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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玩偶时代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要把敌人消灭光。

                         ——《革命造反歌》

  1969年,这在记忆中大约是最难有鲜明特点的一年,国内形势,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的荒谬在九大上变成了法典,刘少奇在他死于开封府之前,也终于被耻辱地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泥塑的包青天的耳朵听见一句新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苏联在新疆、在珍宝岛,印度在西藏也分别敲边问塞。表面上看,1969年的事儿真不少,但这不少的事儿不过是旧调重弹,像一曲无主题的变奏,有些新意,但无法令人激动。老实巴交的百姓向隅发呆,牛鬼蛇神像皮影戏一样,不断上演他们的伎俩,前两年的阶级仇恨在1969年也许变成了一种新的情感,调弄这些皮影也许是种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4年来的口号层出不穷,4年来的革命摧枯拉朽。在农村里,人们在缺乏新意的政治活动中疲倦而麻木,尽管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学不但小伙子们却心不在焉,他们只是喜欢看年轻的妇女奶小孩,也很喜欢看她们纳鞋底时,三个指头拉着针,引出长长的麻线,将针尖从黑油油的青丝中轻轻划过的娴静的样子,所以人们渐渐地意识到,生产队里开大会,并非是件没有意思的事情。

  朋友回忆道:“生产队开大会的永恒主题是斗私批修。挨斗的永远也是那位漂亮的地主婆。”说她是“婆”其实很不恰当,她才四十来岁,脸颊红润而白色,眉眼生动传神,蓝布衣里透出这个地主婆年轻时的俊俏,“她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我见到的最漂亮最迷人的农村妇女”,她的男人被送到新疆劳改,儿子也过继给了有保护能力的贫下中农,开会时,地主婆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开场白后就是斗地主。1969年已不大兴五花大绑了,在农村斗地主也不兴弯腰低头了,地主总是低着头,如泣如诉地诉说她怎么在旧社会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恼了骂丫环怒了打长工,最初人们听来还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后来变得喜欢听她的泣诉了,再后来,地主婆讲得绘声绘色,人们听来不觉十分的神往,心思早离开了会场,仿佛回到中世纪的庄园,自家小有薄产,与娇妻美眷,一起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丰盈。当人们开始想人非非,突兀而来的口号声终止了这个节目时,那个俊俏的地主婆已停止泣诉,如释重负地叨起一竹管,楞楞地抽着草烟。

  “直到我们离开山村的时候,我们都十分留恋开批斗大会,队长也十分喜欢开会,让人不解的是,队长在会后总是能够与地主婆说说笑笑,开一些农村人才听得懂的性玩笑,有机会了甚至在玉米地里拧一把地主婆的大腿,召来地主婆娇羞的嗔骂,一到了开会时间,队长的义正辞严与平日判若两人。人们对地主婆的剥削生活从批判发展到想象模拟,心旌荡漾,这也许不是历史开出来的玩笑。”

  开玩笑的也许只有历史,按照西方谚语,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一思索,历史就发笑。”

  林彪一直在为我们塑造一个不可企及的神像,一个“最高最活”的神,但是在1969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

  “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某种觉悟产生之前,林彪已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中国人塑造了一个神。在林彪的造神语言中,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古代乱臣贼子的今世嘴脸——那就是用夸大其辞,阿谀奉承的极端拍马语言,实现先把对手捧到不食人间烟火偶像的位置,拉开神与人的空间,然后自己再进入这个空间,占据作为人的领袖的地位。

  林彪这样来神话毛泽东:

  圣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圣言: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圣物: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金属毛主席像章

  圣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

  大礼仪:口唱语录歇,手舞红宝书,脚踏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前,下班后站在毛主席像前,诵读毛泽东的语录“献忠心”。对偶像的膜拜甚至到了人畜不分的地步,“养忠字猪”据说是贵州都匀专区的特产,是在猪头上剪剃猪毛显出一个用心的形状框住的忠字。

  在毛泽东形象一步步被抬升高入云端的过程中,毛泽东1969年曾经有过“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的警觉,但由于大势使然,领袖的谦虚和冷静并不能阻挡崇拜之风的蔓延。

  作为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1969年也许是简单而快乐的,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简单中有丰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我们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没有多少举棋不定的选择,整个民族就一个灵魂——政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我们围绕着一个“神圣”的思想而生存,这个一神体系伴随着语言的规范化,音乐的大统一,舞蹈的群体性,色彩的炽烈单一,整个的审美情感就是一种拜神审美,人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中的快乐。

  中年以上的人们都有跳忠字舞的经历,遗憾的是,此举并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 那时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时间场合,一呼俱应,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无论是在工厂大街,只要遍布全国的广播一响起歌唱毛的音乐,人们就像突然解脱似地,放下手中的话计, 停住劳顿的脚步, 就地如醉如痴地跳将起来,当时有种说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此话可圈可点。

  毛泽东思想与民同乐,这种单纯,也许永远是一个神话了。

  有一个刘奶奶学语录的故事,也是颇值得把玩的:刘奶奶69岁了,从来没唱过歌,可现在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还组织老太婆演节目。为学毛主席的著作,刘奶奶白天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来问十多遍,闹得孙子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

  尽管中央文件规定不要追求形式,讲求实效,但拜神运动对于百姓来说,也算是“忠心”时代的一种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项上是禁而难止,至少到1976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人们在跳另一类型的忠字舞。人民对这一系列的“拜神”活动有自己的目的,试想,在一个简单化的时代,有多少歌儿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儿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体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啊。有关“拜神”的一切类似宗教的活动,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让人们放下面具,回归真诚的时候,原本和为贵,礼为先的中华民族,又何尝能够总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乐原则假借着拜神的方式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们的“表忠心”活动无疑成为抒发自我感情的独特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拜神的快乐早已变异为自我抒放的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年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说写一个地位低下而极力想维护人的尊严的台湾下层人物,迫于生计当了“广告人”,不得不自我丑化,化装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丧尽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从生计上是为了怀孕的妻子免于打胎,从情感上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主人公都必须化装成“广告人”——儿子的大玩偶。一天儿子醒来,看见常人打扮的父亲, 吓得哇哇大哭, 主人公说:“儿子,我是你爸。”儿子更厉害地大哭,说:“我不要你这个爸爸,我要葱头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年度记事

           ★ 《毛泽东选集》出版1.5亿部

  近3年来, 我国共出版、发行包括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1.5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同一个时期内, 全国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1.4亿多册、《毛主席语录》7.4亿多册、 毛主席的“老三篇”、“老五篇”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的汇编本、单编本近20亿册、《毛主席诗词》9600多万册。

            ★ 康生制造“内人党”案

  去年2月, 康生说:“内人党(即40年代革命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的简称)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因此,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电台广播, 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3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3日后,又将期限延为10日。于是,解放初期登记为“内人党”的各类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前往登记。同时,又主要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本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则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因“内人党”案受牵连诬陷的人达34.6万余人,以致不得不将一部分“内人党”分子囚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整个案件造成11622人被迫害致死。

             ★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3月2日,苏联出动边防军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指挥车各1辆,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悍然入侵珍宝岛,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 我国边防部队反击,给入侵者以应得惩罚。4日至12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15日,苏军使用坦克20余辆、装甲车30余辆、步兵200余人, 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珍宝岛发起进攻。珍宝岛守岛军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9小时,打退了苏军3次进攻,再次给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17日,苏军又出动坦克3辆、步兵100余人,再次来犯。遭到猛烈还击,被迫撤退。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入侵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打击新沙皇》的社论,全国军民举行声势治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苏联的挑衅行为。

             ★ 中共九大在京召开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通过的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月24日,选举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2年8至9月,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四清”运动中,中央提出了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6年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上述错误理论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还认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这条基本路线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 红旗渠

  红旗渠是巨型水利工程, 位于河南省林县境内。1960年2月动工兴建,1966年建成主体工程, 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设施,前后10年,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建成了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1959年河南大旱,林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山西平顺县侯壁断下, 把河流截住,劈开太行山,修改一条长700公里,宽8米,深4.3米,引水量为25秒立米的总干渠,即红旗渠。红旗渠引漳河水穿山越岭,流入林县分水岭, 然后向南、东、东北3个方向,分成3条支渠和300多座中小型水库,形成一个总长1500公里,沿渠大小建筑物6500座的庞大水利灌溉网。使全县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 把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林县改变为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

           ★ 一个鸡蛋中的“路线”问题

  《红旗》杂志1969年第九期发表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省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把农民引进合理性种植、计划产品出售、 收益分配等说成是“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 ,是“复辟资本主义”。并说“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把在农村搞多种经营说成是“自由经营”,是“资本主义”,把农民将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自由买卖,不卖给国家说成是“修正主义黑货”。文章还提出“要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农民提出应“少留多分”,“多劳多得”说成是“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是要拆集体经济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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