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这次有幸与王沪宁教授、俞吾金教授、林尚立副教授一起为复旦组队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进行选拔和培训工作，在应付各种“杂差”之余，和六位培训队员一起学习、听课、训练、研讨，耳濡目染，用心体味，受益匪浅。在此谈谈自己对辩论比赛的认识，也是一份心得和总结。 辩论赛集道德涵养、文化积累、知识结构、逻辑思辨、心理素质、语言艺术、整体默契、仪表仪态为一体，是高水平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极富魅力，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在青年学生与知识阶层中尤受欢迎，拥有众多知音。 辩论赛是一种极富理性的“高水平的智力游戏”。完全不同于为维护个人观点或某个政党、集团的政策而展开的辩论，后者带有强烈的意愿和感情色彩。 为辩论赛所拟定的辩题是“中性”的，辩论中所持的观点（正方抑或反方）由抽签决定。因此，参赛双方都有构架立论的逻辑、理论、事实以及价值判断等的依据；也都有可能出现破绽，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前三届由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采取的比赛规则只以辩题限定正方立场，反方可以自行立论，相对而言，反方的施展余地比正方大一些。今年八月下旬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对此作了改进，即在给出辩题的同时，也限定反方立场。如初赛时剑桥大学为正方，辩题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必须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种对正反两方论点同时进行限定的做法，使双方所处地位更显公平，比赛更激烈。 正是因为这种对辩论立场的约束，可能导致在辩论中所应维护的观点有悖于本民族、本地区的道德习俗、文化传统；也可能难以被观众所认同；最不利的是：与辩论队员自身的信念产生矛盾，这些都会使辩论队员产生情感冲突，限入困境。如屠格涅夫所言：“人应当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才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在辩论中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种巧合，这次参赛我们复旦大学代表队与“反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复赛一场对悉尼大学代表队，他们的立场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方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排除“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固然有相当难度，但要论证“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就与常理相悖了。 难度最大的是决赛，引起的情感冲突也更激烈。我方被指定维护“人性本恶”的立论。据了解：新加坡是一个崇尚“人性本善”的国家；评判团中大多数专家学者在人性之家的争论中是“本善”论者，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赴新之前，我们分析较透彻、准备较充分的是“人性本善”；从８月２７日晚抽签决定正反方，到８月２９日下午比赛，中间只有一天的间隔。“天时、地利、人和”似与我方无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方队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人性本恶”，例如，女辩手姜丰同学临行之前说过：根据辩题所准备的几套方案中最得心应手的是“人性本善”这一个。处于这样的劣势，我方不得不背水一战。主帅俞老师、军师王老师沉着冷静。指导队员反复剖析辩题，先后三次调整方案，通过讨论切磋帮助队员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之中向理性倾斜；同时，又以队员感情认同，激发观众共鸣和说服评判团的需要，制定了决胜方案，即，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之下，区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把“恶”界定为：本能与欲望的无限制扩张；把“善”界定为对本能与欲望的有理性的节制。强调后天教化的功能与重要性。表达“人性向善”的价值观。这一方案使队员们“顺”了气，投入了感情，整场辩论游刃有余，博得多次掌声，杜维明教授代表评判团对复旦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我方以５∶０的绝对优势夺魁。 正如上例所说明的，辩论赛是“理性的”，但绝非“纯理性”的。说到底，辩论赛也是一种表演。没有感情色彩的演出势必苍白、乏味。就像演戏，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接近其生活本色，感情自然，容易产生效果；扮演一个与本色反差较大的角色，甚至是反派人物，也同样要求演员进入角色，塑造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只有理性对角色的接纳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在感情上完全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想其所想，行其所行。辩论赛不仅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感人。但感情的投入还得张弛得当。切忌情绪化！一般而言，自由辩论阶段短兵相接、针锋相对、轮番进攻，情感也进入白热化状态，较难控制感情，把握不当容易出现各种有损台风的差错，影响整场辩论的效果，功亏一篑。较好的处理应是：用理性制约“本色”感情，用理性激发“后天”情感，烘托立论的内涵与深度。 近来不少朋友（包括不少从未看过辩论比赛的人）对辩论赛的形式很感兴趣，把复旦辩论队看得很“神”：似乎随时随地，即使临场命题抽签，立即就能来一场精彩的辩论赛；有的还认为经过准备的辩论只是表演，完全没有比赛的味道。这实在是太大的误会。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亲士》）一场有欣赏价值、能给人以启迪的辩论赛，一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当的理论深度，缜密的逻辑结构，翔实丰富的事实资料。这就要求辩论员具有广博、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因此，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辩论员，也只有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才能登台亮相，达到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论辩自如的境界。 此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共有七场比赛，辩题涉及经济、环境、现代化、卫星广播电视、教育、人性、道德、安乐死、艾滋病……等诸多问题，可以想象其知识涵盖面之宽。 八支参赛队虽都由清一色的炎黄子孙组成，但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差异极大；即使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辩论员和辩论队学习、了解掌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历史、现状、主要学派、代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论点，时空跨度极大。真正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古博今，妙语连珠，谈何容易！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以专业为基础组织教学的学年（学分）制。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对教育有很大冲击，确实改造了一批老学科，但越来越讲“实用”和“实惠”，有些学校专业口径越搞越窄，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被削弱，一些传统的基础课被削弱甚至被取消。学生知识面窄，也缺乏理论深度。许多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生没有学过“中国哲学史”，对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也是一知半解。不少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几乎达到“盲”的程度。即使少数涉猎面较宽的学生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大赛对知识结构、文化积累的要求。 此次组队参赛，经过层层筛选、专家面试确定了六名学生参加培训，针对大赛的需要以及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他们开设讲座；顾问、教练指导他们阅读了大量教材、专著（按需要分为精读与泛读两类），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六名同学底子较好，悟性较高，又肯下苦功夫钻研、博闻强记，不仅积累了知识，而且能够融会贯通，恰当运用，基本到达伸展自如的境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学会做学问。但是，就是这样，如果要他们进行另一场比赛，也还得根据辩题的需要补充必要的知识，重复这样一个学习、消化、积累的过程。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优势的话，只不过就他们已有的基础而言，这个过程可以比一般人短一些。 然而，辩论的知识准备又不完全等同于做学问。对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应区分轻重缓急：有的要学深、学透；有的只要提纲挈领知其要者；有的只需略知概貌。就拿我们参加的复赛为例。根据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分析，需要了解的学科领域大致有：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理论、管理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医学、系统科学……等等。其中有的学科在辩论赛中是选手必备的知识，如中西方哲学、伦理学、各个阶段的医学史等。就针对这一个辩题我们为学生开设了有关“基因学说”，艾滋病的病因、病理、发生、发展、传播途径、研究进展、解决难点、世界各国及国际上建立的有关组织、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讲座，队员们搜集了各种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了解了医学中有关传染病，免疫性疾病方面的内容；并以各地区、民族人民的习俗、生活方式、同性恋的心理、生理变异等等作为辩论中立论时的辅助材料。通过对系统工程的了解，构建了“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以系统工程力解决途径”的框架，提出了：“健康者不感染，感染者少发病，发病者晚死亡，死亡者家属有保障”的治理、解决目标体系。正是这种前期的、充分的知识准备，使辩手在场上攻防有序，论辩达到一定的深度。 “知有智，智有谋，力能任”。辩论比赛有如棋赛，需要有较高的发散（非线性）思维能力。棋赛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高手可以走一步看几步，大师能以一步棋看大半盘棋，棋圣则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境界。自然，辩论之中决不能说到哪是哪，抓话不抓观点。本方固然有一套策略，但在陈辞的展开之中，迅速调动自己的知识，达到“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尽快抓准对方的“底线”，摸清战略、战术，分析多种可能，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果断修改本方战术，这就是斗智。比赛场上谁能超前一步，谁就能掌握主动，能保持主动权就能驾驭整场比赛。智谋就在于事先的谋略，临场的机智与适时的应变。 辩论一开始就要先声夺人、居高临下，气贯长虹，始终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气势渊源于自信，靠意志支撑。成功的秘诀在于：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两队争辩有如两军对垒，赛场有如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机遇与陷阱同在。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曾对战争胜负的因素作过这样的描述：“在战争中考虑得最周到的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决定于所遭遇的敌人那种出乎意料的运动方式——那是不能预见的——也决定于全部问题是怎样处理的，由谁处理。”我不大同意他的第一句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打无准备之仗谁人还有信心？然而即使在对局势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也难以预料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变化。一个天才的指挥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趋利避害，抓住战机；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转机，尽全力，调动一切智慧，运用一切上量，抓住、利用机会，转危为安，并不断扩大战果，最终战胜敌人。 正式上场比赛之前，辩论双方都有在充分审题基础上制订的方案。对对手可能采取的战略和战术也作多方揣测。比赛时，若能照意图按部就班地展开攻势，诱使对方步入所设陷阱自然高明。实际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不能料事如神，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如此，更何况凡夫俗子。比赛中谁都想出奇制胜，都在制造“杀手锏”，随时随地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对付这样复杂多变的激烈的竞争，辩论队以及辩论队员的信心与斗志就成为能否进入最佳辩论状态的关键所在了。只要有认真的审题，精心的准备，对队友的完全信任，对知识能力的正确估计，就能产生充分的自信。一旦身处逆境，自信受到挑战，这时只有靠坚强的意志，自己与自己搏斗，战胜自己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软弱。事实上，流水只有在碰到抵触的地方，才能把它的活力激发。只要能稳定情绪，就能做到急难出智谋，临危出巧计。两军对垒勇者胜。 在与剑桥大学辩论队对垒的一场比赛中，对方四位辩手是清一色的研究生（三名博士，一名硕士），在构成层次上高我们一个数量级。辩论一开场其一辩选手陈词结构严谨，理论扎实，论述条理清晰，气势犹如长虹，场上效果极佳。给我方来了一个下马威，压力很大。但队员们沉着冷静，硬是顶住了这股压力。第一位辩手姜丰同学陈辞亲切感人，逻辑层次——展开，表现出志在必夺的自信，不畏强手的意志，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其他三位男辩手也表现不凡，整场辩论一气呵成、精彩绝伦。 自信靠培养，意志靠锻炼。训练之中要有意识地让队员们经常处于逆境之中，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并掌握辩论中变被动为主动的技巧，有助于增强辩手的自信心与意志。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交流、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新加坡广播局自１９８６年起连续举办了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今年我国中央电视台与之联手把辩论赛由亚洲扩大到国际范围，发展为“国际大专辩论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华语”。 辩论赛所用的语言是华语，用普通话陈辞发言。所以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之一。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汉语，使之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 语言作为一门艺术，包括外形与内涵两大部分。就其外在表现而言，讲究发音准确，吐字清晰，音色优美，音质醇厚，语速错落有致，语调抑扬顿挫。一般南方人，尤其是海外华裔的后代，受日常用语的影响，不经专门的训练已无法做到“字正腔圆”了。即使是北方人，包括“京片子”在内，也因各种方言土语，能说正宗普通话的人也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言的优美，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尽管吐字发音不那么准确，但辩手的发言至少也要做到“口齿清楚”、“词能达意”。否则辩论也就无法进展下去了。 在掌握语言方面应该解决的首先是语言的速率问题。辩论的语速不同于其他使用的场合。一般来说，朗诵的语速最慢，演讲的语速快于论述性文章的播音。辩论赛规则中对每位辩手在陈辞中所用的时间，每个队在自由辩论中所用的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定。因此，有的辩手以加快语速作为一种策略，以求达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包含最大的语言容量。诚然，辩论语速应该快于日常语言的语速，但应快而有当。如果快到像“扫机关枪”，让人听不清说些什么，外观上也显得急躁，可谓“欲速则不达”。在咬文吐句清晰的前提下，采用什么语速方才合适也要因人、因景而异。活泼热情的选手语速可快一点，沉稳、理性的选手语速可慢一点；陈词提问时、申诉要点、论据时论速可慢一点，关键字眼可一字一顿加以突出；反击进攻时语速可快一点，以示锋芒。同一场辩论，就是同一个辩手，语速也应有变化，配上音调，达到抑扬顿挫的效果。 对语调的把握要注意语音、语调、语速三者的协调统一。陈词说理要慷慨激昂，以示立论基础之扎实；反击进攻要坚决有力，以示信心和力量；调侃幽默时语速、语调可以有大的起落变化，以演染气氛，调动观众情绪。在把握不大、暂避对手锋芒或不得不应对时，语速可快一点，语调要干脆利落、吐字吐词果断，不能显露出犹豫或无把握。 男女辩手在语言的把握上应有明显的差别。女选手柔而不软，柔而有刚，男选手刚而不凶，既刚且韧；男选手必要时可咄咄逼人（但不宜过多），多用“势”，女选手宜亲切，多用“情”；男选手在坚毅中见机智，诙谐调侃，但不能滑，女选手于恬静之中藏机锋，可略有幽默，不宜调侃。整场比赛刚柔相推，以生变化。 这些对语言的外在把握，没有丰富、扎实的内涵底蕴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做到言之有物，词能达意，紧扣辩题，不讲废话。还要做到言而有序，所谓的序就是指要有逻辑层次，条理分明。辩论进展快，变化大，语言容量大，涉及概念资料多，评委，尤其是观众几乎没有时间“仔细想”，如果分段分点，有逐步深入的层次结构可以帮助评委与观众理解并记住论述要点。第三，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也就是所言所辩有根有据，顺理成章，切勿把辩论变成诡辩。上述三个要求归纳起来，就是：遣词造句要得当，言简意赅。适当应用成语、诗词、格言、警句，一个恰当的引用，常概括了许多句话表达的，甚至表达不清楚的意境。决赛之中，我方四辩蒋昌建同学引用了青年诗人顾城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作为结束，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我方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值观念境界，可谓气势磅礴。但是，辩论是理性的，语言的使用不同于抒情散文，形容词不宜过多，更不能浮。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充实的思想不在乎言语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私”。 辩论语言要措词得体，尚有许多忌讳。如得理时要讲礼，发急时不能用挑衅性词言，更不允许人身攻击等等。 智慧与智慧的碰撞迸溅出火花，幽默是其中最绚丽的火花，它给辩论增色，给人以愉悦和启迪。幽默不同于逗笑，更不是哗众取宠。幽默是机智的自然流露，所用比喻紧扣辩论中心，观众或听众熟悉，而且极富哲理，耐人寻味。此次大赛中我方三辩严嘉同学在这方面有上乘的表演。如在决赛的陈词中讲到“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什么公开的倡导与鼓励，但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要趋之若鹜呢？”又如“按照对方辩友的这种逻辑，那么教化是非常容易的，每个人都是‘心有灵犀不点通了’”。再如：“……如果人都是本善的话，谁会拿起屠刀”等等。事实上，只有在赛场上掌握了主动权才能出幽默的效果。 语言表达还有赖于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和仪表仪态。辩论员的场上形象取决于其气质风度、思想、知识功底、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训练有素的演员可以根据剧情表演的需要，设计适当的动作与表情，但一般人的动作表情是思想与语言的自然流露。我以为，辩论员在场上只要稳重、大方、机智、灵活，衣着得体，不必为辩词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形象效果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但表情动作不宜夸张，否则显得不自然。对于那些有损于形象的姿态、语言习惯等等，应在训练中及早加以纠正。 辩论场上，评委与观众实际上只是听众，与辩手不能作语言上的交流。然而辩论是为说服评委与观众而展开的，思想的交流只能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来进行。所以辩论员要充分利用自己眼神的变化传达意志与情感，也要通过对评委与观众的眼神、掌声、议论之声观察，把握会场的气氛与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语言与表达，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辩论是一项团体比赛的项目，不仅要求辩论员个人的素质好、水平高，而且要求场上四个辩手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有机的整体。队员间要相互提挈，相互配合，使整个队达到最佳竞技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辩手个人才能最充分地展露个人的才华。 趣味相投的人未必能组成一支最好的辩论队。由不同风格、不同性格特点、不同性别（女队员以一人为宜）、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特长的人组成的队伍方能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相映成趣。 不同个性特点的人，一般思维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语言习惯，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可以互补。但要能拧成一股绳就得有前提：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对辩题有不同的分析与理解，是正常和积极的，也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讨论。教练的任务在于指导队员在分析研究之中逐步统一认识，构建一致认同的“底线”，从而保证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统一步调。当然这种统一受各人理解的不同的影响，有可能并不十分牢固。这种在协同中的问题尽可能在预备阶段早暴露、早发现，及时予以弥补。最坏情况是到了辩论现场，在对手攻击击中要害的时候方才显露。此时若有人动摇，自行调节“底线”，势必造成防守缺口，一旦对方集中“火力”猛攻，必然乱了阵脚，失去抵抗能力。事实上，作为一种“亡羊补牢”的规定是：在辩论场上，任何辩论员无权修改“底线”，即使出现不可弥补的矛盾也只能“死守”。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重新协调整队的立场。 辩论场形势说变就变，在快速应对之中不可能滴水不漏，出现口误与差错在所难免，此时队员之间的谅解与配合尤显重要，已经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再也无法收回，但却可以设法补救。 各辩陈词有分有合，启承转合相互照应，形成一个完整的、多角度展开的全面方案。自由辩论最能检验一支队伍整体配合的水平与技巧。突出个人抢发言，会使整体失调，削弱了战斗力，个人也无法施展才能。当然也不能推诿不前，显得没有斗志。整体配合要达到完全默契的境界，事先可以有所设计，有所分工，如大致的发言次序，主攻手、辅攻手的分工等等，以避免抢发言或冷场的局面出现。 以上只从技术策略的角度谈到整体配合的问题。实际上真正的默契只靠设计与规定是达不到的。队员之间要同心协力，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相互之间还要有深刻的了解，熟知各人的知识功底、思想方法、思维特点，习惯定势……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譬如，一个人发起进攻，其他人及时跟进；一旦重点转移，整支队伍及时调整，时时处处集中“最大火力”，发挥最大优势。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评价复旦辩论队具有“流动的整体意识”，大约指的就是这种境界吧！ 教练是整场辩论的导演与指挥。因此，能否实现默契的配合，队员能否理解教练意图，尊重教练部署并自始至终贯彻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教练来说也要把握每个队员的特点，知人善任。 集训以来，我们来自不同专业学科的教师和同学１０人，朝夕相处，生活上互相关心，思想上不断交流，推心置腹，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教师循循善诱，学生虚心学习，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的默契，形成一个团结向上的，凝聚力极强的集体，这是创造“整体流动美”的基础与前提。 任何人的任何活动都与丰富多彩、生动复杂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上面所论及的理性、情感、知识、智谋、语言、群体意识……无一不与辩论员临场心理现象息息相关。这种临场所表现的心理现象又是日积月累不断磨炼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论赛，尤其是大型国际比赛，实质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 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与意志等等方面。就辩论心理素质而言最重要的是意志，其次是感觉。意志是指顽强的抗争精神、临危不惧的气概、坚韧不拔的耐久力、实现目标的坚定信念。每个人的意志行为过程都以大脑皮层优势兴奋中心的存在为前提，表现为克服困难的行动过程，自觉地调节行动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它控制着队员的情感、情绪，支配着辩论过程中的全部心理活动。这就要求辩论队员一进入辩论场立即进入兴奋状态，建立起“兴奋中心”，并随着辩论的深入逐步提高兴奋度，使之在自由辩论时达到高潮。四辩选手不同于其他队员，在总结陈词阶段其意志的表现要集全队辩论之精华，达到顶点。 就感觉而言，每位辩手以其素养为基础不断感知，积累反映辩论进程的各种信息，充分调动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正确预见行动后果，通过积极的思维、分析、推理采取最恰当的行动方案。 辩论队由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队员组成，每个人的个性在辩论中充分展示，能否相得益彰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个性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稳定的、区别于他人的心理特征，包括了智力、能力、气质与性格四大方面，与各人的思想观念、所属的文化层次、具有的文化水平、达到的文化素养相关，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受后天社会环境的价值观、个人所处地位、接受的教育、人际关系等影响逐步形成，并被社会或集体舆论所强化或削弱。人的个性是复杂的、立体的，在许多人身上可以同时存在几种类型的个性特征。在辩论取胜的目标下，在辩论队这一特殊集体中，如何将个性各异的队员组织在一起，达到优势互补、整体最佳状况，需要教练、老师和全体队员的共同争取。 个性具有稳定性与可塑性两大特点。稳定性是指个性中难以改变的特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可塑性是指人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在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与阅历的过程中，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促使某些个性特征的生成、强化或削弱、消失的可能性。这就是提倡对人的教化与改造，优秀品质可以靠后天培养的依据所在。又因为人生来就有一种向上的内趋力，促使其追求优势，创造自我。辩论队员在进入训练之后，这种内趋力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从而根据比赛任务的需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抑制个性特征中不利的部分，调动个性特征中有利的部分，纠正不利的部分。教练在作训练时根据“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的原则提高训练效果。 由于训练目标明确具体，能够充分激发队员创造自我的意愿，从而不断激发队员创造自我的意愿，而强化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个人的知觉、思维、学习行为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积极练、学习、消化、积累知识的过程与结果又进一步提高队员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对行为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因辩论比赛是团体组队进行的，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与激发应把握适当的度，过之将走向极端——突出自我。 辩论队员共处同一团体——辩论队，必将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联系、发生相互影响。在赛场上可能因一个队员的心理失衡影响到其他队员的情绪；有时又可能因为一个队员的精彩发言，振奋全队的精神。团体存在的本身就会对队员在心理上产生影响，其效果可以表现在知、性、意三个方面。一个好的团体使队员产生归属感，使之在情感上有依靠；对团体的认同感给个人的认识以知识和信念，团体的支持感给人以力量，使团体成员的个人活动得以坚持不懈。我校辩论队此次能雄辩星岛，连下三城，是因为我们教师和学生１０人组成了一个融洽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每个成员能准确地为自己定位，林尚立老师的顾全大局、全力以赴；候补队员张谦的机智、聪颖，辩论技巧的独家特点对狮城之胜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候补队员何小兰积极主动，热诚坦荡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和谐、追求至善至美的集体充实了我们每一个人。至今，我们还留恋这个像家一样湿馨的团体，深深怀念为了共同目标艰苦磨练的日日夜夜。 作为辩论队，我们对心理干扰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认识与体会。为了培养队员抗心理干扰的能力，平时多作适当的训练，使他们习惯于身处逆境的气氛与压力，产生心理上的免疫力。同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抗干扰的办法。对于对手，我们则应适当使用心理干扰的手段，展开心理攻势，促使对手在这种进攻与干扰之下产生畏惧，这种畏惧心理一露端倪就紧追不舍，使之失去正常的心理控制，轻则贻误战机，重则丧失理智与信心，产生动摇。例如，在与剑桥队对垒时，我方在自由辩论的第一轮发言中就指出对方把李光耀总理说成总统的常识性错误，博得满堂的笑声与掌声，迫使对方在以后的应对中不得不小心谨慎。又如，在对悉尼大学辩论队的一场比赛中，我方二辩季翔同学突然向对方发问：“请问对方辩友，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片刻之后乱编一个应付。又如与台湾大学队辩论时，四辩蒋昌建同学针对台大三辩“荀子错了”的说法，指出：“你说荀子错了就错了吗？否则还要这么多儒学家干什么？” ……这些都很好地起到了心理干扰的作用。心理干扰大多表现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古人云：“有德不敌。”又曰：“人之情，心服于德而不服于力。”此理与争辩激烈的辩论赛也是相通的。 辩论赛以其独特的形式——唇枪舌剑的论辩，通过文化的碰撞，达到了解沟通，切磋技艺，共同提高的目的。尽管有知、有智也有技，无德仍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我们深知到新加坡参赛的队伍不仅代表了复旦大学，代表几百万中国大学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陆人民。五千年华夏文化的熏陶，知名学府的培养教育，改革开放的影响，岂能没有出类拔萃的气质、泱泱大国的风范？！ 我们从实践中也深深地体会到要培养一支优秀的辩论队伍首先要培养好的思想作风，要教会队员“做人”，做一个大写的、真正的人；要教会他们珍惜难能可贵的机会，懂得人生拼搏的意义，要学会平等待人、积极进取、一丝不苟、胜不骄、败不馁……。老师们也深深懂得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王沪宁教授放弃、推迟了自己出国的安排，身为顾问，实际上他全身心投入训练。俞吾金教授家住校外，每天提前到校，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没有迟到过一次，自行车胎坏了，从半路上推着车走到学校。林尚立老师推迟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这批优秀的教师，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感染着每个辩论队员。教师们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为了纠正队员们的某些不良习惯（有的是细微未节的小事）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队员们有过委屈，有过不理解，有时还有点无所适从。但他们毕竟理解了，自觉了，在新加坡展示了高境界的精神风貌，得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这段训练生活。 再来谈谈尊重他人的问题。是否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格是通过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反映的。语言与表情动作只不过是思维的外衣，与个人的思维方式、思维本质、思维特征相联系，这一切又无不与个人的道德涵养、人格水准有关。在通常场合，人可以通过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语言与表现。辩论赛的形势跌宕起伏，变化多端，一旦陷入困难境地，容易紧张；自由辩论阶段，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精神高度兴奋。 在这两种情况下意志与意识的作用相对减弱，容易受潜意识控制。所谓潜意识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本能的反应将直接地暴露一个人意识深处的各种印迹，一个格调低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口不逊，贬低对手，讽刺挖苦，甚至人身攻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攻击了他人的人格，实际也贬低了自身的人格。 在辩论场上自然也可能受到来自对方的侮辱，一个素有涵养的辩论员应以“犯而不校”的态度对待，切勿以牙还牙。如果对方多次“故意”，则要不卑不亢，作有理有节的回击。 一个人的道德涵养要完全达到这样的境界是极不容易的，“滴水石穿”，牢固树立尊重他人的观念，从日常小事入手，修身养性，纯洁灵魂，使思想情操、道德境界达到一个又一个的高度，不断升华则是可能的。 在此，我引用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０日题为“复旦大学再度击败台大”的报道中对比赛的一段评论作为我的立论“辩论是综合素质的较量”的证明：“事实上，复旦队仍然承袭８８年时的特长。即学术底子较厚，言词清晰，临场反应迅速，整体呈现一种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主控了会场的气氛。” 辩论赛不仅供人欣赏，给人以启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优秀辩论员的时候，所经历的艰苦与磨砺，所付出的汗水与代价将得到最好的报酬：知识、智慧、人格……都得到了升华。 最后，让我用席勒的一段话结束我的文章： 你要看到事业垂成， 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 决不可因疲劳而静止； 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 必须开阔你的眼界；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须审问追究到底。 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 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 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 （〔德国〕席勒《孔夫子的箴言》）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