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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那样的甜


  一九七○年夏天,我的饭量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消瘦。张艺谋很关心,几乎天天劝我回西安检查。并对我说,根据他的医学知识,这个症状可能是得了肝炎。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我一听,也真是的,就和他一块回西安到医院去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指数很多。回农村时他带了好几盒B12针剂,并给我注射。他很精,屋子里有人时他就往我胳膊上打,没人就往我屁股上打。我很难为情,他开导我说:“屁股肌肉面积大,吸收好,效果快。你没看见医院里,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往屁股上打,为了治病嘛。”我无可奈何。
  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人在里面干活就像掉进了蒸笼一样,浑身冒汗。一旦玉米叶子把手胳膊划破,伤口被水一浸,蛰辣辣的疼。
  一次队长派张艺谋去浇地,他吃完午饭,搁下碗就走了。看着这么热的天,我心想他在地里一定很渴,就烧了半锅开水。等水晾凉了,找来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盛好满满一缸子水,带上草帽,端着缸子给他去送水。来到地头,看见张艺谋正与和他一起浇地的九叔在地头休息。他们好像早已看到了我,我一走到,张艺谋就伸出了手:“真是雪里送炭。不,骄阳送水比雪里送炭还需要。”张艺谋嘴里说着接过水,递给九叔让他先喝。当着我的面九叔还有点不好意思先喝,我也说:“您先喝吧。”九叔痛快地喝了几口,感叹地说:“还是自己瞅下的对象好。”听九叔说这话,我和张艺谋都会心地对视一笑。我心里舒畅极了。
  张艺谋后来曾在信中描述这件事时写道:“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你的身影,从小到大,你头顶着大草帽,手里端着水,向我走来……我只感觉到水是那样的甜,一直甜到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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