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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法律，嫌犯在被警方逮捕之后的72小时之内，必须出现在法院中提审或称“过堂”(ARRANGMENT)，验明被告的身分，由检方提起公诉。在过堂之后的60天之内，必须进行预审。在预审中，如法官裁决被告有重大罪嫌，即移送高等法院由陪审团审理，如系轻罪，则由地方法院(初级法院)审理。 林黎云一案自过堂到预审，已超过60天。原因是辩护律师或检方、或法官排不出适当的日期，只要有一方无法出庭就无法进行预审，但必须由被告同意延期。 预审法官已换成阿瑟·柯乐(AROTHURKOLLE)，一位经验丰富、年约50岁左右的男性法官。到庭的有身着蓝色囚服的林黎云、林的辩护律师薛曼、薛曼的华裔助理何安娜律师、检察官罗伯特·穆柯、检方传唤的证人彭增吉、彭增吉的律师史托勒。审听席上，20多位中外文媒体记者，林黎云的亲戚陈小姐，纪然冰的生前好友王娜、方小姐、李先生，以及纪家委托的律师杨心本、彭增吉的好友罗伯特·马穆史东等。 令人意外的是，审讯的一开始却是以第一现场目击证人彭增吉意图回避作证而开始。 法官柯乐先向林黎云指出，由于检辩双方的一再推迟，致使本案的预审离开过堂已超过了60天，问林黎云是否接受这一审讯的合法性。林黎云通过中文翻译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安排。书记员将这一回答记录在案。 然后，检方传唤彭增吉作为证人出庭。彭的律师随即提出辩词。史托勒在辩词中说：美国民权修正案第5条款指出，公民出庭作证，应以不受到自我控告为前提，也即当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有可能危及本人的利益时，证人有权拒绝出庭作证。彭增吉为被告林黎云的丈夫，他的证词有可能危及本人，因此要求回避作证。史托勒并指出，彭增吉与林黎云的两段私下谈话已被警方用作本案的证据，其中林黎云曾谈到所谓的杀死纪然冰问题，不宜让彭增吉作证。 检察官穆柯起身反驳这一辩词，他指出，法律确曾有“被告配偶有权拒绝作证”，这项法律另有证书，即“被害人是被告或被告配偶的孩子时，被告配偶不得引用此条法律拒绝作证”，本案死者之一纪启威，是彭增吉的儿子，因此不得以被告配偶的身分拒绝作证。 史托勒再次提出纪启威的死，指出当彭增吉于1993年8月18日进入纪然冰公寓时，只发现了纪然冰的尸体，并没有看到在隔壁房间中被盖在一条毯子下的纪启威，检方有可能会怀疑彭增吉杀害纪启威，而法律规定如果证人作证有可能导致自我入罪，证人可有免作证的权利。 检察官再次反驳说：根据法医检验纪启威尸体的结果，纪启威窒息而死的时间与纪然冰大致相同，在8月17日下午，而当时彭增吉根本不在美国，毫无作案嫌疑。 尤其是彭增吉与林黎云在警局所谓私下谈话被警方窃听的问题，更引起旁听席上所有人的注意。因为律师史托勒无意中透露，林黎云在这段录音中向彭增吉坦承自己与纪然冰有了肢体冲突，无疑是承认杀了纪然冰。而史托勒的原意是说彭增吉与林黎云的这段谈话被警方录下，是警方侵犯了彭、林两人的隐私权，彭增吉不必为这一违法的窃听作证。 很明显，史托勒的所有辩护都是想让彭增吉回避作证。 法官柯乐裁决，彭增吉作为第一现场目击证人，又是死者纪然冰的男友，应予以出庭作证。至于彭、林私下谈话的录音，他将在听证之后裁决是否可以列为本案的证据。 一轮激烈的辩论之后，彭增吉终于坐上了证人席，这是检方的第一波胜利。检察官穆柯，这位已有10年检察官生涯的43岁的地检官，精明瘦削的脸上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他在庭外对记者说，这只是全案审理的最开始的一步，如果把这场审理比作你们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么，让彭增吉坐上证人席，这只是刚刚踏上了第一步台阶。 美国司法制度中的听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理阶段。检辩双方通过各自不同的提问，使证人对案子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回答。在问答之中凸现事实，使法官或陪审团了解，以利裁决。 彭增吉要求在听证中聘请翻译。他在与记者谈为什么要聘请翻译的一段话颇令人寻味：“有翻译可以将英文复述一遍，使我能有时间考虑如何回答。” 举起右手，彭增吉向法官宣誓，以真实的内容作为证词，如果在法庭上作伪证，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检察官穆柯一开始就围绕着彭增吉是否为纪启威的父亲开始提问。 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彭增吉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闪烁其词，竟连是否为纪启威的父亲一事都称“不知道”! 检：你是不是纪启威的父亲? 彭：我不知道。 检：你认为你是纪启威的父亲吗? 彭：我不知道。 检：你相信你是纪启威的父亲吗? 彭：我不知道! 检察官拿出一张彭增吉与纪启威在一起玩耍的照片，问：照片上的小孩是谁? 彭：是纪启威。 检：照片上的男子谁? 彭：是我。 检：这照片上的纪启威是不是你儿子? 彭：是。 检：这是否代表你是纪启威的父亲? 彭：没有。 检：纪启威出生的时候，你是否在医院中? 彭：是的。 检：除了你还有谁? 彭：纪然冰、医生、护士。 检：你告诉医生你是纪启威的父亲吗? 彭：没有，没有人问我谁是他的父亲。 检：你有没有告诉警探说你是纪启威的父亲? 彭沉吟一会：是的，但是那不是在医院之中。 检察官再次拿出另一张彭与纪启威的照片：是谁给你和小孩照像?是不是纪然冰? 彭：我记不清楚。 检：那你与照片上的小孩在一起的时候，你确定他是你儿子吗? 彭：我不确定。 检：那么你是在向怀特警探撒谎了? 彭：没有撒谎。我认为是我儿子。 在关于纪启威是否为彭增吉儿子这一问题上，检方与彭增吉几十个回合，并且动用了多张照片、出生证、警方记录，才使彭增吉“想起来”，纪启威是他的儿子。 由于听证在彭增吉的左右回避之中进行，显得颇为缓慢。而众人对于彭增吉的记性变得如此迟钝而更感到奇怪。 至于检方问及彭增吉，纪启威的出生是如何决定的，彭增吉反复强调，是纪然冰一个人作出的决定。这一点，与彭增吉从前告诉警探怀特“是我们(WE)共同决定生小孩”的不一样。彭增吉在法庭上承认，自1990年8月在青岛与纪然冰相识，纪然冰曾送了一件T恤给彭增吉作为礼物。但直至1991年5月，彭与纪的关系才开始亲密起来，这种亲密意味着“有了性关系”。 1992年7月，纪然冰发现自己可能怀孕，当时曾与彭增吉讨论过，但是没有确定真有小孩，决定到美国来检查。8月，纪然冰在彭增吉的安排之下来到美国，后来是纪然冰单方面决定要将小孩生下来。彭增吉说：“我别无选择，不能强迫她去打胎。” 谈到林黎云是如何发现彭增吉与纪然冰这段婚外情时，彭增吉承认，在纪然冰第一次送他T恤之后，就被林黎云怀疑。有一天林黎云在回到台湾的彭增吉的行李中发现一件纪然冰所赠的T恤，她向彭增吉追问T恤的来源，彭增吉起先只是说一位朋友所送，被林黎云追根究底，彭增吉只得说出纪然冰的名字，并将纪然冰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林黎云。检察官穆柯问彭增吉：“后来你太太有没有告诉你她还打电话给纪然冰?”彭回答：“她没有告诉我。” 在检方的质问之下，彭增吉后来承认知道林黎云亲自到上海找纪然冰谈判，但他也承认，1991年4月，在上海希尔顿大饭店，彭增吉、林黎云、纪然冰三人见过面。但彭又说：“那是她们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也在场，我太太并不知道我和纪然冰的关系。”但是，根据检方的说法，林黎云在本案发生的两年前就已晓得彭增吉与纪然冰的婚外情，而彭增吉也曾向报界透露，他与纪然冰交往两个星期之后，就被太太从一件染有口红的T恤上发现了端倪。 检方特别提出1992年2月的某一日，彭增吉与纪然冰住在美国的彭增吉家中，林黎云突然从台湾赶到美国，来到住所，发现了彭增吉与纪然冰在自己的卧室中。 彭增吉无可奈何地说：“当时我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彭增吉承认，当时林黎云与纪然冰大吵了起来，发生了冲突。当林黎云发现挂在自己衣柜中的都是纪然冰的衣服，在盛怒之下用剪刀将纪然冰的衣服剪破。检方指出，彭增吉在1993年8月24日向警方称，他看到林黎云亲手用剪刀将纪然冰的衣服剪破，但彭增吉在证人席上说，他不记得了，他“只是看到了纪然冰的衣服被剪破之后的状态”。剪破的衣服一直放在楼下。当检方问彭增吉，为什么要将纪然冰被林黎云剪破的衣服放在自己家中达一年半之久，彭回答说“是为了补还(REPLACE)给纪然冰”。 就在彭增吉一字一句地回答检方的交叉质询，追问林黎云与纪然冰1992年2月的这场冲突之时，坐在堂下旁听的林黎云又被带进了这场婚姻冲突之中，她按捺不住心中的委屈，开始低声啜泣起来，十多分钟之后，林黎云又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伏身在桌子上大声哭泣起来。辩护律师薛曼提出，由于被告受不了这一刺激，要求暂停，法官当即决定休庭。 检察官穆柯在庭外指出，这场冲突在林、纪矛盾激化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因为林黎云对纪然冰愤怒到要用剪刀来剪破纪的衣服，已有某种暴力的因素在内。而警方在纪案发生后，于8月24日由侦探怀特和法医郭方之美到彭宅找彭增吉、林黎云谈话，彭增吉曾拿出被剪破的衣服和一把剪刀，详述了他所看到的林黎云剪衣服的情节，剪刀和碎衣都作为证物留存在警方。 再度开庭时，林黎云已恢复了平静，检方就彭增吉与纪然冰通电话的情况开始质询。彭增吉承认，纪然冰来美国之后，无论彭增吉在哪里，几乎每天与她通电话。彭增吉也承认，这些电话有的是纪然冰打给他的，也有的是彭增吉从自己的公司中打给纪然冰的。当检方特意问起在纪然冰出事前一个月，也即1993年7月，彭增吉是否自台湾的家中打了一个电话给纪然冰，彭增吉承认是从台北自己的家中打过一个电话到纪然冰公寓，而检方再度问起，台北家中的电话帐单，是否都由林黎云支付，彭增吉说记不得了，也有可能是会计小姐所付。检方指出，在今年1月8日与彭增吉谈话时，彭增吉曾经向警方说，家中的电话费用，都由林黎云主管，因为林黎云是分管财务。但彭增吉证词中说：“我太太主管财务，我没有参与台湾的电话帐单支付，我不知道谁真正支付这笔电话帐单。”他又说：“我太太不在的时候，由会计小姐来主管帐单。” 检方还问到林黎云是否有加州的驾驶执照，彭增吉回答林黎云持有加州驾驶执照，并且能够经常开车外出购物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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