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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件大事


  在热烈的气氛中,张艺谋走上了他崭新的人生之旅,我虽然不能和他陪伴在一起了,但我总是远远的送去我的祝福,原先是一位恋人的祝福,如今是一位妻子的祝福,我的一颗心也在隆隆的列车声中随着张艺谋远去了。
  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张艺谋走后我最致命的困难是精神上的空虚。我觉得自己象一只突然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里徘徊,孤独几乎每时每刻都笼罩着我的心。在此之前的十三年中,我所有的生活几乎都和他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合二为一相互紧密依存的生活。由于他的离去,我突然惊讶地发现,世界对我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不可思议。爱情在给人幸福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创造力,我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庸人!
  有好几个星期天,我早晨一醒来就下意识地慌慌忙忙地收拾东西,准备赶班车到威阳去。这种举动总是在某一刻又突然停止,理智告诉我,张艺谋走了,咸阳已经不是我的希望所在。现在,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他都是在遥远的北京。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就骤然冷下来,一种徬徨、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我变得脆弱而又敏感。我不敢回西安,马路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使我倍觉孤独与凄凉;节假日我不愿呆在宿舍里,同宿舍的女友们,有的回家,有的接待前来约会的男朋友。这一切我都有过,然而当时并没有感到其中的欢乐,眼下却饱尝了失去这一切的痛苦。这是一种无法排解、无法逃避的痛苦。我需要解脱!
  解脱的唯一办法是劳动,是工作。铸造车间造型工的活儿是相当苦的,特别是对女人来说就更苦了,但它能使人暂时忘掉一切,专心致志地干活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了我精神获得休息的唯一方式。就在这时,出现一个小小的机遇,有人推荐我去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一下子被这件事吸引了。他现在是学生,我如果成了教师,这多有意思,我怀着一种难以抑制,不忍独享的喜悦心情,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张艺谋。还饶有兴味地对日后生活作了一番憧憬,满以为能得到他的支持,结果反而被他教训了一顿!
  他来信以一种居高临下、不容置辩的口气指责我没有长远打算,被眼前利益迷住了眼睛。还以一种诚恳、急切的口吻要我坚决按他的话去做,争取早日调回西安,等等。他的来信,使我受到震动,也使我感到委屈。在反反复复权衡于自己的处境、心情、实力以及能得到的帮助后,我第一次违背了他的意愿和安排,坚定地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面对空虚和烦躁了。
  当时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缺教师,尤其缺英语教师,我毅然报了名。
  我以前在中学里学的虽然是英语,还有点基础,但“文革”中耽误了这么多年,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便拼命地学,利用一切时间学,并收看电大的英语课程。那时候,一般职工家庭有电视机的很少,我就跑到厂里有电视机的科室去收看,星期天也不例外,平常工作日,每当车间里的活一干完,我就悄悄地溜出去收看电视。不久,这事就被我的师傅知道了,他很理解我,几乎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只是要求我一定要干好份内的活,尽量不要被更多的人知道,以免造成不好影响。他的态度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安慰,我十分感谢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连他都对不起。这种心情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后来我收看电视的事还是被车间领导发现了。在一次车间职工大会上,领导不指名地批评了,说:“有的青工干完活就去看电视。”口气相当严厉!我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对这件事表示出那么强硬的态度。我一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要是在平时遇到这种事,定会非常受不了的,可当时我几乎没有这种感觉。领导讲话时,我坦然地坐在下面,平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我不是为了消遣去看电视,而是为了学习,挨几句批算什么呢?我轻松地听完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想:你可以批评我,但改变不了我对于一个目标的执着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我一改以往战战兢兢的作派,变得洒脱自如——这大概是我一生最洒脱的一次。
  我坚持学了下来,电大英语考试时,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争取进了考场,成绩还不错,于是我顺利地进了职工子弟学校,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结束了造型女工的生涯。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了目的,做了一件有始有终的事,尽管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算是一件大事,是在我的人生中以执著的追求显示出我真正的人生价值的大事。在那次奋斗中我所得到的欢乐和自信心是无法估价的,我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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