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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没想到在日本，在味道园又听到了这个词。可为什么要开会，怎么个开法呢？正因为一无所知，反倒引起了我的好奇。 “行呀，我参加。” “地点就在车站左边那个叫‘白十字’的咖啡馆。6点半，准时！” “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店里开呢？”我不解地想。 转眼就到了星期三。一出车站，就看见金村－－我们店的第三把手，正在朝我挥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店长派我来接你，怕你找不到。” “谢谢，让你久等了！”我们的店长向来这么仔细周到。 金村是去年从大阪来的刚满十七岁的小伙子，有着一副日本人少风的的修长身材，理得利利索索的寸头配上一身黑色的衣服，更使他显得格外精神。在店里他的“官职“是主任。 工作时我们不仅得一本正经地称他“主任”，而且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可是在我看来，他总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比方说，别人要是聊天议论个什么事，他听见了肯定要过来插一句：“那我呢？”有一次我听说店长拉肚子，就对店长说，中国的黄连素治拉肚子很管事，明天我拿一些来请他服服看。我刚说完，店长还没表态，就见金村老远就把脖子伸过来：“那我呢？” 白十字咖啡馆里，伙伴们差不多都来齐了，大家围坐在茶几周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们来了。垦掉了工作服的他们一个个竟都打扮的这么漂亮。那难道是店长？烫得弯弯曲曲的黑发，配上一件浅兰色的毛衣，黄色夹克式外套，那难道是副店长吗？穿着红黑两色的蝙蝠衫。瞧瞧我们的高木君今天够多么帅，一身浅灰西装，条纹领带，方框眼镜……确实，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工作时严肃紧张，生活时轻松潇洒。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二者适得其所。 “小陈，你要喝点什么？”我们的老板笑眯眯地问我。他今天也打扮得很精神，一件最新款式的劳动布牛仔衫使他“五短“的身材也显得不那么短了。 喝什么呢？我这个从不逛咖啡馆的人对饮料之类一窍不通。看着周围的伙伴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在喝可可，也有的在喝冰激凌苏打水。想了想，我选择了红茶。 “那么，我们开始吧。”老板既象是对大家又象是对店长说道，接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店长放下正端着的一杯果汁，把胸挺了起来： “今天把大家招集起来，是希葵听听大家对店里工作的意见。‘味道园’搞得好搞不好，靠着在座各位的协助。大家认为我们店还有哪些方面存在问题要改善－－服务方面也好，菜肴方面也好，欢迎直接了当，不留情面的提出来。”他用期待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谈谈吧，请都谈一谈！” 片刻的宁静显视着二十来个大脑正进行着紧张的思索。 “开水，是不是不要光靠我们这边烧，”第一个发言的是副店长加岛君，他出十七岁，一位业余棒球运动员。他专门负责酒店那边的工作：“两边都烧，用进来方便，也可以有备无患。”他指的是烫酒和掺酒用的开水。 “对，”店长点点头：“照这样的话，应该再多预备几个开水瓶。” “二楼的烟灰缸不够用，成尤其遇上有宴会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女学生金子发言了。她在店里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库尖的小脸，黄黄的头发。 “唔，烟灰缸的问题。”老板一笔一划往本子上记着。 “我看，咱们可以买些香烟放在店里代售。省得还要跑到外头买，又慢又耽误工作。”发言的是早稻田大学四年级学生松下君。他是一个吉它迷。一天到晚背着他的宝贝吉它出出进进的，我看他对吉他要比对哲学兴趣浓得多。 “这个想法不错！”老板显得十分高兴：“从明天开始，咱们这么试试看。” “别的人呢，有什么意见？痛痛快快地。”店长说。 “星期天二楼客人特别多，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忙不过来，很混乱。再增加一个人行不行呢？”这次发言的是十六岁的女高中生铃木，她的父亲是个公司职员，母亲是个画家。在我眼中，铃木是个最具有日本人气质的女孩子。任何时候，总是那么斯斯文文，恭恭敬敬，彬彬在礼，注意各种礼节。我跟她最要好，因为她不但喜欢文学，还在学钢琴。 “你弹过巴赫的曲子吗？”有一次她问我。 “当然，学钢琴的人怎么能不弹巴赫呢。” “喜欢吗？” “开始不喜欢，可是越弹越喜欢。” “我不喜欢，难死了，怎么也练不好。” “没关系，你一只手一只手一个一个声声地练，会练好的。” “我的老师也是这么说，还要我在下次演奏会弹巴赫……你能来听吗？” “尽可能吧。” 就是这个铃木，既在高中读着书，又学着钢琴，还在外面打着工。这个斯文的女孩子干活时也约不吝惜自己的力气。我脑子里地直深深刻着铃木干活时的形象：她趴在地上擦楼梯板，两手握着一块大抹布吭哧吭哧地使着劲儿。跨耸着，背躬着，全身随着两手一推一拉的节拍而前后剧烈运动着。就凭这姿式，你便想象得出她在使着多大的力气。而这双正与地板猛烈磨擦的双手，却同样又能在洁白光滑的琴键上奏出巴赫，舒伯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不朽乐章。 “是啊，二楼确实是个问题。”店长沉吟着。 “这样试试看好不好。”穿着笔挺西装，戴眼镜的高木君忽然开口了：“星期天，厨房里的各种准备工作－－该洗的，该切的，都提前多准备出来一些。这样，在二楼最紧张的时候，就可以临时抽出一个人手去帮忙。等高峰过去了，再回到厨房来。”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他长得象个电影演员－－大家全这么认为－－有神的大眼，清秀的眉毛，轮廓分明的鼻子和嘴，方正的前额，以及高大厚实的身板，使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俊气。 他是个独生子，今年二十二岁，是上智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家经营着一个豪华的“生鱼片“餐馆。父亲已经答应明年送他去美国留学，并为他支付一年二百多万日元的学费。这么一位“公子哥儿”怎么也来打工呢？他告诉我： “我想多了解一些社会，也想有意识地锻炼锻炼自己。” “你到美国以后，还打算做打工吗？” “当然。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挣生活费，就跟你现在一样。” 这位家里的“娇少爷”，在味道园从来也是“指到哪儿打到哪儿”，脏活儿累活全不含糊的。 “对，这倒也是个办法。”店长点头道。 “另外，工作方法还可以再研究研究。”早稻田大学法律系的二年级学生大上君发言说，“我看二楼应当有个人专门负责从升降机里取菜和跟桌子对号的工作。其他人光管给客人送就可翌这样做，恐怕可以减少混乱拥挤，也能节约时间。” 大上君虽然才刚二十一岁，却常常能提出些高明的见解。他穿着一件织着花纹的铁灰色毛衣，那毛衣的颜色和他那双精明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深沉而又正直的气质。它甚至会使你联想到“法律”二字的严峻与公正。 “你很想当律师，是吗？”我曾问过他。 “是的，那是一种神圣的工作，需要正义感和勇气。不过要当上一个律师极难极难，得通过日本国内难度最大的考试。而且，所有学法律的人之中，仅仅只有2％的人能够取得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 “如果将来当不上律师，学法律不是白搭了吗？” “不能这么说。日本是个法制国家，干什么都不能不懂法律。比方要开办一个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于是他这个“法”那个“法”地说了一大堆，弄得我晕头转向。末了他来了一句： “你们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啊－－哦，对对对。”我也不知地点头好还是摇头好了。 “我说，关于二楼客人的鞋的问题。”坐在角落里的三城君发言了：“客人多的时候，台沿下摆不了，我们最好能给放进鞋箱里。不然，连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常常象踢球似的踢过来踢过去，又碍事又不礼貌。”三城君地东京电机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他有着一双深深凹进去的大眼和一副宽宽厚厚的肩膀。如果说，铃木具有典型的日本女子的气质，那么三城君就是具有日本男子气质的另一个典型－－象一部机器似地百分之百地绝对服从命令。特别是接到店长“令箭”时，那一声饱满的“是！”必定伴着“刷”地一个立正，“刷”地六十度鞠躬。简直就是武士道的活标本。 “还有，咱们的擦手巾有个别洗的不那么干净。”拓殖大学经营系的三年级的山本君说：“这件事是否需要跟洗衣店交涉交涉。”我们店的擦手巾是每天送到某家洗衣店洗的。 “有这样的事？”老板注意地问了一句。 “是的。有一次一位客人要求换擦手巾，说有怪味儿。我闻了闻，确实有。”山本的口齿不太利落，两颗门牙在最近一次的柔道练习时摔掉了。他酷爱柔道。跟松下一样，对业余爱好的兴趣大大超过所学的专业。一次他的腰扭伤了，伤得挺厉害，可还来打工。瞧着他那副咬牙忍痛的样儿，好几次“你歇会儿吧，悠着点儿干”的话已经到了我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因为“不来则已，来则拼命”是这里的规矩。 “今天就算了吧，腰好了再来干。”我改口这样说。 “没事儿，活动活动有好处。”他强笑了笑。可我清楚，他是需要钱。他那在乡下的家生活本不算富裕，而母亲又病重住在医院…… 会议继续着。凡被认为是问题的，不管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全都一一摆到桌面上来。就好象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味道园的经营者似的。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接下去是老板请我们吃饭。到了另一家日本饭馆。当人们脱掉了鞋上了“榻榻米”，跪坐在四方坐垫上时，一个个脸上都流露着毫不掩饰的欢喜。只有我不。我最怵的就是吃日本料理。没味道不说，吃不饱也不说光是那个“跪坐”就足足够你受的－－膝盖又疼脚背又抽筋。所以每到这种场合，我无论如何要求取得“老外”的“特殊姿态”权，允许我伸平了两腿坐。 彼此让座。互相斟酒，一阵叮叮当当的忙乱之后，老板带头高举起酒杯： “味道园，全靠你们，请诸位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高声的应和与酒杯的撞击组成一片交响声。 这是一家典型的日本式小饭馆。不但有纯粹的日本式菜肴，同时还为想唱歌的客人提供卡拉ＯＫ。或许是个习惯吧，日本人一喝酒就要唱歌，似乎只有唱起来才能够尽兴。于是，许多为人们所熟悉，喜爱的民歌，流行歌曲之类就被制成了伴奏音乐形式的磁带，甚至带有歌词，映像的伴奏音乐录像带，这转而又成为一些饭馆的服务项目之一。 你瞧，几杯酒下肚，唱歌的欲望就来了。 “怎么样，唱一段儿吧！”不知是谁打了头。 “唱一个，唱一个！”呼声一片。 “第一个，谁？” “松下，松下来一个！” “不应该我先来，应该叫咱们老板先来，对不对？”松下说。 “对！老板来一个！” “来就来。我来完，可就是店长。你们一个个谁也别想跑。”老板倒是蛮大方，拍了拍自己那凸出来的肚子，咳了两声，接住传过来的手持式小麦克风。刹那间，厅堂里响起了立体声音乐。房间一端的彩色电视机亮了，音乐声中画面出现了歌曲标题。接着，画面不断变幻，歌词一行行显现出来： “那田野的小路， 那绿色的小路……” 老板的歌唱得可实在不高明。音不准拍子更不准，纯属瞎胡唱。可他还抒情抒得猛来劲儿，脖子用力歪着，脸憋得通红。一曲唱完，他掏出手帕揩着满头的汗，用麦克风朝着店长点着： “这回该你的了，哪首最拿手来着” “！”其他人齐声替店长回答。 “不行不行，干嘛总叫我唱那个。”店长推脱着。 “还不是你唱的最棒。”松下挤眉弄眼地对店长说。 店长无可奈何地接过麦克风。音乐又响了。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我对你撒了一个谎……” 这竟是店长的声音吗？那么厚实，圆润，音准和节奏也不差。没想到店长还有这么一手。可他为什么非唱这首歌呢？我不喜欢这两个字，再说他的为人也实在与这两个字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要想选拔出一个从没撒过一句谎的人来，我一定投店长的票。他说话，从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实在在。有一次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上大学？” “曾经想上，可分数差，没考上。” “是不是你考的那个大学和那个专业太难了？”我想帮他开脱开脱。可他却很认真地一摇头： “不难。我挑的就是最容易考的大学和专业。我这个人在学习上太懒。” 店长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心地之善，待人之好，加上对自己工作的满腔热情都使他有着别人没有魅力。山本曾对我说过，他以前在很多店打过工，但没见过象店长这么心好的头头。这话我完全相信。 记得刚来店不久的一天。我往冰水箱里放啤酒，不小心把水箱底上的塞子弄开了。刹时“大坝决堤”，我怎么堵也堵不住，等店长跑来帮我堵上后，店堂满地客人脚下也是“洪水泛滥”。闯下如此“大祸”，等待着我的惩罚该是什么呢？辞退？扣工资？严厉的训斥？……可店长连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拿个盆，几块抹布，跪在地上一股劲儿地收拾。看着他一边连连地向客人道歉，一边在客人脚下爬来爬去地擦，抹，我心里的那番滋味……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正好是我过生日那天，我去上班。一走进更衣室我就愣住了：更衣室黑板上竟然写满了祝贺我生日的话。正当中一行红笔写的大字：“祝小陈生日快乐”，四周是每个人用不同笔体写的祝辞： 那棱角分明，笔体刚劲的一行字是“热情开朗的小陈，祝你在日本永不感到寂寞！”落款：店长。 那用流利的英文写的一行是：“青春永远属于你！”落款：高木。 那用中文写的一行是：“你好，小陈！”落款：山本…… 这是怎么回事？哦，有一次聊天店长使业纳帐羌冈录负E。我忽然明白了，这是店长的精心安排！对他这一片好心，我说不出是多么感激。这一天，店里每个伙伴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祝你生日快乐。”临末了店长还笑吟吟地捧着一个包装精致的大蛋糕和一大束璀璨的鲜花给我： “这是咱们老板和老板娘送你的生日蛋糕。鲜花嘛，就算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吧。” “谢谢！”我深深地鞠躬，只觉得沉浸在一片温暖的海洋中…… 店长的歌唱完了，响起一阵喝彩。接下去就是副店长，主任，山本，铃木……一个接一。个不管唱得好赖，拿起麦克风张嘴就唱，谁也不推脱。看来即使是在这种场合也没有人愿意由于自己一个人的扭扭捏捏而影响了在座全体的情绪。 这时我注意到老板和店长并没有听别人唱而是从这里到那里地分别跟每个人进行个别交谈。“他们可真会抓紧思想工作呀。”我喑暗地想。不一会儿，老板转过来坐到了我的旁边。我准备听他来一番训话，结果呢，他却极随便地跟我聊起天来了，他说，他最感兴趣的事是读书，读书是一种享受。历史啦，经济啦，小说啦，什么书都读，也读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他说，他十分赞赏孔子的思想，认为中华民族是个有着伟大思想的民族……我一边无拘无束地跟他漫谈着，一边还竖着一只耳朵听那边的演唱。 现在轮到山川君唱了。山川君今年二十二岁，在一个面包公司工作，我们当中唯有他不是学生。他为了多赚一点外快，每天晚上来打工。这个人极老实。老实到了接近“笨”，接近“可怜巴巴”的程度。他眼睛小，鼻子小，脑袋也很小，别人戴着都挺合适的工作帽到了他头脑上－－仿佛成心欺负他似的，总是连眉毛带眼睛都罩住。他干起活来特别慢，板是板，眼是眼。人家三下五除二就干了的事，到了他手里非费上好一番功夫不可。为此整天挨主任的训，挨同伴的埋怨，往往满头大汗地完成了一件工作后接着就吃一顿批评。可他从不会生气，也从不跟人记仇，任凭怎么挨呲儿，干起活来照就还是他那个板他那个眼。 一次在更衣室，我看见山川工作服兜里露出来个油腻腻的卷成个卷的笔记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他那笨拙的笔迹记的每一道菜的做法，程序。例如：卡路比库巴：香油一勺半，包括店长在内，没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笔记。诚然对于聪明人来说，一道菜的做法学上一两次，实践上四五回就不成问题了。然而一个“笨人”却不甘落后，以自信的认真和努力去完成工作，不是尤其值得尊敬吗？打从那天起，我对山川就产主了几分敬意。 山川正在唱歌，唱得很不错，很有感情。他对我说过，他非常喜爱音乐，只可惜没有条件学习。他的家在日本的边远山区。 松下君登台表演了。今天他没背吉他来，可谓一件憾事。不过音乐一响他还是拉开了弹吉他的驾式，并且两个胯骨随着音乐的节拍左右的扭摆起来： “你就是我的心， 你就是我的魂，……” 他闭着眼，紧锁着眉，咧着嘴。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喊”歌。为什么要故意把声音扯得这么难听呢？又为什么要摆出这么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来呢？唱这种歌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真不明白，也毫不欣赏。无病呻吟就免不了装腔作势，装腔作势就免不了让人讨厌。不过松下挺能代表这么一部分日本表年，他们有着他们的所谓“追求“。有一次松下面问我： “你们中国的女人是不是不准穿袒露的衣服？” “谁说的？”我没弄明的他的意思，“无领衫，短裙都穿呀。” “那么，能露出这个地方来吗？”他拍拍自己的胸，又拍拍自己的屁股。 “干吗要把那些地方露出来哟？”我反问。 “美呀！那是女人最美的部分。” 对于这种无聊的问题，我决定不予回答。风我不吭气，他又开口了： “我们日本人认为，能把这部分露出来的女人，最伟大！” “胡说！我就不相信每个日本人都象你一样。”我立刻反驳。 “对，”店长在一旁搭了腔：“松下君只代表他自己，我就不赞成他的看法。” “瞧！”我白了松下面一眼。 松下面还在唱着，不喊着。我觉得很烦，真想找个什么地方清静清静，正巧店长过来了： “在你旁边坐一坐，可以吗？” “欢迎欢迎！”我连忙旁边挪挪，给他腾也个地方来。老板这时已经转移到别处跟人交谈去了。我早就想跟店长聊聊，可平时总碍着上下级的身份，以及紧张的工作。今天他摘掉了“店长”的牌牌，穿上了漂亮的蓝毛衣，成了一个“普通人”，我和他“平等”了。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 “店长，你每天这么干，不累吗？”店长每天都是不间歇地干十三四个小时(从下面午四点到凌晨五六点)，一个月只有三天休息。我觉得他太辛苦了。 “累是累点儿，但没关系，我年轻。” “你不烦吗？” “烦什么？” “没功夫玩，看电影什么的。整天憋在这个小店堂里。”还有一句我没好意思说出来：“没有功夫谈恋爱。” “啊，”他笑笑，“那有什么办法，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嘛。” “你就没想过将来换个工作干干？” “换什么工作呢？” “比方说，跟正常人一样，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有礼拜天，有节假日。” “这此我根本没想过。” “你这么喜欢这个工作？” “我喜欢。” “在你当上店长以前，你也没想过要换工作吗？” “一点儿都没想过。” “真的？“我简直不相信：“那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成为店长？” “我？作梦都没想过。老板找我谈，问我愿不愿当店长，我吓了一大跳。我觉得我不是这块材料。况且当时那个店长比我大八岁，整三十，比我有经验多了，又是老板的亲戚。” “那为什么要把他撤换下来而让你干部呢？” “这，我哪里晓得。非让我干，我就干呗！” “店长这副担子很重很重，是吧？” “是啊－－”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想象出他每天操心的程度。 “听说松下君下个月就辞工不干了，是吗？”我问。“他马上就要大学毕业，该正式工作了。还有山本君也要走。他母亲病重，他得回乡下去。” 松下，山本都是烹饪的主力。他们一走，店里的工作，尤其是店长更要忙得四脚朝天了。我甚至可怜起店长来。 “那店里的工作怎么办呢？” “没关系！”他反倒满不在乎：“只要咱们每个人再加一把劲儿！” “如果再有人要走呢？要是店里的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呢？”我故意反情况说得=严重。 “那就再招人来呗！” “招不来的话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他十分自信地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就算一个人都没有，光我自己。也要干下去！”声音不大，但一股坚韧的力量从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射出来。 “你们俩在谈什么呀？这么亲密！”铃木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我们在谈什么时候去听你的巴赫演奏会。”店长打趣道。“咱们还是先听听小陈唱歌吧，轮到小陈了。”铃木带头鼓起掌来。 唱歌？我还真还做这个思想准备。这里要是有一架钢琴多好，我对弹琴要比对唱歌自信多了。款…… “欢迎，欢迎！”老板把两只肥胖胳膊举得老高，拍着巴掌。这可把我难坏了。日本歌，不会唱。中国歌，全忘了。然而不唱又显然是不行的。 “我，我唱什么呢？”我多么希望他们饶了我。 “唱什么都行啊！”大家一致说。 “日本歌，我还不会呢。” “就要听你唱中国歌嘛！” “中国歌……唱什么好呢？”我拼命搜肠刮肚。 “唱什么都好！” “唱国歌唱也行！”大上君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在这种场合唱国歌是不合适的。但他的提醒却使我脑海中飞速闪过了那激昂的歌词：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迈着巨人的步伐前进，前进行，前进进！” 我突然想放开喉咙对着祖国的方向高喊： “起来吧，祖国！ 前进吧，祖国！”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儿潮湿，喉咙也象塞进了一团什么东西。然而，缓缓地，轻轻地，我唱起来了： “…… 人人都说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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