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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海内存知己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蒋介石也开始了反共活动,1939年6月发生了“平江事件”,国民党军公开袭击平江新四军留守部队。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等人,强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月之内集中于所谓“中央指示案”指定之地区,从而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未放弃对共产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的扼杀镇压政策,不过,现在已由隐蔽变得公开了。
  国立剧校,尽管远离重庆,但国民党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学校。他们把一个叫张秉钧的人派来做训育主任,此人是陈立夫、陈果夫所谓CC派的特务。剧校早就有共产党的支部,如方琯德、蔡松龄、刘厚生都是党员,迁到江安,剧校党支部归由江安县委领导。这些热血青年,一方面领着学生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也爱护着老师,遵照党的指示,团结老师,帮助老师。曹禺正是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曹禺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喜欢这些学生,学生也敬爱着他。
  “万老师是最没有架子的。”这是学生对他的评价。他常同学生们一起散步。江安虽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春天来了,田野尽是惹人喜爱的菜花,金黄万点,令人心醉。而绿油油的稻田,更使人心旷神怡。在川江边上,师生间谈笑风生。江风徐徐吹来,荡入胸怀,给人以无限乐趣。
  学生们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剧。曹禺,在学生眼里,是一个很随便很随便的人。剧校没有什么篮球场,一个小小的场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大家争啊抢啊!曹禺也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去抢去争,搞得浑身是土,玩得开心极了。在生活中,学生从来不怕他,因为他个子矮,还叫他“万Dwarf”。
  他是很疼爱学生的,他自己年轻,也更能体贴年轻人。他的学生吕恩说:“万先生的性格是很开朗的。我们进剧校都要有保证人,我是上海来的流亡学生,找不到保证人,就通过一些亲友找曹禺当保证人,他慨然应下。我过去演过戏,一进剧校有些优越感,同学们对我有看法,我不想读下去了,就去找万先生,他是保证人,得跟他讲嘛。我说:‘万先生,我不干了,我把铺盖都打好了,别人那样看我,哪里不能念书,何必在这里受气。’我一边说一边流泪。万先生一边听我说,一边帮我擦眼泪。他把铺盖卷打开,送我回宿舍,他说:‘还是不走吧!没有关系的,会好起来的。’万先生很爱护学生。”曹禺是不愿把她放走的,他不愿意把有才能的学生放走。
  有一次,学生闹起风潮来,有个学生把训育主任张秉钧打了。这个学生叫张正安,是班长,打了张秉钧一个嘴巴,学校要开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陈治策一起为他说情,终于免去了开除的处分。张正安现在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写信给曹禺说,“幸亏万老师陈治策老师帮助弄了个留校察看”,“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过万老师一天。一则是万老师的教诲,再就是对我的爱护”。
  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这样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的后边。这个人原来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黄久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他对人物是最有兴趣的,只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设法了解和接近。张安国回忆说:“《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的,江安有个知名人物,叫赵子钊,在北京当过国会议员,抗战时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宝韩,是个留德的学生,什么本事也没有,好吃懒做,就住在老丈人家里。周宝韩的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提督,太平天国时,在清朝军队里。周宝韩是个公子哥,他留学是学工程的,学的也不怎么样,连个职业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种公子哥的脾气习性却依然保留着,后来,才通过同学关系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了一个总务处的小科员。他很像江泰。还有一个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绅,他叫黄荃斋,是个廪生。他和我父亲相识,曹禺就通过我的父亲找到他,向他打听旧式婚姻的礼仪、习俗,问得十分仔细,订婚是怎么一个规矩,结婚仪式又是怎么样啊!怎么闹洞房啊!这恐怕同他准备《家》的创作有些关系。他把这些都记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一些故事。”①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在办公室,在家里,都有耗子出没,可谓无孔不入。吴祖光曾专门写过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小城里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象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①
  吴祖光的回忆自然是真实的,那时,他已是剧专的教师了。吴祖光比曹禺年轻,很尊重曹禺,经常到曹禺家里吃饭聊天。吴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的,虽然说这部处女作还不够成熟,但曹禺却从中看到吴祖光的才华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很快读完,据说还做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为了写《凤凰城》,他还亲自去找过苗可秀的母亲。那时,我就觉得他的戏写得很扎实,这是他的第一部戏,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越写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②至今吴祖光仍然说:“曹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的确,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难忘的友情。
  吴祖光对曹禺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他曾这样回忆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个人的心事,可能正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小洞,他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①郑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气急躁,爱清洁,处处都要干干净净,不大爱看戏。曹禺却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随便,郑秀常逼着他换衣服、洗澡,他却说,“你要讲卫生嘛,我偏不讲。”郑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换的衣服都准备得好好的,把他推进浴室里,把门反锁上。可是曹禺却偷偷地带了一本书进去,一边看书,一边拨弄着水,发出哗哗的水声。郑秀以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别的事情,等到回来,看他还没有洗完出来,打开门一看,原来他抱着书本睡着了。他根本就没有洗澡,这自然使郑秀很生气。但是,你要他改变他的习惯,那也是很难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曹禺曾对我说:我这个人,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有点事痛苦极了。我喜欢朋友来,但又怕见人,来了是挺高兴的。说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说的,有时听进去了,记住了,有时就没有听进去。我的记忆力太坏。巴金和我很好,他说话,我很注意听,才听进去。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是浪漫型,也有点吧!我好摸我这个“拴马桩”,张瑞芳管它叫“灵感包”。中国人的老说法,右耳边上有这个肉瘤是象征富贵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写东西写不出来就摸,有时摸得都肿起来。我是常走神的,写东西时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澡,我好看书,所以,老是不愿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厉害。那时挺穷,穿棉袍,把棉袍咬破了,耗子钻进去,上课的时候觉得痒,讨厌极了。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由此产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①曹禺和郑秀的结合,已经蕴藏着危机,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由于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感情上也出现了裂痕,对于双方来说,都感到了不愉快。而曹禺的内心痛苦显得更深些,他不会吵架,甚至不说出来,但却是十分苦闷的。大约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姑娘悄悄地进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邓译生,又叫方瑞。1940年的夏天,她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妹妹邓宛生就在剧专学习,表弟方琯德也在这里。方瑞的父亲是个医生,她的叔叔,以及父亲的朋友都是一些教授和学者,像著名的作家杨振声,还有赵太牟等。她没有读过大学,但有着很好的文化教养,练得一笔好字,也善于绘画。据说赵太牟、杨振声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亲提出建议,不要送她上大学,就让她在家里读书,似乎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精谙国学的闺秀。她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长得又粗又胖,性格活泼,一刻也不安宁。她一来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里,吴祖光也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还有一些学生,常到曹禺家去,译生也跟着他们一块去。这样,便结识了曹禺。
  译生的到来,在交往中,她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不声不响中,他们在心中相爱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着译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曹禺把他对译生的爱,对译生的一片痴情,还有译生的音容笑貌都写进去了,都写进愫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于译生,但可以说,没有译生就没有愫方的形象。
  创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写实的,也是不写实的。许多的因素汇合一起,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了。这部新的剧作就是著名的《北京人》。
  他的学生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30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高峰,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才写出来的。许多人物,许多情景,早就在他的心里孕育着,浮现着。只是使许多评论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竟然写出这样一出“与抗战无关”的戏?从《蜕变》到《北京人》,似乎是有些令人感到突然。其实,并不奇怪,也并不突然。
  在这出戏里,更深刻地蕴蓄着他对现实的历史的沉思,更真挚地透露着他的希望,也更深邃地体现着他对戏剧美学的追求。
  如果说,在写《蜕变》时,他还有一种天真的乐观,还有一种激昂的热忱,憎恶着腐朽的统治、期望着蜕变,来一个蜕旧变新的转变;那么,随着抗日战争持久阶段的到来,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丑恶面目,更加厌恶和憎恨官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他的戏,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把《雷雨》列为“有碍风化,有背时代精神,不合抗战需要”的剧本,下令“禁止上演及印刷品之出版”。《蜕变》上演经受刁难审查的经历,使他深深感到写抗战戏都会带来厄运,这又是怎样一个腐朽而反动的黑暗的统治呵!的确,他的心里有着深沉的愤慨和悲怆。曹禺说:“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棺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①他还说:“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②他的回顾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
  战前,他曾经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抗战爆发后,他所结识的戏剧界的朋友也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他同他们共事,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徐特立自不必说了,即使他的学生,那些他所热爱的学生,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面临生死关头而坚持奋斗的表现,也给他以鼓舞和力量。特别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给予他的关怀和教育。还在1938年的冬天,他就收到周恩来亲自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周恩来以老学友的身分,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同他谈到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到戏剧,并且邀请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做客。后来,他曾多次见到周恩来,聆听他的教诲。曹禺回忆他一次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时说:我由人领着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迎面碰上总理炯炯的目光。国统区是阴沉的,但周先生所在的地方却阳光明丽。话谈到一半,防空警报响了!总理让我和他一起上山。当我登上山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已经向山城扔下许多炸弹,一股股浓烟腾起。面对这样的屠杀,我郁闷地说不出话。我望着总理,总理的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虽然在当时的重庆,听不到反击的炮声,但是总理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①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和爱护着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剧作家。周恩来,他是曹禺的革命引路人。
  由于曹禺同共产党人的亲近,无疑,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余上沅校长家里吃饭,饭桌上,余上沅的一位亲戚问曹禺:“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共产党?”曹禺机智地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实际上,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在暗中注视着他的行动了。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的斗争,但在他的内心里,他厌恶的是国民党,敬仰的却是像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北京人》既蕴含着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体现着他的对一种戏剧审美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还在写《日出》时,他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的美学追求,产生一种令其沉醉的审美向往。他说,他“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很讨厌它的结构”,以为《雷雨》“太像戏”了。还说:“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那么,他追求的是怎样的一种戏剧风格和境界呢?他迷恋的是契诃夫的戏剧,是契诃夫那种戏剧风格和戏剧的境界。“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柴霍甫(即契诃夫——引者)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阿尔加那三个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开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再想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①由此,也可见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崇拜和沉迷了。他写《日出》时,就想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但是,他把写的稿撕毁了,烧掉了。如今,他那种久沉心底的美学向往又涌出来了,他要学点平铺直叙的东西,但又要有着深邃的艺术底蕴。
  可以说,《北京人》是曹禺写得最好的剧本了,的确是一部传世的杰作。关于《北京人》,我们想多费些笔墨,还是让我们看看曹禺是怎样谈论他所心爱的这部剧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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