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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州湾后，才发现地方小，集聚的难民多，生活消费高。最初几天，我住在一家小客栈，后来经友人介绍搬到片商朱少梅的发行所寄宿，用不着付房费，这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里房间不大，除两张木板床（住着我和冯文伟）外，还堆满了片盒子。每天，我还卖力为他们搬进搬出。冯文伟原是在学青年，香港沦陷后流亡到广州湾学影片发行混饭吃。他的父亲原是香港精益眼镜公司老板。富家少爷能在国难当头自食其力，难能可贵。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在广州湾进退维谷，我们决定赴桂林。除我和冯文伟外，还有朱少梅离开广州湾时委托的代理人老陈。几部老片子雇三个人挑着，最初150公里全是坑坑四四，迈脚困难。可能是防止日军进入，政府采取焦土抗战策略，自己炸毁了公路。停停走走，耗时4天。还算幸运，没有碰到敌机。麻烦是过当地机构设的关卡，要排长队。老陈为争取片子通行，还要察言观色，但即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被敲竹杠。 沿途，扶老携幼逃难的人太多，吃住难解决，我们只好在小客栈门口坐靠过夜。肚子饿不说，蚊子大得让人吃惊，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经过苦熬跋涉，才在玉林朱少梅发行处小屋内的木板上躺了一夜，算是舒舒服服睡了个党。 从玉林到桂林，还要乘联票长途车。车内人挤人，车顶堆满乱七八糟的行李包，车子严重超载。开车后才发现全是又窄又曲的土公路。来往车辆多，经常堵上一两个钟头。我就闭着眼睛。不见不急。 所谓联票车，是指途中还要换车。到柳州，换的是火车。大家站着，脚碰脚。7月的太阳，烤得车厢滚烫，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与猪为邻 桂林的房荒更严重。逃难的，转道的，做生意的，支前的，撤退的，……反正到处是人。朱少梅夫妇是最早到桂林的，也只住一间小屋，还兼营发行业务。我当然只好另寻栖身所。不过第一天晚上还是挤在他们的小屋里。 桂林马路上有许多字迹歪斜的招租条子。我找到一家最便宜的房子。那是用木板搭的腾空吊脚小木屋，隔成四小间。每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单人竹床、一张竹小桌。门很小，侧身才能进出。四户都是独门进出。我很满意，当场预付他们规定的三月房租。过了个把星期，四户都住了人家，才发现上当。 原来房东在建屋时就异想天开，上面住人，下面养小猪。人猪同宿仅一板之隔。臭气熏得人头晕不说，小猪日夜咕噜不停，更让人心烦。四个逃难青年，原想省钱，结果得不偿失。向房东抗议，他应之以嘻皮笑脸，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归侨补助 离开广州湾的时候，我还领到一张归侨证明。因为我在香港住了9年，属合法的香港居民。①拿着那张归侨证明到桂林找欧阳予倩签字可以领10元补助。这对逃难者属雪中送炭。那时，欧阳予倩是广西艺术馆馆长，兼职多，社会活动更多，找他不容易。我跑了好几趟，才见到他。 ①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同胞，而不是侨胞。 当我把申请补助的证明送上时，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热情与我握手。他关心我在桂林的食宿，还叮嘱我有事可随时找他。他是艺术界的前辈，比我长二十来岁。尽管初相识，但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夏衍、田汉都在桂林，希望我与他们多来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田汉的赞扬 田汉家离欧阳予倩办公处不远。我去他家时，屋里有许多客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上海匆匆相聚已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却记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你把自己的写字台让我用。” 他很关心香港同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拒绝与日寇合作拍片才逃离的时，大声赞扬： “有骨气，有中国人的骨气。” 他有事要外出，但不让我走。大声对着楼下喊： “孟超，快上来帮我接待客人。” 孟超像待老朋友一样，请我到他家吃中饭。孟夫人很贤惠，教我如何躲警报。 告辞时，他说要给我戏票。我一时高兴，忘了自己与猪为邻，不让友人进屋的打算，把地址给了他。 孟超的关照 孟超捂着鼻子走进我的小屋后连说： “这个地方太差了，太差了……我帮你换个地方。” 我赶忙婉言谢绝，因为我已预付了房租。不住到期，我是不会搬的。 桂林住了不少艺术团体，不断有剧目上演。不过戏票很紧张。孟超也在艺术馆工作，兼管剧团，所以经常有票子。我有的是时间，这正是熟悉各种艺术的好机会。孟超给我票子，我从不放弃，也从不迟到早退。 司徒慧敏的友情 因为住的条件太差，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摊、书店度过的。没有钱买书，站着翻翻，也是一大乐趣。有天傍晚，我刚从书店出来，迎面碰上司徒慧敏。 “正在找你。”他边说边拉我去他家。 他的妻子邓雪琼很能干，先他到桂林，在热闹的中山北路开了家儿童服装店，靠它维持全家生活，接济过往难友。司徒慧敏要给我钱，我没有收。我告诉他： “我替新华电影院绘幻灯广告，微薄收入够糊口。需要时再来向你要。” 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香港沦陷后的情况。原来他正在编话剧《香港的早晨》。我把他走后日军到处搜寻他的传言告诉他时，他仰头大笑。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把自己写作的构思讲给我听，希望我能帮助他提高。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时间长，更了解各种人物。我当然尽力向他提供参考意见。 《香港的早晨》在桂林上演时，十分轰动。购票队伍排得很长。它表现爱国侨商在香港沦陷后十天十夜的苦难遭遇，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又歌颂了爱国者的正气。 我在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是真正的难民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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