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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三章 弟子篇--田村


  《朝日新闻》社外报记者田村宏,是我所教的第二个学生。他跟我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不太长,中途因为突然被调到印尼担任驻外记者,学习被迫中断了。尽管我们已经“再见”很长时间了,但这个四十开外就秃了顶,戴着酒瓶底子般厚的高度近视镜的人,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肯退去。
  本来,新闻记者的工作是极紧张的,尤其是在《朝日新闻》社,又尤其是在它的外报部。偏偏田村又是外报部里一位业务“大拿”。结果,几天几夜回不了家,睡不了觉的事,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等他上课等了快两个小时还不见来。我好生奇怪,他这个人向来认真,不会旷课呀。再等还不来,我才想起应该给他挂个电话问问。电话打到他家,没人接。电话又打到报社,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找到他。我告诉他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却连歉也不道一声:
  “我现在正忙,要赶着发稿,英·甘地被刺了!”
  “什么什么?”我没听清,再问时,他老兄早把电话挂了。直到第二天清早,我才从报纸上看到印度总理甘夫人被杀的消息。
  大概是长期紧张过度的原因吧,田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都不太好。他几乎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这么一副形象:低垂着头,稀稀落落的几缕头发狼狈地挂在脑门上,一个肩膀上胡乱地搭着件外衣,一只手晃里晃荡地拎着皮包,拖着沉甸甸的步子,摇来晃去地朝我的校门口走来。直到我迎过去叫住了他,这才如梦初醒般疲倦地对我笑笑,用全无底气的声音问个好,往往还要加上一句:
  “昨天又加了一夜班,唉!真是累死了。”
  工作这么忙这么累,他却还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外语(除了中文还有英文),而且学得很用功。他每次来上课都必定带着自己忙里偷闲写出来的中文作文请我批改。这些作文,短则一两百字,长则四五百字。一篇篇都写得认认真真,找不出一点敷衍了事的痕迹。
  对我来说给田村上课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他的中文程度相当深(他在大学时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跟他在一起,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进行交谈,还能把许多我喜欢的中国近代小说作为学习的教材。然而更主要的却是,他在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是与我思想最接近的一个。
  记得头一回跟他见面,他在自我介绍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最钦佩李大钊先生,十分赞成他的思想。”一个日本人居然讲出崇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辈的话来,不胜惊讶之余,我确实感到大大的欣慰。就仿佛一只生活在鸡群里的鸭子,突然一天发现了一只自己的同类。而事实上,我们的每一堂课也从来离不开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的畅快交谈。
  每当我给他改完了作文,打开一篇当代的中国小说开始边读边讲时,他总会顺着小说的内容让我告诉他许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啦,大跃进啦,人民公社啦,四清啦,彭德怀啦……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回顾,红卫兵运动,斗争“走资派”,大串联,揪刘,武斗,“二月逆流”,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早请示晚汇报,八个“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林彪事件,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垮台……
  一般来讲,我不喜欢跟人轻易谈起这些,太痛心!没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人难以理解这一切。但我很爱对田村讲。因为他那双静静地透过厚眼镜片射过来的目光,在不断地告诉我:他懂,他理解,他跟我同样为中国这段曲折历史而激动不平。而我则象是好容易抓到了这么个高谈阔论的机会,滔滔不绝,好象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话说得这么痛快过。
  没有漂洋过海的人大概很难会体会到,一个人在海外若能遇上个思想,精神,政治上的“谈伴”是多大一种精神解脱和享受!
  田村在课上讲得不多,但也常讲--用中文回答我向他提出的种种有关日本的问题。他讲起话来慢变斯理,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仿佛坐在他对面的我只是个不足挂齿的黄毛丫头。
  “是啊,日本的男人晚上下了班,一般都不立刻回家,而是跑去喝酒。”一次,田村在回答我的“为什么日本男人不回家吃晚饭”的问题时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企图逃避,或者干脆有了外遇。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原因不在这里。首先这是一种社会交住上的需要。比方一桩买卖,在公司的办公桌上也许达不成,可到了宴会桌上就可能成交。酒,象一种润滑剂,能使本来卡住不动的东西运转起来。所以,下了班一起喝酒,也就成了公司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络感情,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想借此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日本人工作时的紧张程度在世界上堪称第一,这你知道。但是日本人在工作精神上却往往受着压抑,这你却不一定了解。日本的大公司,大企业,特别是那些创出了名声的,内部都有铁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对于任何一个上级,你只有服从的权利。让你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只能‘是!是!是!‘弯着腰,挂着笑。如果碰巧让你干的与你自己想法一致,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不一致而是满拧,那就只有自我克制。每天每天的自我克制对人来说实在是精神上的一种莫大折磨。你们中国人有’提意见‘一说,有用也好没用也好,总也是个出口气的途径。可在日本,除非你自己辞职走人,作为一个下级,除了在自己心里窝着,憋着,压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天下来,若不到酒馆去麻醉麻醉自己,或邀上个好友借酒发发牢骚,吐吐闷气,心里的包袱就卸不掉。”
  “那也可以回家去喝嘛,为什么非在外头喝?”
  “在家里受老婆限制,又影响孩子。而且有很多不痛快未必能对家里人说。”
  “我天天在回家的夜班电车上,路灯下都能看见醉得一塌糊涂的人。在日本,难道心里不痛快的人真有这么多吗?”
  “确实。”田村重重地点点头:“日本人本来心胸就不开阔,而各种各样的矛盾常常又埋得很深。中国人不一样,什么都明朗化。”
  “那么你呢?工作时也常常不痛快吗?”我莫名其妙地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是啊,常常很烦,总跟上司的想法不合拍。”他搔一搔光光的头顶:“但是只好忍着。”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单位试试呢?既然自己有能力。”
  “唉,到哪儿都一样。再说已经在《朝日新闻》干了二十多年了……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去当几年驻外记者。真的,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机会去的,你的中文这么好。”我不是鼓励他,而是真的这么相信。
  又过了不知多久,一天他来上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次中文课,很遗憾。”
  “为什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下个星期要去印尼。”
  “什么时候回来?”
  “上帝才知道。至少两三年吧。”
  “什么?!”
  “常驻记者,懂吗?我要在那儿‘安家落户‘啦。”他自嘲地笑起来,几缕头发又不听话地披在脑门上。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皮包里抽出一本新的《国语辞典》和几期最新的《人民文学》杂志。
  “呶,这几本《人民文学》我来不及看了,你看吧。辞典是我特意为你买的,谢谢你教了我几个月中文。希望你今后好好加强日语,你聪明,有前途。我呢,从今后要开始学习印尼文了。真可笑!”
  “那也没什么可笑的,学会印尼文也算是多一种本事呢。”我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觉得遗憾得要命。这时,他突然一挥手:“走,咱们今天开个告别宴会。我请你吃有名的台湾菜,不忌讳吧。”
  “哪里话,我还正想见识见识呢。”我心里说不出来地发堵。
  那一顿饭究竟吃了些什么,啥味道,当时完全心不在焉,事后竟半点都想不起来了。田村因为还要赶去上夜班,所以连酒都没喝。只记得那顿饭从头到尾我俩谁也没讲话,与往日上中文课时那种愉悦和谐的气氛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闷闷地吃完了饭,尚有时间,我们便不紧不慢地随着人流在马路上溜达。
  “出国之前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吗?”我总算找到了话题。
  “时间太急了。手头现有的一大堆工作全得清理完,还得抽时间把房子腾出来。”
  “腾房子干什么?”
  “我走了,得把租来的房子退还房东啊。”
  “那你的家人呢?全跟你一起去印尼吗?”
  “我,没有家眷。”
  “咦?你不是说你有女儿的吗?”我记得他有一篇作文写过他的女儿--一个十一岁的小学生,写得十分有感情。
  “但是女儿现在不属于我,属于她。我只是一个人。”声音低低的,似乎很不情愿谈这件事。可我偏偏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跟妻子离婚了?因为什么?”
  “你不懂这些,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停了停:“这下子,你该认为我是个坏人了吧。用中文怎么说?’不正派’是不是?”
  “不对不对,那要看究竟因为什么。难道说你们中间谁做了什么不忠于对方的事?”
  “这种事倒是没有。”
  “那不是挺好的嘛。”
  “好什么!”他苦笑了一下:“碰到一起就吵架,整天吵。窝火透了!”
  “那现在,你妻子跟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她是个英文教员,工资不错。分家的时候存款的三分之二也由她带走了。她说她现在生活得蛮自在。我隔一个月去看一次女儿。”
  “那你呢?离婚之后生活好了?”
  “当然有不方便的一面,但总算没人天天向我开火了。求之不得啊!再说当新闻记者的整天东奔西跑,有没有家也就是那么回事。”
  “噢--”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答应着,心里却浮起了他住日那副狼狈不堪的形象和时时抑郁的神情……
  已经到了车站的月台了。虽然这儿并不是飞机场的舷梯之下,我却也明白在此一别便无后会之期了。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一股难言的惆怅。我希望电车慢一点来,我似乎有什么话应当对他说,可是却又想不起应该说什么。信号灯亮了,预示着电车马上就要进站。我突然着急了:
  “到那边别把中文忘了!”
  “不会的,我还要争取去中国当常驻记者呢。”他温和地笑着。
  电车缓缓进站。
  “可能的话,用中文给我写信来,我给你批改。”这真叫“多余”的话。
  电车停下,门开了。
  “好的,一旦有空,我会给你写信。”
  乘客涌出车门,把我推到一边去了。
  “一定来信啊,我等着。”我抬起手来向他挥动。他也朝我挥着手,却被人流推上了电车:“再见啦!”
  “要注意身体!”我向着电车深处大声喊,可是车门关上了,他什么也没听见。隔着玻璃窗还在木然地向我笑着。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电车飞也似地消失在黑洞洞的隧道深处。
  从今往后,我再跟谁去长篇大论呢?从今往后,还有谁会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述那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一幕悲剧呢?从今往后,我又要独自一人在无共鸣的思想沙漠中寂寞前进了……唉!
  田村从此消失了。音讯全无。然而,任凭时光如何冲刷,流逝,他--始终不会从我的心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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