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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家世


  张艺谋对他家的情况讳莫如深,很少提起。他们家里人说起这些也总是闪闪烁烁,不愿直言。我和张艺谋一起十几年,只有很少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谈得特别简单。他家是陕西临潼人,家境原来还不错。他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差,解放后定为反革命,那些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有一次他能幸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心情特别灰败,性格越来越沉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下放到陕南的平利县。他和人说话时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字一顿,看不到激动和悲伤,只感觉他逻辑性很强,是个性格很硬的人。
  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摇摇欲坠。当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骂娘,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张艺谋的奶奶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她说她的二儿子不谙世事,人太杠直了,才招致了此祸。她说,有一天,二儿子的一个同事来叫二儿子,说有公务,两人就走了。两三天后,那个同事来家里丢下一个包袱。当时她还没介意,以为是儿子捎回来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包袱里不但有带走的换洗衣服,还有走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这才估计人已被害了。但这仅仅是个估计,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一家人常常抱着希望。张艺谋的父亲虽然口里不说什么,其实他也时时留心。黄维等一批国民党将领获赦那次,张艺谋父亲天天看报,听广播寻找获赦人名单,大概是在寻找兄长的名字吧!我把老奶奶讲的情况说给张艺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情况他还不知道,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听了,把老奶奶好埋怨了一顿。嫌她说话不注意,担心她年老话多招惹是非。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七五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进旅馆。张艺谋看见这家旅馆的小卖部里出售凤尾鱼罐头,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买了两听。大概是在掏钱买东西时,钱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发现车票扔在地上,心中大惊,因为车票和钱在一块放着,赶紧查看,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懵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别人提醒赶快报告旅馆的负责人,旅馆的人让他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好容易找到派出所,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松的老头,他听说是报案,才清醒了一点,进去找领导。又是老半天,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张艺谋把情况叙述了一遍,那人要张艺谋把经过写下来。张艺谋心急火燎地写了经过,等他们赶到旅馆时,那辆车和同车的旅客们都已经走了。因为行李是第一天装在车上的,晚上没卸,这样就把张艺谋的行李也拉走了,这更把张艺谋急坏了。旅馆人告诉他,已经打电话通知下一站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派出所的人也分析认为,十有八九是同房子住的人干的。可是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起,最后决定把案子转到西安去。这样一个结果等于没结果,张艺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想去跳崖。
  事后张艺谋非常沉重地告诉我,当时他真的绝望了。一个人在山上转悠,几次走到山崖边准备自杀,命运的负担太沉重、太可怕了,不如一死了之。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我,眼前仿佛看到我焦急的脸色和身影,觉得自己这样死了,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呢?他要活成个人样子,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才罢了这个念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在以以后的生活上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条不紊,也更加奋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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