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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和周幼海


沈立行

1、重见幼海

  1984年4月,黄鹂鸣树,飞燕啄泥,四周荡漾着浓浓的春意。笔者和一位老干部,正在上海西区习勤路上,寻找门牌,要去探访平反后重病的周幼海。
  在一幢公房的三楼朝南套间里,轮椅中歪斜坐着一个头发灰白、形销骨立的老人,他就是曾经红极一时而又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周佛海的义子周幼海。他在北京秦城监内已经中风三次,此刻除左手还能颤抖着动动外,全身都已瘫痪,刚满62岁,就已病入膏肓,药石罔效了。这是“潘汉年·杨帆案件”和十年“文革”给他的恩赐,他默默忍受着,正等候马克思最后的召唤。
  老战友相见,热泪两行,相互唏嘘。笔者还带去了电疗机,想稍稍改善幼海的病体。但试了十多次,完全无效,他的肌肉全部萎缩了。不过,在多次电疗时,却和幼海聊开了天,知道了不少历史往事。幼海虽病,但头脑清醒,口齿伶俐,谈了他和父亲周佛海之间的许多恩恩冤冤,凑起来就是一篇传奇故事。
  本文不替周佛海父子立传,只谈谈他们一些曲折经历。在以下描述的故事里,主要将提到四个人。
  首先当然是周佛海。在现代史上,他也算是个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是“一大”代表。为了尊重事实,“一大”纪念馆内至今挂着他的照片。他是典型的投机政客,从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最后又当了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奸。他的一生,变幻莫测,可算波诡云谲、翻云覆雨的了。这里要讲的主要是他当汉奸直至病死牢房的奇特经历。
  其次要谈的就是周幼海。他走了和父亲一百八十度相反的道路,参加共产党,弃家闹革命,在公安政保战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父子恩仇,不言可喻。但他的一生是一幕悲剧。有个朋友说:“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债子还,幼海来到这世界上,似乎是专替父亲还债的。”言者凄怆,听者悲凉。
  还有就是两个女人: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和周幼海夫人施丹苹。
  杨淑慧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口蜜腹剑,爱财如命,金银成山,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此人厉害,女中少见。
  幼海夫人施丹苹,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雍容华贵,英姿飒爽。她嫁给幼海时,正值周佛海被判死刑,周家下滑衰落之际,可见她不是为了金钱权势。她能尽清铅华,和幼海一起革命,是风尘中少见的奇女子。
  上面这本来不应该碰拢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出精彩的戏,一本传奇的书,一部曲折的电视剧。
  当然还得先谈周佛海。一次,笔者问幼海:“你父亲虽留日多年,但和日本政客军人向无往来。回国后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汪精卫全无关系。他怎么会当上大汉奸的呢?”幼海笑笑:“说来话长,要细谈流年了。”

2、“低调”投敌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时,幼海15岁。当时周家在南京西流湾8号,是一幢精美的小洋房。花园内有坚固的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装饰华丽。当时,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室副主任兼机要秘书,cc十大头目之一,已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这就是周佛海的性格,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幼海在回忆录里曾写到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1938年冬,周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底汪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据幼海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当时常一箱箱往家里搬。“沪西歹土”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可是,等着周佛海的又是什么呢?

3、醉生梦死

  周佛海和其他大汉奸一样,被重庆国民党政府通缉,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对他的审判。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国,但内心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他对幼海说:“汉奸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由此可见,当大汉奸的滋味也是苦涩难受的。
  幼海说:“要了解周佛海在政治上的投机性格,最好看看他腐化糜烂的私生活,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幼海谈了自己父亲的丑闻和趣闻。
  周佛海是从前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汉奸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替周拉皮条。二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小伶红”是个年仅二十的女孩子,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杨淑慧探悉,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孙曜东满身粪汁,淋漓尽致:“小伶红”脸色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小伶红”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会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酉次呢。
  幼海还谈了周家儿女的事。
  周在湖南的前妻郑妹,生有一子一女,名周少海和周淑海。自周投敌,即和他们失散。后来由日本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命湖南日军寻找,终于找到。但少海痛恨父亲,早已去陕西胡宗南部下当兵,只淑海到了上海。杨淑慧对她十分苛刻,但幼海和她相处得像亲姐弟一样,关系一直保持到80年代幼海去世。周佛海和杨淑慧结婚后,也生有一子一女,即周幼海和周慧海。慧海至今仍在美国,是周家唯一在世的人了。
  周佛海内心不安,腐化淫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奸,已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国,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日本人见主子,自不必说。重庆和延安,用的关系都深,他要预埋伏算,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4、党的挽救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刘少奇当新四军政委时,就叫外甥女杨宇久到南京和周佛海联系过。杨宇久和周家的关系很深。她是周佛海岳父杨自容的得意女弟子,并是周岳母的干女儿。因此,抗战前就在南京经常出入周家,和杨淑慧以姐妹相称。幼海从小叫她杨阿姨。1941年时,她是新四军的干部。因有这重因缘,故周佛海叫杨宇久的弟弟杨叔丹当警卫队长,埋下一笔。
  杨宇久奉刘少奇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姐妹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党,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周佛海也说:“肯定是刘少奇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杨宇久来了,和周佛海、杨淑慧作了竟夜长谈。此时,周幼海正在日本读书,并不在场。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
  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党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姐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体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姐夫,这次不是有具体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党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周是伪上海市长),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性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冯开门见山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国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党前程无量。”冯说:“你曾是我党‘一大’代表,和我党领导人是很熟的!”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谈到具体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党,只是来者不拒,虚假敷衍。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亲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来找周。周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党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其中缘故,且听慢慢道来。

5、投向戴笠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随汪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亲属,全部逮捕软禁。周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峰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渥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后来,周母在息峰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向幼海歇斯底里般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周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党强,而自己又曾是他的心腹,尤其是母亲、岳父等都在蒋、戴的手里。
  1942年初,周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的亲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党之手,以赎罪过。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亲笔写了回信。幼海在回忆录中写过这件事:“周佛海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写的: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我问周,说‘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周说:‘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能写明。’周告诉我:‘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周佛海当过蒋的机要秘书多年,完全明白这是蒋给他的命令。至于“知名不具”,周也知道,这是蒋介石过去在密信中惯用的手法。周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党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已向他全盘托出。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国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和蒋恢复关系,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说是说“团”,其实是一支有二万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后来,周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处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当伪上海市长,熊又是保安司令。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大大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熊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奸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这里,暂把周佛海搁一搁,回过头来说说周幼海。

6、变相人质

  周幼海1922年10月20日生于日本鹿儿岛。那时,周佛海是个穷学生,和杨淑慧住在一间屋内,靠稿费为生、苦度岁月。
  后来,周佛海叛党,当了蒋介石的心腹,得发了。幼海六七岁时,和妹妹慧海一起在上海读书。“七七事变”,为避日机轰炸,幼海被送到湖南老家。
  1938年时,幼海回到武汉。不久,武汉会战开始,周佛海将杨淑慧和幼海兄妹,送往香港。幼海那时16岁,进“岭南中学”读书。
  1938年年底,周佛海跟汪精卫在香港公开投敌,幼海被同学骂成“小汉奸”,心中十分苦闷。但却和几个同是内地来港的同学成为至交,他们都被香港人叫做“外江佬”。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集团到了上海,正式当汉奸,幼海也一起同来。9月,周佛海应日本最高特务机构“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的“邀请”,将幼海送到东京读书,从此当上了变相人质。但17岁的幼海,自己并未意识到。
  因为是大汉奸的儿子,日本人十分重视。“梅机关”专门派伊藤芳男陪同幼海,乘“长崎丸”的头等包房,去了东京。生活是第一流的,只是连寒暑假也不能回国。伊藤十分委婉地对幼海说:“这是为了不打乱你的学习,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幼海以贵宾身份,被安排住在大财阀藤田源一在神明町的豪华别墅内。先是学日文,由周佛海以前的老师松本龟次郎亲自教授。空余的时间,伊藤就陪幼海到新宿游玩,去银座观光。
  但幼海不像父亲,毫不荒唐。他在学习之余,竟读了许多在国内从未见到过的书。东京有条神田町,什么书都能买得。国内很少见的“上海复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写的《西行漫记》,居然得到了。幼海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并且知道了周佛海最早也是共产党,且是“一大”代表,后来叛党,现在更当上了大汉奸,从此对父亲就有了看法。幼海还读了点《资本论》,一知半解,但已懂得不少共产党的来历和道理。所有这些,伊藤芳男是不知道的。
  1940年初,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在戴笠、杜月笙的策反下,起义逃到香港,在《大公报》上公布了日汪密约,震动国内外,史称“高陶事件”。二人还写了揭露汪集团的文章,内中一节,写到周佛海把儿子当作人质,送往日本读书。
  幼海在东京看到了这份《大公报》。人质?什么是人质?他不知道。当他弄清楚这两个字的意思后,勃然大怒,更加怨恨自己的父亲了。等伊藤芳男来时,幼海满脸怒容,将《大公报》重重在台上一掼,大声吼道:“我是人质!你看!你看!”
  伊藤看了报纸,呆了一会,笑着:“全是胡说八道。高宗武、陶希圣是汪先生的叛徒呀,你也信?”
  “好,不是人质,为什么规定寒暑假不可回国?”幼海寸步不让,吵得很凶。
  最后,伊藤请示后,只得让幼海假期中回家。不料第二个暑假,幼海就出逃了。

7、杭州被扣

  1941年暑假,幼海回到上海。当时,周家住在愚园路1136弄59号,由“76号”特务日夜护卫着。
  幼海19岁了,对日本人和汉奸十分痛恨,就约了姓姚的知心同学来家商量,幼海忿忿然说:“我已决定,到大后方抗战去。但到重庆怎么走?又如何能脱身?我想,最方便是先到杭州,然后经淳安去第三战区,到重庆就便当了。”
  一个酷暑的晚上,幼海换了一身当时流行的麻布学生装,什么也未带,就从家里出走了。他早在“金门饭店”开好房间,住了一夜。第二天破晓他悄悄地登上去杭州的火车,溜了,圆他的抗战梦去了。
  幼海一夜未归,杨淑慧急得团团打转。和周佛海一说,周也十分紧张。他知道儿子近来很有抗日思想,会不会秘密出走呢?周佛海除报告日本宪兵队外,立即下令“76号”,紧急查明,予以堵截。幼海的母亲和妹妹找到姚,哭哭啼啼,姚说出幼海到杭州去了。
  车到杭州站,月台上如临大敌,布满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万里浪、石林生在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幼海。幼海也认识这两个特务头目,知道出事了。当被请进贵宾室,幼海一口咬定是来西湖游玩的,严厉责问万里浪,为什么扣留他。
  “周少爷,你在我们面前还调枪花呀!你姓姚的同学全说了。淳安不必去了,快回上海。”万里浪对主任的大少爷,不敢放肆。幼海无奈,满腹懊恼,被“押解”回上海。从此对父亲的怨恨,又添了三分。“76号”跟踪监视过幼海,也几次传讯过姚,终因为是大汉奸的儿子,不便多问,也就不了了之。
  经过这番折腾,幼海装得消极颓唐,开始吃喝玩乐了,但想到大后方去抗战的念头,愈加强烈。几个星期以后,他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也不和人商量,独自溜到北平去了。他想通过邯郸,到抗战区去。日本宪兵队发现了幼海,除监视外,请示派遣军司令部如何处理。
  华北是日本侵略军的独立王国,周佛海鞭长莫及,只有请宪兵司令部帮助,截回幼海。
  幼海独自流浪,成熟了许多,竟和日本宪兵捉起迷藏来。他在北平冶游之后,突然化装去了邯郸。但一无熟人,要通过八路军的游击区去大后方,谈何容易,他怕被敌寇发现,惶恐不安,就毫无目的地再换洋装,闯入了济南,终日荡游于大明湖畔和酒馆青楼,出手又大,终于花光了钱。一天,一个便衣日本宪兵找到了幼海,客气地说:“不要胡闹了。我们司令部来了命令,请你回家去。”说罢,拿出一张头等火车票和几百元钱,笑笑走了。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幼海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大约有半个学期,幼海未去日本读书。此时,幼海第一次见到了施丹萍。

8、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是38摄氏度的大热天。
  要回过头来再提周佛海了,他将演一场闹剧。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党的关心,党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三十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9、摇身一变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十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村负责。周的近二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性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10、戴笠阴谋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亲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胸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性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村、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告不妙。幼海在回忆录中谈到周佛海的心情:“我问周:‘你看今后会怎样?’周说:‘很难预料。熊剑东也有同样的顾虑。’”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儿子周幼海,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三个人为何住在湖南路周公馆,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村、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
  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村、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11、幼海抗拒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
  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二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坐一会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周佛海写过几次信,也不见人影。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
  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
  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戴笠开门见山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
  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幼海漠不关心。
  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
  杨淑慧心乱如麻,呆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
  “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
  “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事情要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幼海说:“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
  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够了,我可不去!”
  “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
  “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
  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
  “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幼海又顶了一句。
  “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
  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
  戴笠又笑了,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
  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幼海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幼海笑笑说:“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
  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马上要回来,向周家的“基度山”开刀。

12、父子同囚

  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侯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一再写信,戴也不理。
  当杨淑慧和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生病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杨淑慧定了定神:“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魔头戴笠远不及这个女人的工于心计呢。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村、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渥,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软禁了。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幼海则不放。杨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你们管住我,二十几年了,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幼海不说。幼海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戴笠对他软禁,等于狠狠把他向左推了一把,让他向共产党靠拢。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对同室的大汉奸惊呼:“雨农死,我也完了!”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回忆写道:“三月中旬,雨农坠机身亡,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周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村等,就更不必说了。
  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的权力太大,已成蒋的障碍。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

13、幼海获释

  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
  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一个声明,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但周对幼海的软禁,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了,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七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幼海对笔者曾详细讲了这件事。他说:“毛人凤倒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当时,我只要出去,什么条件都接受了。”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作保,胡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幼海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共的来人。最后,周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戴笠把他推到共产党一边去了。
  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幼海相当成熟了,急着找党了。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作了一番对答。秘书对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
  “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
  “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幼海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
  幼海挤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在重庆秘密转悠了三天,军统特务竟未发现。
  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杨淑慧说:“他们死死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这批蠢猪,哪是我的对手!”
  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找到了共产党。

14、淮阴入党

  幼海这位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田云樵同志。
  幼海对田云樵诉说了戴笠关他七个月的情况,已看透国民党的腐败。他也说了在重庆到中共办事处去过。现在,希望田云樵能介绍他到解放区去。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父亲归父亲,儿子是儿子,何况你和父亲又一直是对立的。幼海,党欢迎你呀!”田云樵未等幼海细说,就开门见山,热情洋溢地打开了话盒。
  “太好啦!我找到党组织啦!”幼海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田云樵叫幼海先隐蔽起来,以防特务发现,耐心等候上级的通知。幼海就回到复兴公园旁的秘密住所,闭门不出,除杨淑慧外,什么人也不知道,军统特务只当他还在成都读书呢!
  没过多久,田云樵把幼海找去说:“上级批准了!叫你立刻到苏北解放区去。沿途有交通接送,一切已安排妥帖。你快去准备一下,不要多带东西,装成小贩模样。快要打内战了,路上不太平呀!”
  “去苏北哪里?”幼海急着问。
  “淮阴。中共华中局就在那里。”
  幼海兴奋极了,但这可不能告诉杨淑慧,要绝对保密。他向母亲说,军统正监视他,留在上海,死路一条,想到香港去闯闯,然后设法去美国读书。末了,幼海说:“妈妈,我想多带些美金港币和珠宝首饰,以备急用。”杨淑慧一听,满心欢喜,笑着说:“香港是用钱的地方,多带些去好了。”这个泼辣的女人哪里知道,儿子是要第一次向党做些贡献呢!
  幼海从母亲处拿到港币20万,英镑5000,还有几支翡翠翎管和宝石钻戒。这翎管是清朝大官红顶官帽后插花翎用的,碧翠欲滴,价值连城。幼海打扮成一身破烂的小贩,把钱钞珠宝分散藏好,就头发散乱地上路了。杨淑慧怕特务发现,没有送他。
  一路平安,幼海到了淮阴。在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内,社会部长杨帆接待了幼海。他就是后来“潘汉年、杨帆大案”中的杨帆。
  幼海将所带的外币和珠宝,全部贡献给党,以示和父亲决裂。他在淮阴住了近两个月,除参加学习外,就是将周佛海的一切,特别是复杂众多的人事关系,详细写给了党组织。杨帆十分赞赏,认为这些关系对开展工作大有用处。此外,幼海还写了自传。
  八月的一天,火伞高张,蝉鸣阵阵。杨帆兴冲冲地找到幼海说:“组织批准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我做介绍人,候补期两年。”
  幼海终于幻梦成真,如愿以偿,高兴地说:“我这周幼海三字,晓得的人多,很不方便,改个名字行吗?”于是,幼海经党批准,正式改名为周之友。但后来大家仍习惯地叫他“小周”和“幼海”,好像更亲切些。
  幼海是“特别党员”了,组织上决定派他返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还给了他20两黄金,作为工作经费。
  幼海回上海去了。到江阴时,买了份《大公报》,一看,知道周佛海等大汉奸将要押到南京,受法律审判。

15、法律起诉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到9月16日,军统局才将周佛海、丁默村等用飞机送到南京去了。
  周佛海等先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关在“忠”字监,和丁默村、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终于正式过上吃官司的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这样一来,周和丁默村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多少有功的。丁默村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最后可打。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要枪毙?周茫然了,无以自答。
  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首都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预定的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机关算尽,倒误了卿卿性命。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认真真,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幼海在回忆录内写道:“在所有取得的证明中,律师认为最有力的是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的6位将领,即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和郝鹏举所写的证言。母亲花了两根大金条,托军统特务周镐去找这6个人签名。杜月笙也写了证明。”证明还有很多,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狗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3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
  但杨淑慧千算万算,不及老天一算。这老天不是别人,正是周佛海追随十多年的蒋介石。蒋介石身怀生死簿,手执勾魂笔,早就圈点好了。你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逃出三千里,还在棺材里。

16、南京公审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嘉麟,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除上述六个方面军的司令外,还有军统局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但军统局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20根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莫测奥妙。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丑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等。”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律师的大段发言,这里就不去赘述了。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丑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帘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946年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矮了半截。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17、跪求老蒋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国民党也真会开玩笑,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大除夕。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老蒋,不会坐视不救。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孔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内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杨淑慧对老蒋的感激,自然难以言表。但这个厉害的女人何曾知道,所有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哪一件不是蒋介石事先安排的呢?你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仍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从此,周佛海就在老虎桥监狱安家落户了。周幼海常去探望,父子关系竟然好转起来。

18、再遇丹苹

  让周佛海去吃官司,再来看看周幼海如何了。
  幼海自淮阴入党,回到上海后,就在田云樵领导下做绝密策反工作。1948年3月,他正式转正。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田云樵、李正文、王锡珍为委员。幼海就在田云樵的领导下,进行策反工作。他只和田一个人单线联系。
  经组织研究,幼海虽和父亲思想分歧,但仍应保持联络,因周佛海众多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老朋友、老部下,是很宝贵的地下工作资源。所以,幼海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常去探望父亲。例如,周在《狱中日记》中说:“4月5日,高院送来提票,上书‘奉令改判无期徒刑,经送首都监狱执行。’当由幼海送至监狱,代为料理。”杨淑慧索性在新街口租了二间房子,长住南京,专门照看丈夫。周家的动荡,一时平静下来,单等“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周佛海就能再度出山了。
  且说有一天,幼海在上海静安寺路雪园老正兴吃饭,同桌还有田云樵。服务台上,一个妙龄女郎在打电话。幼海一看,正是施丹苹,就跑到服务台边,朝丹苹说:“喂,施丹苹,我是周幼海呀,还认得吗?”丹苹放下电话,淡淡一笑:“周大少爷,哪会不认识,久违了,一向可好?”丹苹暗忖:初遇幼海时,他是“上海市长”的少爷,敌伪“四大公子”之一,今日再见,已是个无期徒刑罪犯的儿子了,世事沧桑,可发一叹。幼海说:“施小姐,一起吃便饭吧。”丹苹说:“我有约会,改日吧。”幼海急忙说:“施小姐,留个地址电话,也好联系嘛。”丹苹勉强地从包里拿出一张散发着巴黎香水味的名片,就姗姗而出,钻进自备汽车走了。
  当时的施丹苹,十里洋场,大红特红,已是海上一朵名花。她非常有钱,住在巨鹿路“景华新村”23号。家中陈设,富丽堂皇,摆满古玩花卉,山水盆景,纯朴典雅,幽香浓浓。她喜欢京剧,每天上午,有琴师来吊嗓,还经常和戏曲报《罗宾汉》的总编王雪尘,在“大舞台”客串登台,大小报纸一捧,更加红中添紫。丹苹两次见过幼海后,因为并无好感,应酬场里一转,已经忘得干干净净。
  不料第二天上午,就有人按响“景华新村”的门铃,送上一束玫瑰鲜花,附着的卡片上写着:“重逢是美好的开始”,具名“周幼海”。丹苹没有在意,把卡片扔了。但到次日,又来一束鲜花,卡片上是两句话:“丢掉醉生梦死的现在,迎接灿烂光明的未来。周幼海。”还附了一盒沙利文的高级巧克力。接着,幼海的鲜花源源而来,卡片上的句子也次次不同:“共同艰苦努力,创造美好未来”、“前景光明,等着我们”……多了,丹苹也注意了,心想:一个纨绔花花公子,怎么变了个人了呢?
  一天,幼海约丹苹在霞飞路“华府饭店”吃法国菜。点的菜都很便宜平常,幼海讲的,完全是正正经经的事情,力劝丹苹,脱出风尘,前景无量。丹苹暗忖:大少爷真的变了。
  一有好感,关系扭转。丹苹经长年的接触,终于和幼海打得火热,要订婚了。

19、虎牢生活

  幼海和丹苹恋爱成熟,谈论订婚了。她知道,周佛海正在吃官司,周家已经败落。当然,幼海是个共产党员,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幼海绝口不提,她怎么知道大少爷竟闹革命呢!
  幼海先告诉母亲。杨淑慧听说要一个交际花当媳妇,很不高兴。但此事总归是幼海说了算。而周佛海会如何想呢?他的门第观念是很浓重的。杨淑慧说:“丹苹,找幼海一同到南京去探监,听听佛海的意见,最后决定。”幼海也正好有事找父亲,就一起去南京了。
  周佛海一直知道施丹苹是上海的交际花,但从未见过面。现在一看,见丹苹不施铅华,落落大方,竟满口答应,用湖南官话说:“施丹苹,幼海这伢儿就交给你了!”还步出监房,高声对左右“邻居”说:“来看我的未来媳妇呀。”如此爽气,一锤定音,出乎丹苹意料。
  杨淑慧提出,既然丹苹已和幼海订婚,就不能再当交际花,可以在上海和周家一起住。虽说周家已经破落,但大量动产仍在杨淑慧手中。她以200两黄金,在南阳路小沙渡路顶下豪华的飞腾公寓,一色红木家具,挂满名家书画,家中厨师、司机、女佣等仍有八人,还有两部轿车,一时似乎恢复了敌伪时的风光。杨淑慧知道,军统特务忙于抓共产党,已奈何她不得了。丹苹搬了过去,一点不比景华新村差,就是不能吊嗓唱戏,上台客串了。
  丹苹有时住在南京杨淑慧处,经常替周佛海去送监饭。日子一久,和老虎桥监狱的大小人等都熟了,直进直出,通行无阻。
  且说周佛海自入狱以来,一因杨淑慧钞票开道,打点周到,二因受到蒋介石的特赦,高人一等,故一直享受优待。很大的一个单间,木床、座椅、写字台,一应俱全,也不锁门,成了老虎桥监狱内的特殊犯人。
  周佛海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天天写着《狱中日记》,长篇大论,月旦人物,也没人管他。他一向幽默,风趣话脱口而出。一天,那个以写《闲话扬州》出名的易君左去探望他。周大笑说:“这不是探监,而是探奸。你回去写篇《虎牢探奸记》,保管可骗高额稿费呢!”
  1947年农历端午节,杨淑慧给足了钱,叫进整桌酒菜,和幼海、惹海一双儿女,在监内合家欢,共度佳节。谁也料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团聚。
  周佛海要是真的“在里面休息一两年”,然后复出,再显威风,那也罢了,可惜半年不到,1947年秋天起,就心脏病复发,并发症也一起袭来,痛得常常只能俯卧床头,嗷嗷喊叫。杨淑慧重金请去的温医生和杨医生,也面面相觑,无法救助。杨走通了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的后门,想保外就医,不料碰了一鼻子灰。部长大人说:“刚刚特赦,又要保释,不等于放人了吗?我担不起,你找蒋先生去!”内战那么激烈,杨淑慧哪敢再去找蒋介石。
  这个时期,周佛海常在监房内惨叫,杨淑慧束手无策。周幼海本来要叫父亲写许多信,去做策反工作,眼看也要落空。倒是施丹苹,医生不在时,周痛得吃不消,常常替公公注射“杜冷丁”。
  周佛海还能拖多久呢?

20、灵堂成亲

  1948年春节后,周佛海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连呻吟也有气无力了。这种时候,即使蒋介石放他出去,也已回天乏术。他哼哼唧唧,延到2月28日晚上,终于一命呜呼,气绝身亡。一代奸雄,盖棺定论,总共才活了五十一岁。
  杨淑慧看到上海赶来的幼海和丹苹,禁不住放声大哭,痛骂国民党不讲信义,天诛地灭。她以二万银元的天价,买了楠木棺材,收殓丈夫尸体。在新街口殡仪馆开吊时,国民党大员如陈方、顾祝同、李明扬、洪兰友等也到了,总算还有点身后哀荣。
  杨淑慧对幼海、丹苹说:“周家是大户人家,规矩很大的。你们要守孝三年,方能结婚。”幼海不信这一套,哪里肯依。他要马上结婚,好集中精力,去做地下工作。但杨淑慧并不知道儿子是共产党员,不肯松动。争到后来,她斩钉截铁地说:“如不守孝,那就披麻戴孝,在灵堂成亲。”
  幼海和丹苹愣了。穿了孝衣成亲,旷世未闻。丹苹跪在婆婆面前说:“披麻戴孝在棺材前拜堂,触霉头的。”杨淑慧毫不退让:“那就等三年!”最后,幼海只好答应灵堂成亲。丹苹心想: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婚礼,单单我碰上了!
  在殡仪馆的灵台后面,就是周佛海的棺材。四面全是白幔挽联,冷冷清清,一派凄凉。此时,零零落落站着一些亲友和佣人,杨淑慧边哭边说:“幼海和丹苹,现在要在父亲的灵堂成亲。佛海呀,你要有灵,保佑他们呀!”说完,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幼海和丹苹,浑身上下,麻衣重孝,腰束白带,足踏芒鞋,手里还拿着哭丧棒儿。那孝帽最算别致,四角方方的边沿上挂满雪白的棉球,荡来晃去,好比流苏一样。两人站定后,一个佣人权充“司仪”,高声呼道:
  “孝子孝媳向父亲三跪叩头!”
  幼海和丹苹在砖地上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司仪”又喊:“向母亲叩头!”幼海、丹苹掉转身来,如法炮制,杨淑慧就没命似地痛哭了。
  大礼告成,幼海、丹苹终成夫妇。那知杨淑慧停了哭声,嘶哑的喉口发了话:“这是白礼,现在一齐回家去,再行红礼!”弄得幼海夫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杨淑慧租的房子只有两间,摆了两桌酒席,人已转不过身来了。出席红礼的,只是近亲好友,佣人也破例入座。她向幼海、丹苹说:“我们换装。”三人就去了内室。不一会,杨淑慧首先出来,脱去孝服,换了一件织锦缎旗袍,梳妆抹粉,重露笑容,一个四十多岁本来形容憔悴的女人,顿时容光焕发,雍容大雅了。幼海卸去麻衣,换上笔挺的西装,英姿勃发,倜傥潇洒。丹苹则重整云鬓,略施脂粉,换了一件枣红旗袍,红妆素裹,典雅大方,仿佛来了一个天仙。
  所谓红礼,无非新人朝母亲三鞠躬,没有再行什么繁琐的仪式,就开席畅饮。这顿红礼酒虽然简单,但大家开怀欢笑,直闹到半夜,方才席散人去。幼海夫妇的新房在上海,回上海还要大宴宾客。当夜大家睡不着,将近破晓时,杨淑慧取出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替丹苹戴在手指上,说:“这是婆婆给媳妇的礼物,不要小看,二十四克拉呢!”这样贵重的钻戒,见多识广的丹苹也从未戴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周佛海退出这场戏了,长眠在南京永安公墓。后来墓地拆迁,弄得个尸骨无存。以后的传奇故事,只剩下杨淑慧、幼海和丹苹三个人了。

21、中央商场

  杨淑慧从南京回上海后,在飞腾公寓补办了盛大酒宴,广邀亲友,热闹非凡,为幼海、丹苹祝福,也显示周家以前的气派。
  幼海做地下工作,杨淑慧丝毫不知。暂时要瞒着她,免生枝节。但钱是要向她要的。她手里有钱,肯给宝贝儿子。幼海在做的工作,丹苹渐渐晓得了,田云樵严肃忠告她,必须绝对保密。两人商量后,经组织同意,幼海就向母亲说:“我要做生意,给我一万美金,袁大头也行。”杨淑慧用怀疑的目光看看,说:“你会做生意?上次去香港,蚀个精光。这次又怎么啦?”幼海撒谎说:“现在股票和公债走红,定会赚钱,丹苹以前也常做的。我们预备在南京路中央商场租个写字间,专做场外交易。”经不起儿子媳妇的软磨硬缠,杨淑慧拿出八千美金,二百银元,也算不少了。
  当时的中央商场,是处五方杂乱的歹土,密密麻麻的摊位,堆满美国的“克宁奶粉”和“骆驼香烟”。银元贩子的叮当叫卖声,不绝于耳。乌烟瘴气,一片混乱。这倒很合田云樵和幼海的心意,混在中间,容易隐蔽。他们就在乌黑昏暗的二楼,租了个写字间。幼海用“周开理”的姓名,登记开业。其实,什么生意也不做,只是党的一个秘密据点。杨淑慧从未来过,她天天在何应钦等在上海的家中打麻将。
  幼海正在策反浙东一个交警总队的大队长起义。这是通过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进行的。熊是周佛海的亲信,故幼海和熊妻极熟。当时,熊剑东以敌伪税警团改编的交警大队,在苏北被粟裕将军消灭,熊举枪自杀了,但他的老婆却是上海滩的女大亨。她介绍给幼海的那位大队长,策反成功,临解放时起义了。
  幼海和丹苹还策反了上海警察总局警备科长陆大公。陆历经三个朝代,始终吃得开,是个“三(k)开党”。陆从不得罪共产党,他除幼海的关系外,还和地下党吴克坚有联系。上海解放时,陆当了一天毛森委他的代理局长,整个警察局都起义了。这是幼海策反工作中较大的一桩。
  1948年秋,地下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从解放区运来不便,这购枪的危险任务就落到幼海、丹苹头上了。丹苹一拍胸脯:“你们不便,我来!”
  一天晚上,在米高美舞厅暗红的霓虹灯光线下,丹苹经小姐妹介绍,和警备司令部的乔耐少校接上了头。乔耐把美金看成性命,答应卖枪,不论英货白朗宁或美货柯尔脱,一律50美元一把。少校先生也不问情由,就和这位伪装“王小姐”的丹苹做起这可能杀头的买卖来了。
  丹苹对乔耐说:“钱要,性命也要。我不能告诉你电话。你信任我,我很感激。少校先生,你把货备好,我一来电话,一刻钟内见面,银货两讫。怎么样?”少校一口答应,尽管如此,这也是把头拎在手里玩命。丹苹只得一会儿早上,一忽儿深夜,今天米高美,后天新仙林跟乔耐见面。乔少校倒是个很守信用的“诚实”人,有美金吸引着,从不失信。几个月下来,竟然弄到几十支短枪,没有出事,但每次丹苹都吓得香汗淋漓了。
  这批枪支,幼海留下一些,其余都交给了地下党。这留下的几支,在解放时还起了点作用。
  按照组织的布置,幼海夫妇要营救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了。

22、营救张、罗

  张澜、罗隆基是有名的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在人民中有很大号召力。蒋不敢杀他们,一心想胁逼二人到台湾去。张、罗哪里肯依,就以养病为由,躲入上海虹桥疗养院,静候地下党接应。那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土崩瓦解,朝不保夕,很多民主人士,已被地下党接赴香港。
  这是上海最黑暗的时期。军统大特务毛森当了警察局长,警车狂吼,杀人如麻。他得知张、罗正在养病,就命令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进驻疗养院,将二人软禁起来,如不能押赴台湾,就下毒手干掉。大队长严锦文,既是军统特务,又是反蒋的杨虎的洪门兄弟。幼海和丹苹接下这个错综复杂的任务后,心中茫然无底。
  和田云樵再三商量,不外两个办法:打入军统第六大队,收买严锦文;此外就是察看地形,武装抢救。疗养院在郊区,特务也不多,武力营救还是有希望的。但首先要弄清地形,并通知张、罗。
  一天,幼海和丹苹拎了礼品,到疗养院去“探望”二人。幼海和张澜不熟,但认得罗隆基,罗和周佛海是老朋友。国民党死要面子,不承认软禁,只说保护,就不好拒绝自称罗隆基外甥的幼海探望了。
  “罗伯伯,党正在营救你们。我今天来,是察看地形,打算武力解决。”幼海和罗窃窃私语。
  “这很危险吧!张老又走不快,行动不便呵!”罗隆基显得很担心。
  “不要紧,疗养院内有我们的人,可以打开后门。我们还正在设法打入这里的军统,要能收买,就是万全之策了。”幼海用真心话安慰罗伯伯。
  罗隆基陪着幼海夫妇到公园散步,察看后门出路。一一记在心里,二人就告辞了。
  田云樵和幼海计划由十个地下同志,均带武器,由幼海带领,前去“劫狱”。同时,加紧进行收买大队长严锦文的工作,这也是幼海通过熊剑东老婆唐逸君进行的,但进展很慢,曲折太多,不能寄予过大的希望。看来,要动真刀真枪了,万事齐备就等行动。
  正在这关键时刻,乌云扑来,情势大变。田云樵找到幼海急急地说:“不好!你的名字上了毛森的黑名单!你得马上隐蔽,写字间立即撤离。营救张、罗,要另找别法,军统特务已加强戒备了!”
  这对幼海说来,宛如晴天霹雳,急着说:“隐蔽到哪里去?遍地特务,无法无天!”
  “换个冷僻的场所先躲一躲。”田云樵说。
  就是这一天,毛森叫人把杨淑慧找到办公室,不阴不阳地说:“周太太,你儿子是共产党呀!正和我们作对,这对不住蒋先生吧!你叫他洗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毛先生,小儿哪会是共产党!他夫妻二人一月前就到英国留学去了,根本不在上海。”杨淑慧经半年来的观察,对幼海的行动也知道了个八九,现在只好撒个弥天大谎,信不信由你毛森了。毛森哪里会信,冷笑着说:“周太太,叫他留心点。”
  看来还不至于马上动手,要躲要走,还有时间,杨淑慧悬着的心落了少许。
  唐逸君一面,倒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她找了杨虎的老婆,她是上海女大亨田淑君,说动了杨虎的心,力劝徒弟严锦文弃暗投明。正当毛森要下手时,严锦文起义了,秘密释放出张澜、罗隆基。
  毛森满腹懊丧,周幼海衷心欢喜。当毛森得知详细情况后,决定向幼海开刀了!

23、上海解放

  1949年初的一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幼海准备妥当,破晓时正待和丹苹转移,飞腾公寓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幼海从窗口一看,是外围组织的一个年轻同志,四周也无可疑情况,就急着下楼开门。那年轻人踉踉跄跄跑进客厅,倒在沙发上,哆嗦发抖地说:“田云樵叫我通知,毛森随时可能动手,你们必须立刻离开,一分钟也不能停留!”说完,倒在沙发上昏过去了。
  丹苹端来了热茶,幼海拿来了大衣。等那人醒了,幼海塞给他一卷钞票,说:“非常感谢你冒险来通知。我和丹苹马上走。你也立刻离开此地,行吗?”那人身体暖和,有了活力,就出门而去。此时,天还没有大亮。
  杨淑慧也惊醒了,催着幼海说:“事到如今,我一切都已明白。你和丹苹多带点钱,赶快走。毛森那里,我来应付。安定了,通知我一声,切切不要打电话。”
  幼海和丹苹,也不带任何行李,迅速走出公寓,在破晓前的雾霭中消失了。
  早晨,果然来了一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杨淑慧十分镇静。笑笑说:“前天我已告诉你们毛局长,周幼海夫妇到英国去了。有劳各位白跑一趟。”特务搜了一遍,找不到人,只得怏怏而去。
  幼海夫妇花1400元美金,在巨籁达路一个白俄老头的金龙公寓内找了一间房子,悄悄溜了进去。家具齐全,壁炉火红,吃饭有人料理,小夫妻就不必出门了。天气阴沉,细雨淅沥,幼海晚上化装出去,通知了母亲和田云樵。
  杨淑慧仍然每天到何应钦、程潜家中打牌,放出空气,说幼海到英国去了。她像是不断把石子抛向水面,一圈圈涟漪最后就传到毛森那里去。特务魔头半信半疑,但上海已经大乱,自身难保,渐渐就把幼海的事搁着,忘了。
  时光如流,不觉已到四月中旬。那年上海天天下雨,连绵不断。幼海感到燠热烦躁,就在房间里踯躅踱步。忽然,有了敲门声,用的是暗号。开门,化了装的田云樵来了。幼海、丹苹大喜,进入坐定。田说:“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立即要渡江。上海会有一场恶战,但蒋介石已为强弩之末,必定失败。马上要天亮,我们盼到了!”
  五月,上海天天梅雨,湿闷燥热。解放军已攻克南京、杭州和苏州,直逼上海。蒋介石坐镇复兴岛,高喊“保卫大上海”,但5月12日外围打响,不到半月,蒋军兵败如山倒,老蒋只得独自神伤,乘兵舰到普陀山的海天佛国去了。毛森的特务,乱成一团,杀人也来不及,自己又急着逃走,哪里还记得有个周幼海?幼海当机立断,将手枪子弹上膛,对丹苹说:“上海解放,只是一两天的事,我们回飞腾公寓去!”说完,拉着她就走,在霏霏淫雨下回到家中。杨淑慧一见,急了:“特务抓人怎么办?”幼海笑了:“特务逃命还来不及,还抓人?”
  次日,上海已处于巷战之中。国民党青年军一个连占领了飞腾公寓的顶层,说要效忠党国,死守到底。不仅一处,浜北许多大楼,都进驻了残军。幼海为防败兵抢劫,紧闭铁门,将家中的人组织起来,两人一组,发枪一把。幼海教会他们使枪的方法,就分守门窗各处。幼海和丹苹一组,守着铁门,上了膛的柯尔脱手枪对准门外。杨淑慧心中欢喜:儿子会指挥打仗了。
  败兵没有捣乱,缴械投降了。5月27日,全上海解放。

24、“一大”会址

  上海解放后,接管警察局的就是介绍幼海入党的杨帆。
  他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这社会处就是后来的政治保卫处,是专门和特务间谍作斗争的。
  杨淑慧和幼海到了公安局。杨帆说:“中央交办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这件事你杨淑慧大姐可以办到。周佛海是‘一大’代表,他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提到‘一大’的情况很详细。大姐,那时你不正和周佛海在上海吗?你是去过‘一大’会址的吧!”
  “去过,去过,我去送过信,还介绍过一个人去看门望风,大概叫张桂秋,记不大清楚了。”杨淑慧喜上眉梢,赶忙作了肯定的回答。
  “不忙。这不是公安局的事,由市委宣传部管,你去配合他们工作。”杨帆亲笔写了介绍信。
  杨淑慧想:到哪里去弄《往矣集》呢?图书馆里也没有。
  几经周折,总算在周佛海以前的一个副官处,找出一本,薄薄的,纸色早已泛黄。
  书中对“一大”果然写得详尽,说当年和毛泽东等,住在贝勒路“博文女校”,大家打地铺。白天开会则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
  杨淑慧苦苦回忆,但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贝勒路,似乎没错。
  她和市委宣传部的杨重光,找到了“博文女校”的旧址,但李书城的家,茫无头绪。
  杨淑慧和丹苹多次实地去找,但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了。
  踯躅徘徊,寻寻觅觅,她终于眼睛一亮,一丝记忆从沉淀的思绪中浮出来了:在黄陂路、兴业路口,有一家酱园面坊,似乎就是从前的李家。
  这里确实是贝勒路,后来改名望志路,1943年又改称兴业路。
  杨重光十分重视,当即拍了很多照片。杨淑慧心中高兴,当晚就对幼海说:
  “不错,就是那里,我去送过信,当时我和你爸爸正要好着。”
  第二天幼海对杨帆说:“母亲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找到了,大概不会错。”
  杨帆高兴地说:“你母亲做了件大好事呀!”
  详细的报告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慎重,决定由董必武再亲自来一趟,加以证实。
  董老看后,确证这就是李书城的家,是中共“一大”开会所在地。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

25、“潘、杨案件”

  平地风波,晴天霹雳,1955年5月,“潘汉年·杨帆案件”发生了。
  “潘、杨案件”发生时,传说有人讲,孔子门徒三千,潘、杨恐“三千三”也不止。于是,幼海和杨淑慧冥冥中都被划进这个数目中去了。甚至已经离婚一年多的施丹苹也难逃厄运。后来,这“三千三”成了公安圈内一个术语,其实,它只是泛指,并不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整数。
  1955年5月16日,幼海接到电话,要他立刻到局里去一趟。他急忙赶去,等着他的是一张盖了大印的逮捕证,上面写着“反革命罪”。幼海懵了,呆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两个陌生的同志给他戴上了手铐,说:“愣着干吗?走吧!”“上哪去?”“去北京。”幼海木然地问:“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杨帆最清楚了!”那两个人笑笑。一个说:“杨帆自己就是反革命。走吧,有话北京说去。”
  幼海被关进了公安部预审局北京秦城监狱。那年正好33岁,应了上海人“三十三,乱刀斩”这句话。
  提审了。幼海说:“我的一切,杨帆最最清楚了!”哪知审讯员反问他:“你和杨帆一起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幼海急了:“此事从何说起!你们可不能乱来呀!”提审没有结论。一连几天,再提再问,幼海无法承认杨帆和自己是反革命这种莫须有的事。三斧头的下马威劈过以后,来得少了,甚至长期不来问了。从1946年淮阴入党开始,直到关进秦城监狱,幼海实际上只干了九年革命工作,而且都是在杨帆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幼海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九年,也是忠心耿耿对党,出生入死斗争的九年!
  从此,幼海就在秦城落户,一关十年。
  幼海家里也不太平。1955年5月底,杨淑慧被捕了,“罪名”是:为何和儿子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给杨帆介绍了多少特务分子?这个精明能干的女人,除了声声否认,竟然说不出话来。杨帆和幼海都是反革命,还说什么呢!查呀查呀,查了一年多,除了知道她是大汉奸的老婆,周幼海的母亲外,什么也未查出来。1957年1月5日,她被释放了,没有人再提她发现“一大”会址的功劳,让她自生自灭。杨淑慧不知儿子在哪里,孤独凄凉,时常暗泣。她从开朗豁达转向沉默寡言,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此独自过了五年,到1962年冬,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多处骨折,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了!仰卧床上,什么时候上路的也无人知道,享年61岁。一个绝顶精明能干,曾有万贯家财的女人,就这样去了!这二男二女的四个人的传奇故事中,又少了一个。她的案件,在1983年8月得到了平反。
  施丹苹,也在1955年5月被捕,“罪行”是解放前后和周幼海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查呀查呀,倒查出了不少她当交际花的趣事。在吃了近两年官司后,1957年3月6日只好将她放了。丹苹的案子,1980年就平反了。
  只有幼海,“罪行”最重,在秦城监狱难有出头之日。更大的厄运找来了,他在牢房内突然中风!

26、再进秦城

  幼海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是十分凄惨的。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任何接济,他的逮捕和关押都是绝密的。一天,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欲裂,跌倒了,右半边手脚麻木僵直,幸好头脑还算清醒。他暗忖:“不好!中风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困难地靠着墙壁,慢慢站起,已经汗流浃背,两腿哆嗦!以后怎么活?还40岁不到呀!
  监狱医生确诊为轻度中风,只给了一些常规的药品,没有住院治疗。幼海硬是仗着他的年轻活力,苦苦锻炼,手脚总算可以动动了,但已不能和中风前相比,从此落下残疾。
  1965年9月,在预审十年,未得罪证的情况下,幼海被宣判了:“反革命罪,管制三年。”管制从宣判之日开始,这以前十年的官司就白吃了?但幼海哪里敢问。43岁的他,两鬓染霜,面容憔悴,行动迟缓,愁肠百结,和入狱前已判若两人。
  他被押解到上海,放在东安路一家京华化工厂内,监督劳动。那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工厂里突然来了个“阶级敌人”,大家就当作怪物来欣赏。幼海一身是病,还怎么劳动改造?白天让他在门卫室坐坐,偶尔扫扫地。一间六平方米不到的阁楼,成了他起居饮食唯一的生存天地。他没有自由,不准外出。
  万万没有料到,三年管制还未期满,更大的厄运又要降临幼海头上了!那时正在揪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闹得满城风雨。1967年6月,几个专案组的凶神,身怀催命符,手拿勾魂牌,从北京赶到上海京华化工厂,不由分说,将幼海铐个结实,立即带去,重又扔进秦城监狱,唱了一出二进宫。
  提审了。审讯员怒容满面,一拍台子说:“刘少奇怎么和周佛海勾结的?彻底交待!”幼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呆在那里,无以为答。审讯员怒不可遏,大声喊道:“如不交待,判你死罪!”幼海心想:死罪就死罪吧,实在想不出刘少奇和周佛海有何关系!
  不断提审威逼,终于说出“杨宇久”三个字来了。幼海对“杨阿姨”想了好久,只知道她40年代初到南京,见过周佛海。杨宇久是刘少奇的外甥女,幼海连忙说:“杨宇久的情况,只听母亲讲过。那时我正在日本读书,一点不知道,无从交待。”哪知审讯员蛮不讲理,一口咬定:“周佛海和老婆都死了,你妹妹又在美国,不找你,找谁?”意思很明白,硬要幼海“招供”刘少奇和大汉奸有勾结。幼海拒不发言,以沉默对抗。审讯数月,一无所获。
  幼海在牢房内又中风二次,来势凶猛,半身不能动了!1975年9月,专案组将他再送回上海京华化工厂,仍然监督改造。此时的幼海,脸色灰黄,双颧突出,嘴唇苍白,须发成霜!八年冤枉官司,赛过半个世纪!

27、幼海病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杨帆平反了。
  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对周之友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文中指明:“周之友同志1955年、1967年两次被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幼海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
  公安局组织在西区习勤路安排了一个套间,让幼海搬去居住,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他的生活,还装了一只电话,让他和外部世界接触。幼海的身体全部垮了,仅有左手,还能动动。但脑子是好的,也能说话。60岁左右的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丹苹此时已与一位工程师结婚,常抽暇从虹口赶到漕河泾去看他,还为他介绍两个中年夫妻帮做饭和洗衣服等。
  远在成都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淑海,也常来上海看望这位可怜的弟弟。
  幼海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周佛海的一切都说出来,写出来。
  自己不能执笔,组织派了张伟方同志去帮助他。钟玉如和姓姚的老同学为他整理了《周佛海浮沉录》、《周佛海之死》等长文,由刊物刊出,并被大量转载。特别是《周佛海日记》的注解,因人物众多,任务十分繁重,但幼海绞尽脑汁完成了,可惜他没能看到此书出版。
  总有人问幼海:“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香港享福;陈公博的儿子陈干,在美国当教授,而你落到如此地步,不后悔吗?”
  他总是笑着说:“我参加共产党,革命十年,这条路走得正确,无怨无悔!人家说我这一生是替周佛海的造孽还债来的,也许是吧。”1985年7月中旬,幼海褥疮大发,鲜血淋漓,又得了肺炎并发症和心力衰竭,气喘吁吁,奄奄一息。急送医院,虽经多次抢救,回天乏术了!7月24日傍晚,当朋友刚走开一会时,他平静地去见了马克思,终年63岁!
  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吊唁电文从四面八方飞来,连美国、法国、加拿大也来了不少。
  灵堂内摆满花圈。幼海身穿笔挺的警服,躺在鲜花丛中。悼词给了幼海高度的评价,说他“始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在身处逆境,备受磨难中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幼海的骨灰盒,进了烈士陵园。
  四个人的传奇故事,又走了一个,只剩下丹苹一人了!愿健在的丹苹安度晚年吧。人生梦幻,故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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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一定会有许多新鲜的见闻和感受;而我国外交人员在使馆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也许会给读者带来兴趣。从明天起,本报连载王殊的《大使日记》,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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