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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居住的最初几年比较安定。我们的画家能够作画。
  后来就不对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了。他所预感的大变动的日子似乎在近来了,在到来了。先是西班牙内战。法西斯飞机轰炸玛德里,连美术馆也没有幸免。跟着是慕尼黑会议和捷克的悲剧。巴黎变得歇斯底里了。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画家能够安心作画的了。而在自己的祖国,烧起了战争的火焰。国难临头,大敌当前。从电讯上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城市一个又一个的陷落。
  最后,他完全不能安下心来,完全不能工作了。战争的乌云已悬挂在欧洲的上空。就是妻子不同意,不肯离开欧洲,他还是不能不走了。女雕塑家想到美国去,当时许多欧洲的艺术家都往纽约跑。我们的画家却不考虑这个。这个固执的人,坚决要回国。她对他没有办法。一家三口,坐在轮船里,离开巴黎,离开欧洲。
  这是一九三九年的年底。他们刚刚赶上了抗战的低潮。抗日战争进入了持久的阶段,国民党在尽量的制造磨擦。后方城市轰炸频繁。物价开始上升,通货开始膨胀。这是一个痛苦的旅行,也是一个痛苦的生活的开端。女雕塑家一路上脾气暴躁;有时晚上做梦,到了纽约的百老汇。我们的画家却相反,情绪很好。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之后,他不断地画素描,满口赞赏山水之美,风土人情的亲切感。
  当他们经过了相当困难的旅程,来到桂林时,他们都非常高兴。这里,他们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起生活,而桂林山水是多末的惊人!我们的画家虽不过三十初度,跑的地方不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风景优美的城市。他觉得除了富春江,要数这儿好。至于瑞士的湖滨城市,怎能和我们漓江上的名城相比。叶兰也高兴,这里的生活还比较可以容忍。一些跑香港,跑仰光以及许多跑河内的商人,给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些精美的舶来品。这个内地城市,居然有霓虹灯、咖啡店。聊胜于无,女雕塑家恢复了活泼的情趣,继续来侍奉艺术。
  而他们真是生活在美丽的风景中。风景排闼而入。从窗口看,从绕着他们的房间的走廊上,看不尽的那些锯齿形的山峰。那些峰嶂云烟,变幻莫测。青青的漓江,萦绕其间。这样精致的风景城市!尚达天天往屋外跑,后来又去了一次阳朔,他画了一幅又一幅的素描。他丢开了油画布,用宣纸、徽墨、湖笔,画了彩墨。然而,画不好。前人已经往很远的前面跑去了。在这样的山水中,存在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卓越的画理、笔法,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激跃的心灵。现在,尚达才知道,他过去对民族传统了解得太不够了。过去对中国山水画的估价不为不高,但也差远了。
  于是他想到,他提出,他要在桂林建立一个小小的画廊。
  这是他一贯的心愿。
  减少一个警察派出所,增设一个小画廊吧。每个城市,都应该以自己的画廊为骄傲的。因为艺术和人民的品性不可分离。他说,它们彼此导引,双方便不断地上升。
  应该让桂林来开风气之先。它本身是一个画廊城市,是个大画廊,展出天下最美的风景。因此它应该有个小画廊,展出风景画。他这样梦想,一再地在朋友中间诉说、呼吁、宣扬、议论。这些朋友们对他微笑。他们十分赞赏这个思想。而在跑警报、躲飞机时,在岩洞中,他们告诉他,炸弹不会因为下面是画廊,不管是大画廊或小画廊,而不往下落,而不爆炸的。
  这个他知道,玛德里发生过这样的事。玛德里的一个美术馆,毕伽索任馆长。美术馆被炸时,人民阵线的战士们抢救了美术陈列品。他说,不能因噎废食。他开始为筹建画廊进行活动。而且,事情也有了进展,看来可以成功。许多画家愿意拿出他们的画来的。
  就在这时,重庆美术院用一道道加急电报把他召唤到那个战时首都去了。他这个抒情的美梦就此打断。
  从桂林,经贵阳,来到重庆的时候,在海棠溪过了江,他们从江边坐上了滑竿儿(轿子)上坡,他被滑竿儿抬着,上了一个又一个坡。他开始感觉到这座山城,有着爬不尽的坡,上上下下,全是石级,重重叠叠的石级。人在滑竿儿上坡时几乎是倒悬的,脚朝天,头朝地。滑竿儿,现在是看不到这东西了,是这样简单的一种交通工具。两根粗竹竿,一只细竹片座位,由两个抽大烟的人两头一抬。你身在空中,完全凌空。最使人不习惯的是那滑竿儿的弹性的有韵律的跳荡。那是震荡不已的感觉,简直令人心悸,如在噩梦之中。而所有在这个山城重庆的时间里,尚达都觉得自己是在滑竿儿上,倒悬凌空,被抬走在无穷无尽的石级上,不知会被抬到哪儿去?
  重庆美术院那时正被一批国民党分子霸占着。他们把一些优秀的画家排挤之后,又自己互相的倾轧排挤,闹的乌烟瘴气。尚达去了一看,什么艺术,什么创造,什么教育,全都谈不到。那些青年学生只是凭借自己努力,自己在摸索。他们中间,有着一些很有希望的,很有才能的青年,可是尚达不相信他们能从这样的美术学院中成长起来。那些国民党分子把他请来,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的画家再不懂世事,也立刻识破了他们的企图。他不过被利用做做幌子吧了。而当时的重庆,昏天黑地。贪污腐化,横行不法的国民党统治着一切,他真看不惯!
  他无法在这个地方耽下去。于是,他决心离开重庆。但他能到哪儿去呢?
  如果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地方,使艺术家、使知识分子感受到最大的痛苦的,这地方就是在抗日战争的低潮时期的重庆。新四军事件刚发生。文艺界里反映得很快,很敏锐。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离开了,有的往北到延安,有的往南到香港。但是,他能到哪儿去呢?欧洲不能居留。美国,如果他愿意,可以让他去,先要到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里去住几个月。但美国,他绝不肯去!香港也不去,延安他不理解,回桂林,建立小画廊呢?现在也味同嚼蜡一样的失去兴味了。重庆必须离开,必须尽快的离开!一向很安静,很稳定的人也开始心头烦躁,焦虑不安。
  当时,我们的画家只看到一片黑暗,笼罩在祖国的大地上。他看不到一点光明,他不知道光明正闪耀在延安,在黄河以北广大的敌后区里。他以为没有光明。他感到绝望了。
  他没法活下去,他咒诅着雾和山城,咒诅着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女雕塑家自然也不例外。她却奔走张罗,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她和那些法学家又碰上了。她埋怨丈夫选择了这末一个山城来居住。
  在和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往还中,尚达听到了甘肃敦煌的千佛洞的一些情况。当时,人们更多的注意了那一大批经变写本。可是,关于壁画,却还没有怎样重视,仿佛没有这一种宝藏似的。忽然,他决定要到敦煌去。在他的寂寞、冰凉、痛苦的心中,敦煌壁画却燃起了一阵光耀的火焰来。
  还在巴黎时,他就看到过敦煌的写本。这些稀世之宝不属于他的范围。他也看到了一些壁画的原件残品和印刷品。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写本不过是敦煌文物中一部分而已,壁画才是它的主体。那时候他渴望着有一天能看到原作。现在,时机不是到来了吗?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
  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
  但他已决心到那个地方去。经过他自己和几个比较能理解他的朋友的奔走,筹了一笔款子,找了几个关系,弄到一辆八缸“别克”汽车和汽油、护照,他终于成行了。女雕塑家和他同行,听说敦煌也有雕塑。她对新奇的事物还是有兴味的。小黎寄养在叔叔家里。
  而这是多末艰苦、危险的旅行呵!他们必须跨越秦岭到西安,那还是比较通达的路径呢。从西安到兰州,这就人迹稀少起来了。再从兰州出发,走上河西走廊,这一千多公里的大戈壁滩,几乎杳无人迹。要不是当时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战,苏联派来了空军和地面的后勤人员,才有一些油车,器材运输车,点缀在骆驼商队和大风沙中。他们一路跋涉,直到祁连山的西部。他看他们几乎已走到祁连山的尽头,古阳关的地方了。
  描写这一段旅行,在我们是不必要的。旅行家们以坚定的宗教信徒似的步伐,前进又前进。经过三个月之久,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一片流沙的山丘中间,他们望见了一个小小的绿洲,一片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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