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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虚


   
IBM 真的文化

  郭士纳带领IBM从深渊走上平原,保持了IBM的完整,并使之焕发新的精神,谱写了IBM新的传奇,不管是不是暂领风骚,IBM是真正的企业奇迹。
  IBM的前身是1914年成立的CTR(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公司,顾名思义,公司业务是计算-制表-记录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主要产品打卡机,与计算机不太沾边,更像织布机:利用织布机原理,不分配线,分配记有资料的卡片,用来排列印制统计表格。老沃森卖缝纫机、钢琴,走街串巷卓绝奋斗起家,是了不起的美国式自我奋斗实现的英雄,他在1924年把CTR更名为IBM,“国际商业机器”里的“国际”显示创始人的宏大的期许,但他并没想到IBM将来要卖的“商业机器”是计算机,讹传老沃森曾预言全世界将只有十几部计算机的市场。二次大战时IBM开始制造计算机也是为战争国防特需,40年代中叶才在小沃森立主之下进人计算机市场,1956年小沃森接掌IBM事业,60年代开发360大型主机系列——世纪豪赌一举满贯,从此大器晚成,在计算机市场独领风骚三十年,直至90年代初期。
  老沃森相信忠心耿耿远重于每个人都去做最佳决策。小汤姆·沃森接掌后,将集权家长式改为分权合治的管理委员会,IBM开始形成现代企业文化的模式,也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的基础——尊重个人、追求完美、客户至上。
  1980年的IBM是“最会赚钱的公司”,从1969年至1982年长达二十三年的联邦政府反托拉斯诉讼案,也未能影响IBM成为无可置疑的计算机霸主,但给IBM留下很多伤痕——过细的规矩,更多的文件(一定比二十三年诉讼期间联邦政府从IBM取走的七亿六千万份文件还多!)。当外界的竞争几乎不存在时,自大傲慢开始成为主流,成功的标准变为内部的阶级。IBM深深地落人自我文化的窠臼。太多规矩扼杀了创意,很难做没有做过的事情,新事物通常被打死,或是被辩论到至死方休,文山会海,却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有很多形容IBM官僚、自我中心、脱离现实的笑话:一则讲的是一架小飞机在浓雾中迷航,看到有人站在一座高楼窗前,驾驶员忙大喊发问:“我在什么地方?”那人答道:“你在飞机里。”于是驾驶员立即调整方向,降落在最近的机场。乘客惊魂甫定,不解驾驶员如何能找到方向,驾驶员答:“我知道那一定是IBM大楼,便知道方位。因为只有IBM的人能给出如此正确而全无意义的答案。”还有如此形容的IBM工程师为大规模集成软件编程:女人生小孩必须怀胎九个月,IBM似乎希望有九个女人各怀孕一个月,就生出个孩子。对于微软和IBM的十一年合作末期在视窗和OS/2的竞赛,有人用赛艇比喻:各队八名队员,微软方面一个舵手七个划船手,IBM有七个舵手一个划船手,第一轮微软胜出,IBM研究后重新部署战略,第二轮依然输掉,再研究的结果:是划船手不力因而被开除。
  IBM曾为遏制苹果与微软联手,领导了真正的PC革命,十年后微软已无法遏制,为收复失地,IBM转与苹果联手,双方利益所在都想精诚合作,无奈,红色的苹果和蓝色只调和出紫色的苹果酱。苹果人说:苹果的作风是瞄准,射击,瞄准,而IBM是瞄准,瞄准,瞄准,瞄准……
  1985年6月,IBM与微软签约,得到在IBM个人电脑使用DOS最惠价格,条件是任由微软向其他个人电脑兼容厂商收钱——IBM不在乎其他兼容商那20%市场份额的残羹剩饭。很快,市场份额变化为IBM只剩不到20%,其他人占有的80%,都成为微软收版权一本万利的天地,而IBM对约20亿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完全没有插手的份。而且,1986年放弃了盖茨建议IBM买下微软10%股权的建议(当时成本不到五亿,现在近30亿——会超过18M个人电脑事业自创立以来利润总和!)。90年代初,个人电脑和工作站的功能终于强大到足以动摇大型主机业务的根本,IBM个人电脑业务的优势已挥霍一空,没有什么可取而代之,1992年,只个人电脑事业部就亏损10亿,而微软和英特尔抓住IBM让出来的优势,只1992年就赚了20亿。而IBM则创下有史以来一家公司最大亏损金额——亏损50亿。
  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是最具IBM典型的总裁,风度、自信、坚强,曾是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从IBM底层做起,七年后成为经理,而后即成为培养对象,一路提拔,至1986年接任IBM总裁。他接手时IBM尚在巅峰,但不幸已是冰河期的开端。艾克斯上任后努力尝试改革,1987年为“顾客年”,1988年改组机构下放决定权,宣称“IBM今后会以冒险进取的公司著称”,IBM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员,不料流失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艾克斯任内开展了OEM业务,推行品质管理方案(MDQ),尽管有AS。”400使迪吉多(Digital)股票市值遽减3/4,裁员几万人,有RSIC工作站两年内直追升阳(Sun),已于大局无补,1990年赢利60亿竟成了回光反照,1991年底于脆将IBM分成13个独立的事业部,要尝试所谓“企业精神”,但“13个小IBM”仍笼罩在IBM官僚体制的管理委员会大伞之下,没能脱胎换骨取得竞争能力,终于经历了1992年大溃败。艾克斯退位前最后巡视王国,1992年9月来到北京。翌年1月被董事会辞退。不由想起1999年3月,风度翩翩的前康柏总裁来中国后一个月内解职,呼风唤雨的王者风范即成过眼烟云。市场,只以成败论英雄!
  艾克斯1992年10月最后一次来北京时(好像也是他在位总裁的惟—一次来中国),我曾“随侍”,得以近觐龙颜。偶然参与了很好玩的一幕,在这里插个小故事。
  我被指派做本地助理之一,工作很简单:下午5时在王府饭店门口迎候总裁,6时在门口目送总裁上车,第二天一早再到门口目送总裁L车。只需夜里枕戈待旦万一有事传唤,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总裁和夫人也要睡觉啊。工作简单可是了不起的荣誉,我本该感到兴奋光荣,因为甜甜病危,我非常焦急难过,心里竟抱怨总裁来的不是时候!总裁比预定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王府饭店,脸色铁青直冲回总统套房,根本没我致敬招呼的机会。随行数位高级经理各个领带歪斜满脸油汗,都是一副丢盔卸甲的狼狈。我听了一阵大概猜出来,预定去天津的行程出了大问题:竟然走错了路,结果没去成大邱庄,也没见成天津市长,路上又遇车祸堵车,警车开道的奔驰车队也无可奈何。结果把艾克斯闷在车里七八个小时,高速路上找不到总裁能用的厕所,怪不得回到酒店全不顾风度了。
  随行经理们气急败坏,我第一次听见IBM高级经理如此集中地用脏字。不怪他们担惊受怕,事故出得太大了,北京市长的会议只能临时取消,人民大会堂的千人宴会也晚了……发昏当不了死,总裁下楼了!突然他们发现了我蔫蔫坐在旁边(我等着执行“目送”的任务呢),一把抓住让我上总裁和夫人的车,我来不及地说:“我哪儿行啊,没说让我做这个……”发现只有我自己和艾克斯夫妇在车里了。我说什么呢?没人教过我就随便了,有点像导游,还说到了我家甜甜的病情,夫妇俩深表同情,我把夫妇俩送到人民大会堂贵宾室时,所有IBM高官们目瞪口呆:我们三人挽着手臂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交待过额外任务我要回去照顾我的客户,又被抓回来,这回更离谱——要我做主持人!这可是人民大会堂千人宴会,哪有我的份儿?主台上二十几个IBM经理哪个都比我高好多级——我没级,只是白丁业务代表。本该做主持人的老先生情词恳切“Juliet,需要你帮忙,我的心脏怕顶不住”,差错出得太大,老先生看起来真的要顶不住了,闹不好事关人命。我请示了几位最高的头脑,几位忙不迭地说上吧上吧,出了差错不怪你。于是我就主持了,没事先演练过跟翻译配合,我在台上中文英文兼做了一半的翻译。我一上台大家忙互相问这个女孩是谁,我的客户特别骄傲地告诉周围的客人“那是我们中远的业务代表”。第二天我又增加了与总裁夫妇同车的荣誉,这回是被钦点的。临登机夫妇俩和我热情道别,还祝甜甜早日恢复健康。送走了飞机所有高层经理都缓过一口气,问我甜甜是谁,我说是我家养的小狗。我观察到这一幕官场现形,对高层经理的脆弱和风险有了懵懂的感觉。
  艾克斯想修理一部太旧太老的大船,终于未能使其具备在冰河里航行所要求的活力、速度和效率。1993年郭士纳临危受命,接手时IBM已经风雨飘摇沉没过半,他大刀阔斧在怒海中修理将沉的大船,伤筋动骨,伤了很多终生效力IBM雇员的心,及至1995年初郭士纳宣布“停止流血”时,IBM已经经受了七年的磨难,七年里,消失了14万个职位,影响了40万人的生活,股票价值丧失了750亿,多么惨重的再生代价!但是郭士纳没有把船拆散,而是重新编整了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没有伤害IBM的精髓,只要文化还在,IBM就还是IBM。郭士纳功德无量,为世界企业史保留下来宝贵的文化遗产。
  “尊重个人”,培养员工是IBM引为骄傲的传统,每人每年平均要培训几周,即使在90年代初的最困难时刻,股票已经从高峰的200多美金跌破了40美金底线,IBM也没有放弃对员工的培训,照样是从头开始讲授做人经商的原则。
  IBM的经理占员工比例超过绝大多数企业,好处是提供大量内部员工升级途径,也保证企业文化源源不断地辈辈相传,IBM经理首先是经理“人”的,耳提面命培养员工是经理的本职工作。“好”经理的一条共同的标准:乐于教人带人。IBM有个说法,带出来接班人才有机会升迁做更大的事。我在IBM十二年换过十个经理,各自有不同的性格作风,我从每个经理身上都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如何教人带人的心得,我自己的好几次提升都是直接顶替原来我直接的经理,如果没有经理的尽心培养帮带,我的提高和提升是不可能如此“快”的。经理人应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为己任,在我看来是最自然的事,以后还会这样做。然而,凡利则会有弊,过多的经理阶级的弊病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强调“尊重个人”也可以成为庸才的保护。今天IBM经理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要是好的人事经理(People Manager),也要是能带兵打仗的工作经理(Workins Manaser)。这使IBM的经理人具备全面的优秀。
  IBM培养人才着力于综合素质,培养出来的人被业界普遍欣赏。这几年中国IT行业“人才交流”速度倍增,IBM两千多人摆在那儿,是猎头公司最大最好的目标,这几年IBM的人员流失率可能要高过业界平均值,IBM没有因噎废食反而加大培训力度,索性在中国扎下了长流水的新兵营。还重新设计改进各种专业的职业阶梯,营造更多个人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前,人人想当经理,因为那是最多晋升机会的路径。后来又多了几条路:工程技术人员。资深销售员的级别工资有可能比经理还高,从行政到专业都能有向上的台阶。从以前单纯强调对公司忠诚,到现在鼓励员工自己对个人事业规化、发展负责,疏而不堵是更开放的姿态。人员流动没有减慢,但总是留下的比走的多,留下的大都努力工作,也能适应复杂的矩阵组织结构,能适应大团队工作模式。
  IBM的文化还有一个奇妙之处:不管在IBM里面怎么抱怨,真要想离开它很难下决心。在其中浸染越久,习惯的力量(或换言“忠诚度”)就越强,把人牢牢拴住要想挣脱很难。IBM够大,里面什么都有,像一个小国,在里面的人往往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真要“出国”时才发现不知道外面的规矩,能力很强的优秀人物都免不了怯意,不敢轻易离开这温暖可靠的王国去独闯江湖。我的一个朋友评价IBM的工作是“性能价格比最好的工作”,做到中层以上经理就都变得很稳当了,基本会做到拿到二十五年服务勋章,若我般不知死活非往外飞的不多。要离开的人多半都抱怨IBM的“大锅饭”,向往个人实现,出走后都免不了怀念IBM的团队;不喜欢规矩太多束缚太紧,一旦独挡一面就先想建立规矩。这几年出走后又回到IBM的已经不少见了,体验过其他公司,哪里都有束缚规矩,说到底,IBM确实是外企中最综合优秀的好公司。IBM也松动了再雇用的原则,以前,如果加人竞争对手,离职手续清单上会有一条“永不雇用”,现在可能这一条还照写,但是规矩已经被破过好多次了,回头“浪子”的忠诚度往往更高。风雨飘摇过去之后,大家庭的感觉又回来了,终身雇用已不再提,但是,只要守本分,就会一直有工作,安全和温暖使人眷恋,也可能使人怠惰了对冒险和创造的追求。
  企业文化都是为了企业战略服务的,IBM的企业战略是做IT市场的综合领导者,注定有从软件到硬件无所不及的产品线和无比复杂的功能,只有用矩阵经纬严密规范的组织机构,才能保证这台巨大的精密机器运转。郭士纳时代以前是以地域为主的组织,只有生产和科研全球统管。现在的矩阵是:全球纵向是几行业组织,横向是各产品线,各组织有独立的销售利润指标,但经纬相依,不能脱离。只有服务组织相对独立,以质量和效率为主要指标,但服务的推销也越来越需要与整体营销队伍的配合。
  试想:一个银行的客户,由行业销售员为主要责任人,但是做方案做项目时要牵涉所有重要相关资源:应用咨询的、主机硬件的、软件产品的、网络产品的、微机的……一出动就要小一个排兵力,而销售员并十是“排长”,要能随时调动资源,一是要靠综合团队和个人业绩的激励机制,二是要靠团队精神。
  IBM在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营,它的文化可以融人各种文化,兼容而不失其本色。大规模的硬件制造,提供了在各地建厂投资的广阔余地,不出手便罢,出手就投资个“亚洲或世界最大规模的XXX工厂”。大规模投资,加上“做企业良民”的原则,使IBM更容易被当地政府接受。因为坚决奉行经商准则,IBM很少商业丑闻。稳稳当当,不吹不炒,却总是处在政府关系、本地政策的上风头。
  去年出了一本书《蓝色巨人在中国》,将IBM在中国的宏图大略写得淋漓尽致,只是忽略了一些历史,在此只想补白一个“历史人物”。IBM于1992年底在中国成立独资分公司,从美国派来一位总经理,是德克萨斯人,起个中国名字叫包国安,老包热爱中国,积极推动人才本地化,向总部不断积极鼓吹在中国长期投资的必要战略,1992年到1994年正是IBM全球最困难的时期,IBM中国却开始做长期投资,并真正开始了人才本地化进程。今日多位IBM中国公司的中高层本地经理的职业成长,都应还有对老包的感念。老包的热忱也感染了许多客户,他还曾数次派本地高层经理去美国为中国最惠国待遇游说。我虽不在IBM了,不会忘记老包的培养提携,从这对天真热诚的德克萨斯夫妇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做好人之道。
  郭士纳上任六个月后即宣称不会将IBM分割为小公司任其在险恶江湖自生自灭,我认为这实在太英明了,IBM是IT产业惟一的、具备所有功能的航空母舰,保持IBM的完整——即保持了惟一的规模优势,为使航空母舰具备必须的灵活性和速度,郭士纳将公司重组为以客户行业为中心的矩阵式组织。现在全球行业组织已精简为“6+1”,专注于IBM优势的领域:公众公用事业(电信、ISP、媒体、公用事业)、金融证券、保险、政府、公益、流通业、工业制造,再加上中小型企事业群。
  矩阵式组织打破几十年形成的区域分割,为的是加强全球合作,真正发挥出IBM独有的规模力量。现在的矩阵大大淡化了区域长官的“实权”。各经、纬的首领都直接向各自组织的高层负责,也向区域负责,但轻重显然不同。作为区域长官主要的作用是协调各组织功能,负责当地政府关系、市场开发、建议投资方向等等。但区域长官往往是精明厉害的角色,比如大中华区总裁,不用“实权”,即可以把中港台美混成的高层领导尽数掌握于股掌之中;不用“实权”,照样指挥调动几千人大部队、数十个分公司、几十亿营业额加上重磅投资,堪称卓越的领袖人物。我曾直接述职于大中华区总裁,对他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在我离开IBM以后,随着自己的成长成熟还会时有顿悟。
  当今IT行业的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技术、产品、市场份额替送更换的速度愈来愈快。大规模团队作战常常赶不上竞争对手游击作风的狠辣灵活,团队结构太复杂销蚀了个体发挥的能动。郭士纳在努力为IBM文化注入新的生长素:速度、拼赢、激情、赋权……今年,IBM开始提倡“个人绩效文化”(Individual Performance Culture),营销队伍的激励机制也更注重于个人,这必定会改变营销人员的行为,IBM的十万销售大军会更“饥饿”、更凶悍、更快速地投入战斗,市场竞争会更精彩!在快速运转中,更多的个人会感受到“英雄的实现”。而这部巨大商业机器仍保持细至纤毫的管理程序(Processes),一盘棋有三十万个格子,每个人只占一个。严密的矩阵和程序,仍能使IBM说:“无人不可替代”(No on is unsuspendable)。
  郭士纳带领IBM从深渊走上平原,保持了IBM的完整,并使之焕发新的精神,谱写了IBM新的传奇,今天,人们的注意被迅速致富的网络股奇迹所吸引,吝施笔墨于“古老的传奇”,但是,不管是不是暂领风骚,IBM是真正的企业奇迹。IBM仍是最大的惟一,但是即使是“最大”也发生着变化,从1997年开始,不能再自称是“最大的软件公司”;大型主机的业绩不再公开谈论销售额,改提“最多的处理能力”;科研一直是IBM一流科技的支撑核心,80年代投人科研经费达1000亿,出过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现在仍拥有世界最多的发明专利——而最重要的是如果能有“最多、最好的市场产品”……但要在今日之世界重振IT领袖的雄风,要重返“无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总会带动世界的脚步”的境界,还要走很多步,无一步将是坦途。老沃森的座右铭“THINK”(思考)依然高挂在总裁办公室,其左右应已加上“ACTION”(行动)和“WIN”(赢)。
  我个人曾将IBM的企业文化总结为:真善美,仁义理智信。现在又有了新的认识:真、善、理、智、信。这仍是难能可贵的综合美好。IBM已有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年在IT行业已是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已经几代仍能继承,仍能保存这该是多么深厚的文化力量啊。我相信郭士纳领导的IBM将继续为IT产业、为人类演绎出卓越的奇迹。
  IBM给了我入门机会,给我无数的培训,没有IBM,就没有职业的我。我在IBM的十二年半里,后来一段时间经常是颗有争议、不安分的棋子,IBM和我亲爱的优秀团队包容了我,在我磕绊跌倒时没有抛弃我……我深深地感激!
  我的心里永远会有这份对IBM的感谢,会永远惦念我的IBM朋友们——祝你们成功。也祝愿IBM的优秀企业文化永存。我为曾是这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上几十万颗螺钉之一感到光荣。
   
另类”中国精英

  中国需要外企在中国成功,白领一族的事业本来是为国为家的光荣,没必要壮烈,只需要成功。
  能进入外企的本地人大多都很优秀,但是最优秀的中国人也与人家差着整整一个社会基础——整个中国重新进入国际市场才不过二十年。求生,求存,牛一样地熬夜苦耕,一点一点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竞争法则,受委屈跌跟头是免不了的,人人如此并非我的专利,外企中国白领们都有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外企对白领们的最初吸引多半是职业训练、发展的机会,工作环境和优厚报酬,等到白领们终于爬上几个台阶,当了经理,买了房子买了车小康起来,很多人又会经历“无从理想”的失落。
  我也经历过那种失落的痛苦,不止一次。最痛苦的一次正是在南方占山为王的辉煌时刻。我已经习惯了设定短期目标,以级别为标尺,以平级的同事为竞赛参照物,一级一级地埋头爬上来,一路十年都挺充实。终于坐上了IBM华南分公司总经理的座位,成为IBM中国惟一最高的本地经理之一,惟一最高的本地女人。好像峭壁攀岩终于到了中间一个平台,突然失去了短期目标,下一“级”更高的职位看起来遥不可及,往回走绝对不可以,不但自己不同意,此时小有了点名气还自觉承担了社会义务的压力;继续往上爬吧,突然觉得再爬上去没有意义,在IBM里面再高几层的职位不能使个人实现有什么质的改变,已经证实了生存、能力,我到底还想要实现什么?白天仍是欢欢地干着,夜里失眠越来越厉害,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反省的过程是极端痛苦的,中间还经历了情感的失意,昏天黑地爱了我两年的男友离开了我,六尺高的优秀男人留着泪说“我认输,我争不过IBM,我得不到你”,这个刺激险些让我休克,结果变成了休克疗法,迫我必须思考:我属于IBM?我是谁?我想是谁?我想不想继续付出?付出是为了什么?……思考的结果是认清了理想。我没有再给自己定在XX时间内,要做到XX职位的目标,我认定要开始追求理想:把优秀外企做成中国的;或者,把中国企业做到国际上去。理想给了我更高的追求,为了它可以进可以退,海阔天空。有理想是很幸福的境界,许多营营苟苟不会再让我烦恼,变得比以前乐观大度,别人更喜欢我了,我也更喜欢自己。许多精英人物都有理想,我自己是混沌迟开,领悟的好不容易。外企中国白领要成长为真正国际标准的职业人、经理人,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经过十几年,外企在中国已全面推行人才本地化,本地人在外企越来越受到重用,因为性能价格比是明摆着的!我们不愿被当做“矮子里拔出来的将军”,要拼命证明本地人与外国人一样“高大”,还能做得更好——不只以中国本地的标准,以国际的职业标准!我们一族想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高大”起来以前,我们在外企注定是“另类”,人多而势不“重”,不能真正影响外企在中国的经营决策。
  我的一个朋友,是资深的外企经理,非常优秀的人。曾经是“工会领袖”式的激烈加上“大哥”式的热血豪侠,带领众本地兄弟姐妹与资本家争各种平等的说法。近两年人变得成熟深沉,自从被公司派往美国总部深造一年回国后,变化尤其明显,位更高权更重,反而少了激越,更加兢兢业业地做事,常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是“平常心”。有一次,偶尔闲谈起他在美国的经历。一次,他开车去纽约的中国总领事馆办事,快到领事馆时提前电话联系,车到门前,门已洞开迎候,“真是回家的感觉”,平常心的男子汉,说到如此“微不足道的细节”,竟是两泪晶莹!我们这些人,身处本乡本土却有异国他乡游子的心情,怎么能有平常心?
  早期的“劳资冲突”多半是围绕报酬、待遇,本地人比起港台外籍人士常有不平。成熟成长之后有了理想的职业经理人们,追求的是参与更高层次的市场决策,超出了小我的利益。这种追求的实现在外企可能会是一种漫长的痛苦,成熟成长是和中国的成长强大分不开的,十几年前我们觉得香港和一切外国都那么精彩,今天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泱泱大国民的自豪。自豪归自豪,我们所处的特殊位置,能最清楚地看到自己国家和世界的差距,为了尽快拉近在经营管理、市场运作、战略策划、资本杠杆等等如此多的差距,只有抱以“平常心”去潜心学习,努力实践,才是最有效、最实际的报效祖国。热血、激奋,等到民族处于战争威胁时自会喷发。
  无论如何的“平常心”,最不堪的重负还是有一种“另类”的感觉:本地人做外资企业的雇员,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要融人全球一体化的必然,但是白领们经常会遇到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当出现与中华民族利益冲突的国际矛盾时,“买办”的称号就显得格外刺耳刺心。
  1999年5月8日是中国的耻辱日,北约的炸弹炸烂了使馆炸死了人,十二亿人不能还牙还眼,只能在国里边抗议,十二亿人的哭声能感天动地,外电外报却都瞎了聋了,登出几条消息,只为让北约和美国人民觉得中国人太夸张,不就是“误炸”了吗?
  5月10日是我的生日,早计划好这天休假,结果在家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不知道去哪儿报名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只要是为国做的就成。上了班还是要执行美国微软公司中国总经理的职责,先要拿出公司的立场,把自己的情感暂时按住。想要尽量说服公司表态与中国人民的感情一致,只能从公司利益的角度去论证,努力了两天,最多只能表示哀悼,能行使的一点职权也就是把哀悼的挽联挂在网址上。作为职业经理人要首先做公司的事,最终服从公司的决定;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我决定召开追悼会。知会了上级,说明只占半小时上班时间,是员工自发活动,想借公司的场地,如不方便我们就到外面另找场地。
  5月13日,在中关村希格马大厦微软中国公司大会议室,设置了追悼会的灵堂(因为是自发行动,费用由我们自己出),三位无辜牺牲的普通中国人的遗像,镶着白花黑绸,艳丽的鲜花捆扎在表示死亡的花圈上,是无法欣赏的美丽,提醒着人们,战争和死亡是多么地近!前一天夜里我把国歌的词写下来,多年没唱过,竟一字未忘。哀乐起,默哀,唱国歌,全体泪如雨下动了真情,像孩子在哭受了欺负的母亲。孩子们流着泪发誓要让祖国强大起来,祖国强大了,母亲才不会再受辱,字字血声声泪都是发自内心的中华赤子情。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美国公司做事,为国家、为个人,都应如此;在国家受欺负的时候,谁不想至少能堂堂正正地“发出我们的吼声”,而我们只能选择低调,还要陪着公司受抵制,只能在狭小的范围里以泪宣泄,泪中有深深的委屈。
  我告诉我的员工,国家强大,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吞下自己的委屈吧!这样的委屈,又何止微软中国区区二百本地员工?外企中国白领一族上百万人,应该都是同样的心情。每逢这个地球有风吹草动触及中美关系伤到中国的利益,中国白领们心中就是一场惊涛骇浪,困惑自己的意义,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而作为“国际一体化”标准的职业人,必须要在公司意志、职业责任和个人意志几者间找到平衡,否则就达不到职业人的基本要求。
  回想十二年前我第一次以助理业务代表的身份单独出差,任务是去济南客户处收IBM的软件租金。客户先是不见,我一身职业裙装在12月没有暖气的接待室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客户出现后先说:“申请不到外汇指标无法付账,你是中国人应该知道!”本来是正当的业务,我却觉得自己像穆仁智帮着美国黄世仁收租,心里是无法平衡的混乱,冻僵的是身体,烧烤的是心灵。
  今年5月又出了“亚都诉讼案”,我的反应首先是职业的:公司如何处理又一次舆论危机。刚刚北约轰炸过,所有的北约国家是中国人民的愤怒靶子,美国公司首当其冲。微软偏要在此时再探头伸颈,多么愚蠢地没有常识!要不是早晨上班堵车,等候时买了份晨报,总经理还要再晚些才能知道!盗版,不管说到天上说到地下都是不对,我不会因“民族”而混淆原则的判断,我的民族利益也需要反对盗版;作为职业经理,我需要告诉公司如何在中国最正面有效地进行反盗版,如何聪明地做生意!尽管直到案发我从来不知道有“亚都”一案,但是我不在乎担当恶名——只要能假我以时日给我权力去纠正和避免再犯同类的愚蠢错误,这是我作为职业人的思维。只有在无法尽到职业责任时,我才会决定不做无谓的名誉牺牲。
  我离开微软不是因为“民族自尊”的冲动,过去十几年冲动过好多次了,一直没有离开外企。开始时,是舍不得好不容易才能挣到的一点钱和小小的生存地位;后来明白外长对于中国的重要,也为了我的理想,就更想在外企里做成功,心里非常坦然。我爱我的国我的家,像爱自己一样的爱,有爱的支撑,就能受得了委屈,就担待得起。我本打算承担下去——如果我有机会影响微软在中国市场的策略和做法!我本想在我手里把微软在中国做成功,通过我使之与中国更好地融合,操之切切而不得,所以决定离开,这是职业人的成熟决定,并非出于“民族”的壮烈。中国需要外企在中国成功,白领一族的事业本来是为国为家的光荣,没必要壮烈,只需要成功。我希望看到我的一族在外企更快地成功,出现更多的担纲领军将帅,在更高的位置上,去实现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不是另类,会得到中华56个民族的认同。我也希望看到外企在中国成功,外企来中国本是为做生意,中国市场经济繁荣才有生意做,两者成为互动的利益关系,外企应该多学些在中国做生意的聪明,至少不应笨到被当做李登辉似的千夫之指,最聪明的办法是善用优秀的中国本地人。几年前曾听到一个美国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惊叹中国的市场:“想想看,12亿副嘴唇!(Justthink about it?1,2 Billions lips!)”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要用润唇膏和口红的!中国的市场浩大无边,但入得宝山不一定能满载而归!职业白领要在外企成长,成功,每一步都要做到“底线”——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曾有人笑我,“做事做糊涂了,把公司的事当做自己的事那么玩儿命地做”,说到底,其实就是自己的事,每多一点的付出都是为我自己的事业成长的铺垫和积累。我曾经对企业内部政治深恶痛绝,说政治是肮脏的,后来认识到,凡有组织的人群就会有政治,只要不以肮脏的手法搞就无所谓肮脏。我的朋友们同事们说我吃亏就在太不懂玩政治。我自认为已经很懂企业政治了,不管朋友们坚决对我的自认为嗤之以鼻,至于玩不玩,怎么玩,见仁见智,我坚信,外企对员工的认可程度,最终看的是同一个底线——业绩。这也应该是所有成功职业人的最重要标准。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外企中国白领一族自不例外。营营苟苟只顾私利者有之,没有职业道德更别提民族利益;“汉奸”也并未绝迹,伤同胞兄弟损民族利益毫无顾忌,最高理想是想让外国老板觉得自己是最忠实的狗。外国人多数都单纯,只想把生意做好,谁也不想惹中国人生气伤害感情,偏有这些“汉奸”要支些损招,好显着自己通晓国情是有价值的狗,碰上耳根子软的外国老板,“价值”就更高。幸好“汉奸”不多,我十四年外企经验也就见过两三条,真想给他们挂上标签:“非我族人”。
  最后,想借通用电器总裁杰克·韦尔奇的一段话共勉,是韦尔奇1992给克林顿总统的短柬:“由于每个人都向总统当选人克林顿献上祝贺之意,我想我也不例外:美国人天生就是赢家,而不是抱怨者,所以不要纵容、资助或设法保护他们。要鼓励他们去竞争,让他们接受挑战,去打破所有造成分化与停滞不前的障碍,并将废除官僚体制与老旧的工业政策;让他们以平常心去看待与经历所发生的事。凡是走完这条路的人,不会有人因此失望。”
  中国人几千年都不是天生的赢家,让我们努力,为国为家为自己,做赢家!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族人,我将另寻一片天地飞扬,让我们在中国和世界的蓝天汇合。祝我们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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