月17日,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陈毅任特区委书记,不久,赣西南特委转移到了瑞金,特区委办公机关设在兴国城,肖菊英也调至特区委妇女部工作。肖菊英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细致的工作,从不给陈毅出难题,她的工作经常得到特区委其他领导的赞扬。有这样一位贤能、通达而能干的妻子,陈毅十分满意,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感充实。
  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二十万兵力开始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进至赣南,红军总前委先后在宁都青塘、兴国古龙岗等地召开扩大会,决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方针。
  回到兴国后,陈毅将反“围剿”的严重形势告诉妻子,要她随时作好配合主力出击的准备。不几天,陈毅又接到总部继续参加会议的通知。
  这时,敌人已派出大批飞机向根据地腹地开始了轮番狂轰滥炸,战争迫在眉睫。
  一大早,陈毅安排好区委工作,准备去参加会议。行前,他来到正在为他准备行装的妻子面前,双手搭在她肩上,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她:
  “菊英,我们主力部队已开始集结,后方比较空虚,你们机关人员要随时准备采取应急措施,一要防破坏,二要防空袭,关键时候要保护好重要文件,组织好群众转移。”
  肖菊英完全理解丈夫的心情,她以特有的自信、坚毅、果敢向他表示:“你放心吧,集中精力开会,机关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停了停,她又笑着说:“我会像你当‘伙伕头’那样去应付各种情况。”
  陈毅也笑了。
  肖菊英将装有笔记本、自来水笔、毛巾等物品的挎包挂在丈夫的肩上,然后整了整他的军衣,目送他离去。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是这对恩爱夫妻的永别。
  就在陈毅离开的当天下午,数架敌机开始了对区委所在地坪山镇的突然轰炸。房屋倒塌了,草垛起火了,牛嘶马叫,鸡飞狗吠。肖菊英冒着滚滚浓烟,迅速将机要文件送到野外埋藏起来。敌机依然在空中盘旋,时而俯冲扫射,时而扔下炸弹。爆炸声、扫射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
  肖菊英不顾一切,紧张而有秩序地和同志们一起组织群众转移。就在她将最后一批群众送出村口时,一架敌机带着刺耳的怪叫俯冲下来,子弹像雨点般在她身边开花。肖菊英迅速闪身朝低洼处隐蔽,刚奔出不远,突然一脚踏空,掉进了一口深深的古井中。
  就这样,肖菊英匆匆离开了人世。
  前委总部的会议结束了,陈毅迅速返回区委,想尽早见到爱妻。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当他回到兴国城时,迎接他的,却是这样一个让他痛不欲生的噩耗。
  肝肠寸断,天昏地暗,陈毅猛扑到妻子的灵堂前,泪流满面。
  1932年2月,陈毅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了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城,可他却怎么也不能忘怀肖菊英。
  6月下旬,陈毅指挥水口战斗途经信丰,他特意携亡妻遗物,专程进城看望岳父岳母,并将遗物转交二老保存。这位戎马生涯、叱咤风云的将军,在亲人面前却无法控制住内心深处的悲戚和痛苦,终于嚎啕大哭。岳父岳母也泪流满面,情不能自禁。家人原准备请陈毅吃顿饭,但陈毅一直陷入对妻子难以忘怀的追思之中,伤心欲绝,如何能吃得下这顿饭?最后也只得作罢。
  全国解放时,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依然没有忘记肖菊英,他给当时任赣南区党委书记的杨尚奎同志发出电报:肖菊英应定为革命烈士。

毛泽覃与贺怡的爱情乐章

  1929年春,吉安东团。
  “贺怡,上来一下,有点事找你!”
  贺怡正在河边洗衣服,听见有人叫自己,忙甩甩手上的水珠,走上河堤。
  “什么事?”
  “准备派你去照顾一个病人……”找她的是赣西的特委书记江健民。
  “毛泽覃。他原来是红四军三十一团三营的党代表,跟毛委员、朱德军长从井冈山下来后,在赣南大度负了伤,准备在这里治疗一段时间。现在担任特委委员兼东固区委书记。”
  “哦,原来是他呀!”贺怡说。
  “嗯,怎么,你认识?”
  “听我姐姐说起过,他就是我姐夫毛泽东的弟弟。”
  “那就更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吧!”
  毛泽覃住在一个老表家里。
  在去的路上,江健民有点犹豫不决地说:“贺怡,刚才没来得及和你说清楚。组织上考虑到东固是个游击根据地,不大稳固,敌人随时会来搜查,而毛泽覃同志伤势较重,不宜经常迁徙,因此,我们特委研究,打算让他隐蔽治疗,由你和他假扮夫妻,以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没问题,只要革命需要,我就假扮这一次。”贺怡冷落落大方,毫无忸怩之态。
  江健民放心了,可他又问:“你会讲吉安话吗?”
  “会,我还在吉安念过几年书呢。”
  “这样就更好了!”
  走进一幢黑乎乎的小土屋,只见毛泽覃斜斜地靠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就着昏暗的光线,聚精会神地看一张皱巴巴的报纸。
  听见脚步声,毛泽覃抬起头,见江健民和一个姑娘走进来,忙欠了一下身子,想坐却没有坐起来。
  江健民见状,走近一步按住毛泽覃:“别起来,你就躺着吧。”又指着贺抬说:“这是派来照顾你的贺怡同志。”
  毛泽覃向她伸出宽大的右手,笑道:“你好,贺怡同志,常听你姐姐讲起你。”
  “是吗?”贺怡与他握过手,开始细细地打量他起来。她听贺子珍讲过,在心里揣摩过他的形象,现在看来,果然分毫不爽,宽宽的额头,方方的下巴,嘴唇线条分明,浓眉大眼,眉际很宽,很像他的哥哥毛泽东。
  毛泽覃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对她做了个手势:“贺怡同志,你请坐!”
  灶间飘来一股油烟味,一位老太太正在灶上忙碌着。
  江健民对毛泽覃说:“这位老太太孤身一人,唯一的儿子当红军时牺牲了。贺怡会讲当地话,就假扮她的女儿,你扮作外地来上门的女婿,当地话叫‘招郎’。”
  江健民又交代了几句,抽身欲走,刚好老太太端了饭上来,要留他吃饭,他推辞有事就走了。
  贺怡帮老太太摆好饭菜,用小碗装了一碗稀饭,端到毛泽覃床前,准备喂他,毛泽覃见此,急忙说:“我自己来。”说着动了一下身子,这一动,触着了伤处,他忍不住蹙紧了眉头。
  贺怡说:“讲什么客气嘛,组织上不就是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才派我的吗?既然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还要我来干什么?”
  毛泽覃暗暗感到她的泼辣难以抵挡,不禁笑道:“好,好,听你的。”
  贺怡笑了,拿起汤匙,舀起一匙稀饭,靠近唇边轻轻吹了一下,细心地送进他嘴里。
  毛泽覃在女孩子面前,一贯显得腼腆,如今,竟有一位热情活泼而又美丽大方的年轻姑娘喂自己吃饭,他更感觉到耳热心跳,手心冒汗。
  毛泽覃不时偷偷地看贺怡一眼,见她相貌跟贺子珍有几分相像,只是脸更圆,睛睛更大,亮晶晶的,皮肤略不如她姐姐白皙。他暗想,贺怡真是跟她姐姐一样,名不虚传,难怪有人要称其姊妹是“永新双姝”了。
  在贺怡的悉心护理和照顾下,毛泽覃的伤势开始了明显好转,已能下床活动了。
  为使毛泽覃早日恢复健康,贺怡经常扶着他在乡下曲折的田埂上漫步、谈话。
  望着身边年轻美丽的姑娘,毛泽覃总觉得让她来照顾自己,真不好意思,他嗫嚅着说:“贺怡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做惯了家务,这点事情还能难倒我吗?”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清清白白的一个姑娘家……我……”
  “哟,看不出你还那么封建。”看着毛泽覃窘迫的样子,贺怡立即明白了他是讲假扮夫妻一事,不禁乐了,“这是斗争的需要嘛!”
  说实在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贺怡觉得,自己对毛泽覃的那种感觉,和刚开始时有点不同了,那时,纯粹是为了上级的安排,革命的需要,而现在呢?她越来越觉得毛泽覃亦非等闲之辈。对目前的形势,他常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而且谈到大事,他一出口就能使人感觉到他思想相当敏锐,谈吐不俗。有时想到自己的亲姐姐和他的亲哥哥,她也会做做姑娘们爱做的梦。
  毛泽覃呢,他一开始就对这位姑娘颇有好感,特别是她对自己尽心尽力、体贴入微的照顾,更令他感动,简直像一位非常称职的妻子。想到“妻子”这个字眼,毛泽覃不禁暗骂自己,人家一个年轻女孩子不顾世俗偏见来照顾自己,自己怎么还能动这非分之想?
  毛泽覃很快康复了,接踵而至的是“夫妻”俩的分离。
  贺怡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望着初春的田野,托腮凝想。她有点奇怪,他的伤怎么好得那么快呢?否则的话,她就可以再服侍他一段时间了,想到这里,她又为自己的荒唐想法感到可笑。
  屋里,毛泽覃在打点行装,贺抬门声不响地走过去给他帮忙触到贺怡润滑而微凉的手指,毛泽覃心里一动,但很快又把自己的手滑开了。他故作轻松地对她笑道:
  “贺怡同志,太感谢你了,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对我的照顾。”
  贺怡心一沉,心想,他怎么还讲这种客气话?看来是自己在自作多情了。
  她强作笑颜,说:“没什么,大家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兄弟姐妹嘛,这么一点小事还讲什么客气。”
  听见这话,毛泽覃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去握她的手。“都是自己自作多情,要是刚才贸然行事,可真下不来台了。”
  “贺怡同志,以后我们还在一个特委领导下工作,希望你多帮助。”
  “哪里,这可不敢当,我该向你多请教。”
  两人对话竟是越来越客套了,而心中的那一束依依之情,有谁能知?
  毛泽覃和贺怡握了握手,便掮起简陋的行囊,转身走了。西下的夕阳,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他没有回头。
  贺怡呆呆地站着,泪水漫漫溢出了眼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毛泽覃回到东固区委已有几个月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地革命之中,只是,每每在月朗星稀的夜晚,他会想起和贺怡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
  一天,毛泽覃刚从田里劳动回到区里,到特委送文件的通讯员小郭也回来了。他一进办公室,便将一把糖塞到毛泽覃手里。
  “毛书记,吃喜糖。”
  “喜糖?是不是我们的小郭找到媳妇啦?”毛泽覃捏捏他的鼻子,笑着问他。
  “唔,这是特委秘书长刘士奇同志的结婚喜糖。”
  “哦,是刘秘书长结婚,新娘子是哪个?漂亮吗?”毛泽覃随手剥了一粒糖放进嘴里。
  “新娘子是贺部长,好漂亮呢,两只眼睛大大的,像会说话似的。”
  “贺部长?哪个贺部长?”毛泽覃心里“格登”一跳。
  “贺怡同志。”小郭说着递过一份文件,“她刚调到特委来当妇女部长。这是我刚拿回来的文件。”
  毛泽覃只感到脑子“嗡”的一声,思维立即变得混乱不堪,而心里,像被谁打了一闷根,脸色煞白。他无力地坐下来,勉强拿起文件,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毛泽覃只觉得心潮起伏,难以自抑,今早上还想着要通过嫂子贺子珍去探听一下贺怡的口气呢,现在,一切都不用想了……
  可是,他又怎么知道,贺怡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出这一步的呢?
  贺怡离开东固后,回到了吉安。一天,她母亲杜秀向她提起了婚嫁之事。
  “你年龄也不算小了,该找个婆家了吧?”
  “妈,我才十八岁呢。况且,那也总得有个合适的人再说吧!”贺怡立刻想到了毛泽覃。
  “提亲的可不少呢,前几天有个人来给你爸爸说了一个人,我们觉得还过得去。”
  “谁嘛?”贺怡心‘怦怦”跳,她真希望母亲嘴里蹦出“毛泽覃”三个字。
  “刘士奇。”
  “他呀!”贺怡立即觉得兴味索然,向妈妈撇撇嘴。
  晚上,在特委当文书的父亲贺焕文回来,他表情严肃地对贺怡说:
  “你妈给你说了吧。我觉得刘秘书长挺不错的,就是脾气凶点,你考虑考虑吧。”
  杜秀接口说:“当男人的,哪个脾气不凶点?”
  贺怡噘起嘴,不情愿地说:“我和他一点都不熟悉,一点感情也没有。”
  “什么感情不感情,我和你爸爸结婚时,连你爸爸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呢。现在不也过得挺好?”
  “现在时代不同了嘛,妇女要有自主权,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贺怡把脸转过去。
  杜秀看看无法,她泪眼婆娑地走到贺怡面前,颤声说:“难道要妈跪下来求你吗?”
  贺怡大惊失色:“我怎么敢叫妈跪在我面前?”
  贺怡弄不清父母是否还有什么更加难言的苦衷,她搀住母亲,眼里含着泪花说:“妈,你让我考虑一下。”
  怎么办呢!贺怡一向大胆泼辣,可是,碰上这种事,她却无法拿定主意。
  最后,贺怡还是违心地作了刘士奇的新娘。脾气不合,这无异雪上加霜,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更难维系了。
  贺怡深悔自己关键时候太软弱,然而,事已至此,她只有把辛酸的泪水往肚里吞。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尽量不去想这些。
  1930年2月7日,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联合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特委书记,贺怡任特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
  8月,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央还专门派了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会议。
  特派员在会上自始至终没露过一丝笑容,他宣读了上级的指示:
  “鉴于刘士奇同志自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以来的一系列右倾举动,刘士奇同志已不宜再任书记一职。必要时可到上海等地学习一段时期……”
  贺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刘士奇和她在婚姻上貌合神离,但他对工作却是尽职尽力的,怎么会右倾?她感到难以理解,再看刘士奇,他正襟危坐,面无表情,专心听着特派员的发言,还做着笔记。
  隔了几天,刘士奇将一纸离婚书递到贺怡手中。
  “小贺,我知道你跟我结婚是不情愿的,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我这次去上海,不知上级会有什么处理,我们还是分手吧,免得连累你。”
  贺怡接过离婚书,心里像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
  “等把问题弄清楚再说吧,也许搞错了……”
  “不必了!”刘士奇打断她的话:“短期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他终于走了。
  贺怡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虽然她对刘士奇深表同情,但毕竟只是同情,她不愿一辈子就这样凑合着过,她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然而,令贺怡吃惊的是,上级忽然对她宣布:暂时停止贺怡同志特委候补委员和妇女部长职务……
  贺怡像一头扎进了苦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士奇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整天在苦闷中徘徊。
  终于有一天,新任特委书记李文彬来找她了:
  “贺怡同志,特委全面地审查了你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希望你再接再厉。”
  “查清了?我没事了?”
  “没事了,你仍然担任特委候补委员和妇女部长职务。”
  贺怡眼里迸出泪花,紧紧地握住李文彬的手,说不出话来。
  时间又快过去一年了。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6月,成立了永(新)吉(安)泰(和)特委,上级任命毛泽覃为书记,贺怡为特委委员兼保卫局局长。
  “毛泽覃要来当书记了。”贺怡的心像被什么猛撞了一下,敏感地剧跳起来。
  两年多没见面了,他还和以前一样吗?贺抬想象不出来。但东固山区的那段日子又在她脑海中鲜明地浮现出来。
  任命文件下来的第二天,毛泽覃就到了,两个见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贺怡站在毛泽覃面前,眼睑低垂。她依然短发圆脸,皮肤白嫩,只是瘦了。闪烁的大眼睛,依然明亮照人,但,失却了往日的天真单纯,变得深不可测,长长的睫毛后面,有一种常人体会不到的沉重和痛楚。
  毛泽覃伸过手去,热情地说:“贺怡同志,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以后请多帮助。”
  贺怡握住他的大手,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淡淡地说了句:“欢迎你来领导我们的工作。”
  晚上,毛泽覃躺在床上,心潮难平。他知道贺怡结了婚,可是,他们在东固度过的那段日子却怎么也忘不了。他甚至有些后悔,要是自己当时大胆点就好了,不管结果怎样,总可以试探一下呀!
  毛泽覃难以入睡,披衣起床,走出户外。
  今晚是上弦月,月色清朗,淡淡地照着大地,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毛泽覃顿觉心胸开朗不少,信步朝河边走去。
  忽然,他看见前边有个人影,看那背影,蜂腰、削肩、短发,那不是贺怡吗?他想避开,但想了一下,还是走近去,唤了一声:“贺怡同志!”
  贺怡吃了一惊,猛地回头,见是毛泽覃,脸一阵发热,说:“出来散步啊。”
  “嗯,我看今晚的月光难得的好,便出来走一走。”
  接下来,两个人都默然无语。
  还是毛泽覃先打破沉默。
  “这两年来过得好吧。”
  “凑合着过罢了。”
  毛泽覃心里一紧,听她的话音,竟是那么无奈。
  “听说老刘到上海去了,问题落实了没有?”
  “我和他结婚后,一直合不来,去年离婚,再没得到过他的消息。”贺怡顿了一下,又试探地问道:“怎么,这次没有偕夫人前来吗?”
  毛泽覃苦涩地一笑,又幽幽地叹了口气,说:“还没考虑到这些。”
  贺抬心里动了一下,是还怀念着过去吗?那为什么又不早提呢?现在一切都太晚太晚了啊!
  这一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虽然成熟了不少,但那颗心还是那样忽远忽近,飘忽不定。
  担任特委书记后的毛泽覃,工作更忙了,吃饭也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累得人都瘦了。贺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办呢?要帮帮他也总得师出有名啊。
  毛泽覃的衣服经常换下来没时间洗,有一天,毛泽覃发现,头天换下来的衣服被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在床上。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这种事以前也偶有发生,他的房间,从不上锁,有的女同志看他那么忙,也会帮他洗一下。但越往后,这成了一件经常的事。
  毛泽覃决定探个究竟。一天,他故意放下一堆脏衣服,出去了,中途再折回来,不料,迎面碰上的竟是捧着脏衣服出来的贺怡。这一下,两个人都闹了个大红脸。
  毛泽覃不好意思地说:“贺怡同志,怎么好意思经常麻烦你?”
  “没什么,你工作忙,帮你干点小事也算是为革命多干点工作嘛。”
  贺怡再看了毛泽覃一眼,又加上一句:“干脆这事以后就交给我吧,本来这就是女同志干的活。”
  毛泽覃感激地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颗一度疏远的心,又慢慢地靠近了。
  毛泽覃感觉到,贺怡仍未忘情于自己。他想干脆向她挑明,又有顾虑:“她刚离婚,我……”
  贺怡顾虑更多。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但那种封建的贞操观念在她脑子里还是留下了一块不小的阴影。她想自己是结过婚的人了,跟他结合,太委屈他,以前那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现在又何必旧事重提?
  但毛泽覃已顾不了这许多了,他错过了一次机会,不愿再放弃第二次机会了,说不定以后变动一下工作,就更没有机会表白自己的心事了。
  一个黄昏,毛泽覃约了贺怡出来。
  “贺怡,”他省去了“同志”二字。贺怡听了亲切了不少,“我想和你说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贺怡极力装得不冷不热。
  “我想……能不能……”毛泽覃吞吞吐吐。
  贺怡预感到了什么,静静地等他下文。
  毛泽覃语气急促地说:
  “最近有人给我做了个媒,你给我参谋一下好吗?”
  贺怡心里猛地一跳,脸色转白。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一下,但声音仍有点发抖:
  “是吗,那好呀,这位姑娘是谁?”
  “你认识的,而且还相当熟悉。”毛泽覃像故意卖关子,又住了口。
  贺怡步履沉重,她把跟自己较熟的姑娘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弄不清是哪位。
  两人走上一座小桥,毛泽覃又说:
  “我这里有她的照片。”
  “在哪,可以给我看看吗?”贺怡迫切地问。
  “可以,你看。”毛泽覃走到桥中间,用手朝河心一指,平静的河水映出毛泽覃和贺怡的身影。
  霎时,贺怡全都明白了。
  她只觉得血往上涌,泪水往外冒,心里好激动又好感动。
  大突然了。贺怡一点准备都没有,她努力控制住自己,声音还是有点颤抖,但却温柔了许多。
  “泽覃,你还是仔细考虑考虑吧。”
  “怡妹”,毛泽覃猛地呼出这两个字,急切地说:“怡妹,我什么都考虑过了,你嫁给我吧!”
  “那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贺怡无力地说,觉得自己的心在慢慢地溶化。
  “你也不用考虑了,我知道你也很喜欢我,在东固就很喜欢我了,对吗?”毛泽章拿起她的手用力握着,说:“怡妹,何必要自己欺骗自己呢?”
  “可是,泽覃,你来得太晚了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贺怡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淌着,那神情,像一只受伤的小鹿,看得毛泽军心里直发痛。
  “不,我不管,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怡妹子。”
  毛泽覃热血沸腾,一把抱住贺怡,盯着她的眼睛:“我要你说,你喜欢我吗?要是你不喜欢我,我立即死了这份心。”
  贺怡感到好不容易筑起的心堤在一寸一寸崩溃,终于,她紧紧地抱住毛泽覃,声音哽咽地说:“泽覃,我本来就是好喜欢你的呀!”
  毛泽覃爱怜地抚摸着她的一头短头,柔声说:“怡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暮色渐起,心中轻松而又无比幸福的毛泽覃挽着贺怡的手,路轻言细语,慢慢往回走去……

陈正人与彭儒在井冈山双栖双飞

  1928年秋,遂川县城,阴雨夹着阵阵寒气。彭儒和周礼、刘琛急匆匆地赶到县委去报到。来到县委的所在地,走进办公室,里边却看不到一个人。
  三人正商量着怎么办,外面走进来一位年轻小伙子,赤着一双脚,裤腿卷到了膝盖的上面。彭儒站起身来,冲他问道:
  “喂,同志,你知道县委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
  “哦,我就是县委的,叫陈正人,现在负责县委的工作,刚下乡回来,让你们久等了,真对不起。有事吗?”
  彭儒掏出介绍信递了过去,陈正人接过看了一下,热情地说:“欢迎你们到遂川来支持我们的工作。”边说边和他们握手。
  彭儒心里暗自诧异:“想不到陈书记就是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看他样子,简直像个中学生。”
  “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吧,工作的事情,明天再安排。”陈正人沉思了一下,接着说:“这样吧,周礼同志就先和我在一起挤一挤,你们两位女同志跟我到这边来。”
  把她们二位带到一间空房安顿好之后,陈正人便走了。
  待陈正人一走,彭儒便对刘琛说:
  “刘姐,真想不到一个县委书记会这么年轻,这么朴素,要在路上碰到,我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农民小后生。哎呀呀,真是年轻有为……”
  16岁的彭儒天真烂漫,心直口快说个不停:
  “这么冷的天了,他怎么连双鞋都不穿呢?”
  “肯定是没有鞋呗,你就给他做一双嘛!”刘琛打趣地说。
  “做就做,怕什么!”
  “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可是只有没过门的媳妇才会给她未来的男人做鞋的哟……”
  “我叫你胡说!”彭儒扑过去,刘琛嘻嘻笑着躲开了。
  外面的雨依然渐渐沥沥下个不停,屋子里两位姑娘的欢声笑语,却仿佛把季节又带回到了温暖宜人的春天。
  第三天一早,彭儒和刘琛找到陈正人。彭儒毫不客气地问:
  “陈书记,来这儿三天了,也不安排我们工作。”
  “我是想让你们先休息休息,再谈工作,可巧你们就来了。”陈正人的目光在彭德清秀的脸庞上飞快地扫视了一下,继续说:“你们二位原先也是搞宣传出身的,本县的宣传重任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县群众基础不错,革命的传统也很悠久了,宣传工作搞起来不会太棘手,再加上你们搞这一行早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就不再赘言了,具体的事宜你们再商量一下。”
  彭儒朗声说道:“好,那我们就去开展我们的工作了,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陈书记多指导。”彭儒说完,向刘琛使了个眼色。刘琛会意,从随身背的挂包里掏出一双布鞋,放到陈正人的桌子上,笑说:“陈书记,请笑纳。”
  “哎哟,这怎么敢当。”陈正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烂草鞋,不好意思地并了并双脚。
  彭儒见此情景,忍不住“噗哧”一笑。刘琛又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见面礼。不过,这都是彭儒的功劳,她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做出来,要不收下,可就太对不起人家了。”
  陈正人双手接过布鞋,在脚上比划了一下,竟然正好合适,忙说:“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太感谢二位了。”说完,深深地看了彭儒一眼,彭儒心里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感觉。
  不久,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会剿”被粉碎,彭儒也随红军大队回到了井冈山,分配到湘赣边界特委,搞妇女工作。
  10月14日,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谭震林当选为特委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不久,特委机关也从宁冈茅坪的步云山迁到了茨坪。
  在茨坪,彭儒又一次见到了陈正人,她高兴地说:“陈书记,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你没有跟部队走?”看见彭儒,陈正人眼睛一亮。
  “我现在被调到特委来搞妇女工作,以后又是你的部下了,请多帮助噢。”
  “太好了,我们以后互相学习吧。”
  有一次到黄坳检查工作,陈正人与彭儒刚好在一组,回来的路上,陈正人说:
  “彭儒同志,听说你的小名叫良凤,是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
  “嘿嘿,我常听见有人这么叫你,以后……我也这么称呼你,可以吗?”
  “行,这有什么不可以?”
  “良凤,你很能干呢,听说你十四岁就入了青年团,第二年参加了湘南暴动,我还听说,宜章年关暴动时,你买了很多红纸来写标语迎接工农革命军,店老板问你买这么多红纸干什么,你说是给左右邻居写年对骗过了他,对吧?”
  “咦,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我可从来没对人讲过呀。”
  “这个,这个,我是听你们宜章人讲的。”
  陈正人与彭儒边走边谈,身后留下两串脚印,心里掀起阵阵涟漪。
  一天,彭儒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谁来的呢?一看信封上那秀丽飘逸的字,彭儒仿佛看见一张定额头、方下巴、鼻梁挺直的脸庞,顿时怦然心动。
  信是陈正人写来的。
  彭儒拆开信,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礼札纸,上面是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信是用文言文写的,她还有点看不懂,可是,信中表达的求爱之意,她再明白不过了。信尚未看完,脸上早已是彩霞满天,心里却又羞又喜。
  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彭儒手足无措,她想了想,把信放到军装口袋里,匆匆地去找好友贺子珍和嫂子吴统莲商量。
  看到彭儒满脸通红,步履匆匆的样子,贺子珍打趣道:
  “良凤,今天碰上什么喜事啦?是不是收到求爱信了?”
  贺子珍是歪打正着。彭儒红着睑把信递到了贺子珍和吴统莲的面前:
  “贺大姐、嫂子,帮我拿个主意。”
  贺子珍接过信,看着看着,嘴角绽出一丝微笑,对彭儒说:“哎呀,良凤,你还有什么犹豫的?陈正人年轻有为,作风朴实,是个人才咧!”
  “如果你心里觉着愿意,就回他一封信吧。”嫂子吴统莲劝她。
  “这种信怎么写呀?”彭儒不好意思地说。
  “我这个当大姐的今天帮你一回,统莲,你来执笔,我和良凤来说。”
  第二天,一封出自三人手笔的情意真挚的信就到了陈正人的手里。陈正人拿着这封梦寐以求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陈正人喜滋滋地找到彭儒,两个人漫步在茨坪清清的小溪边。
  “良凤,你的信写得真好,到底不愧是女三师的学生。”
  “这写的不……”彭儒差点要说出事情经过米,说到还儿却多了个心眼,舌头拐了个弯,“这与的不好,你过奖了,你的文学才真是好。”
  深秋的夜晚,凉气袭人。陈正人取下披在自己身上的大褂加到了彭儒身上,动情地握着彭儒的手,说:“良凤,我们结婚吧。”
  彭儒将头轻轻地靠进陈正人怀里,羞涩地应了声“嗯”。
  遂川县委的同志得知陈正人和彭儒结了婚,七拼八凑,给他们的老书记送来了一条印花布的薄被子。
  陈毅在回师茨坪的路上听说陈正人和彭儒成了伉俪,一到茨坪,便直奔陈正人和彭儒的“家”,进门就嚷:“喝喜酒的来罗!”
  彭儒赶紧迎出来:“是陈主任啊,快请坐。”
  陈毅一坐下便说:“听说你跟我们的本家结了秦晋之好,怎么也不通报我老陈一声啊?不行,得罚你们请客。”说完得意地笑了。
  当晚,陈正人和彭儒把两个人的伙食节余和零花钱凑了凑,托县委的同志买了一只大母鸡和几斤猪肉、几斤酒,搞了一桌喜宴。陈毅、宋任穷、杨至成、彭琦(彭儒的哥哥)、吴统莲等人前来赴宴贺喜。
  陈正人和彭儒结婚没多久,湘、粤、赣三省敌军便开始发动了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
  1929年1月,井冈山前委决定主力红军进军赣南,红五军、工住所部三十二团和湘赣边界特委留守井冈山。其中武装力量不足一千人。
  元月下旬,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的五大哨口,被敌人攻破了其中的桐木岭、八面山、黄洋界三个,井冈山失去了屏障,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在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红五军和地方赤卫队按原定计划从荆竹山向外突围。
  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里,彭儒碰到了陈正人。自从这次反“会剿”一开始,他们就没见过面。这时的陈正人,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正紧张地指挥群众坚壁清野和撤退。他的破棉袄绽出一团团棉花,在寒风中飘动,原本白净的脸,这时已被硝烟熏燎得乌黑。彭儒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陈正人面前,什么也顾不上说,只深情地对视了一眼,便一起继续组织群众和部队疏散转移。
  井冈山失守了。特委机关只剩下陈正人、王佐农和彭儒三人还在山上。陈正人与特委委员王佐农商量说:“我们要迅速去找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收容部队坚持斗争,井冈山的红旗决不能倒。”
  王佐农深深地点点头:“对,老陈。”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是不是我回到遂川选去找地方党组织,把遂川的工作也重新搞起来,这样影响就更大。”
  陈正人考虑了一下,回答说:
  “也好,老王,不管斗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记住,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王佐农走后,陈正人夫妇找到一位年轻人带路去荆竹山。陈正人一行三人,经过种种磨难艰险,终于找到了荆竹山的乡党支部书记刘苗。刘苗高兴地拉着陈正人的手,哽咽着:“陈书记,真没想到你们还在山上!这可好了,我们还可以和敌人斗下去。”
  刘苗把陈正人等领到一个老太太家中,老太太把自己积存下来的一缸豆子炒给他们吃,又找出珍藏着的一点点食盐,泡成盐开水让他们喝。彭儒端起这碗盐开水半天喝不下去。她既难过又激动:井冈山的人民正处在不堪忍受的严寒饥饿之中,可是,他们总是竭尽全力,支持我们……
  此后,他们收容被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可是,食物缺乏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他们常常几天吃不上一点东西。与此同时,彭儒还经常呕吐,陈正人以为她病了,又找不到医生,一筹莫展。彭儒却惊喜地对陈正人说:“正人,不用急,是我有喜了。”陈正人高兴地将彭儒紧紧地搂进怀里。
  然而彭儒又有点犯愁了:“这个小东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么个艰难的时候跑来了。”
  能够糊口的东西越来越难寻了,能够找到野菜、竹笋,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而这种没油没盐的“野味”,常常吃得他们腿肚子发软,心里发慌。身怀六甲的彭儒,更感虚弱。
  有一次,陈正人路过一片废墟,竟然发现在一堆被烧成焦炭的稻谷中,还残存着一小把熏得黑糊糊的谷子。他高兴得像发现了宝藏,小心翼翼地拾回来,用手搓出米心,和着野菜熬了些汤。他把汤端到彭儒面前,说:“良凤,你把它喝了吧。”“不,还是你喝……”彭儒说。“你身体弱,又怀着孩子,我身体棒得很呢,瞧——”为了证实自己的话,陈正人站起来蹦了几下,突然一阵眩晕,他赶紧坐下来。“你看你,逞什么强。你担负着领导游击队和敌人斗争的重任,如果你垮了,游击队就又要解散了,孩子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彭儒说着直掉眼泪。
  担任宁冈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的何长工听说陈正人等在山上坚持斗争,忙派人把他们接到山下。
  何长工激动地握着陈正人的手:“你们还活着,那么多敌人都没能找到你们?”陈正人也激动地说:“老何,你的队伍还不少嘛,还称得起司令哩!”
  不久,特委工作恢复起来,红五军重返井冈山,边界各项工作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永新县大湾村老党员秋古子家里,彭儒分娩了,是个男孩,陈正人和彭儒给儿子起名永生。
  永生满月的那天,陈正人试探地问彭儒:“良凤,以后我们的工作会更艰巨,带个孩子在身边,可能会有些不方便呢。”
  “这个我早想好了,先把他寄养在老表家里,等革命胜利了,再来接他。”彭儒立即说。
  “好好,我就担心你舍不得。”
  彭儒一下子反应过来,轻轻朝他肩上捣了一拳,说:“好啊,原来你是不相信我!”
  第二天,陈正人和彭儒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又向地方上的同志借了一点,凑成两块大洋,送给孩子的养父母。收养孩子的老表没有生育,平空得了个儿子,高兴得光咧着嘴笑。他给孩子办了一桌满月酒,请陈正人和彭儒吃饭。可他们俩哪能吃得下去?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彭儒紧紧抱着儿子,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彭儒把孩子交给养母,和陈正人一步一回头地朝村外走去。走到村头一棵柏树下,看不见孩子了,她再也控制不住母子分离的痛楚,倚着柏树,痛哭失声。
  陈正人红着眼睛拉起彭儒说:“良凤,坚强些,我们迟早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了……”
  从此,陈正人夫妇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了。解放后,他们多方打听,得知永生在六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因没钱求医,夭折了。

蔡协民和曾志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留给了井冈山

  被人称作芙蓉女的曾志,出生在湖南宜章县的一户农家,自幼恬静聪慧。1924年,她考入衡阳女三师,从此,投身革命。
  1928年2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攻占了湘南重镇——郴州。接着成立了中共郴州特委,曾志任特委常委兼秘书长。
  就在革命军主力离开郴州后的几天,反动派又卷土重来,利用特委召开群众大会之际,策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农民反水,使郴州重陷白色恐怖之中。曾志急中生智,女扮男装,与教导队长刘之至赶到永兴,向革命军告急。
  革命军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陈毅、蔡协民率两个加强连返回郴州,平定暴乱,并决定陈毅担任郴县县委书记,蔡协民任第七师党代表。
  当曾志他们赶到永兴时,蔡协民正以师党代表身份,对战士作战前动员。
  “同志们,我们这次回郴州,行动要迅速,态度要坚决,但是,对于那些受胁迫的农民群众,不能与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一视同仁。”
  蔡协民的话刚劲有力。
  曾志听得入神,问刘之至:“这人是谁?”
  “这是七师党代表蔡协民同志。”
  第一次见到蔡协民,那英武的身材,果敢的动作,豪迈的语言,给曾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结束,曾志与刘之至跑到蔡协民面前:“党代表,我们是刚从郴州赶来的。”
  “好哇,我们正想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况。”蔡协民急忙说。
  曾志神色焦急:“那里情况相当危急,许多人被杀,房子被烧,整个郴州乌烟瘴气,你们不去,很难控制局势……”
  “好,我们准备马上出发!”蔡协民说。他望着眼前这位口齿伶俐的赤卫军战士,有点疑惑,看装束,头扎灰布头巾,腰系布带,身着大衫,分明是个男的,听他说话却分明是个女孩子。正在奇怪,曾志已察觉到了,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她把头巾一抽,满头青丝直泻下来,又俏皮地向蔡协民眨了下眼睛,笑道:
  “怎么,连你党代表都分不清男女了?”
  “嗬哟,果真是位巾帼,你这‘祝英台’的功夫连我都给骗过了。”
  “啥子祝英台哟,你是不是想当梁山伯啦?”
  三人闻声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陈毅正从后面走过来,听见蔡协民的话,打趣地加了一句。
  陈毅走近一看曾志这身打扮,惊讶说:
  “哟,这里果真有个‘祝英台’!”
  刘之至忙向他们介绍:“这位是郴州特委常委兼秘书长曾志同志,在暴徒的包围中,她女扮男装,和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
  陈毅听了,忙同她握手:“哟,你真勇敢!”
  蔡协民也忙问:“当时情况很危急,你不害怕?”
  “有一点。”曾志答道。
  当天,陈毅、蔡协民立即率部开赴郴州,邓允庭率第七师两个团火速返回郴州,一场反革命暴乱终于被平息了。
  根据善后工作的需要,曾志调到第七师政治部工作。
  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不知什么原因,曾志总觉得和蔡协民在一起,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工作多忙多累也不觉得疲倦,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她喜欢和蔡协民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蔡协民常夸她机智、勇敢,还说就喜欢她这种外柔内刚的个性,而她,更赞赏他那种果断、热情、豪迈的气质。
  曾志心里泛起一个念头,想问,却不好启齿。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一切都顺理成章。
  邓允庭师长近五十岁了,他对蔡协民这位年轻有为的党代表十分喜爱,他的妻子陈香梅和儿子晓平也都和蔡协民说得来。
  一天晚饭后,陈香梅带晓平和曾志一起到师部来,蔡协民逗着晓平,玩得十分开心。陈香梅看看曾志,心有所动,便问:“党代表,按你的年纪,孩子也有好几岁了吧?”
  坐在一边的曾志听到这话,心里敲起了小鼓。
  蔡协民却一下子黯然了。“我在老家有过妻子,也有过孩子,他们在一年前,都被反动派杀害了。”蔡协民一阵伤感,妻子温柔的目光和一双儿女活泼的身影浮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湿润了。
  邓允庭安慰他说:“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陈香梅说:“党代表,难道你就不想再组一个家庭?”
  蔡协民没有吭声。
  曾志心跳得更厉害。
  陈香梅看看他们俩的情形,大胆地说:“我看,你和曾志倒是蛮好的一对!”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水到渠成。几天后,蔡协民与曾志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终成眷属。
  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袁文才、王佐两股绿林武装新编成三十二团。为加强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加速团结改造,蔡协民以军委委员兼任三十二团党代表,曾志也调来协助工作。
  8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远征湘南,蔡协民率三十二团驻在宁冈一带休整。不久,传来红军大队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决定亲率一个营兵力前往迎接。这天,他路过宁冈,来到三十二团团部。
  一进门,毛泽东便看见了面有菜色的曾志。
  “哟,有喜啦?几个月了?”毛泽东惊奇地问。
  自会师以来,曾志一直在基层工作,她几个月没见到毛泽东了,这回却挺着个大肚子见到他,不由得面颊一阵羞红。她瞥了蔡协民一眼,难为情地说:
  “快五个月了。”
  “好事嘛,有什么不好意思?这是革命后代!”毛泽东很正经地说。
  蔡协民在一旁“嘿嘿”憨笑着。
  毛泽东换过话题,脸色严峻地说:“现在敌人又来进攻了,可惜主力在南边受了损失,守后方的任务更重了。三十一团留下一个营和三十二团一起守山,力量是单薄了点,但把群众组织好,还是可以守住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
  毛泽东以坚定、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蔡协民,向他交代了守山任务,然后又关切地对曾志说:“小曾,你就不要到乡下去了。怀了孩子理应照顾嘛。”
  曾志说:“不要紧,我体质好,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毛泽东摆摆手:“不,挺着肚子去乡下有诸多不便,你应该回后方留守处去,在那里生产比较方便,再说那边也有事情给你做嘛!”
  曾志拗不过了。
  毛泽东望着曾志沉思了片刻,放松语气说:“我看,你背着这个包袱去爬黄洋界也够呛了。这样吧,你骑我的马上山。协民,你就护送一趟,要亲手交与邓允庭。”
  “不不,毛委员,您去湘南山高路远,没有马怎么行?”曾志急忙谢绝。
  蔡协民也坚持说:“毛委员,马还是您骑,她上山,我去想法子。”
  “哎哟,讲么子客气话罗。莫慌,我的这双脚会为我争气。”毛泽东二话不说,将马留在团部,挥师南去。
  革命的情谊,人微的体贴,使这对年轻的红军夫妇终身难忘。骑着毛委员的马,他们顺利上山来到了大井,当天,蔡协民又匆匆赶回了宁冈。
  在后方留守处,曾志以顽强的意志,支撑着笨重的身子,和战友们一起投入了黄洋界保卫战。之后,她又参加了修建小井红军医院,直到11月初,邓允庭、王佐发现她行动已经十分不便,才又一次把她送到了大井。
  几天后,她便开始阵痛了……
  毛大嫂和赖凤娥是两位淳朴、贤慧的女人,尽了一切办法帮助曾志。产后大出血,死里逃生的曾志,身体开始慢慢好转了。
  然而,经过这一番挣扎,曾志的奶水却渐渐干涸了。好在赖凤娥是过来人,知道一点,她把红米粉做成糊糊,一日数次,精心喂养着婴儿。说来也怪,这个小家伙一到她手上,倒显得更壮了。
  “你若喜欢这孩子,就送给你带吧?”曾志试探着问。
  “那倒好,我正想抱个崽呢。不过,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吗?”赖凤娥既高兴又疑惑。
  “都是革命人,哪有不放心的。再说,现在战争年代,我能背着孩子去打仗吗?”
  “那倒也是。”
  “其实,我早有准备,孩子一生下来就托付给别人,现在送给你,我就更放心了。”曾志把心里的想法如实地告诉她。
  “这真是我的好福气!不过这事还是等党代表回来再定吧。”
  “不用了,他也一定同意的,今天你就可以把孩子抱回家去。”
  “当真?”赖凤娥惊喜万分。
  “当真!”曾志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和肯定。
  “那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好,就是讨饭,我也要把他抚养成人,以后让你们母子重逢!”赖凤娥人朴实话也朴实,曾志不禁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几年后,井冈山失守,赖凤娥流落他乡,沦为乞丐,四处讨饭抚养这位红军的后代,此是后话。
  当下曾志只是一味说:“真难为你了!”
  赖凤娥把小孩送到曾志手上,说:“我是个土老表,没有文化,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曾志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跟着共产党,跟着毛委员,跟着朱军长走南闯北,图什么呢,就是图革命胜利,让全中国的子孙后代永永远远不再受苦难。”她拿定主意,望着赖凤娥,以征询的口吻说:
  “我看,就叫‘来发’吧,你说行吗?”
  “行行行,这个名字好啊,革命胜利了,我家公家婆他们指望他来发财呢!”赖凤娥连连叫好。
  曾志再一次吻着儿子的脸蛋,然后把他交给赖凤娥,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
  1987年10月27日,正是井冈山人民隆重庆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日子。一辆普普通通的小汽车驰上井冈山,开进一个小山村,在一栋两层砖木结构,前后红花绿树环绕的民房前停下,车里出来一位白发满头的老太太。
  顿时,小小的山村沸腾了,人们欢声笑语,亲切问候,“妈妈回来了!”“奶奶回来了!”“老奶回来了!”“老大姐回来了!”男女老少将老人团团围住。
  是的,回来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青山依旧,绿水依然,而当年红颜青丝的南国芙蓉女曾志,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当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许许多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蔡协民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六十多年来,她从未停止过对井冈山父老乡亲的思念,对丈夫的追怀,对儿子的牵挂,而今,多年的梦想成真,她又站在这块坚实的红土地上。
  “来发,我们又见面了!”
  喊出这句话,她不禁热泪盈眶。

“山大王”的婚事

  “阿舅,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在朦胧的月光下,只见一人一边喊叫着,一边跌跌撞撞奔向山寨大门。
  “出了嘛咯事?这样鬼叫狼嚎的!”正在山寨厅堂与头领们议事的王佐听见喊叫声,边骂边回头朝山门外望去。只见传令兵石春发直闯进来,衣衫不整,脸上划出几道血痕,一双赤脚,裤管上满是泥巴,他张开大嘴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
  王佐吃了一惊,忙问:“春发仔,出了嘛咯事?”
  石春发用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黄泥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舅,井冈山村那股土匪……今天……把亲家母和鹃花妹子……用棕绳捆走了!”
  “嘛咯!谁被捆走了!”王佐瞪大眼睛,不相信似地追问。
  站在他旁边的哥哥王云隆,这时已面如土色,声音发颤说:
  “他说我的丈母娘和鹃花妹子被井冈山村的唐光耀捆走了!南斗牯,这该怎么办?”
  这回王佐听得真切。他双手叉腰,在厅堂内踱来踱去,心情稍为平静,又问:“春发仔,鹃花女被捆走的事,是你亲眼所见,还是听人家传的?”
  “是我亲眼看到的!”石春发忙答。
  “那些贼牯来了好多人吗?”王佐又问。
  此时,石春发喘匀了气,便把今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述说出来:
  “前几天,我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探听敌情。今天我一进坳背村,便遇到唐光耀带着几十人荷枪实弹闯进村,将罗家团团围住了。几个土匪先冲进屋内,不见罗冬生,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什么东西,就把亲家母和鹃花妹推出门外,七手八脚把她们捆了。唐光耀还故意大声说:“罗冬生如三天之内不来赎人,我就把这个贼婆杀了,把这个妹崽带回去做个压寨夫人,快活享用!”
  王云龙焦急地望着王佐,可又不知如何是好。众人知道王佐心里更难受,但一时也拿不出主意,只是望着王佐,看他怎么办。
  王佐心急如焚,但碍于众人面前,不好随便表露,便强压怒火,问声说道:“今天不议事了,各位都去考虑着如何救人。”说罢,转身进了他的独身卧棚。
  鹃花女是王云龙的妻妹,也是王佐日思夜想的恋人,要不是碍于乡间世俗和他阿娘的劝阻,他们恐怕早已是夫妻了。
  王佐得知鹃花女母女被掳的消息后,独自在卧棚沉思良久,如火燎心,决心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把罗家母女救出来。他猛地站起来,快步走出棚子,传令各个头领到议事堂来议事。
  各头领来到议事堂,都群情激奋,然而各抒己见,众口莫一。王佐的师爷认为:这次救人非同一般,弄不好玉石俱焚,反倒搭上罗家母女性命。万全之策还是先礼后兵,无非多交几个钱了事。
  王佐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因此决定派水客队长朱持柳、李开昌速去与唐光耀交涉,他准备亲自出马与唐光耀谈判。
  且说鹃花女和罗母被掳到茨坪,关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门口有匪兵把守。那些匪徒见鹃花女长得如花似玉,早已垂涎三尺,有的满嘴淫词艳语,有的干脆跑进来动手动脚。鹃花女豁出一条性命,不顾一切地乱抓乱踢乱骂,就是不让他们近身。罗母也拼出一条老命死死护住女儿。匪徒们见无便宜可占,扫兴地在那门上加了一把锁,守在门外。
  一天的厮打喊叫,累得母女俩筋疲力尽。罗母年事已高,有些支撑不住,慢慢睡着了。鹃花女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团乱麻:阿哥罗冬生知道这事吗?就算知道了,会不会交枪出钱来赎人?她清楚阿哥罗冬生的为人,不但爱枪,而且爱钱……
  在痛苦的思索中,鹃花女突然想到了王佐。她多么希望这时能向他倾诉苦衷啊!南斗哥对自己一片痴情,要是知道了我们母女的处境,一定会来解救的。可她又想,王佐现在带着队伍驻在南岭嶂,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呢?
  第二天中午时分,鹃花女与母亲正伤心落泪,忽听外边看守的人说:“听说有个叫王佐的倒要出面来和我们唐老大和谈……”
  母女俩一听,半信半疑,焦急不安中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王佐同唐光耀如约在土岭会面。
  一见面,唐光耀朝王佐拱手道:“王老弟,此番劳动大驾,亲自为罗家母女说情。人命关天嘛,哪能见死不救呢?!再说,那个妹子倒是长得蛮标致呢!”
  王佐也拱手回礼说:“不瞒唐兄,罗家母女是我的亲戚。”
  “哦,是你的亲戚?”唐光耀装作糊涂。
  “那老人是我阿哥的丈母娘。”
  “噢,她是你亲戚啊,难怪难怪!”
  唐光耀暗想:王佐是个地道的山大王、地头蛇,手下一班人个个武艺高强,眼下他的枪支虽还不如我多,但老表都站在他一边,我要在此地稳住脚,还不能过分得罪他。于是接着说:“不瞒老弟,我实不知罗家乃你亲戚。罗冬生也是,不交枪也就罢了,送上千把块大洋给兄弟们打打牙祭,不就了事嘛,至今也不见他的人影。”
  王佐见他开出价来,便来个快刀斩乱麻:“罗冬生没来,这笔钱我代他出。”
  唐光耀顿时眉开眼笑:“仗义仗义!王老弟一言九鼎,名不虚传。我这就传令,马上放人!”
  王佐唤来随从,当即数了一千块大洋,带了罗家母女去了。
  虎口求生,恋人重会,鹃花女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可是,罗母却仍愁云重重,她在为女儿与王佐的婚事作难。
  第二天,罗母办了一桌酒席,请罗家几个长辈来家里吃酒。酒席上,罗母反复说,多亏了南斗兄弟帮忙,才有她们母女的今天,就是不敢开口说要把女儿许给王佐。鹃花女在房内,急得直跺脚。
  临近散席,罗母硬着头皮,用低沉而近似恳求的声音说:“各位大伯大叔,冬生长年不在家,丢下我们母女两个不管。夏英已经成人了,南斗牯喜欢她,想娶她,夏英自己也愿意,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敢作主,请你们来拿个主意。”
  众长辈顿时愕然。半晌,那辈份最长的才开口:
  “南斗牯不是讨了老婆吗?夏英嫁给他,不是做小吗?”
  其他几位长辈也随声附和:
  “做不得做不得,去做小老婆,作贱我们罗家的人呢!”
  “好女不嫁二婚男嘛!”
  “自古以来,羞为人妾!”
  罗母一听,没了主意,只是垂头为难。
  鹃花女在房内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她心如火燎,再也按捺不住,从房里快步走出来,站到八仙桌旁,大声说道:
  “嘛咯做大做小,南斗哥只不过是个名义上讨过老婆的后生,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两个人都合得来,做嘛咯我就不能嫁给他?”
  一位长者又婉转地劝她:“夏英妹子,南斗牯毕竟是讨过老婆的人嘛,而你还是个姑娘呀!”
  鹃花女望了望坐在一边发愁的母亲,说:“我阿爸早年不也是讨过老婆的人嘛?前头的老婆死了,才讨了阿娘,阿娘照样在罗家生崽生女过日子。阿爸的老婆死了,南斗哥的老婆走了,这有多大的不一样?”
  这番话说得诸位长辈无话可回。
  鹃花女见状越发壮了胆子:“讨老婆嫁老公,两人相亲相爱才能过好一生一世嘛,除了南斗哥,我谁也不嫁!”说完,掉头进了房里。
  众长辈见鹃花女铁了心,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再说王佐有刀有枪,还真得罪不起。因此,有人出来打回场说:“我们是怕南斗牯以后会欺负鹃花妹子呀!”
  罗母赶忙说:“南斗牯这后生对夏英倒是蛮好的,他还亲口对我说,一定不会作贱她,还说他的心肝都会交给她呢。”
  那辈份长的接着说:“那就好了,女儿是你生的,就由你作主吧,我们族里人不反对就是了。”
  王佐的母亲得知罗母同意这桩婚事,倒也是格外欢喜,再三叮嘱儿子:“难为罗家把两个花朵一般的妹子嫁给你们兄弟俩,更难得鹃花妹子对你一片真情,你和她一定要白头到老,终身相随,才对得起人家呀!”
  在1924年腊月,王佐与鹃花女终成眷属,从此两人格外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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