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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贪污犯伏法记


  1993年9月27日下午2点15分。首都北京。东交民巷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操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宣布:对共同贪污银行巨额资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五名被告人——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核准死刑。当天上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执行了由中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签发的这一死刑命令。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写道:“本院确认:被告人薛根和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共同预谋,并串通被告人杨绍琼等人,利用薛根和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员的职务之便,采取内外勾结,由薛根和盗出银行空白汇票,擅自打密押,开具空头汇票不上帐,交给其他被告人到外地银行解付取款,隐匿、销毁底联与回单等手段,多次贪污银行资金。从1992年1月到10月共开具银行汇票19张,贪污人民币3344万元。”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数额最大的一起贪污案!也是十年来,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核准死刑人数最多的刑事犯罪案件!
  薛根和,这个小小的银行会计,大大的贪污犯,在短短10个月间,一批贪婪的骗子成了他的生死之交,巨额国有资金从他手中流失。他本人也因此沦为死囚。
  循着他的犯罪轨迹追根寻源,那深陷的足迹清晰可辨。

  认贼作父

  案卷记载:薛根和,男,196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海南省琼山县人,文化程度高中。12年前顶替父亲进入银行,在工商银行海口分行东风办事处担任会计员。到1992年案发,他已经是有11年工龄的银行会计了。从案发后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分行向检察机关提供的书面证明,我们可以看到薛根和的过去清清白白,并无劣迹。
  问题开始于1989年。薛根和在银行业务往来中认识了一个叫陈贻全的生意人(本案第二被告)。一次,薛根和做生意蚀了本,陈贻全二话没说借给了他5万元。老好巨滑的陈贻全并非在发慈悲,他投资5万元是要获利的。但薛根和并没有想到,陈贻全看中的是他手中管钱的钥匙,他对“陈总”的慷慨解囊感恩戴德,毕竟是靠了这5万元救急,他才度过了难关。他认定,“陈总”是他真正的朋友,从此便和比他大20岁的陈贻全以“父子”相称。薛根和悲剧由此拉开序幕。
  陈贻全的“投资”方向的确没有错。薛根和是个典型的讲义气的琼岛汉子,对“陈总”给予的“滴水思”,他定会“涌泉相报”。1991年,陈贻全因诈骗75万元被广东省徐闻县公安局收审。薛根和偷偷挪用银行5万元,到广东保出了陈。但对方的条件是必须还上骗走的75万元。怎么还呢?陈贻全鼓起如簧巧舌,告诉薛根和说,一笔铝锭生意可以赚大钱,但是需要10万元本钱,“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弄点钱?”薛根和并非弱智,他听出了“陈总”的弦外之音。他想了想说:“我试试!”
  银行对于汇票的发出有严格的规定:一人管票,一人管印.一人负责密押。三道工序,少一道都无法获得有效汇票。在东风办事处,这三个人同在一室办公。薛根和原本是银行系统的子弟,又是个“老同志”,所以其他两个“新手”对他都挺“尊重”,有事外出的时候,就把钥匙往他桌上一放,让他代为办理。这为薛根和贪污银行巨款打开了方便之门。
  1992年元月17日上午,办公室其他两人外出,薛根和的机会来了。他战战兢兢地偷出一张号码为AB0015219的空白汇票,盖上钢印,压上了10万元的小写数码。然后来找陈贻全,当面填写了以陈贻全的益通公司名义汇往甘肃某单位的10万元汇票。做完此事,薛根和脑门上挂满了汗珠,这毕竟是一笔银行的巨款啊!他对陈贻全说:“钱一定要尽快还上。”拿着这轻而易举得来的10万元汇票,陈贻全两眼放光,他的投资终于开始获利了。至于还钱,尽管他嘴上不断地说“当然,当然”,但他根本就没想过要还。这笔钱被陈贻全从甘肃解付后挥霍一空。
  铝锭生意没做成,徐闻县催款的却不断找上门来。陈贻全又找到薛根和,说是到陕西做一笔饲料生意可以发财。赚了大钱,就能把上次的10万元还上。但问题仍然是需要本钱。于是,同样的方法,15万元又进了陈贻全的腰包。就连自己的骗子朋友在山东潍坊被收审,陈贻全也让薛根和偷出汇票,“借”钱赎人。
  此时的薛根和仍然确信,他的“能人父亲”一定能赚钱,也一定能把窟窿给堵上。殊不知,陈贻全正是利用了他的这种想法拖他下了水;只要下了水,干不干就由不得你了。

  群蝇逐臭

  6月的海南,热风阵阵,烈日炎炎。陈贻全正和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业务总经理熊道先(本案第三被告)商谈一笔山羊绒生意。熊道先,这个四川籍的“总经理”,1977年就曾经因诈骗罪被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他和陈贻全一拍即合,商定:熊负责对外联络,陈负责筹集资金。其实,陈贻全一分钱也没有,他又找到了薛根和。这一次,两个骗子的花言巧语着实把薛根和给侃懵了,他轻信:只要100万元的资金打过去,利润将滚滚而来,以前的窟窿准能堵上!于是,100万元的汇票又以同样的手段被打到广州。
  就像猫儿对鱼腥、苍蝇对恶臭的天然敏感一样,银行职员薛根和的“出手大方”迅速吸引了来海南“捞世界”的骗子们。赵东方(第四被告)、杨绍琼(第五被告)这两个曾经打着“老区扶贫”旗号行骗不成,被逐出京城的诈骗老手,又在海南粉墨登场,找到陈贻全商量,准备在贵州合作成立一个金龙企业集团公司。注册资金何来?当然还是找薛根和。就这样,350万元资金又从薛根和手中流出,进了骗子腰包。
  此时的薛根和正被一群贪婪的骗子包围着,他们人人都有行骗作恶的劣迹,多数具有诈骗犯罪的前科。他们用骗来的钱包装自己,伪装出一副力雄厦的“大老板”派头,骗取他人的信任。薛根和就是他们钓到的一条大鱼,只要紧紧抓住薛根和,他们就有用不完的钱。
  6月,国库大出血的6月。天方夜谭般的“山羊绒生意”和“金龙企业集团公司”的出现,就像打开了填不满的无底洞,几万元、几十万元不再是值得骗子们讨论的数目,动辄几百万元的款项从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分行东风办事处一笔接着一笔地支出,又从全国十几个省、市的银行提走。事后查明,仅6月份一个月,薛根和就以同样的手段从银行偷出汇票12张,非法支出总金额达2159万元之巨!

  末路穷途

  随着贪污数额的猛增,巨额银行资金就像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薛根和开始意识到,“熊总”、“赵总”的什么“赚大
  钱,堵窟窿”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他开始担忧起来。自己挪用金额数千万,占用时间已愈半年!虽然办事处每季度一年一次的对帐,他都因制度不严而侥幸蒙混过关,但是眼看着一年一度的全国对帐的日子临近,这可怎么办?这十几张汇票哪一张还不上都够上枪毙了。他一边对陈贻全说:“我这颗脑袋就交给你了!’一边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以同样的手段先后从银行盗取559万元,与一个叫潘正东的合伙做生意,倒汽车、炒房产、为狐朋狗友提供个人开支。他用贪污来的66万元公款买下两栋私人住宅,又以两个女人的名义存入银行40万元定期存款。打算偷偷再娶一老婆,为孽家传宗接代。同时,他的个人开支急剧膨胀,数月之内,几十万元被挥霍殆尽。
  8月下旬的一天,他约了陈贻全、熊道先到酒楼喝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两个骗子全都声称,过一个星期准能还上钱款。可一周之后,对方连他的电话也不接了。孽根和预感到大事不好,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开始准备携款外逃。他向湛江一个同伙处打去400万元.准备提出现金作为外逃的经费。可是这么一块大肥肉,骗子们怎么能放过呢?一来二去,又被熊道先、赵东方瓜分掉,最后薛根和到手的只有43万元。
  10月9日,赵东方打来电话,谎称从某港商那里搞到了6000万元港币,完全可以补上银行的亏空,但是需要先支取600万元人民币的手续费。此时的薛根和已经不再算一算、想一想了,毫不犹豫地填上一张600万元的汇票交给同伙到深圳取款,轻松得就像是递上一张十元券,连密押都给忘了。这笔款项因为手续不全被深圳银行扣下,未给国家造成损失。
  10月15日下午,东风办事处主任陈名龙接到来自香港一位女士的电话,询问两张汇票的情况。孽根和在一旁听得真切,知道是自己为同伙办的一笔款露了马脚。他一边千诉主任说没有此事,一边借故离开了办公室。当晚,他和五名同伙一起带着13万元现金,乘着月夜出逃,越过国界进入越南。
  东风办事处紧急查帐,发现问题严重,遂向海口分行报告。10月17日,海口分行向司法机关报案。至此,这起目前全国最大的贪污案案发。

  死有余辜

  在越南的鸿基,薛根和找到一处自认为隐秘的地方落脚。买下一幢房子,又找了个叫阿芳的越南姑娘陪伴。反正有的是赃款,花吧!
  不久,钱花完了,他找来张德全(第六被告),让他秘密回国取钱。但他没想到,张德全等案犯刚刚潜回海口,便被张网以待的政法机关擒获。通过审讯得知薛根和等案犯的下落,海口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徐好庆立即亲自率领干警跨国追捕。11月,第一被告薛根和、第三被告熊道先先后在越南的鸿基、芒街落入法网。1993年2月,逃到北京的第四被告赵东方、第五被告杨绍琼也被捉拿归案。而本案第二被告陈贻全在案发前就因其它诈骗问题被海南省琼山县公安局收容审查。至此,本案五名主犯全被捉拿归案。
  薛根和知道,他罪大恶极,必死无疑。开庭时,他不请律师,不为自己辩护(他的辩护律师是法庭为他指定的)。审判进入最后陈述阶段,法官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摇摇头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怎么判我都服。”
  回到囚室,身上带着沉重的死囚械具的薛根和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高声唱起歌来,一唱就是好几天。他笑那些靠三寸不烂之舌捞天下的骗子们终于也难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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