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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末末睡熟了,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他不作声。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
  十一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嘱女儿见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里一样亲热,不要怕周围那么多的人,想对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亲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应该。因为爸爸拍的电影得奖了,得了个很大很大的奖,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着眼睛听着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看得出孩子心里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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