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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忙天”。队长派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场上脱粒机一开,就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有人抱着麦捆往脱粒机里塞,有人往外挑麦草,一环套一环,流水作业。一个稍稍怠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一两个小时下来,人人满头、满脸、满鼻孔、满嗓子都是麦芒的粉末。身上,尤其是两条胳膊被麦杆和麦芒划出道道伤痕,汗水一浸,又疼又涩。加上太阳光又毒,机器轰鸣,使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是稠乎乎的。一停机休息,大家就一下子散了开来,先是抢水喝,后是躺在麦草堆上喘气。每当这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发呆,我真有些受不了。
  正当我情绪极为消极的时候,“麦客”的生活深深地震动了我。“麦客”是替人割麦子的,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平凉一带,是被饥饿和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的人。他们那里由于气候凉,麦子的成熟期晚于关中平原一个来月。当关中的麦子开镰时,他们那里的麦田远远不能收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这个季节就有成千上万的麦客来到关中平原。我们队也年年请麦客,有些麦客还和村里年长的人很熟悉。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就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嫌他们经常连吃带拿。有些农民说有的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去,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当地农民讲这些的时候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而我却觉得他们挺可怜。
  后来我从接触过的麦客那儿知道,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由于土地瘠薄,连年歉收,他们在家很难填饱肚子。面条、馒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难遇到的美食,加上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就有人见饭而忘了命。
  这个话题,我和张艺谋也议论过好多次,他脸上总是透出一种严肃和深沉。那段时间李广平不在,每天吃完饭后,张艺谋就到我房子里来聊天。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看,一本是日记本,一本是鲁迅的书。“这个日记本送给你吧。”“好,可是本子上写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你看吗?”他举起那本鲁迅的书问,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鲁迅的书我看不太懂。”“我也一样,只是没有别的书可看。不过,看后总觉得它能给人许多启发,使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更准确的认识。”接过书,我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书,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离我很近,慢慢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心跳了,能明显地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只觉得心慌意乱,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面对面站了许久。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他也显得拘谨不安。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刘全在窑里喊他,他才轻声说了句:“我走了。”我没有说话,也没看他,只是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梳头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见自己的脸,走出屋子更不敢去看他的脸和眼睛。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处得更加自然起来。他的衣服脏了由我来洗,破了由我来补。他的衣服特别爱破,尤其是袜子。他穿的都是那种黄线袜,三两天就得补。那袜子上补钉撂补钉特别难补,针好半天也扎不过去。每到我歪着脖子给张艺谋补袜子时,李广平就在一边笑。我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李广平笑我,而是觉得张艺谋穿这种袜子脚会怎样的难受,这种袜子又会怎样折磨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心。
  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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