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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吃我的方便面，一点也没有吃惊。如果不是他的电脑被他折磨得经常罢工，恐怕我的方便面还没有泡好，他的文章早就已经写成了。 自从住进“雪龙”号这间蜗居以后，我的这位同屋就开始疯狂地折磨他携带的电脑和数码相机。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刮过胡子。刮胡子的时间被他用来用手指磨损电脑的键盘了。 这两天他得了感冒，在不断的咳嗽声中，任建民天天在一篇篇文章后得意地写上这样一行字：本报记者任建民发自雪龙号。数以万计的《人民日报》及其网站的读者，尽管听不到这“啊奇”和“咳咳”的声音，但他们一定能够读到任建民的认真。 据我反复观察，写这行字的时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任建民感到幸福的时候，先是眼睛放光，嘴角微翘，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眼睛微闭，偷偷地笑。 为了这种幸福的感觉，任建民在登上“雪龙”号的一个月里，不知不觉地掉了十斤肉。 那天我陪他去船上的医疗室打针，他悄悄在体重计上站了一小会儿，忽然脸色一变，嘟囔道：为什么，我每天夜宵都吃两碗面条！ 安徽的才子，比如陈独秀等等，一般都以文、秀见长。任建民充分继承了这一传统，往人面前一站，虽不玉树临风，也堪称白面小生、书气十足。 这些日子，他脸上胡子丛生，几次说要斩除，却迟迟没有下手。有人一脸胡子，顿时成了海盗，女孩子见了要做噩梦。可是任建民胡子拉碴地东游西走，看见他的女孩子们却从不躲避。胡子再长，任建民还是一副书生样。 船上的人喜欢找任建民，并不完全是为了欣赏他的胡子，更多的人是喜欢看他的照片，从他的照片库中拷点“真东西”。 有消息说，“雪龙”号上有两个间谍，一个是任建民，另一个还是任建民。第一个任建民经常拿着个笔记本，把别人清嗓子的声音也记录下来，从不放过每一个重大军情的嫌疑。第二个任建民整天抱着个黑忽忽的数码相机，到处搜索。 据可靠情报，他的照相机镜头可以在船头看到船尾的每一个细小的枝节，所以据说考察队领导已经提醒大家要加倍“警惕”。 从登船的第二天开始，书生气十足的任建民却养成一个很不雅的习惯：学会了张着血盆大口打哈欠。这还不算，后来，他还毫不掩饰地作出各种辅助动作，一边四肢舒展、做仰天长啸状，一边接连打好几个哈欠。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理，任建民的大哈欠，也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在很久很久以前，任建民在凌晨四点之前就没有睡过觉。有几次，我问他几点钟睡的，他说，九点。当然这是指早上九点。 昨天，任建民给船上的大厨提了点意见。其实大厨做得菜挺好的，任建民曾经多次夸奖过。他之所以提这个意见，据我判断，一定是想念他新婚才两年的太太了。尽管我们的大厨是一级厨师，可是人在思念的作用下，太太的饭自然比一级厨师的好。 他把夫人的大头像设置成电脑的桌面背景，每天一打开电脑，先看到老婆的微笑。和任建民住一个屋，我每天见到他夫人的次数比见他还多，因为他每次不在屋的时候，老婆却还忠实地在他打开的电脑屏幕上，带着蒙娜丽莎一样永恒的微笑。 有一次，任建民的电脑实在不堪他每天几十副照片、数千字文章的折磨，在数次罢工抗议无效的情况下，“芯”一横，也不知道是装死还是真的自杀，总之是怎么也没有反应了。这一下，他急了，二十多个小时不睡觉，拼命地给电脑赔不是，好话说得我都感动了，电脑终于恢复正常。 后来，任建民说了一句引起考察船上首席科学家巨大后怕的话：当时我跳海的心都有了。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跳呢？他不回答，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明白了：这么迷人的夫人，他怎么舍得去跳海呢！ 在电脑恢复正常之后，任建民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能够工作是幸福的。 这是他在和电脑连续抗争了几十个小时、没有发稿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登在船上二十名记者办的《北极探索报》上。据可靠消息，这份小报将被作为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有关文献的一部分而永久珍藏，人民日报记者任建民的这句肺腑之言，也将留在这次中国本世纪最后科学远征的史册上。 新华社记者聂晓阳8月5日于雪龙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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