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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双手捧着自己写的最早的一封信，上面是一个10岁女孩的手迹，这封信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那个饥饿的年代，即德国革命8个月以前。我由于过分消瘦，被送到乡下朋友家，他们家有一个年龄和我一样大小的女儿。 大马尔岑斯，1918年3月30日 亲爱的妈妈！接到你的明信片我非常高兴。白天我一点都不想你们，只有晚上躺在床上才想。今天我跟埃尔娜的爷爷冯格胡特先生聊天来着，他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爸爸有一大笔财产吧？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是！然后就吃晚饭。首先上来满满一大盆煎土豆，冯格胡特先生说：埃尔娜一个人便能吃光它！接着又端上一盆来，土豆上漂着一层猪油。土豆里有四个鸡蛋和一些小块肥肉。饭后还能吃到香草汁泡果冻。然后我撑得要死一般上床睡觉。 你的幸福的女儿向你问好。 你能想到吗，我住在这里，一顿饭能吃四个三明治？这里还有别的好东西。一点不假。 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我那刚刚6岁的小妹妹被送进一家北海边的柏林市幼儿园。这小妹还从未离过家，常常哭闹。我管她叫“哭百精”。 1918年7月 亲爱的妈妈……哭百精接到信很高兴，不过，若是每一次哭鼻子都得给她一块糖吃，整个柏林很快就会被吃穷的。吃饭时她不再挨近我，但是你以为这会对她不方便吗？她反倒高兴我不再唠叨她吃饭要守规矩。她总是先从面包的周围吃起，最后再吃那一块涂得厚厚的黄油。总的来说，我们吃得又快又多，当然也讲节约。这里的阿姨说，柏林没有土豆。平时哭百精还是听话的。每天晚上她都把我纠缠个半死。 1918年8月 亲爱的妈妈，你想想看，哭百精体重增加了三磅，我增加了四磅！我告诉你点儿事情。有一批货物应该拉走，准备好了600份三明治，捆好的箱子都送到楼下，清晨就应该把它们拉走，可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汉堡罢工了，无法开车，直到现在它们还在那里。 我多次跟市参议员拉布诺先生谈话，他正住在这里。他净提那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像参加国家考试一样。拉布诺先生说，他总觉得爸爸是个“Pazimist”①。我猜想这个词是这样写的，它的意思是“拥护和平”。 ①应为Pazifist（和平主义者），作者当时尚小，误听成Pazimist。——译注 亲爱的妈妈，请你留神下面的忏悔：我的围裙撕了一个无法补的洞，哭百精的裙子彻底烂了，只剩下两个蝴蝶结。 我的青年时代的一大特点是，我们居住的施拉赫滕湖畔那个大别墅与我们相当俭朴的生活水平是矛盾的。父亲的学术活动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他的名字叫雷内·罗伯特·库钦斯基，他的职业是经济学家。父亲的收入对于这样一个大家庭来说并不很高。通货膨胀那几年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我们生活得当然很快活，但是比人们想象的俭朴得多。这栋宽敞的大房子是我一位有钱的爷爷购置的。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还常常拿母亲的节俭开玩笑。 这里有一封信，是1923年夏天写的，那时我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生活，已经16岁了，已经懂得什么叫“Pazifist”。通货膨胀开始了，在一次学生暑假旅行时，我给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 1923年7月11日 ……这里的物价令人毛骨悚然，我只好向别人借了5万马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用粮票可以买到面包。千万别寄帽子来。如果你想寄什么，那就寄香肠吧！在这里卖四分之一磅香肠，得花费15000马克。如果你想寄点什么，或许可以寄点砂糖，不是十分必要，不过，有总归还是好的…… 1923年8月份，父亲和母亲外出旅行去了。我从家里给他们写去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寄给你的上一封信，最令我高兴，因为在这封信之后，你们自己该回来了。今天发生了大骚动，由于美元跃升到三百万①，我们上午和下午都在采购。 ①一美元等于三百万马克。 对于你来说大有希望，《采伦多夫报》社论的头一句话就是：统计学家是德国的未来。 妈妈，家里连一克砂糖都没有。这太可怕了。爸爸过生日那天肯定不会有人的。说起面粉来，是的，我找到6张粮票，可我早就用光了，孩子们特别能吃。 这里所说的“孩子们”，指的是我那些小妹妹和年长我两岁的哥哥于尔根。 1924年，我在柏林西北区密特尔大街R·L·卜拉格尔法学与国家学书店开始学徒生涯。 近两年来，我几乎只阅读进步书籍，有意识地观察少数人的富裕，多数人的贫穷，观察街头巷尾那些乞讨的失业者，思考着这个世界的不公正以及如何铲除这种不公正。除此之外，还有在家庭和学徒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成年人充满了恐怖，他们每个月底都因面临解雇危险而胆战心惊。我的女友玛尔泰是第一个牺牲品。 海因茨·阿尔特曼，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在这家书店学徒，是他第一个推动我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在学徒期间，我从度假的地方写过一封信。 1925年8月 ……在这座深山里，我感到无比幸福。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里的风景有多么美，因为我无法与卜拉格尔那里的9小时工作日相比较，在那里只有工作，而在这里人们会干脆忘掉柏林。昨天收到你寄来的明信片，妈妈，我只想请求你，不论多么省钱，尽可能不用那些冰河时代的邮票，因为现在的邮差不同于当年的邮差，我必须接受欠邮资处罚。 于尔根①也该在他的“马克思”空闲当中写封信来。我收到好多好多信件，连采伦多夫西站的剪票员都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 ①我哥哥于尔根当时正在写他的第一本书《返回马克思》。 亲爱的于尔根，光阅读马克思的书是枯燥的，困难的，令人费解的。我现在正读魏特福格尔的《市民社会史》，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容易懂。 还有一封信是从施拉赫滕湖寄给外出旅行的父母的。 1925年9月9日 亲爱的爸妈，你们的消息真是既无内容又少得可怜，况且在妈妈的明信片上只能读到一半。 星期天是国际青年节，有一万多青年人参加，非常令人高兴。你们什么时候回家？你们尽管在外面多玩几天，家里没有你们一切都十分正常，即使再有一周时间也没有问题。 最近将有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俄国。如果我的下一张明信片来自苏俄，你们用不着惊讶。遗憾的是这美差轮不到我。 在共青团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写完这封信，我要立即为明天写一个关于“工会与青年工人”的报告。现在我们全部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五必须是工会工作。 学徒第二年的暑假，我是在阿伦舒普度过的。 1926年8月3日 向全家问好！这里可是好极了。我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一间屋有被褥，没有膳食，每周15马克……我的对面还住着另外一位男客。为了避免这惟一的一把钥匙带来麻烦，我跳窗户进我的卧室。 阿丽丝姑姑①待我非常好，她的衣服可太难看了，她的星期天礼服背后有24颗扣子，我总是帮助她系扣子。 ①阿丽丝姑姑是父亲的妹妹，她和丈夫在二战结束前不久，被害于特莱辛施塔德。 瞧瞧这里的读者吧：有大约50份《新闻报》①和6份《弗斯报》②供村里的客人阅读。 ①地方反动报纸，胡根伯格出版社出版。 ②资产阶级民主报纸，乌尔施坦出版社出版。 在以后的几年里，父亲为了研究美国金融资本，去美利坚合众国做了6个月的研究工作。由于母亲也跟他去美国，这段时间里由一位熟悉的女人主持家务，我成了“一家之主”。当我哥哥于尔根于1926年去美国读博士时，我往美国写过许多信。 1926年9月，施拉赫滕湖 亲爱的妈妈，这是寄往美国的第一封信。我只能相信你那母性的感觉对12天以前发生的小事情仍然感兴趣。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可以向你证明的是，你虽然不在，可家里的一切依然按部就班。莱尼①越来越滑稽。凡是看见她的人，都喜欢她。转告爸爸和于尔根，昨天在体育馆举行了反对与霍亨佐隆和解的抗议集会，有2万人参加。上千人未能入场。雷德波②发表了演说，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上都能听清楚。然后是台尔曼。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弗里德兰德、威廉·皮克、安娜·舒尔采、德国社会民主党赴俄代表。爸爸若是在家，一定也会发言的。这个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①莱尼当时只有3岁，她出生时我已经16岁了，我特别喜欢她。 ②即Georg Theodor（1850—1947），德国独立社会党奠基人之一，1924年以后在“国际工援”工作。 父亲是没收诸侯财产委员会主席，他发起并组织了1926年6月反对补偿诸侯的公民表决。 从5月份以来，我就是共产党员了。这一年的春天我在德国共产党内不知疲倦地为这场人民公决而工作。有一次在一个月当中我有24个晚上未回家，于是母亲便请求父亲跟我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当他指责我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时，我回答说：“爸爸，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人民公决呀。”于是我们相视大笑起来。 1926年9月 亲爱的妈妈，莱尼成了家里的中心。一个母亲像你这样，总是吃亏的，她无法看到自己不在家时孩子们是多么可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自从你离家以后，不管是宾欣①还是莱尼，无论出什么事，既不哭也不闹。 ①宾欣此时已经7岁。 跟小家伙们在一起真好玩儿，只要不参加党的活动，我还是宁愿留在家里。小家伙们离不开我，如果哪一次我不在家，他们会生气的。 我们大家一致希望妈妈立即不要再干涉家里的事物，如推荐菜谱，用什么工具打扫室内卫生，告诫大伙儿如何与亲友交往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别的窍门儿。 1926年9月20日，施拉赫滕湖 亲爱的于尔根！工作特多。正准备庆祝11月7日。跟采伦多夫的同志们在排练一个朗诵节目。星期天举行了一次人数可观的游行和集会，纪念阿姆斯特丹①国际工会成立25周年。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令我大为恼火，他是一个工会干部，要我们把手里举的标语从队伍中去掉。尽管大家都表示反对，他还是走过来把它撕了个粉碎。标语写的是“加入工会，投入阶级斗争”。那些先生们觉得这太激进，他们总是持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看法。其实，在我们党内一个青年人的话，只要是正确的，都会像老同志的话一样受到尊重。可在工会里，这话都要被打断，他们会说“我们在工会的时间像你们的年龄一样，你们想干什么？” ①国际工会联盟于1901年成立于丹麦哥本哈根。——译注 把这些话写到美国去，告诉你，简直是愚蠢，可我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告诉你什么呢？只能讲些我经历的事情。 致于尔根： 1926年9月 昨天晚上你银行里那个朋友①来过。他是晚上8点半钟出去的，12点钟左右他决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21日他第一次跟我和……当我们读到工人运动时，我大大地称赞了一番那些自然之友，最后我说：“我相信，如果人们认清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要性，就应该加入直接从事阶级斗争的组织，这是走向革命的最直接的道路。”我并未刻意美化共产主义青年团，尽量降低他的理想主义，送给他一大堆材料。我不知道他能否找到门路。 ①格尔德·戴根哈德成了一个好同志，纳粹时代被捕，释放后从事地下工作，二战期间死于999劳改营。 致于尔根： 1926年10月 ……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这就是说，信是在我不愉快的时刻到达的，它给我带来了好心情。罗尔夫①陪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施大格利茨。我们谈到俄国，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他总觉得工人阶级毫无能力从事最微小的建设，尤其是当他怀疑社会主义时，我就会有些激动地反驳他。讨论进行得这么困难，因为他只有一些感性的看法，丝毫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基础知识。在他看来，这就像我们对一本书或者一幅画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可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觉得他很陌生。告别时，我们没有握手。我是这样的麻木，甚至忘记在采伦多夫下车，只好在午夜时分从施拉赫滕湖沿着湖畔长长的美丽大道步行回家，这美丽夜晚的天气反倒令我平静了许多。回到家便见到你的来信。自那以后，我身旁堆满了手头存的斯大林著作，摘抄了关于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最明白易懂的语录。抄了许多张纸，今天我把它们交给了罗尔夫。 ①我的男朋友罗尔夫比我年长4岁，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家庭，在柏林学习过建筑学。 1926年10月29日 亲爱的于尔根！不久前我们去了一次国家剧院，看的是《强盗》，导演是皮斯卡托。绝对新颖。席勒作品能保留下来的不多。天才的导演。或发生在上下两层的房间里。罗尔夫也颇受感动。俄国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现在似乎真的被镇压下去了。我们的代表关于与霍亨佐隆和解的提案被国会接受了。 库钦斯基委员会直至一封愚蠢的信件，都没有动一根手指头。社会民主党人简直是……对不起，但是这只能令人无比愤怒。 今年在采伦多夫举行11月7日庆祝活动，将会搞得很好，遗憾的是你不能参加。下周我寄给你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所有柏林管理区将举办关于这本书的讲座，甚至在采伦多夫。 1926年11月5日 亲爱的妈妈，昨天收到你们的来信。最好经常写信，短点，有趣点。从中知道你们活得很开心，我感谢你们。这里一切都很好。假如你能看见小家伙们多么活泼、结实和健康，你会毫不担心的。这封信很少谈到他们，你不用惊讶。我现在正忙于即将到来的11月7日在菩提树公园举行的俄国革命纪念活动，将有很多人参加。采伦多夫的房屋上挂满红色标语。除了排练一出戏之外，我还扮演：①一个俄国农妇，②一次俄罗斯世界大会的女领导人，③担任合唱队的朗诵，④参加集体朗诵，⑤参加群众场面。大约有40人参加演出。作为柔弱的女孩子会给演出增添安静和秩序。由于我们热情高涨，一切都显得并不十分困难，大家都逐步进入了角色。 施拉赫滕湖，11月9日，“光荣的”德国革命日 11月7日搞得十分成功。菩提树公园，采伦多夫最大的大厅里坐满观众。我们的人表演得十分出色，许多不相识的人，在采伦多夫中心，在大街上都走来与我握手，对演出表示满意。画家F也出席了集会，他送我一幅色彩非常好的画，上写“赠给勇敢的姑娘”。 另外：布莉吉特①、宾欣和我都需要一件冬天穿的新大衣。虽然我们用你说的那块料子为宾欣缝了一件，为布莉吉特缝就不够了，因为那料子缩水很厉害，那是一块老掉牙的料子，摸着跟火绒一样。请告诉我，在那里买冬天衣服需要多少钱？我写给于尔根的信，还是直接寄给他好、免得伤害了他和我的个人感情，若是你怕发生经济崩溃，那么我只好设法用零花钱买邮票了。 ①布莉吉特已经16岁。 我无法想象爸爸在“参议会”里的工作。它是由一些严格的人构成的吗？是否要跟托拉斯老板们一块工作？如果那样，我更喜欢干德国人民公决的爸爸。 1926年11月15日 亲爱的于尔根……明天是党内讲座最后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学习。内容我从阅读中已经知道了，但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组织这样的讲座的方式。现在我有规律地去施太格利茨参加共青团活动。党内极少有活动。 困境之中方见出手足之情。同样的意思，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你的美元来得正是时候，它使我有可能跟一个失业的同志看两场电影。俄国电影《山之子》，俄国电影《1905年的黑色星期天》，两部电影都好看，但都不及《波将金》。另外就是去参加“红色战线战士联盟”的活动，在这里从晚上8点到清晨3点有舞会。没有坐过一场冷板凳。玩得十分开心。另外，马塞莱尔①的《祈祷书》（165幅木刻）终于出版了一个便宜的大众版本，可以买到。 ①马塞莱尔（Frans Masereel，1889—1972）比利时版画家，曾在德国萨尔布吕肯高等工艺美院任教，《祈祷书》被称为木刻画小说。 你们为什么煽动妈妈攻击我们？其实我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即使她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也同样爱她。但是自由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那时我可以夜里11点离开罗尔夫，幸福地钻进20路公共汽车。不管怎么样，妈妈离开爸爸只是半个人。不久前戴根哈德的一个朋友写来一封信，问什么是共产主义？戴根哈德向他提到过我。一天晚上来到大街上，他要买几本我提到的书。休息时，吃了三块牛奶巧克力，罗尔夫给了我一整板儿。不是买的！我们可不干这种蠢事。但是每当有人赠给他这类东西，他总记挂着我。 罗尔夫参加了“红色救援”。当然，他会对德国共产党取得的每次胜利而高兴，他将用劳动和金钱，用买印花的方式支持我们，他正在这样做。他比党内的同志更重视我参加各项活动。为了他而放弃某些东百，在他和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他来说也意味着某些东西，总之，这里没有障碍。在我看来，他加入党，如果我们相爱，只是迟早的问题。再待两年是有把握的。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现在出版了。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书，遗憾的是值4.50马克。要不要圣诞节时送你一本？……读《列宁主义问题》，20页书，我这笨蛋却花费了3个小时，在书里夹了6张带问题的纸条儿。 致于尔根： 1926年12月9日 地板上放着一堆未补的袜子，写字台上是《工人画报》，还有一本刚刚开始读的书：波尔加①的《上边的乐队》，除此之外，作为任务，还有一大堆在1月中旬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材料。我现在是10区党的宣传鼓动队领导人，我又要做些引起公众注目的事情，但不是11月7日那样的事情，而是一场面向公众的集体晚会。到那时我可以与到会的同情者更好地加强联系。 ①波尔加（Alfred Polgar 1873—1955），奥地利文学与戏剧评论家，政论作家，曾在柏林《世界舞台》杂志工作，1933年流亡美国。 1927年1月17日 亲爱的于尔根，最近几天发生了许多事惰。化装舞会：“远离黄色读物”。我玩得非常开心。我的服装鲜红得耀眼，非常短的贴身裤，紧身罩裙，硬领。有人说我亲吻过20个小伙子，不过，若是不算罗尔夫，顶多只有19人。 星期天一大早，6点钟我回到家。两小时以后，我又向柏林驶去，参加在普鲁士议会举行的党的讲座。这是中央举办的，每两周的星期天举行一次，从9点到4点，非常有趣。你瞧，在采伦多夫这样的小区里，这对于我来说是件好事。不管哪里有事情，都会派我去。每个区只有一人参加。施大格利茨有200多同志，是第二大区，在那里永远不会选中我。在这种讲座里我自然会学到许多东西。随”信给你寄去你的《红色救援书》。你肯定会在华盛顿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每个月我都见到一次格尔德·戴根哈德。 1927年4月2日 亲爱的于尔根哥哥，我在乌尔施坦①工作，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是第二天，在杂志和宣传部档案室，考赫大街23号5层。 ①“乌尔施坦”是柏林一家大出版社，创立于1877年。——译注 我非常喜欢乌尔施坦企业支部等待我的新型党的工作。 你来信说，你要出版一本给许多工人阅读的书。对于我来说，读一篇论文已经是很难了，对于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就更难了。一切都要说得简单些，句子要短，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太粗糙，但是借助简练的说明可以避免半懂不懂。 为了深入说明一件事情，只需两三句话，若是用别的形象，用别的句子形式来表达，反而会把它弄得更复杂。 你用不着对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惊讶，首先，在你面前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外行；其次，我是第一个佩服你的人，我总是把你看成一个特殊的人，这是不消说的。 1927年5月13日 亲爱的哥哥，谢谢你寄来的生日礼物，我希望按照你的想法来用它：按照你的想法，买一件游泳衣，因为你是个市侩，不赞成裸体游泳。星期六在体育馆参加“红色救援”集会。补充我的信纸，免得错用了乌尔施坦的，尤其是在上班时间！书籍、书籍、还是书籍……除了有事情的晚上之外，在政治方面我不感到负担沉重，但是总有事情可做。14天之前，《红旗》①上发表了我一篇关于乌尔施坦的评论，这张报纸在各入口处免费分发了1200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想不到后天就20岁了。 ①德国共产党机关报。——译注 致于尔根： 1927年8月26日 现在告诉你一件最近发生的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爸爸提到过从阿图尔·霍利彻尔①那里买的那批图书。我跟你说，棒极了，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施密德出版社的，比如说《社会局外人》丛书。许多是费舍尔出版社的，大概有5卷本的瓦塞尔曼，大概有5卷本的托马斯·曼，冯塔讷全集，10卷本。拉莉萨·莱斯纳的东西。萧伯纳、尼普顿·辛克莱、高尔斯华绥。全套共产国际记录。许多《新观察》我还未来得及整理。 ①左翼激进作家，苏联之友，经常来施拉赫滕湖探望父亲，死于1941年。 楼下图书馆堆得满满的。妈妈对买书当然很高兴，在她看来，花费这么一大笔钱，我们要忍饥挨饿了。 致于尔根： 1927年9月 昨天是第一次排练，准备于11月7日在采伦多夫庆祝苏俄10周年。这两个月与采伦多夫人一块工作，将给我带来快乐。除此之外，我在柏林这里的企业支部工作。 晚上无事时，我总是去湖边。我相信我是不留恋家庭生活的，但却留恋自然风光。宁可天天在城里，在房屋的海洋里赶路，挤公共汽车，回家时行走在有电灯的或者寂寞而昏暗的路上，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是半个小时在外边也好…… 父亲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7年1月7日的俄国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约翰尼斯·R·贝希尔和凯泰·珂罗惠支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致于尔根： 1927年11月20日 ……爸爸从俄国回来了。他抵达那天天气非常好。早晨一大早，我和妈妈去车站接他。瞧这两个人的问候吧，在这一秒钟里，周围十里之内都能感觉到，妈妈和爸爸是分不开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不着为此而大加渲染。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句话：在这之前我还不懂，“为什么英国要对俄国宣战，现在我懂了，我发现从英国那方面来说，这是有道理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眼看着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繁荣起来，一年一年地取得巨大成功。”我几乎高兴得哭了起来，爸爸若是不肯定俄国，那才可怕呢。 1928年，乌尔施坦兄弟知道了我的政治活动。我记得那是赫尔曼·乌尔施坦，他在一次谈话中建议我辞职，“因为在一个民主企业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绝对没有晋升机会”。我认识某个信仰民族主义的同仁，他是“有晋升机会”的。 于是，我失业了。父亲建议我去美国居住。我在纽约一家书店里工作了几个月。这期间罗尔夫结束了他的建筑师学业。我回来后，我们于1929年结婚。 我没找到工作。 此前不久，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结婚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女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学者，谦虚、聪明、有修养。 1930年5月从柏林写给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的一封信表明，我还不知道，不消几周之后，对于我来说将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我祝贺他们共同写的一本书《美国经济中的产业工人》译成了俄文，请他们找一找，在苏联出版过什么样的马克思传记，还提到我要阅读贝尔的《社会主义史》。 为此我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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