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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商潮


    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偌大的神
  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
  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学者许纪霖在1986第9期的《读书》 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博得知识分子共鸣的文章。在“人民皆高”的洪流溃击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态呢?许纪霖试图在新时代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生存途径和心理途径,许纪霖将这称之为整个民族生死他关的大事。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作,1988年的中国,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多少人安于循规蹈矩的现状?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无数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都曾心动神摇,纷纷下海,尽管后来有许多人回头是岸,也有不少人终于成为人人称羡的“大款”。

  本年度是一个开放的年度,从古以来受到轻视的商人,成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征。 私营企业开始悄然涌起,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

  北京前门的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一年收入过万元;广州一位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个服装摊,几年下来已腰缠万贯,“万元户”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时髦称呼。要知道,本年度首都北京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

  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开始诞生:

  “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酝酿,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的择业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学子已无法安坐书斋。

  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29岁的王宗明在7月毕业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 以优秀的论文通过博士答辩,获得兽医学科的博士学位。这之前,王宗明曾由四川农业大学毕业,考取东北农学院硕土生。 受到长达9年高等教育的王宗明却因分配问题陷入困境,黑龙江省最大的兽医研究单位——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无此专业,没有收留他,母校东北农学院编制已满;王宗明已联系到西南民族学院,但黑龙江省规定:博士生外流必须交纳5000元至2b000元的培训费。 家境贫寒的王宗明哪里能拿出这笔当时看来庞大的费用,为维持生计,王宗明无可奈何地在东北农学院校园旁摆起了个小烟摊。

  生动的现实教育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困惑。

          ※   ※   ※   ※   ※

  长期以来第三产业的巨大空缺为人们提供了市场机遇,而1984年以来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又为流通领域内“官倒”大开方便之门。

  早在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

  一张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个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便能赚来无数钱财。

  这一年的头5个月, 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 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47.7万家,而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 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上海市的统计, 本年度由上海市各类党政机关团体兴办的企业达361家,官商公司122家,650多名党政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

  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从业人员本年度达到40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1/4,此外,更有数不清的掮客在到处牵线搭桥,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0%的公司从事着流通领域的经营,很明显,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

  年产1.2亿支蓝天牌牙膏, 年用铝材1000吨的天津牙膏厂,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1吨铝材。国家牌价1吨铝4400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是每吨1万元。蓝天牙膏厂1987年创下了500万元的纯利润,但现在光购买原料就得多付600万元,还有100万元的差额让厂长整日愁眉不展。

  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在我国是畅销不衰的名牌产品,现在也成了“官商”眼中的肥肉了“这一年, 先后有7个政府部门到压力锅公司,以出厂价调货,而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 原本只要4000多1吨,但经过“官商”层层加码,到厂里已涨到5500元,压力锅厂的厂长现在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广西某港口有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层层加码,涉及了60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

  利润是惊人的, “万元户”不是人们称羡的对象吗?现在1吨建筑材,平价拿货,议价销售,1吨就赚500元,只要拿到20吨平价货的批条,倒手就成“万元户”。

  众多的公司,表面经营的是一批批商品,实际上贩卖的都是一次次的权力。

  从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共查处了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其中的58起属于物资主管部门所为。

  “官倒”的迅猛发展,给社会政治、经济已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本年度10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流通领域公司的政企不分问题,决定要求取消公司的行政职能,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终于开始有所收敛。在今后,权力与金钱之间也没有像本年度这样可以肆无忌惮地划上等号,但更加严酷的市场竞争却等待着’每一个人。“官商”只是商品经济中一次失误和过渡。

  再回到许纪霖的论述,在回答商品经济对于知识分子的挑战时,他说到:

  “社会的商品化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当中国终于摆脱了历史阴影的纠缠,开始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去催生这个新社会的胎儿。

  “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危机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古老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这样的转型也势必要求每一社会阶层实现相应的转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战胜了这一挑战,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确立自己的地位——那种既在这一关系之中,又超越此关系之上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才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今天看来,这对于“全民经商”浪潮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件艰难的心理苦役。

                年度记事

             ★ 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7月28日, 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从这天起,全国各大中城市百货公司和烟酒门市部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天津、上海的商店在开市后的几个小时内,准备供应一天的烟酒全部被抢购一空。当天下午,北京30多个销售点协调行动,价格上浮,全国各大城市也分别在29、30日两次调整价格,才使抢购烟酒的局面渐趋稳定。 进入8月份,社会上盛传9月1日全面涨价的“小道新闻”,从8月中旬开始,各地先后出现抢购先兆,在上海,8月17日、18日,抢购的迹象已渐明显, 火柴、肥皂、洗衣粉、毛巾、被单、铝锅等成为热门货。从8月19日起出现全国性抢购狂潮。以上海为例:皮夹克、鸭绒被、驼毛被、羊毛毯、毛巾毯、毛线、床罩、棉毛衫裤、汗衫背心、洗衣机、吸尘器、油烟脱排机、高档录音机、录像机、金饰品等均在被抢购之列。银行门前提款的人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告急。上海华联商厦每两分钟即售出一台洗衣机,一天售出500台,8月27日这天现金销售达23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凭票供应火柴、购买铝锅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29日至31日,因物价未全面上涨,抢购风才自然平息。

             ★ 甲型肝炎流行上海

  1月, 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全市总发病人数为310746例,报道死亡47人,损失至少4亿元。在浙江也有7万人发病。

  此次甲肝爆发,在华东地区及全国引起社会恐慌。甲肝爆发原因,为上海市民食用来自启东沿海的被污水污染的毛蚶所致,发病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城市建设老化,地下排污系统落后,致使传染病爆发后得以迅速流行。

                ★ 灾 月

  1月7日, 从广州开往西安的272次旅客列车在湖南永兴县境内的马田墟车站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34名旅客死亡,26名旅客和4名路内职工受伤。京广铁路中断行车40多分钟。事故原因是由于旅客违反规定,携带易燃物品上车酿成的。17日,从三棵树开住吉林的438次旅客列车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境内的背荫河车站发生与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伤亡90人,铁路运输中断。1月18日,西南航空公司222号伊尔18型客机从北京飞往重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附近坠毁,10名机组人员,98名中外乘客全部遇难。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发生严重的颠覆事故,造成当场死亡90人,重伤66人的重大事故。

  针对这些事故,国务院都分别及时采取措施,作了妥善处理。

              ★ 满负荷工作法

  “满负荷工作法”是当代中国企业中一种系统的科学管理方法。1985年由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首创并实施。他参照国外同行业厂家的先进指标和国内企业的升级标准,把质量、供销经营、设备运转、物资使用、能源利用、资金周转、 费用降低,每人工作量和工时利用等9项要素制定成“满负荷工作法”。在实施过程中做到逐步推进,层层落实,与职工个人报酬挂钩,并搞好各种减轻职工生活负荷的福利设施,形成“效益提高、财富增多、生活福利条件改善、工作劲头足”的高节奏、高效率、高效益的良性循环。

             ★ 邓颖超谈“安乐死”

  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12月24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今年1月22日在《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了讨论会的录音,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的来信。邓颖超在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 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建国前罪行

  4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告》说,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的日益增多,这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此,对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和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应遵守国家的法律,其探亲、旅游、贸易、投资等正当活动,均受法律保护。

               ★ 海南省设立

  1987年8月, 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方案,建议撤销海南行政区,并将其所辖区域从广东省划出来, 单独建省。中共中央于1988年2月决定设立中共海南省(筹建) 工作委员会,许士杰为书记。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省,同日,七届人大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区的决定,同意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海南建省后简称“琼”,人民政府驻地海口市。

            ★ 大邱庄的“农业奇迹”

  大邱庄原来有11个生产队, 1200多个劳动力, 种4000多亩土地,最高年产粮120多万公斤。 现在他们大多数人都进了工厂,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农业状况却越来越好。请看下面一组数字:

  1982年215人,产粮165万公斤;1983年173人,产粮170万公斤;1984年163人,产粮190万公斤; 1985年90人, 产粮202万公斤; 1986年34人,产粮215万公斤;1987年15人,产粮225万公斤,

  到今年, 农业队又减为9人,计划产量还能增加。现在大邱庄的农业劳动比例和人均产量已接近美国水平。

  他们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大量劳动力转到工业上去以后,经济实力大增,给农业不断投入,从1983年至1987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对农业投资达580多万元,农田作业从种到收,已全部实现机械化。在那里,农业已成了令人羡慕的事业!

             ★ 名烟名酒价格放开

  经国务院批准, 全国各地从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时适当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

  国务院决定,为了继续保持市场稳定,今年下半年国务院不再出台新的提价项目,并严禁各部门、各地区在烟酒价格变动期间乘机“搭车”涨价。

              ★ “官倒”祸国

  《经济日报》报道,当前,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除了一部分企业利润转移,相互抵销的正常价格上升因素外,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

  我国流通领域的改革方向是多渠道,少环节,而这些公司就像一个个环,紧紧套在流通渠道上,使得生产资料必须从这一个个环中通过,使得企业只能到这一个个环中去讨食。

  今天参加倒腾的,许多是官气十足的公司。江西省计委办了一家建筑工程咨询公司,规定所有基建项目必须经该公司论证评估,否则计委不予立项。还有的就干脆是由官员们办的公司。一些离、退休干部,不思如何发挥余热去推动经济发展,而是到商品流通领域中施展余威,老骥伏枥,志在千万(元)。

  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曾排出3批317件投机倒把大案要案,其中95起是倒卖生产资料,这95起中就有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他们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而后投入市场,转手高价卖出。越是紧俏的生产资料,越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 《汉语大词典》开始出版

  早在20世纪30 年代, 语言学家黎锦熙等就曾筹备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建国后,1956年在制订科学研究12年规划的语言规划时,吕叔湘曾起草编纂《汉语大词典》 。后因大跃进和“文革”而未果。1975年5月,出版部门在广州召开词典规划座谈会,再次提出编纂《汉语大词典》。全书按词的本义、引申义、修辞义来划分和排列义项,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揭示词的词义结构,第一个字所带词目,其义项和书证均比现有词书多好几倍。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二卷。 全书预定12卷, 外加索引和附录一卷共13卷。预计收录语词37.7万条,共5000多万字。计划在1992年左右出齐。

            ★ 关于脑体收入倒挂的调查

  北京市今年初对职工收入情况作了一次调查,根据工作性质将职工划分为:脑力劳动者,主要包括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干部和教师四部分;体力劳动者, 以工人和服务人员为主。收入比例结果:脑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172元,体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182元,前者比后者差5.8%。

  行业间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总体脑体收入倒挂的主要原因。在工业、交通邮电、公用事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等行业内部,脑力劳动者收入都略高于(或持平)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出现倒挂现象。但在脑力劳动者集中的部门,如机关,人均月收入128元,文体卫176元,教育136元,科研157元;体力劳动者集中的部门,如工业,人均月收入188元,交通邮电183元,建筑220元,公用事业187元,商业和饮食服务业190元。 脑力劳动者集中部门的职工收入明显低于体力劳动者集中部门的职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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