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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以为女诗人金子小姐消声匿迹了,没想到她劲头大着哪,“陈克文的文联”(金子小姐语)才成立没多久,她就纠集起一帮人马,另立山头,组织了一个“南加州中文笔会”,对着干上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绝对令人惊叹。
  又一个没想到的是,蒙金子小姐垂爱,居然从电话簿上查到了我办公室的号码,给我打起电话来。这回的态度跟上次让我“坦白交代”那种口气大不一样了,第一句话就是:
  “喂,我是金子啊。听说你接团发财了?”
  “怎么着,你是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揭发我们诈骗国家外汇呢,还是要把我当土豪斗争一番?”
  她倒也直。“你太逗了,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是来请你参加我们的‘笔会’。”
  “笔会?我既没笔,也不会,我是混子、骗子,被同伙吹嘘成这个那个的。”
  她爽朗地(也有些无耻地?)大笑起来。“小流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向前看嘛。咱们原来闹了点误会,有人挑拨。”
  我又说:“明说了吧,你是不是以为我成大款了,想让我捐钱?我也明告诉你,我是接了个团没错,但挣的是一点血汗钱,离发财还远得很呢,你就别打我的主意了。”
  金子一听,厉声高叫道:“刘小流,别跟我来这套!谁稀罕你那两臭钱哪,我认识的有钱人多了,你算什么呀。”停了一下,她放缓语调,说:“我金子别的不敢夸口,你打听去,艺术就是我的生命,金钱在我眼里如粪土一样。我跟你,是想以文会友,一起在海外文坛上做点事,你别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我说:“那你找错人了,在我眼里,金钱才是命根子,艺术一钱不值。我根本不想在什么海外鸟儿文坛上做事,也不知道又打哪儿蹦出来个海外文坛。”
  金子气量真大,我以为她会破口大骂,摔了电话,就行了。结果她没摔。
  “小流啊,我知道你这是气话,你还不了解我,以后会慢慢了解的。咱们都是北京的,有什么话不好说呀。上海人顶精了,尤其是那个陈克文,成天打自己的小算盘,他要跟你交朋友,一定是要打你的主意的,你跟着他跑肯定没有好结果。不信你就看。”她又说:“那天开会的事我跟他没完。我已经请了律师了,先打刑事官司,再打民事的。刑事的,我控他两项罪,殴打伤人和性骚扰。民事的,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他打你了吗?”
  “当然打了,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了,而且我乳房上现在还留着伤呢,不信我哪天让你看。”
  “别看了,我信,我全信。”我赶紧说。

         ※        ※         ※

  为了应付金子笔会的挑战和挖墙角,陈克文在家里召开紧急理事会,研究对策。我说有事,想请假,陈克文不答应,死说活说让我非去不可。
  有点意外的是,在陈克文家遇到了埃娃,她说她是来找陈太太的,“碰巧”赶上我们开会。多日不见,她胖了点儿,但皮肤光润,倒显得年轻了。
  她说:“听说你发财了,把老朋友都忘了。”
  “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流言蜚语呀,第一我没发财,第二我永不忘旧。”
  她听了,又是那样没来由地,嗲声嗲气地乱笑。
  我简单地说了我最近的情况,强调忙,这也是实情。然后问她怎么样?
  “还老样子啊,”她说,“我们这种人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哪比得了你这个大忙人呀!”
  正说着,陈太太过来了,对我说:“刘先生,稀客呀,好久见不到人啦。埃娃问了我好几次,说打电话也没人,急得咧……”
  埃娃打她一巴掌,说:“去,谁急啦?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啊?”
  陈太太笑着说:“好好好,没问没问,我记错了,好了吧……”她的女高音像装上扬声器一样在整个房间里回响。
  会议开始,陈克文先介绍了一番“敌情”,据他说,金子的活动“十分猖撅”,在好几家报纸、包括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撰文或者接受采访,把那次大会和他本人说得一无是处,“杀伤力很大,影响很不好”。现在金子改变了策略,把火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对其他人则拼命“拉拢腐蚀”。他要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办。
  神经质的女作家第一个发言,她叫羽翎,这是那天选理事时,陈克文让我投她的票我才知道的。她说:“首先,我觉得作为作家艺术家,从本质上来说都可以叫做个体劳动者,作为个体劳动者,既有排他性,又有亲和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单独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所以应该说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她每一句话都说得极快,但一句话和一句话之间,却往往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她思路不畅,说完一句想不出下一句,相反,倒是因为她思维太快了,嘴巴反而跟不上,得花时间追忆,才能保持讲话的连贯性。
  “所以,”她接着说,“我本来以为,文联就像一个大家庭,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机会和场所,我是抱着很大的热情从始至终参加了有关活动的。可是我非常痛心地看到,从一开始,这里就成了人们追逐名利的舞台,成了互相欺诈、互相排斥、作交易搞关系的市场,人性的丑陋在这里暴露无遗。我觉得很可笑,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同仁团体,说利吧,既不能定级别、分房子、享受待遇,又不能赚大钱;说名呢,其实就咱们这几个当事人在这儿瞎折腾,自以为名字上了一回报纸地方版就名扬天下了,其实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这回事,知道的也是嗤之以鼻。请大家想想,华人在美国的总人口里才占百分之几?这百分之几里又有广东老华侨、土生土长的第二代ABC。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新加坡马来亚印尼韩国等等地方来的,这些人谁关心你们的事啊?就是大陆来的,人家每天挣钱过日子,或者读书求学,感兴趣的是学习工作享受,这百分之几里的百分之几,又有几个把你们当回事?我觉得咱们都成了漫画里的人物,真是很可笑,也很可怜。”羽翎可能是很紧张,也很激动,一边说话,一边把手里的一枝笔用手指转得飞快,简直像是杂技团里的人在做技巧表演,看得我眼都花了。
  这番话大概是陈克文始料所不及的,他的脸由黄转白,喉结动了几下,刚要说话,却被国画大师抢先了,大师岸然高坐,以主席的口吻说道:“文联成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开理事会,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诸位理事在一起交流。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既然我被大家推选为主席,我就应该竭尽我的绵薄之力,为大家服务,把文联的工作搞起来。可到现在为止,文联内部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据说其他一些兄弟团体对我们有意见,闹了一些纠纷,我作为主席,也毫不知情,跟大家一样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在这个会上大家好好沟通一下。我声明,我不想让别人拿我的名字当招牌,到外面行自己的个人之私,作为主席,我不仅要对我个人,也要对文联的名誉负责。”
  大师的话刚一说完,立刻有几个人指名道姓地批起陈克文来。有的说,我们作为理事,也是有名无实,是虚的,你陈克文一手遮天,对我们实行封锁。秘书长秘书长,顾名思义,是做一些秘书性质的日常工作,而不是大权独揽,架空主席,置理事会于不顾,什么事都由一个人说了算。也有的说,文联成立这么长时间了,什么活动都没有,只有陈克文一个人挂着个头衔在报纸上出头露面。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陈克文和别人的个人矛盾,影响整个文联的对外形象。金子虽然不像话,但他们的笔会是一个团体,要搞好关系,不能用死缠烂打的方式搞斗争。刚才陈克文使用的语言,什么“敌情”“十分猖撅”“拉拢腐蚀”等等,纯粹是文革式语言,是非常不合适的……
  我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发言,渐渐走了神儿。我想:埃娃今天绝对不是“碰巧”到这儿来的!我站起身,假装去洗手间,离开了客厅。
  埃娃和陈太太,以及陈家八岁的女儿,正在起居室里看电视。这女儿出生在美国,像很多第二代一样,虽然懂中文,但不如讲英文顺嘴,所以很少讲中国话,别人用中文跟她说话,她全是用英语回答。
  看见我来,陈太太问我是不是想喝点什么?我说有茶最好。她说了别客气,神秘兮兮地笑了笑,就离开了。我猜她可能是知道了什么,而她这种乖巧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我在埃娃身边坐下来,对她说:“等我们散了会你再走,我送你回家。”
  埃娃脸一红,说:“我自己开车来的,不要你送。”
  “你没开车来我要送,你开车来我也要送,反正我今天是非送不可。”
  埃娃笑着说:“这个人好赖皮,我马上就要走了,等不到你们散会。”
  我说:“好啊,你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送,你现在走我现在送。”
  埃娃说:“你要赶我走啊?你凭什么呀?这是人家的家,我来找我朋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赖皮。”
  “你说我赖皮,我就是赖皮,怎么办吧,我就赖在你这张皮上了。”
  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说:“这个人……告诉你,我……一会儿就走,看你怎么办……”
  这时陈太太端着茶杯回来了,说:“哟,哟,看你笑的,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接过茶杯,吹了吹,喝了一口。
  陈太太说:“小流,你的本事好大哎,埃娃刚才还愁眉苦脸呢,一下子就让你给逗笑了,你有什么法宝啊?”
  我说:“我的法宝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她们都笑。埃娃说:“我对待敌人一向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陈太太说:“哟,谁是敌人呀,埃娃,是真话吗?我告诉你吧小流,前一阵子埃娃可高兴了,老给我们讲笑话,笑的咧,问她听谁讲的,就说刘小流,又讲一个,再问,还是刘小流。你有那么多笑话也给我们讲讲嘛,别对埃娃太偏心嘛。”
  埃娃说:“去去去,哪有那么多,我还听别人讲了好多呢。”
  陈太太说:“你看,我这妹妹脸一红特别漂亮哈,埃娃越长越漂亮哎,好让人忌妒哎。”我跟她们又说笑了一会儿,就回到客厅接着开会去了。
  会上吵得一塌糊涂。陈克文白着脸,尖着小细嗓子,奋力反击。有几个人明显是他的死党,互相呼应,极力为他辩解,而且毫不客气地列举国画大师的不是,甚至把大师的“生活作风问题”都抖落出来了,有一个人更厉害,说大师的画是懵外国人的,其实一钱不值,是打着刘海粟高足弟子的幌子招摇撞骗。大师本来还挺矜持,一听这个,脸“腾”地一下紫红,简直跟关云长一般无二,帮帮地拍着桌子破口大骂,我估计这会儿他手上要有青龙偃月刀的话,非一刀取了那厮的首级不可。
  我听来听去,觉得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会的背后,不定酝酿了多长时间的暗斗呢,今天只不过是一次爆发而已,可能跟金子倒没多大关系。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中间,也把我给卷进去了一阵子。是这么回事:我第一次在陈家见到大师时,听他解说自己的创作是“笔写高山大川,抒胸中块垒不平之气”,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也是我嘴太臭,后来跟别人聊天,就干脆管他叫“块垒不平之气”,没想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流传开了,成了他的外号。有一次聚会,大师来了一下就走了,陈克文不知道,到处找他,问大家:“咦,块垒不平之气怎么没了?”我说:“让我放屁给放出去了。”弄得个哄堂大笑。在会上,大师那边的人把这事也给提起来了,说“陈克文低级无聊,用起外号的方式损害他的公众形象。”陈克文立刻抗议,说不是他起的。对方说不是你是谁?有人就说,是刘小流。我也起来抗议,说我连听都没听过,怎么是我起的。那人马上就揭发,说不但是你,而且你还当众说过放屁把块垒不平之气给放出去了,有没有这回事?这么一说,连在会上一直严肃的女作家羽翎都被逗笑了。我也忍不住笑了几声,但还是装傻充愣,坚决否认,大师原来根本没把我往眼里放,从这儿以后就恨上我了。
  我憋了一肚子气,真想找茬儿跟着吵它一番,可是听了听,又不知道应该以哪头为敌、哪头为友,想想就算了。趁他们搅得乌烟瘴气,我悄悄溜了出来。

         ※        ※         ※

  埃娃果然还在。我只消使个眼色,她便心领神会地跟我出了门。
  埃娃问:“吵什么呢,陈太太都急了,跑去助阵。”
  我说:“管他呢,我也没闹明白。”
  上了我的车,高速冲下山坡。
  埃娃说:“我不想回家。”
  我转头看了看她。“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我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问:“有电话你不在没关系吗?”
  “我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
  来到高速公路后,我把车往我家的方向开去。
  一进门,连灯都没开,我们就做起爱来,先在沙发上,后来又转移到床上,一句话都不说,只顾拼命做爱,全身都溶化了、燃烧,变成了气体飘飘然升空似的做爱。一切正常,我指的是我身体的功能,什么问题也没有,比正常还正常。本来我还有点担心,怕我和埃娃这次也要出什么毛病,但从我隔着衣服触摸到她身体的一霎那开始,我心头的压力就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头发了情的毛驴子似的那么结实。这就怪了,简直想不通跟周珊珊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和埃娃做爱的时候,我有几次都想到了周珊珊,一想到她,我就觉得更激动了,比实际上跟她在一起的那天还要激动。
  埃娃确实比以前胖了,小腹微微凸起,腰上的赘肉也多了些,但我摸上去的感觉很好。我本来想告诉她这一点,想了想又忍住了,她不会为我的感觉有多高兴,反而会对自己的发胖哇哇大叫。我打开床头灯,问她喝什么。“你呢?”她反问。
  “茶。”“那我也茶。”
  我在厨房里沏了茶,把茶具放在托盘里,回到卧室来。
  她光着身子,倚在垫高的枕头上。我则盘腿坐在床上,把茶闷了一会儿,倒在茶杯里,慢慢喝起来,一时真想不出说什么了。
  她说:“嗳,你说话呀,给我讲个笑话。”
  “笑话啊,笑话嘛……‘洗衣机’的故事吧。说是有这么两口子,只有一间八平米的小房,和十岁的孩子住一起,干什么都不方便……”
  “不行不行,讲过了。”
  “那讲,讲有一对新婚夫妇,男的英俊潇洒,就是不长胡子……”
  “听过了听过了。”
  “你看,我的故事你都听过了,我没新的了。”
  她伸手掐我的腿。“不行,没有也要讲,非把我逗笑不可。”
  我说等等,我再续一壶茶。她说你可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我续了茶,又点了一支烟,想了想,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她刚开始没明白,停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下流胚,坏蛋。”她一边笑一边掐我。
  这一夜我们俩的精神都特别好,就这样说笑一阵子,喝喝茶,然后又做爱,一共做了三次。不觉得累,尽管每一次都弄得筋疲力竭,但很快就恢复了,欲望就像船上的帆一样,一次又一次升起来,被风涨满,带着船在波涛里航行。一次比一次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好像匠人学艺,练到这会儿,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得心应手了,怎么做怎么对,怎么做怎么好。
  “上帝呀,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这么纵欲过呢。”这时窗外已经变蓝了,远远地能听到有车辆驶过公路的声音。埃娃平展展地躺在床上,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在喝一杯葡萄酒,准备酒劲儿上来以后舒舒服服地入睡。
  “年轻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吗?”
  “年轻的时候?现在我也不老啊。”埃娃说。“你是不是一直这么纵欲?”
  我吹起牛皮来了。“这算什么?这就叫纵欲啦?告诉你吧,”我喝了一口酒,“也没什么可告诉你的,反正吧……”
  “你这个老色鬼。”
  “色是有点儿色,但是既不老,也不是鬼,我是人。”
  “你是不是特别花,乱跟女孩子睡觉?”
  “没有啊,一点也不乱啊,我跟女孩儿说话都脸红。”
  埃娃用鼻子笑了一声,看着天花板,好半天没讲话,突然说:“我和他吹了。”
  “和谁?”
  “你见过。”
  我知道了,她指的是俄亥俄的男朋友。我晃着手里的杯子,让葡萄酒在里边转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毕竟心里不是太好过,我和他好了好几年了,当学生时的苦日子都是一起过来的。”她说。
  “不容易啊,非分不可吗?”
  “自然啦。”
  “为什么?”
  “太复杂了,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很不错的一个人,我不是还跟他聊了几句吗?”我试探着问:“是不是在那方面不和谐?”
  “谈不上,谈不上,不是特别好,但没有问题。你这人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的问题不在这儿,很复杂,恩恩怨怨,我现在是心如死灰了……”
  再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究竟是劝她合呢,还是劝她分?或者拿出一些事例来帮她分析分析?都不合适。关键是我不知道要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好,说实话什么位置都不好。
  她忽然侧过身来,用手拍着我的膝盖说:“我和他啊,刚开始很简单,他是书呆子,我懂的也不太多,以为就那么一两种方法。后来我跟一个美国同学交往过一阵,才开了窍,这事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和他借了一些录像带来看,慢慢地我们改善了很多,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好像纯粹是生理上的需要,比一般人要强烈,我有好几个女朋友,她们就说无所谓,没什么兴趣。也许她们说的是假话,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会没兴趣。”
  过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她问我:“你不高兴?”
  “没有啊,为什么不高兴?”
  “我说的太多了。我好傻呢,是不是?有些话最好不说,我也知道,但一高兴,哗哗哗全说了。你没觉得我是坏女孩吧?”
  “哪儿的话呀这是,这跟坏有什么关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话虽是真话,但我琢磨的是她跟我说自己傻不傻、坏不坏这些干什么?以前我们的话题从来没涉及过所谓个人内心方面的事。
  “听说你和周珊珊不错?”她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
  “是啊,不错,在北京就认识。你和她熟吗?”
  “不熟,我听陈克文的太太说的。”
  “我们俩现在做生意呢,当人贩子。”
  她说:“给我也喝两口葡萄酒,不然肯定睡不着了。天都快亮了。”她支起身来,接过我的杯子,一下就给喝干了。“不错不错。”然后躺下来,拉拉被子盖好。
  她突然在被窝里笑起来,说:“你这个人谎话好多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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