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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罗伯逊律师事务所一共只有两个人,就是理查德和周珊珊。但他们的生意很红火,主要的客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两年从国内来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像我来美国的时候,一是人数没那么多,二是来的人比较单纯,主要是留学生。现在可好,什么人都有,而且以什么方式来的都有(这还不包括偷渡来的福建船民),其中尤其以商务签证来的居多。任是什么秃人瞎鬼,都能弄个经理身份的证明,来美国“开展商务活动”。其实来了就不走了,要找律师把身份转变成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还有的更狂,一来就在这儿成立“跨国公司”的美国分公司,虽然只是个哄骗移民局的空壳子,甚至有的连公司地址都是“借”来的。这些,也都要找律师办。
  中国的经济上去了,来的人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底气特充足,口气大得要命,都是要做大生意的。说起来,好像一个个在国内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上通中南海,下边勾着地痞流氓,没有办不成的事,听着都吓人。他们也确实有钱,我来美国的时候,兜里只有一百多美元,其中还有一半是忘了谁给我的港币,现在的人,最差的也都带着一两万美元,有的人来了以后马上就买房子买地,据说阿凯蒂亚的高级住宅,几十万上百万的房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被国内的大款买下来了,他们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以为树是自家的了想锯就锯、想砍就砍,或者在院子外面起一堵高大的围墙……这些行为已引起社区其他居民的抗议。
  金钱这玩艺儿是通过多么复杂的渠道,在太平洋两岸来回流通啊。它既满足了那些想要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人的愿望,又填满了好多律师的腰包。人们每天满脸焦灼、忙忙碌碌,就为的是玩儿命挤进这个渠道,成为当中的一个环节。
  钱大明有一个癖好,喜欢对世界进行总结归纳,经常制造一些概括性极强的“名言”,比如他说:“美国有三种人最坏——汽车修理工、牙医和律师。譬如律师吧,本来两口子打架,劝劝就又和了,到了律师那儿,他非给你弄离了不可,不然他怎么赚钱哪。”可没过多久,他就和理查德.罗伯逊成了朋友,打得火热。
  理查德这个人,按北京话说是属于“急茬儿”的,干什么都快,给人的感觉老是嗖嗖的。做任何事都很认真,但不一定能认真到点儿上,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周珊珊指使得团团转,他经常往外跑,有时候是听说哪里需要律师义务服务。比如说给难民免费办案子,他特别热衷于此;有时他不说去干嘛,周珊珊也不问。不外出的时候,就咚咚咚在楼道里跑,真不知道跑什么?只要我们办公室的门开着,他肯定要停下来,很有礼貌地在门上敲两下,聊几句。“怎么?你们还没去福建组织偷渡‘人蛇’?我正等着帮他们打官司呢。”
  钱大明就这么跟他搭上了。
  “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和你学的是一个专业。”他告诉理查德,“北大就相当于美国的哈佛。”
  “是吗?”理查德眨巴着眼睛说,“中国有法吗?”
  “废话!我在中国的时候天天给报纸写专栏,宣传法制。”
  “中国有报纸?”
  我在旁边听着都快气疯了,可大明不动声色,照样嘻嘻哈哈。
  “你太嫩,”事后他对我说,“见了送松人拢不住火儿,那不行。往深了说,还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有自卑感,所以特别容易受伤害。我不生气,就因为我觉得我比洋人优越,我俯视他们,懂吗?这是智力的优越,中国人聪明啊!”
  “那你不搭理他们不就行了吗?”
  “干嘛不搭理呀!这是美国,他们是主流。再说他们有很多长处,中国人得学,而且洋人单纯,直肠子,人好。中国人多狡诈呀,张嘴就是骗人,像刚才我说什么北大法律系毕业,写专栏等等,其实也不是故意骗他,说谎说惯了,扳不过来……唉,中国啊,五千年文明,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混得不好,正好让咱们这拨儿人赶上了。下辈子中国强大了,西方衰落了,咱们很可能又托生成洋人了,老赶不到点儿!”

         ※        ※         ※

  周珊珊对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觉得不可理解。
  “他们俩怎么居然搞到一块儿了!我这老板人是好人,但性格很怪,一根筋,特别固执。也不能说他歧视中国人,但他骨子里那种白人的傲慢,再加上对中国的无知,简直让人受不了。钱大明真有两下子,能跟他合得来!”
  听了她的话,我一琢磨,觉得她本人也挺有两下子的:她和这位一根筋的老板,不也合作得不错吗?据她说,来他们这里的中国客人,大部分是她“搞来的”,她除了一份固定的工资外,每介绍一位客人,也都拿一定比例的分成。而且理查德虽是法学博士,但开业时间不长,好多具体的业务,反而不如周珊珊的经验多。
  理查德不在的时候,我经常到他们办公室去找周珊珊聊天。
  她每次见面都要先挤兑我一番。
  “哟,又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没生意了吧?”
  “是啊。”
  “那你快走吧,晦气传染,跟流行性感冒似的。”
  “好运气也传染,治感冒。我到你这儿借点儿气。”
  “借也没用,看你就不像要发财的。”
  我又约了她几次吃晚饭,她有时很爽快,大部分时候却都找种种借口拒绝。有一次她说是要去圣地亚哥“联系业务”。当天傍晚我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时,却看见她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那里边逛,状似亲密。我没打招呼,事后也没向她提议这件事。
  她好像交际很广,说起来,我认识的人里有好几个她都熟。晚上给她家里打电话很难找到她。
  她和她前夫是在北京结的婚,她来留学一年多后,她丈夫作为探亲来的美国。关于他们离婚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她前夫不适应美国生活,老想回去,而她非常喜欢美国,说什么也不肯走,谈来谈去谈崩了。她前夫现在是两头跑,想做“国际贸易”,但是据说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还有人说是她有了“第三者”,被她丈夫抓住了,闹得天翻地覆。她本来并不想离婚,但她丈夫要“宰了她”,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了。
  她说起自己这几年在美国的经历来,似乎感慨良深,但是使用的那些说法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文化冲突啦,奋斗啦。要给中国人争光啦,打进美国主流社会啦等等。听着真觉得不应该是容貌这么出众的女孩儿嘴里说的话,在这种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损她几句。
  “行了行了,您这点事儿没什么了不起,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受过这个,有的人比你惨多了,不也过来了吗?”
  “是啊,我也没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大家都挺了不起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克服各种困难,立住了,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然有成就感了,你没有吗?”
  “没有。我是吃饱了混天黑,不懂什么叫成就感。”
  “那你干什么来了?”
  “我啊?我飘洋过海,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来了。”
  周珊珊忍不住笑了一声,但立刻就变成冷笑,说:“你这种人的功夫全在嘴上,就会耍嘴皮子,来美国这么多年也改不了。”
  “一口乡音,多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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