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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珊月就有怀疑了，她对方燕说：“你这个老乡到底真给咱们办不办事呀？咱可别听他答应得好，咱们和他又没有深交，他也不过是看古副部长的面子。可古副部长已经退居二线了，他对古副部长拜托的事还那么认真吗？你求人家一点礼也不送，谁还白给你操心？”方燕说：“凭直觉，我这个乡亲是真心扶正祛邪为民办事的，咱也没礼可送，有也不能送，人家也不缺咱这东西。如果真把钱要回来，一定要重谢人家，可现在不能说。”珊月说：“那就还去找他！” 清晨六点半，方燕、珊月起来了。方燕说：“公安局八点准时上班，咱们要在八点前把老石堵住，不然他一外出就又找不到了。咱们赶快走吧。” 没有顾上洗脸、吃早点，他们便匆匆赶到了103路无轨电车车站，挤上了车，到了台基厂，直奔市公安局。差十分八点，传达接待室也刚开门。方燕让传达通报找石副局长。打了电话，说没有人接，方燕夫妇便在椅子上坐等，八点到了，又打了一次电话，石副局长还没有到。怎么会不在呢？再次拜托传达问问他到哪儿去了。传达很热情，又打了一次电话，告诉是谁找他，对方回答仍是不在。方燕说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找找他？传达摇了摇头：“这是公安机关，进门严格，不能进去。” 方燕夫妇碰了钉子，只好离开。 这儿不远便有一个邮电局。方燕也犯起怀疑：是老石真的不在，还是因为知道我们来找而不想见呢？这类事他碰过不少，不想见，你又没有到他那儿亲自去看，怎知他说的是不是假话？又一想：老石他会这样应付吗？如果是应付，那美好形象全打碎了。他进到邮电局，要打电话给他的办公室，看他在不在，探个真假。 这儿是投市电话，他换了硬币扔进去，办公室铃响，半天没有人接。这证实了人家没有骗他，他心踏实了些。 还上哪儿去？干脆直接去东城区公安局。 方燕夫妇打听好，东城公安局的地址在交道口南大街，倒了两次车到了门口，问是什么事，说是来报案，他们便被引进办公室去。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科长。方燕说了情况，科长表示义愤，问：“你们在派出所报案了吗？” “早报案了，发现孟花逃走，我们就在和平里报了案。” 科长说：“我们刑警大队和派出所属于同级，你上派出所报了，就不要重复报了。给你老同志说句实话，我们没有力量去抓人哪！ 办案经费很紧张，那人跑到石家庄了，我们去石家庄要多少费用？ 所以很不好办！这样的案子太多，也抓不过来，从今年一月一号新刑法公布，限制也多了，这都是我们的难处，请你理解。” 理解，我们怎会不理解呢？不在公安部门的百姓，以为公安部门多么有钱多么有权，你真去了解，并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方燕早就听过老百姓形容公安局大檐帽的歌谣：“大檐帽，中间凹，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它是批评公安部门对罪犯抓了以罚代法的问题，今天方燕倒对这种罚款惩治有了一些理解和谅解。 经费紧张，从罪犯身上取之再用之去惩治罪犯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只要它花在公事上不装入公安人员自己的口袋就可以了。他倒希望把孟花抓了，让她把吞吃的几十万交给公安部门用它抓罪犯呢！ 从刑警队出来，方燕夫妇便去东四十条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举报。这儿挂了一个大牌子，叫“举报中心”。 接待他们的是个中年人，他拿出了一个大本登记：举报人的姓名、住址、单位、联系电话……然后便开始记录举报的内容。 因为早已报过案了，身为作家、诗人的方燕知道用极精炼的语言叙述，以便于记录。 中年同志听了记了，抬起头来又摇摇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这犯罪嫌疑人逃跑了，必须把她抓回来才能立案，也只有找到孟花，才能证明纪凡是不是贪污。关键是你们把孟花找到，抓到北京……”珊月说：“我们一个老百姓怎么去抓呀？” 那人回答：“这就要依靠公安部门了，照刑事犯罪，公安部门可以侦查抓捕的。” “可我们刚从公安局刑警大队过来，他们说没有力量去抓”那人说：“我也知道他们经费不够，你这又不是杀人犯，非抓不可。这孟花不是也坑了地质局吗？这单位有力量呀，让他们配合公安局一起抓，不就可以了吗？” 方燕说：“地质局头头可能和孟花有牵连，他们不想抓她回来呢。” 那人摇摇头，叹口气：”这可就没办法了。” 方燕原想把写好的一袋材料拿给那人看，并给他留下一份，可那人说：“你写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没有办法。这个陈曾、纪凡不全是共产党员吗？你们去中央纪委说说看……”检察院举报中心的同志把方燕夫妇支到中央纪委信访接待室去了。 珊月说：“算了吧，去也没用！你不是写过检举信吗？还不是石沉大海了嘛！咱们先吃饭去吧，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哩。” 方燕说：“都中午了，怎么没觉饿哩！先吃饭吧，信访室也该下班了，下午再去。” 他们在一家小饭店吃了最简单的饭菜，两人花了不到20元。 吃完饭还是去了府学胡同2号中央纪委的信访接待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门，可铁门关闭着，门口聚了不少人，都是外地来上访的。人们在喊，在拍打铁门：“你们规定1点上班，现在都1点20分了，开门吧！” 大家终于敲开了大门。 方燕夫妇第一次到这儿，不懂规矩，那些来过多少次的人有经验，告诉他先去领一张表格填写，填完了交上去，然后就是等着和你谈话了。 方燕照人说的去领来一张表格，找到一张桌子，便认真填写。 开头是姓名、住址、电话、工作单位，大部分篇幅是填写举报揭发的问题。珊月坐在他身边，还在怀疑：“有什么用啊？趁早回家！我这头都晕起来了。” 方燕说：“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写吧。这也叫有病乱投医，说不定这次找到治病的好大夫了呢！” 珊月催促：“那就快写。” 两页白纸，需要用精炼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如同面临一次作文考试。方燕怕人看不清楚，字迹也写得十分工整。写完，他念给珊月听了一遍。珊月说还可以，而方燕认为岂止还可以，如发表出来简直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方燕把写好的“文章”双手捧着从那窗口递进去，带着书呆子的严肃庄重。他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窗口，仿佛面对的是他心目中神圣的共产党。他企盼从这里看到党的关怀和支持的面容，听到党的怒斥腐败的声音……然而他面前却立了个让他心不愉快的铁栏杆。 方燕夫妇坐在一边耐心地等待着呼唤他们，这时却见到窗口发生了争吵。 一个男子汉的东北口音：“你们是咋搞的？我来过多少次了，状告了好几年，你们这儿换了好几班接待的了，你们是一班不如一班了！你们到底还管不管事呀？……”他吵了半天，方燕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吵的人一会儿被人拉走了。 四周的桌子上坐满了填写表格的上访者，都是一张张严肃愁苦或无奈或充满希望的百姓的脸庞。看着这些脸庞，方燕都似曾相识，那是他父老兄弟的脸，是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曾用生命掩护过我们的八路军战士，用血和汗支援了革命，用那粗壮的臂膀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这些脸上记录着多少风霜……他们从各地来到北京，到这间屋子里，用手写下的是对党的信赖，对党的期望……窗口呼叫方燕的名字，方燕走到窗口。 窗口有一张中年人的脸，听说是个处级干部。他问：“你反映的是什么事呀？” 方燕好奇怪这句问话，那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你还没有看？方燕说：“你看看我写的材料吧。” “我看了，”窗口里的人说，“你这是个大问题呀，这里边揭发那个贪污10万元以上的领导，你应该去人民检察院举报他。我们纪委只管党员干部贪污受贿2000元以下的，再大的数额就不管了。” 方燕大吃一惊，这可是闻所未闻！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便问道：“你们是不是中央纪委的信访室？中央纪委不是要查大案要案吗？贪污受贿2000元以下，在今天还叫问题？还用查吗？” 窗口里的人却正经地说：“这是规定，只受理2000元以下的党员干部问题……你还是去人民检察院吧！” 方燕急了，说：“我就是刚从检察院过来的，他们说没有办法！” 窗口里的人说：“他们怎么会没办法？” 方燕说：“那你们能不能把我这材料转给检察院或能管这事情的部门处理？” 窗口里的人说：“我们不转，没有人管这事儿，转也没有用。” 方燕的气已充满了肚子，堵在了胸口：“既然没有用，把我写的材料还给我！” 窗口内另一个同志已把材料收起来了，他递过话来：“你交上来的材料，我们不退。” 方燕说：“既然不解决问题，你们留那个材料有啥用？” 窗口的人回答：“这是我们的规定，填了多少表要收回多少！” 方燕的火开始往外喷了：“用这些没有用的废纸来证明你们接待了多少人？你把它退给我！” 方燕简直是在下命令，不容对方说话：“我写的，你退给我！你必须退给我！” 可是窗口里并不给他送出来。 方燕说：“那你不退我，你给我撕了！给我马上撕了它！” 窗口里另一位无奈，把方燕写的材料撕毁了！ 纸片子扔到垃圾筐里。 方燕用手指着窗口说：“你知道你撕的是什么？那是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对中央纪委的信任！你们在这儿，不是你们个人，你们代表中央纪委、代表党在面对广大党员、群众，可你们自己把这种希望信赖撕碎了！我告诉你们：我马上给江泽民同志写信，我不相信，中央纪委会只管党员干部贪污2000元以下的问题！” 说完，他转身走出那间宽大的信访室。 他走出来，走到喧闹的北京街头。他眼前似乎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只有那一句话：“我们只管2000元以下的问题。”他的心里如江河奔腾，冲击得他心里难受！也许那个同志说的是真话、真情，是自己误认为中纪委可以管大问题？不然为什么早已寄去的检举信也会扔到一边没人管呢？ 他走到大街上，不知道往哪儿走。 珊月一直跟在他身边，没有说话，只望着丈夫那眼里滚出的泪水流了他满脸也没有擦，让春风把泪吹干了。 珊月说：“咱们无路可走了，我看也只有找黑社会的人，让黑道的人给办了。以前我不同意，人家找咱们来还推出去，看来只有这样，这是把老百姓逼的呀！我们给石家庄兰英打电话，让她找找老三吧。” 方燕却一直不说话，不表态。 方燕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今年1月30日，他在上次给中央纪委写信时看过的那张《人民日报》上面看到有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他记得的是，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锲而不舍！ 方燕回到家里，拿出信纸便给江泽民同志写信。 江泽民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诸同志： 我是一名作家、记者，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共产党员。今天我以对党的真诚给您写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中一阅。 1997年3月12日下午，我去中央纪委接待室举报某工业总公司地质局局长章星、原办公室主任纪凡与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处级党员干部陈曾合伙，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工商局办假全民所有制企业，委任无业人员孟花为法定代表人，合谋诈骗善良的人向其投资几十万元。1996年底，法定代表人携款逃走，去向不明。受害人多次找到地质局，局长拒不见面又不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听任国有资产流失。据反映，陈曾、孟花向有关领导行贿价值近万元的金表，纪凡又从孟花处多次拿走共计10多万元现金，全是给打的白条，有贪污的重大嫌疑。受害者全是离退休职工，一生积蓄全被诈骗，他们八方呼号，四处奔走。我作为人民的作家、共产党员，为受害人代言揭露腐败，义不容辞！ 然而，中央纪委接待室的同志见我的举报材料，对我回答说：“中央纪委只管贪污受贿2000元以下的党员干部，你揭发的问题重大，中央纪委不管，你到人民检察院举报吧！”我问可否将我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接待人回答说：“转也没用，没人管。”我说：“既然没用，请把材料退给我。”接待人答：“不退本人。”我说：“那就撕掉！”接待人当即撕掉了——他撕掉的是一个党员对中央纪委的信赖和希望！ 我也曾去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接待人的回答是：必须把逃走的法定代表人抓到才能立案，让我去找公安局。 我也曾去过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接待人说：国家机关法人不举报，不配合，公安局办案资金短缺，难以行动。像这种犯罪，肯定背后有人撑腰，他们怕抓回逃走的人把他们自己暴露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 真是没办法了吗？我只有找总书记了。 我和受害人均是普通百姓，眼见腐败犯罪行为揭发无路、诉告无门、无人支持、无人办理，为此现象我万分痛心！痛感必须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否则必然党毁国亡！ 我写信给您，是坚信以您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决心惩治腐败的。 我希望秘书同志能把此信交您过目，不致石沉大海。 共产党员方燕 1997年3月12日 第二天，方燕到白塔寺邮政支局发信，邮局人见是给江总书记的信，惊奇地望着这个秃顶的老头。那小姐问同伴：“这信能发吗？”同伴便给西四分局打电话：“这儿有一封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能从邮局发吗？”对方回答说可以，方燕便贴上邮票，投进了信筒。 这一天是1997年3月13日。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下午，我给方燕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老同学、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了，他听了半天说不出后来……3月15日，周六上午，我和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一同去绍棠住处吊唁，见到了方燕，他含着泪，用颤抖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他的悼诗：青枝绿叶儒林村，春雨纷纷哭逝君。 未名湖畔青春树， 大运河滩乡土根。 严寒难封地火涌， 苦狱百炼赤子心。 瓜棚柳巷音容在， 等身著作留诗魂。 我知道，方燕与绍棠是少年便相识的朋友，又曾是北大同班同学，他对逝去的绍棠有许多话要说。那天他含泪走出灵堂，在走廊对我说：“绍棠兄对我帮助不少，我眼下碰上麻烦事想找他出主意，想不到他撒手人间，先走了……”直到这年年底，我才知道他当时说的麻烦事的详细内容，便是我以上所记录的方燕提供给我的一切……方燕说，那天吊唁了绍棠兄出来，他的心空落落的。他想：就在那天夜里，他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关心党的生死存亡之时，他的老同学绍棠兄停止了呼吸，他再也不用管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了。党的命运，国家的兴亡，对于死者已没了意义，他已千古不归永不回来了，然而他留下的精神却仍关注着未来。方燕知道绍棠是那么关心党的兴衰成败。1989年初方燕调来北京（绍棠也帮了忙），那时他不时来看绍棠。在那年夏天，他和绍棠一见面便谈论党内的腐败问题。他还讲，那年6月的一天，老文化局局长跑到他那儿说出的撕心裂肺的对未来的忧虑之情……虽然绍棠总是以心直口快著称，但他毕竟不是1957年的青年了，他在正式会议上率直大胆的批评，比之他在家里和友人的交谈要有分寸得多，收敛得多了。 人间大概不存在绝对的真诚，诗人方燕曾追求过这种真诚，实际是他的愚蠢。他告诉我，他将来要写一本书，就叫《愚蠢的真诚》，记述他因绝对真诚的愚蠢而造成的悲剧故事。我们的北大同学专门研究绍棠，写了一本厚厚的关于绍棠的书，也无法写出绍棠在这些年深刻思索的痛苦，人是多么的复杂啊！ 方燕那天一边思索着，一边无目的地往前走。他想着那场官司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再也无法听绍棠兄的意见了……他走到了新华社的宿舍，他去找他的朋友，向一位著名的记者求教。 这位名记者也是作家、著名诗人。此刻，当我记述方燕的告状过程时，名记者已回到他的农村老家长住，无法和他联系，征得他的同意，方燕转述他的言论，也只凭记忆，肯定不会准确，因此我只好隐去名字，只称呼他为名记者了。 名记者正看《论语》，见方燕突然造访，甚为惊讶！ 方燕直抒胸臆：“心里苦闷，自难解脱，特来找名记者指点迷津名记者笑道：“生活今世，有何苦闷难以解脱？大概是你仍未摆脱诗人气质所致吧？赠你四句话：宇宙何其大，个人何渺小，念此心胸宽，乐多苦恼少。当年郭小川写了《望星空》，如果你有苦恼之时请望星空自解：看茫茫宇宙，耿耿星河，空间无限，时间无限。 个人一生如白驹过隙实太短促，比之茫茫宇宙我们大小大小，微不足道！想到此还有何苦恼？看我未听你讲，便议论起来了，打住！ 听你讲讲……” 名记者一段开场白，已使方燕愁眉放开，讲起来调子就有了变化。他说了自己被陈曾坑骗的经过和他近几个月告状的历程。 名记者听完却说：“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受骗实在没有奇怪的；告状之艰苦也很正常。你是诗人嘛，你不受骗谁受骗？什么是诗人？民众和社会怎样看诗人，你知道吗？无非是两个称号：现实主义诗人可称呆子，浪漫主义诗人可叫疯子。你怕属呆子一类！ 当今社会，呆子还不处处被骗？怕你这一生都在被骗哩！你在1996年被诈骗，就更不为奇。1996年，英国的牛疯了；1996年中国人疯了！有权的一些人疯了似的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出了多少大案？就拿北京市说吧，王宝森、陈希同1995年被揭露出来之后，这一年开始就有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铁英接受港商高额贿赂，也包括送金表在内的经济问题，触犯了刑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通报了北京市法院对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因受贿900多万港币等被判死缓；同案牵进多少厅局级官僚！到年底，中央纪委又决定开除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的党籍，也是因为收受巨额贿赂……那没有查出来的比查出来的不知道多多少！而那些像陈曾之类的坑蒙拐骗、诈骗财物的就更多如牛毛……我在新华社多年，知道的太多了！所以讲你受骗必然！骗子不骗你这种呆子他又去骗谁？老同学，老朋友？ 有人就是专找熟人，因为你对他没有警惕！人疯了，人性、灵魂全扭曲了！牛疯了，那疯牛肉可以不吃；人疯了，疯狂地坑国害民，把国家财富、别人的钱物抢掠为己有……道德沦丧，谎话成风！你一个呆诗人岂能不苦闷？我们的精神文明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需从根上治理才行，你我又能尽多大力量呢？ “其实，钱和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无节制的钱欲便是贪婪，无节制的权欲便是残酷，都是人性的异化。没钱比有钱更愉快，无权比有权更坦然。我已经退了，厅局级待遇。过去出入坐车，连北京的胡同都不知道。退了，才真正脚踏大地了，才觉得实实在在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土地上了。过去太忙太累，没有时间看书；现在什么也不问了，什么也不管了，有了读书的时间，觉得比过去更充实！ 自己想写点自己体会到的人生，我想过些天便搬回农村老家，种地，栽树，写书。离开名利尝是非地，才会体验人生之乐趣……”方燕听着老朋友、名记者纵谈人生，他的心里开阔了许多。他问道：“老兄，你看我下一步还继续告状吗？此事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名记者说：“依我看，你这场官司将不了了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请以此种心态对之：你们的10万元不能要回来了。为何这么判断？因为一，在中国人疯了的状况下，你这种事不会有人认真过问，没有有权人去管，谁能解决？那有权人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会有精力管你的事吗？你自认倒霉吧，谁教你相信北大老同学呢？ 二是你的问题太小，比你问题大得多的事儿都办不过来呢，就是有人过问也一时安排不上。三是陈曾诈骗你们，包括骗国家贷款，在目前的中国实在算不了什么事儿。比他严重多少倍的人还弄不过来谁去弄他？更重要的是，动他对当官的有什么好处？有利趋之，有害避之，已成社会普遍心理！你只有让当官的感到处理陈曾对他们有利，不处理会有害之时，他们才可能行动。否则，即使你再找到中央纪委，甚至找了省里的领导，也不会办的。人家也不说不办，只用一个‘拖’字就可以了，最终还不是不了了之？ “认清此点，这叫形势分析，下面才可决定你的行动态度。我意是以游戏之心对之！你是剧作家，要把人生看做一场戏。现在你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观众。把你这场官司的剧本编下去吧，自己参加演出，然后又以旁观者去看，看别人如何表演，剧情将如何发展……有了此种心态，这事件便不会让你苦恼，而成了一种享受了。君以为我的建议如何？” “大好了！”方燕心中乌云尽扫，兴奋地叫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感谢老兄指点迷津，使我顿开茅塞！” 此后，书呆子方燕变了！他对妻说：“让我们一同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吧，且看陈曾、孟花下场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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