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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份,我带着末末同作曲家赵季平一起去了北京,在这之前,张艺谋来信说,《黄土地》已在北京放映了几场,反映强烈,震动很大,他们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做,所以还需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带着末末去北京与他相聚。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北京。
  这时,张艺谋、陈凯歌、何群正忙着拍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强行起飞》。这是给空军拍的一部片子,反映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上,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为了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空军的实力、接受党中央的检阅,在天气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危险强行起飞的经过。
  在这次工作中,张艺谋认识了空军高政季的女儿高力力,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力力是个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带点男孩子味道的女子,她与人谈话、交往表现出来的豪爽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和可爱。她从陈凯歌和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没地方住,就把甘家口她家原来住的两间房子借给了我们。我们就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那天要从姐姐家里搬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到甘家口,陈凯歌带着《黄土地》组的几个人来帮忙。他们从五楼上一件件往下搬东西,上上下下许多趟。当时我姐姐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很清苦,没有闲署的被褥,就从床上抽出两条被子、褥子给我们。这些干净而破旧的被褥和用具,对我们过日子是再适用不过了,可在外人面前我又怕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凯歌似乎理解这一点,说:“俗话讲,‘破家值万贯’,置个家不容易呀。”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
  《强》剧完成后,张艺谋没什么事了。而这时《黄土地》的反响很大,他和陈凯歌合计着想趁这个热乎劲儿,再拍一个情节片。为了工作方便,张艺谋让陈凯歌天天来我们临时的家里商讨剧本。我当时最发愁的就是给客人做什么吃?我和张艺谋每天都随便煮点面条下肚,对客人这样怎么能行?可陈凯歌并不在乎,碰上什么吃什么,吃得也很高兴。张艺谋爱吃面,为了不单调,我只好在面条上下工夫。今天是麻辣面,明天是炸酱面。那天我做卤面,陈凯歌看我把生切面放在炒好的菜上焖,很新鲜说:“面还可以这样做”。面熟后,他吃着连说:“好吃,好吃。”有一次包饺子,只准备了两个人的,没想到陈凯歌要来。他进门看见案板上摆着的饺子,说:“哎呀,肖华这饺子包得好。”我不好意思笑笑,知道这是客气话,没想到他还对他妈妈说了,后来我去他家,他妈妈还说:“听说你饺子包得不错,过年来我家过吧,帮我包饺子。”
  在甘家口住的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个新朋友罗雪莹经常来。张艺谋告诉我说,罗雪莹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他们通过陈凯歌相识。罗雪莹给我的印象很好,她对人亲切,既没有电影圈里的那股高傲味,又不失文雅大度。她每次来总是评论电影,谈电影界中的事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一些电影圈内的事。
  有一大晚上,罗雪莹来访,说某作家有一个写好的本子,是写对越反击战的,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热情地把该剧的大致内容讲述了一遍,并说她向这位作家推荐了张艺谋,希望张艺谋接下这个本子。张艺谋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戏我拍不一定能拍好,这个本子不太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苍劲,浑厚的东西。我建议让吴子牛来拍,他一定会喜欢这个本子,我了解他,他喜欢人情味的东西。”我觉得张艺谋还有另外两点想法没有说出来。一、那时他认为自己改导演时机还不成熟;二、对越反击战这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题材,张艺谋由于家庭问题,对沾政治边的事情一向很谨慎。
  我们在甘家口住时,正赶上北京举办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他对我说:“我本来买了两套票,后来一想,如果咱俩个都去看,末末谁管呢?就退掉一套,这一套咱们换着去看。”于是,第一天吃过午饭,张艺谋很自然、很轻松地说:“我去看电影了。”第二天他似乎想起说过两人换着看的诺言,他试探地说:“今天你看怎么办,谁去呢?”见我没有吭声又说:“你一去三四个小时,末末肯定要哭,她一哭我真没办法!”他真鬼,很会钻我的空子。我心里的确是放心不下末末,也看出他非常想去,就说:“算了,还是你去吧!”他高兴了,说:“这也对,你是看故事,我去是工作,我需要多看电影。”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孩子,自私的孩子。如今,对我和张艺谋都有所了解的一些人,说是我惯坏了张艺谋,惯得他总以自己为中心,不知道去关心对方,体谅对方,我觉得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在这段日子里我与张艺谋的感情是相当融洽的。每次他晚上回来,不管多晚,我都要给他等门。他经常是进门来不及脱掉外衣就奔到床前,吻吻我,亲亲睡着了的女儿。然后就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事,看的是什么电影,内容是什么,影片好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我记得他特别欣赏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说这部影片在色彩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作者敢大胆地把自然色根据内容需要而“戏剧”化,把本来是黄色的沙漠拍成红色的,让人们认可。这些将来都可以借鉴。
  一天,张艺谋回来说,他的同学吕越要来,已讲好让他晚上来家里吃饭。早就听张艺谋说过吕越,说这孩子很有出息,在学校时特别好学、特别用功。无论什么时候,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书,有空就掏出书来看,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上街玩,另的同学逛商店,他竟能坐在马路边上看书等同学们。这使我没见面就对这位同学颇有好感了。听说要来吃饭,我有点着急,家里什么也没有,请人家吃什么呢?人家是第一次来,太简单过意不去。我和张艺谋商量,他出去买了只烧鸡回来。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这样奢侈。
  吕越来了,平头、布鞋,一身朴实的学生打扮。他和张艺谋寒喧过后,极自然、极热情地把手向我伸了过来,我稍稍一怔,因为以往张艺谋的朋友来访,不管男女都是对我亲切地问候一声,我也只报以微笑、点头和相应的问候。今天吕越以对张艺谋同样的礼貌待我。使我感激至深,立刻被他那热情和真诚的表情感染,果断地伸出我的手与他那大而有力的手握了握。饭间,他谈笑随和自然,没有拘谨之感,使人很愉快,他和张艺谋谈起毕业两年来的感慨;谈到当前赚钱、经商的风气;谈到他恋爱的波折。张艺谋问道:“在金钱和女人面前你能超脱吗?”吕越十分诚挚地摇摇头,说:“不能。”张艺谋自我标榜地说:“那你不如我。”我在一旁只觉得张艺谋的话虽使我心安,而吕越的话更诚实坦率,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
  吕越现在在法国留学,曾来信给张艺谋,说“……当年实习时你、我、侯咏(张艺谋的同班同学)咱们三个在一起谈理想,你想当导演,侯咏想当摄影师,我想出国,现在都实现了,只是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罢了……”的确,也许人就是如此。追求的时候,向往的情感是那样强烈,可当达到目标时,却又觉得不过如此,那时的感受远不如没达到目标时那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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