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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蓝天白云下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喊叫:
             永远记住我,妈妈呀北京!

                  ——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当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学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上山下乡进入中国农村现实的“汪洋大海”后。他们在1968年的夏天才感受到了苍海一粟的孤独。也许他们还有某种把火种播到台湾省农村的宏愿,但面对处处穷山恶水和红色浩劫的广阔天地,生存的艰辛沉重地打击着他们的热情,原本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战士,在“大有作为”的再教育中变成这个时代的被放逐者。

  1966年起,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放弃课堂走向革命“串联”。1967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但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初高中学生形成积压,仅有大学能复课。

  本年度,学生积累数达1000多万人,国民经济却全面衰退,工矿企业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力。

  1968年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毛泽东自己也头戴草帽,手握镰刀,站在金浪翻滚的麦田里指示航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声音不断地在阳光灿烂的天空回响,鼓励着2000万所谓“知识青年”,声势浩大地扑向金灿灿的田野。

  上山下乡最初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选择,既是时代的使命,也是革命扩大战果的必然。知青们胸戴大红花,脚跳忠字舞,锣鼓喧天地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坚决地开进了深山和荒野。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是充满乐观精神的,如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有这样的描写:“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诗意消失了。

  小乔的祖辈生活在山西晋南,祖辈的生活贫困而单调,1960年他考入了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分配时,不愿下乡。

  小乔的思想被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李发现了, 李师傅遵照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来教育小乔,李师傅痛苦地回忆道:“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像你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才得到上学的机会。可是有人读了十几年书,就忘了本,不愿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此话触到了小乔的痛处,他沉痛地流着泪说:“李师傅,我错了,是我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忘了本,我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贫下中农,更对不起毛主席!”李师傅很严肃地说:“人民把你供养到医专毕业,你却不愿为人民服务,不愿到深山窝铺去,你知道有多少贫下中农在盼望着你们?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你们的诊治?”老工人的话铭刻在小乔的心里,他激动地拍拍胸前的红宝书说:“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到深山窝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们当然明白上述语言有多少后加工成分,也惊异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的对话,语言逻辑上这么完整,政策水平上这么高超,但我们必须相信,这就是1968年的标准语言。

  城市的小青年,不知农村艰苦,抱着中世纪田园诗的梦想奔向农村,也许自有他们的人生见解,而大批从农村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子弟要面对农村的艰辛,那真正是要靠理想主义的支持了。这里边的差别是很大的,最初的知青,他们一到农村就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这也是20年后,知青文化热死灰复燃后,老知青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知青在上山下乡时的苦难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并以此来证明知青一代为“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条件下,其革命斗士的尊严和高贵被生活的严酷毫不客气地挫败,我们相信,这时候他们心中澎湃的绝不是悲壮的理想主义,而是辛酸、贫贱和刻骨的怨火。知青就像当年阿Q对小D一样,郑重地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

  当年知青生活的艰难处,以下列两事可知:

              抢吃“忆苦思甜”饭

    一天,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自然要尝尝忆苦饭。也不知队
  长是有意还是无意,拿出队上积存的几十斤谷子碾成米,加上好几百斤牛
  皮莱,煮了一大锅。会议进行中,旁边那锅莱稀饭早已漫出团团白雾,发
  出阵阵诱人的清香。社员们个个翘首咂舌,不时扭头望着那团迷人的白雾,
  心里巴望发言快点结束。孩子们紧紧围住那锅灶不肯离去。当队长宣布开
  始吃忆苦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争先恐后,拿碗取钵,递到锅前。两个掌
  勺人应接不暇、累得满头大汗。我也拿着搪瓷碗,舀满一碗,“嘘嘘”地
  只管喝不管烫。这哪里是忆苦饭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顿美味佳肴。吃了
  几个月红薯早巳生厌,现在喝着这香喷喷的牛皮莱稀饭只觉得滑腻爽口。
  不一会儿,一大锅菜稀饭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说安逸。“忆苦思甜”真个
  成功了。

                 手表

    知青无多少细软,手表更稀罕,一块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妇。一日,某
  君由省城返乡,腕上多了一计时之表。此物虽系家传,然年久失修,指针
  走得步履维艰,常有劳逸结合之举。一知青对某君问以时刻,某君先开窗,
  伸头仰望天空之日,复回头,低首俯视腕上之宝,面有愧色,曰:“下午
  了”。问者哑然。

  1968年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更加动荡的命运。5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开发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这次上山下乡应是经济发展的积极举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除了国计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历史的命运上,应有天理惩戒的辛辣意义。可以想,文革3年的生死搏斗,已经对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完成了一场空前的扫荡。生产已遭到极大的破坏,困难时期后开始的短暂安宁局面又遭到“红海洋”的全面摧毁。这千多万学生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无力承受,对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会等级观的孩子们来说,现有的国家系统似乎也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们文革的横扫一切和打个翻天覆地、打个落花流水的惯性,中国社会形态被红卫兵斗争搞得面目全非并不是神话。所以,将知青青春的热情消耗在蓝天白云之下,黄土高山之间不失为一项英明之举,就像一艘恶浪中的大船,抛弃大批的货物赢得航行的安全一样,让青年下乡,是当时的紧急避险之措。

  90年代的知青文化热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上山下乡的苦难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毁灭性的命运。尽管在事实上,知青一代人的许多分子与新生代的幸运儿们相比,他们的青春岁月确实显得可怜可悲。但由于历史造成的他们简单热情、盲目忠诚和时代造成的多血质性,这种所谓的青年运动一刚刚产生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何在灭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岁月中的最大追问,其意义不亚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之自问。上山下乡所经验的痛苦,无不时时撞击他们的灵魂,平静他们发昏的头脑,启迪他们思索的智慧。在从自豪到焦虑、不安之后,许多知青面对了生活的现实,体味了劳动的快乐,感受着隐秘的爱情,追求着个人的真理,从阿城的系列小说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饥饿年代的超凡智力;《树王》在拓荒时代的坚韧执著;《孩子王》象征着愚昧时代的开启鸿蒙。尽管“知青热”有着近乎病态的自恋,但我们依然能够分享他们以青春为代价的喜悦,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个时代,也不过如此。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运挣扎折射出了艰难岁月里的不幸,历史是一条波涛澎湃的河,留下来的是坚石,淘走的是黄沙。当一代人曾经轰轰烈烈,而今却灰飞烟灭后,留下的是他们以生命代价给予我们的警示,这许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后来的人们引以为戒,让我们以分享他们的快乐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乡时,我带去自己装的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头一晚上出来一放,可
  以说产生了轰动效应,引来满屋子大人娃儿坐满一地。尽管收音效果很差,
  但听众热情之高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时间很晚,仍迟迟不愿离去。最后走
  时提出看一下机子里是什么东西。随你怎么说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
  么名堂,可就是不甘心。无法,只有满足其愿望才得以收场。一连几天,
  天天晚上来听,坐上一屋人,简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谎称电池用完,谁知
  热心听众竟自己带电池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锦车轻裘与朋友共,
  敝之而不憾,不亦乐乎?

                年度记事

         ★ 元旦社论: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说,1968年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且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要整顿党的组织。社论还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财产,自觉加强劳动纪律,坚决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歪风;要大力抓好交通运输;要健全和加强各级生产领导班子,重要的生产和科研部门,要迅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 “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和通过党章草案。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一开始,就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6位革命家遭到围攻批斗。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朱德、 陈云、 邓子恢。林彪在10月20日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林彪、江青一伙还联噪要公审刘少奇、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全会通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 。全会最后通过公报。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等部署。

            ★ 狠批“养骡子津贴”等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在1966年以前制订了30多种具体的奖励制度。年奖,月奖,季奖,安全奖,省煤节电奖,小指标奖,集体合同奖,师徒合同奖,节日奖,全勤奖,“窍门奖”,“辛苦奖”,以及为了照顾情绪的“安慰奖”,等等。该厂的戴××最近撰文认为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戴还说,厂里有一台碎煤机,曾经三次搬家,每搬一次就发一次“合理化建议奖”,最后,这台碎煤机又搬回原处,照旧又发了一次奖。甚至晚上给厂里喂喂牲口,也发给高达40元的“养骡子津贴”。一句话,就是“干活给钱”!

  戴文指出:“推行物质刺激不仅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旧北京市委的代理人腐蚀工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也是他们压制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根大棒。”

             ★ 永远“购销两旺”

  6月22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市场购销两旺欣欣向荣》。报道说,今年以来,首都市场形势越来越好。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收购量逐月上升,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丰富。调运农村和外地的商品越来越多,商品库存日益增加。棉布、针织品、火柴、洗衣粉、肥皂、收音机、铝锅、灯泡等多种主要生活用品的月收购量比年初有大幅度增长。大批纺织品、文化用品、中西药品和化工类商品源源运往外地。目前,从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食品商场、西单菜市场等大型商场到遍布农村的供销社里,日用工业品和肉类、蛋品、蔬菜等各种副食品琳琅满目,销售活跃。棉布定量的减少,对市场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位于南京下关和浦镇之间跨越长江, 连接津浦和沪宁铁路。1960年1月18日开工兴建,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工程全系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大桥正桥长1576米,双层式结构,上层公路桥,桥面宽1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两岸以桥头堡建筑作为正桥和引桥的分界,铁路和公路在两岸引桥部分逐渐分岔,沿铁路桥面全长6772米,沿公路桥面全长4588米。大桥正桥10个孔,采用连续钢桥梁跨越。铁路引桥共159个孔, 大部分采用跨度31.7米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墩身为双柱式结构, 大部分采用钢管基础。大桥主体工程用钢料为66516吨,混凝土为384063立方米。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情况极为复杂,经常受到沿海强大台风和海潮的侵袭,施工难度极高。大桥的建成,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修建大型桥梁的新纪元。

          ★ 12月22日:藏匿一代人命运的编码

  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下到13个公社和生产队安家落户。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参加工作的以外,纷纷被动员去农村、边疆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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