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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辉煌和遗憾都已过去了。1996年能不能保住1995年的辉煌，蝉联联赛冠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谁都知道，争冠军难，保冠军更难。 为了保冠军，我们1996年的工作比1995年做得更早。元旦那天，我们就与法国嘎纳足球队进行一场贺岁杯。这是喜庆的比赛，但我更把它看作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因为我想象前两年那样在新年里讨个吉利。由于国奥队的球员都去集训了，外援也没有到，我们打得一般，90分钟打平，罚点球决胜时输了。4日我们到香港参加沪港杯，2比1胜。 1996年的队伍是怎么样？需要根据队里人员的情况仔细研究，但是变化不会大。谁走谁留，虽然合同还没有签，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申思、李晓、陈伟、蔡建林等人曾经提出转会，最后都留了下来。 9日上午，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郁知非找我去谈谈1996年的工作。沈副区长说，两年多来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这在全国也是没有的。球队的精神面貌在外界的反映也很好。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关键是考虑下一阶段怎么操作法。两年来成功的原因，除市里领导的支持以外，你们(指我和郁知非)两个的分工明确，互相补台，合作得很好。1996年能否更进一步，这是个关键。 郁知非说，今年孙春明副总经理主要去搞产品开发了，已经任命瞿郁明接替他的工作，球队的对外事宜都由他管。另外，根宝你提出的设总教练一事，领导们都不同意，你不要谈了。 1996年年初，我从香港回来后，向俱乐部提出设总教练一事。其实在1995年我就向惧乐部提出，1996年我想当总教练，下面挂一个执行教练具体负责。执行教练的人选有杨礼敏和桑廷良。为什么我要设总教练呢？ 主要是我经过两年的工作后，确实很累，想轻松一下。我说我可以制订训练计划，遥控指挥。但是俱乐部这次正式答复我，不同意。我便作罢。 郁知非接着说，对队员的调整问题也要考虑。现在已经有提出转会的你看怎么办？申思能不能不走？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工资是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对工资问题，我说我们不能按国家调工资的幅度去做，那是计划经济的。我们应该按成绩，按市场运作的方针。我们即使按百分之三十提升也不多，比如刘军，由原来的三千元再加九百元也才三千九百元，而据我所知，1995年大连万达队徐弘已经是六千元了，现在的高峰和曹限东的工资也达到了七八千元了。我们是冠军队成员，冠军队主力还拿不过别的队的球员，队员们心里会不服的。 在此之前我已与队员们谈心，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我问刘军，他的月工资心理价位是多少？刘军说大约七八千元左右。如果增加到这个数目，那就是工资翻倍了。蔡建林也说工资能否增到六千元？ 奖金也应该拿主力队员的百分之五十。在我们队里，替补的奖金都只是主力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考虑到守门员的特殊性，我认为蔡建林的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队里，守门员只有两个人，责任同样重大，与别的位置不一样。在后来分奖金的时候，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工资调升的问题，我与郁知非后来还是达成了统一，队员们也比较满意。 工资问题通常是签约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签约工作也水到渠成了。 1996年俱乐部搞了集体签约，并请来媒体报道。这其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球队安定，充满凝聚力。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毛病非常多。 按国际上通用的方式，职业俱乐部与每个队员的合同是互相不串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价不一样，每个人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要求都不一样，这些都不是球员与俱乐部面谈的，都应该通过中间的经纪人。我们国内目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中国足协统一发下来的，全国统一，千篇一律。这其实是非常笑话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合同怎么可能一样呢？ 合同是保护俱乐部和球员双方利益的，并不是一方约束另一方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学习，许多方面需要改进。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最近郝海东要联络去英国踢球，我与他谈起此事时他说中间人告诉他，应该签订几个合同：一关于订下多长的时间，二是本身的价值，三是出场费及生活费用等。甚至具体到什么地方什么消费由俱乐部付，什么事情自己负责，一条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双方都谈得满意，才能够顺心工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先小人后君子。但是我们却通常是先什么都好，到后来是什么都不好。 另外，合同签好后，便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不得违反。每个人都对俱乐部负责，因此双方利益一致，只有集体好了，自己才能好。当某位球员违纪，伤害了集体利益，俱乐部对他进行制裁时，球员们不会有一个人去帮腔，都认为是应该的。而不像我们这里，互相之间讲哥儿们意气。其实他们不懂得这种行为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 李辉与古广明是中国球员中比较早一批去德国踢球的。他们回来后说，训练时老板们明确告诉他们，集训中受伤后的药费要自已承担。但是如果因为怕受伤而在训练中不去拚，你便选不上主力阵容了，没有出场费，收人便更少。李辉有一次在训练时受伤了，俱乐部老板平时对他非常客气，关系好像很融洽，但一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却说，按合同去做。李辉说，我们在国内时不是这样的。老板说，我们签的合同便是这样的。 讲到申思要求转会的问题时，郁知非对我说：“申思问题，根宝你考虑一下，是否用他当主力？”我说：“郁总，打不打主力我不能打包票，这是竞争机制的问题。这两年来我也没有少用他。他提出转会，我的意见是希望俱乐部能留住他，留下来后我要训练他，让他符合我们队的打法要求。”当时李晓和陈伟也提出转会，他们想去浦东队。我说，他们两个目前在队里打不上主力，根据他们的年龄，我想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接下来话题又转到目标的问题上。他们问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考虑 ？我说，我们教练组已经考虑过了。第一，甲A联赛保三争一；第二，足协杯争取好成绩；第三，亚惧杯争取好成绩；第四，室内五人制比赛冲出亚洲。在这4 个目标里，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是重点。五人制比赛尽管与大球没法比，但毕竟也有个冲出亚洲的问题。后来，我们在取得全国第一后，在亚洲赛上又先后战胜了日本、韩国和香港队，取得了进军西班牙参加世界五人制足球赛决赛圈的资格。 一个月以后，我们在中花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集体签约仪式。惧乐部请来了上海各大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过去签约都是俱乐部到队里与球员单个签，这次却搞得轰轰烈烈。正在参加集训的国奥队球员不在上海，也让他们的家长来代签。 集体签约那天，成耀东因病没有到。实际上他还是对合同有看法。事先俱乐部还向队员们讲好，那一天谁不来签就不签了。这种方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妥。 高佳在签约的时候发现，他的工资是1500美元，比去年只长了500美元。 高佳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球员都是比较老实的。但当时他就对我说：“徐教练，瓦洛佳到广州去定的工资是2000美元。他是上海不要的球员都有2000美元，我怎么还不如他？今天我是不是暂时不签？”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高佳要是不签，场面就难看了。正说着，电视台的记者围了上来。高佳的工资是我定的，当时我定好后没有跟他谈。我以为给他长500 美元已经是很可以了，但我没有想到他会拿瓦洛佳相比。 我告诉郁知非，高佳不肯签，认为1500美元太低。如果他真不签的话，场面会是很难看的。郁知非听完很不高兴，可能是责怪我的工作不细。我又说，是不是给他长到2000美元？ 郁知非同意了，说：“可以，可以，你让他快签吧。”我便过去对高佳说，老板答应你2000美元了。他说合同上要改一改。我说“现在打字已经来不及了，记者们都在看着，你还不相信我？”他听我这么一说，也就签了。 这些做法都不是很严密、很完整的。后来法国外援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有经纪人，俱乐部不跟他们谈合同，而是对经纪人谈的。我想，当时我们的这些做法还真是初级阶段。 签约结束了，全队只缺成耀东一个人。我当时对成耀东的态度是冷处理。成耀东可能有其他要求，如要高工资，要车牌照，要特殊照顾。如果他实在不想签的话，就让他回去。 成耀东后来说，他没有到场签约是因为有病，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他对这种签约的方式有看法。其次，他认为他的条件还没有谈好，可以不签，所以那天没有到。从这件事至少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先进的。后来；个法国外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亚来后，在条件还没有谈成之前，在签约之前，根本不参加队里的训练，根本不参加队里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此时他们还不是队里的人，直到签约后才与队里一起训练。 瞿郁明后来与成耀东谈了话，达成了协议，成耀东也签约了。 第一年我们的工资是内定的，没有商量余地。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我的工资从；000元加到4000元。范志毅因为在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时打进了关键的一个球，俱乐部加了奖金，并另加了1000元，加起来他的工资比我还要高。后来听说大连万达的球员工资拿到了6000元，而我们的队员才拿3000元，大家感到非常不满，但是合同已经都签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他们在1996年签约前提出了不少要求。 1996年我没有像1994年和1995年那样亲自去俄罗斯寻找外援，是因为上海市足协联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二队来上海打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看上了其中的球员，可以买下。当时要挑外援不仅是我们队，还有豫园队和浦东队。泽尼特队计划打两场比赛，第一场对豫园队，第二场对我们申花。 尽管他们是二队，但有的球员能力够得上我们甲A的水平。经过两场比赛以后，我们在泽尼特二队里选了两名队员，一个就是以后留下的拉德，另一个后来转给了厦门的米莎。其中1995年的外援我们放走了莎莎和瓦洛佳，只留下高佳一人。我们有5个外援名额，定了3个，还有两个名额，但当时挑不到好的也就不勉强补丁。 我们还有的2 个外援名额，俱乐部已经通过经纪人去法国找了。记得从法国寄来六七份材料。当时我对郁知非说，外援的选拔首先是水平要高，其次是还要根据位置的需要，还要看能不能融人我们的风格。我们在泽尼特二队选的拉德和米莎，尽管在能力上比其他队员看上去略差一些，但在位置和风格上与我们队相吻合。他们在昆明体测都在3300米以上，尤其是拉德，在比赛中敢抢敢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管他叫“劳动模范”。后来法国外援来了之后，我们在米莎和拉德两人中选一个，最后选了拉德。金志扬也来问过我，你们留不留拉德，你们不要的话我们想要。 1996年的选外援工作一直没有停过。正在这时，乌克兰有一支球队在柳州参加邀请赛并得了冠军。从柳州方面传来的消息说，乌队中有一两名队员非常突出。我立即打电话问在那里参加比赛的天津队助理教练左树声。他讲到其中有一个踢前卫的7 号，速度快，控球好，还能得分。他说：“徐指导，你能把这个球员挖过来，今年的全国第一，还是你们的。” 我一听觉得奇怪，既然那么好的队员，你们为什么不挖？ 左树声说：“我们想挖，但挖不起。我们最多出3000美元一个月，太阳神队也要挖，他们肯出6000美元，也没用。”看来，真是“好货不便宜”啊。 乌克兰队打完邀请赛后，马上飞南宁与大连万达队比赛。我马上向郁知非汇报，让小桑去南宁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可能的话，让他去与那位队员接触一下。 桑廷良与翻译小陆悄悄去了南宁。在那里桑廷良看了一场比赛。不巧的是，这场比赛这名球员只打了一会儿便被换下场了。乌克兰队显然对比赛不太重视，上了很多替补队员。 桑廷良经过与这支乌克兰队接触后才知道，这是支乌克兰联队，成员都是在各俱乐部中效力，联队的教练正好便是那个7 号所在俱乐部队的教练。桑廷良与7号联系了，7 号说，你去与我们的教练说一下。桑廷良又找到了教练。那位教练说，这个队员月工资，起码要1万美元。 对于当时的中国足坛来说，1万美元实在是个天价了。1996年高佳的工资才2000美元，按当时国内的“行情”，外援的水平到3000美元便封顶了。桑廷良一听吓了一跳。这1万美元还不包括转会费和租借费，真是太高了。桑廷良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后，我觉得没有戏，便要他赶紧回来。桑廷良却说：“最好你出面再去与他谈一次。”这个队员挺中的，但他身体和气质都好。他们正好从上海飞往莫斯科，在上海过夜，住在普陀区的江苏饭店。 乌克兰联队是下午到上海的。他们晚上肯定要出去买东西。那时正好是冬天，天非常的寒冷。我通过联系，约好夜里1点与他见面。 在江苏饭店的大堂里等了不短的时间，7 号来了。果然，确如桑廷良所介绍的，他壮得像小中，身材不算高，1米76，但一看就像是天生的足球运动员。 在与我谈话时，7 号倒并没有什么牛气，也许他知道我这个主教练亲自出马了。我们先唠家常。我问他踢过什么队，对上海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是从南京到柳州再到上海的。他感到上海非常好，我想，他转的地方，也就是附近那一带，淮海路、南京路、虹桥还没有去，如果多做点工作没准有戏。我说申花是去年中国的冠军队，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你喜欢上海吗？ 他说喜欢。我说我们很希望你到上海来踢球，他耸耸肩，似乎表示无所谓。 我还不太相信这1万美元是从他的嘴里说出的。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俄罗斯，1 万美元也能找到很好的球员了。于是便说，我来这里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到我们队踢球。我们能否谈一谈你来踢球的问题？ 他说他和俱乐部的合同要到4月底结束，当时我一听就像一盆冷水浇了头。因为我希望他能在我们去昆明冬训之前就到队里来。现在想来，真到四五月份来也不晚的。法国的几位外援也正是要这个时候来。 他还告诉我说，他的月收入要1万美元。这时我才算是真正从他嘴里听到了。他接着说，是转会还是租借，还要与俱乐部商量。你最好找我们的教练去谈一下。 他又对我谈到：“我的家属也要来，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到时候你让我们住什么地方？”当时我们的确还没有考虑外援住地的问题。莎莎的家属来，是住在邻近的上海体院宾馆里，吃饭时他们都跑到基地在江湾与我们一起吃。每天三次，莎莎骑着自行车带着他的夫人来回跑。1995年高佳的夫人来探亲，才住在白玉兰宾馆。1996年高佳的夫人来上海长住，是住在惧乐部在江湾体育场边上租的一个两房一厅的普通民房里。 当时听他提这么多条件，我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截。在我去之前，我还听说有个11号也不错，便问他11号在不在？他便把11号也叫来了。11号开口也要1万美元。我再问一个中卫5号，他说也是1万。我便通过翻译对他们说，你们教练是不是给你们串通好了？怎么全是1万美元？ 确实在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现在想想，如果当初真的能谈下来的话，情况也许不一样了。好的外援在队里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1996年大连万达队找了佩莱和斯文森，万达队实力明显增强。 后来听说几个法国球员的工资，也都是在1 万美元以上，我有点后悔了。桑廷良一直说，那几个乌克兰球员水平绝不比三个法国球员差。乌克兰外援的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5 月，三名法国外援到上海了。一个叫佩雷斯的曾踢过法国国家队，布雷和加西亚则在法国甲级队踢过。 法国外援来了两三天后，经过检查，佩雷斯的腰不好，要回去开刀，7 月份以后才能来。当时，我对这个小个子球员也没太在意，直到他来了后才知道，佩雷斯的作用很大。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一年我们的运气实在不好，如果当时乌克兰7 号来了，再加上佩雷斯，我们肯定会强了很多。 那位法国前锋加西亚是有能力的，布雷是后卫，也不差。法国外援来了后，提出的条件是不住队里，吃住都要在南京东路上的海仑宾馆。这也就意昧着他们把申花队两年多来对外援的规矩全给打破了。法国球员还要求三顿饭都在海仑宾馆，但经过我们协商后决定，上午训练完后他们中午在队里吃饭，晚上训练后才回饭店。 过去俄罗斯球员在队里，与我们都是同吃同住，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并没有什么特殊。法国人在江湾吃午饭，提出必须要有生的西红柿、黄瓜和青椒。 高佳与拉德过去吃饭时都是在一个桌上，这时增加了法国人布雷与加西亚。平时高佳每次都是最先到餐厅的。这天他一进来，见桌上有西红柿、黄瓜等，便叫了起来：“噢，法兰西！西红柿，黄瓜，啊！”那种感觉，又有高兴，又有讥笑，还有情绪。他认为因为来了法国人，他才有这许多新鲜蔬菜。 同样是外援，有区别后肯定会有矛盾。拉德后来也找到了我，说他也要住宾馆。 我说，你一个人住什么宾馆？他双手一摊说，他们都住在宾馆里，我为什么要住在队里？最终我们双方达成了协议，允许他在每周比赛前，可以在白玉兰宾馆自己点一顿晚餐。比赛后可以在白玉兰宾馆住一个晚上。当时高佳住在队里，放假时，只有我和他在队里作伴，还有管理员小陈，整个基地就2个人。他有时晚回来还要敲小陈的门。太晚了叫不醒，他便自己爬上来，也挺可怜的。现在的外援都是住宾馆，大连万达队的外援更是一人一幢海边别墅。 法国人与俄罗斯人经常会对比，好在这种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工作。也许是外援的“法制观念”比我们强，签好了合同就要遵守。但我看得出，高佳心里不太舒服，有时在我面前流露：“啊，法兰西，海仑！”好在我的威信在，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大的举动。 经过外援的调整后，我们第一轮的成绩是20分，比1995年拿冠军时的第一轮成绩只少2分。进球1995年第一轮是23，这一次是21个，也只少两个。 应该说，我们上半年的成绩还是不差的，三个外援的能力确实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甲A球队来说，好的外援，确实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讲今年的山东队的3 个外援就非常起作用，守门员加强了后防线，中场过去粗糙，现有了14号，灵活多了。而21号前锋有速度有拼抢，非常硬朗。 1996年大连万达有佩莱和斯文森，1998年我在万达队的时候，有汉斯、金斯和内梅切克，最为明显的是国安队。这几年国安队全是靠3个外援打天下。今年一度不行，后来把卡西亚诺召回来，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我在中花的三年里，1994年、1995年与1996年相比，1996年在外援身上花的代价最大，外援测试的人数也最多。1995年莎莎、高佳和瓦洛佳，只有瓦洛佳作用不大，但是其他两人作用太大了。好在1995年其他队都没有外援，大连万达队几乎没有，只有我们和广东队有。 1996年外援各队就招得多了，但是我们申花队1996年的外援只是在法国球员来了之后，才算到位了。应该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亚，加上拉德和高佳，这5 人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太短，法国人5 月才到，佩雷斯下半年才打比赛，在时间磨合上不够。 法国的外援打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主场对广东宏远队0比2落后，我调上佩雷斯，队伍马上打得很漂亮，后来扳成3比3。另外在对澳大利亚联队，对天马一和队时，也是佩雷斯和布雷打得好。加西亚虽然打得慢，但他能够拿得住球，也有作用。 回顾这六年以来，申花队的外援与全国相比，不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就像今年的大连万达队。 寻找外援的工作并不是有钱就能行，与队伍的风格融合才是最为关键。万达队找北欧的，身体壮、粗矿，与大连万达队的队员情况相同，北京国安找南美的，个头、球风与自己差不多，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 1996年甲A联赛，我们没能如愿蝉联冠军。在争夺冠军的道路上，我们与大连万达队一直咬到最后第二轮。其中我们数次有超过的机会，但是一直没有把握好，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七连平”的一段战役。 如果说1995年夺冠我们一开始准备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1996年的联赛，我们一开始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第一场我们大放异彩，主场3比0大胜气势汹汹的四川全兴队。这场球我们打得真是漂亮。原来我们担心可能实力下降，担心外援能力可能不行，但这场比赛后我们所有的担心都一扫而空。大家认为我们的水平，绝不比1995年差，我们似乎在激情不减的情况下，比1995年踢得更理智。当时所有的上海球迷都认为，1996年申花还能拿冠军！ 第二场在昆明客场对八一队。为了把这场比赛拿下来，我们差不多提前了一周，并带了自己的厨师奔赴昆明的，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世博大酒店住了一夜，陈良宇副书记请全队吃了一顿饭。吃饭期间他再三叮嘱我，到高原后第一天不要动或者少动。这是根据他从多方面了解到的有关高原地区的经验。他还告诉我，胡耀邦同志当时去西藏，到了拉萨以后当地人劝他先休息一天不要工作，但他不听，下了飞机马上工作，结果来了高原反应，病倒了，第二天就送回去了。我对陈副书记说，昆明我们常去，体育运动的高原反应与普通人还不同，完全不动还不行，但你说的少动还是对的。他说，根宝，我和匡迪同志也谈过此事，希望我们认真对待高原反应。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要记住啊！” 第二天我们到了昆明后，基本上是听从了陈副书记的提醒，结合运动队在昆明高原训练的经验，我第一天在慢跑、做操后，主力队员基本上自由掌握活动，上一场没有上场的替补队员加强了一些对抗训练，也只是小范围的抢截训练。 由于八一队第一场赢了国安队，我们又是去年的冠军队，因此大家对这场比赛挺关注的，再说我们提前近一周到高原，特别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专门委托云南电视台拍我们在昆明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第一天，他们把我们跑步、做操以及对抗训练的场面都拍了下来，第二天，在当天晚上的体育新闻中播出来，并解释说，为了打好对八一队的比赛，申花队到达昆明的当天，徐根宝就带队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大运动量训练，这个报道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周日，我们与八一队的比赛，先赢两球最后被八一队以两个角球扳平，到手的胜果丢了。 回到了上海后，第二天上午，俱乐部便通知我去郁知非的办公室。到了那里后我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两人在等我，一脸的严肃。沈立恭说今天找你谈这么几件事。第一，你为什么没有按照临走前陈副书记所说，到高原后要先休息和少练的提醒 ？我说我们的量已经是很小了。他说中央电视台已经报了，你们进行了大运动量训练。我说这里面是有出入的。第二，定位球的训练一直是个问题，你们昨天却输了两个角球，你们总结了吗？ 沈立恭还说，陈副书记一再让我关照你，不要把他作为上海的领导来看，而应该把他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些意见。 我们没有拿下八一队非常可惜，在最后关头场上确实出现了队员体力不支的情况，而且也更如陈副书记所说的，我们的任意球和角球的训练并不多，陈副书记的几点意见提得非常正确。但是足球比赛有时也说不清楚。对八一队比赛后，我们更是经常出现领先后鬼使神差地在最后几分钟被迫平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平八一队后，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打得很不错，客场2比0赢了天津队，主场2比0赢了深圳队，容场2比3负广州太阳神队后，紧接着在客场又3比0赢吉林队，主场2比0赢山东泰山队。7轮比赛下来，我们与大连万达队的积分只有1分之差。 6月2日第8轮的比赛，我们对广州松日队，大连万达队对八一队。我们开场的时间比万达队要晚些。当得知大连万达队被逼平，只要我们赢了松日队就超过他们后，大家情绪非常高涨。 但是，这次在客场的比赛，我们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却被扳平了。在比赛时，申花队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朱炯单刀冲人禁区后被绊倒，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点球，但主裁判没有判，使我们失去了一次超过大连万达队很好的机会。 由于对裁判的吹罚尺度和标准有看法，我们的队员不够冷静，几次围攻裁判。赛后队员很激动，俱乐部也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 我干了这么多年的足球，确实发现在国内足坛存在着裁判帮忙的问题。但作为主教练，我不能因为有裁判问题而让队员对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有借口，更不能让队员有情绪。当天晚上我召开了全队会议。我说，第一，根据我搞队这么多年的经验，在裁判这个问题上，欧了以后就没法改了，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清醒认识到。裁判就是裁判，总有误判甚至有不公正的地方，我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对范志毅说，在吉隆坡我们与科威特队比赛时，马来西亚的裁判在亚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坐在台上观看比赛的情况下，仍然明显判罚不公，连马来西亚的球迷都在起哄，但这又有什么用？最后我们还不是靠自己的顽强拼搏赢了这场比赛？我们被判的那个点球，球其实是打在你胸上，他却判碰到你的手了，最后这个球不是被江津扑了出去？裁判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你们如果有了这样的心理认识和准备，就不会过多地受影响了。再一点，足球场上一定要凭本事吃饭。科威特获点球是裁判帮忙，但江津扑了出去。如果有情绪，影响发挥，这球不就进了？我们有本事，应该把球踢进对方门里去，到这时裁判还能把球给你吹出来？！ 当时我讲得很激动，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们真的有一个球被裁判吹了出来。那是足协杯我们主场对大连万达队。我们必须3比0拿下才能晋级。上半时2比0后，下半时一开场我们就在门前混战中踢进了一个球，但是当时的主裁判真的把我们的这个入球莫名其妙地给吹出来了！事后有人拿这话问我，我只能是笑笑。 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对广州松日队的这场平局，不仅仅使我们失去了在积分上超过万达队的机会，也给全年的比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就是那场恶梦般的七连平。七连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6月9日，我们主场对广东宏远队。这场比赛一开场我们非常不利，上半时就先落后了两个球。但我们下半时居然连扳3 球，眼看胜利在望，没想到在最后3分钟对方利用一个角球，老将池明华顶进了，比分变成了3比3打平。 如果说上一场乎松日队我们还能怪裁判的话，那么这场比赛从领导到球迷，没有人责怪我们，而且都认为看了一场少见的好球。从场面上看，首先这场比赛确实能够满足观众的心理，0比2落后，大家都以为要栽了，谁知还能连续扳回3个球；二，我换一人上去便得一分。第一个加西亚上去，非常漂亮地门前得分。第二个张勇上去也得一分，第三个我换申思上去，申思也踢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远射。那时，虹口体育场真像是开了锅，球迷们都兴奋地简直有点不知所措。当时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第二天请我们全队吃饭时对我说：“足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场上出现这种情况根本是想不到，我们当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分，跳着叫着。确实，足球能够让人兴奋地忘记一切。我们搞银行的赢利几百万后很开心，但再怎么开心也比不上看足球的兴奋。”是啊，1998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后，队员都站到主席台的桌上，法国总统希拉克也站到了桌上。如果在平时，他能够这样做吗？ 这场球我们又是输在最后3 分钟。由于盯人不紧，由于高佳防高球能力不够，被池明华顶进一球。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问题显得很突出：守门员高佳已经没有像1995年那么风光了。此时从上到下，都呼唤蔡建林接替高佳。 蔡建林1995年后训练一直比较好。1996年我们在守门员问题上虽然也采取竞争机制，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更信任高佳。但在高佳这几场连续出现问题后，我们准备用蔡建林了。 6月16日我们客场对大连万达队。经过了前9轮比赛之后，我们与万达队的分数差距仍然是1分。前两轮的平局使我们错过了两次超越的机会，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一次可以超过对手的机会。但要想赢大连万达队是比较困难的。他们引进了佩莱和斯文森后实力大增。 由于加西亚上一场比赛表现出色，因此我们用了加西亚当中锋。还用蔡建林替下了高佳。 这场比赛最后0比0，双方握手言和。从比赛场面上看，对方占6 成优势。我们的成耀东下半时领了一张红牌，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以10人对他们11人，双方的机会都有，但是绝对有威胁的机会是我们多。加西亚有一个单刀球，中思也有一个单刀球。他们都想过守门员，但都没有把握好。应该说客场对万达队平局还不错，大家也挺满意的。 我们是星期一回到上海的。星期二便开始备战主场对北京国安队的比赛。星期三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个活动，当我开车回江湾基地时已是深夜11点30分了。我停好车，突然发现门口洗脸池边有三个小女孩站在那里，她们左顾右盼，好像在等着什么。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家？”我好奇地问。她们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不回去了，准备在这过夜。” “家里知道你们在这里吗？赶紧回去吧！”我劝她们。她们说：“我们不想回去。” “队员们都睡觉了，你们还在等谁？” “我们要等球星。有个球星刚才从楼上跳下来跑出去了，我们要等他回来，让他给我们签名。” “别瞎扯了，你们看错人了吧？” 我不太相信。她们说：“徐教练，真的没有错，还有两个人也跟他走了，一共3个人，我们肯定没看错！”说着，她们还把名字告诉了我。我听了吓一跳：“这还了得，刚睡下怎么就跑了？！” 我上楼后先敲开顾兆年的房间，又把邹忠伟叫来。他们看我这么严肃，便知道有事了。我说你们赶紧去查房，刚才我在下面听三个女球迷说，有3 个人跳窗出去小顾说：“我11点刚查过呀！”我把三个人的名字告诉了他们，一查，这三人果然不在，其中一个人还在床上做了假人。问同房的队员他到哪里去了？回答说不知道。他确实也为难，说实话就像是揭发，就不够意思了。因此队里一些本分的队员不太愿意与经常违纪的人同住。邹忠伟说赶快打拷机或者手机吧，我说别打了，他们肯定关上了，我们就等着吧。于是，我们的两个干部一直在门口坐等到凌晨3 点多，那三个违纪队员才回来。 职业联赛已经是第三年了，很多球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职业球员，在谈价钱时，谈工资时处处以职业球员自居，但是这时呢，这算不算是职业球员所为呢？熄灯后溜走，夜不归宿，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第一二年还情有可原，可现在是第三年了，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中国足协对这种行为有规定，处罚标准是甲 A球员停赛5场，罚款两万元人民币，一年不得转会。这条规定正是中国足协1996年的新规定，这是为支持地方队加强管理，给地方队撑腰而制订的。 我非常气愤。但在考虑处罚时，却感到非常地为难。 我们连续平了3 场，周日又要与北京国安队进行一场关键的比赛，队里出现这种事，实在是够头痛的了。违纪的这3 名球员都是队里的绝对主力，怎么办？要不要通过俱乐部上报中国足协？如果报了，处罚下来肯定要停赛5 场，以后有比赛怎么办？成绩还要不要了？ 如果不报，由队里内部处理，可以罚得更重些，以罚代停，这样，也许对队里比赛好一些，但这等于在瞒上？ 我们商量半天，最后的决定还是不报中国足协，对队员罚款，再进行教育，并让俱乐部知道这事，自然，对媒体也不通报了。商量时我们干部也有两种意见，但是研究到最后还是我拍的板。我很违心地做了这件事，但是为了成绩，我没有选择。当时我们成绩不理想，与大连万达队咬得很紧。 我们在队里宣布了三条措施：一、对违纪球员经济上重罚；二，让他们写检查；三，重申纪律。这三人的书面检查，还是比较深刻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尽管我内心对这样处理并不满意，但也只能这样了。 周日就要对北京国安队比赛了，这场比赛再也不能平了。在准备会上我说：“你们不能松，不要认为这场球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我预感这场比赛的艰巨性，因为国安队前一阶段成绩不好，现在是哀兵，他们不能再输了，再输就到第七八名去了，他们会调动一切积极性来打这场比赛。我估计对方会打密集防守反击，因此我告诫队员们进攻时要耐心，不要急躁，防守时要谨慎，不要大意。我说：“这场比赛打完后我们可以有40天的调整。这场球一定要拿下。万达队这场比赛能赢，他赢我们也要赢，保持一分的差距，紧紧咬住他们。如果我们赢不了，分数就拉开了。” 国安队来了。此时他们已经不是1995年的国安队了，我感觉金志扬在与我聊天时已没有1995年时的锐气了。在北京，球迷已经喊让他下课了。 6月21日，我们与国安队的比赛开始了。我们打得不错，一球领先一直到最后3分钟，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卫出现漏人，曹限东罚任意球，居然让后面上来的魏克兴顶进一球，1比1又平了。进球以后，看台上突然冲下一个球迷奔到场内推了国安队一名球员，也许我们主场老是最后给对手扳平，球迷已经受不了，以至出现这样的举动。 这场球结束后，我对大家说，以后从江湾基地到虹口体育场，不要再走四乎路了。过去我们每次去比赛的路线，都是从五角场走四平路到中山路。我们现在已经四平了，看来，得改走邯郸路，经中山路到虹口体育场。间隔40天后，我们8月11日到成都客场对四川全兴队，还是1比1打平。 8月18日，我们主场对八一，又是1比1平。 9月1日，我们主场对天津队，在2比1领先情况下，竟然在最后30秒钟被对方攻入一球，2比2又是平。此时，我们与大连万达队的分数已经拉下7分了。这不断的平局当时快把我折磨疯了，让我哭笑不得。 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已经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了。面对记者们的提问，我只是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了。”这时候，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是谁在控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无形之中这样劳苦纠缠我？为什么总是在迎接胜利的最后一刻，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球迷的不满，媒体的抨击，俱乐部的压力，都是自从1994年1比6惨败以来最大的。但我有一点感到非常宽慰的是，球迷们再怎么不满，却没有一人喊过一声“根宝草包”。 七连平，我感到非常疲惫，也很无奈。我们队里肯定出现了问题。但问题是什么？在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个人到了找不出犯错误的原因时，是最可悲的。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人物。 这就是七连平。无可奈何的七连平。 说起激情与理智，还要追述到1981年。那时，中国足球刚刚重新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在国际足球大家庭之外，很少与国际足坛进行交流，国际足联为提高亚洲和中国的足球水平，特地派国际足联讲师，德国人马罗斯基来华讲课。 当时有资格听马罗斯基讲课的，都是中国的一些甲级队教练和足坛的重要人士，当时我在乙级的云南队当教练，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中国足协组织足球教练员考试，其中的一些题目就是根据马罗斯基的观点出的，我便从当时的足协官员陈成达那里“批发”了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激情与理智”。 马罗斯基对中国教练的讲课，影响非常大，效果也非常好。因为这是中国的教练第一次听到外国教练如此密集和系统地阐述足球的理论知识。比如说在进攻中充分利用宽度，利用拉开宽度后露出的空档进行渗透，如何转移，如何组织进攻队型、如何进行进攻的组织。上海队的王后军当时听后对马罗斯基理论非常欣赏，足球界人士都说，王后军是马罗斯基的忠实追随者。王后军也确实从马罗斯基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1985年年维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时，率中国国家足球队来上海训练，就请过当时的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专门给国家队讲战术课。 马罗斯基除讲解理论外，还结合了许多实际战例。其中一次他在剖析北京队与山东队的一场比赛时说，他感到队员们激情有余，理智不足。从那时起，激情、理智四个字便在我的脑子里印象颇深。在我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去理解和探索，何谓激情，何谓理智，我一直试图追求把这两点进行完美的结合。 我当了教练以后，追求“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其中就含有以激情为主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足球比赛本来就是体育运动中的激情演出。因为它充满了激烈的对抗。没有对抗的比赛是没有激情的，也不会给观众以强烈刺激。足球的魅力就包含着激情。我在担任国二队、国奥队主教练的5 年中，尝试并得到了激情打法的甜头，形成了球队独特的风格和我执教的鲜明个性。 回顾中国足球这5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我们是一直在激情和理智两个方向摇摆不定，不是偏“左”就是偏“右”。50年代张宏根、年维泅、方纫秋等从匈牙利学习回来，绘中国足球带来了讲究技术、讲究配合，三角短传的打法。但是在速度上，在作风的硬朗上却有所欠缺。以后，中国足球越踢越慢，越慢越软。后来被贺老总批评为“舞台上跳交际舞”。 60年代，中国足球又学了苏联的快速拼抢。但在快速拼抢中，对技术的运用便显得粗糙，这真是一对矛盾。记得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足球界里也进行过学术讨论，在快与准之间，到底是准中求快，还是快中求准？这两个方向如何定？有的认为快字当头是发展的发向，但是快后必然要造成很多的失误。于是有的人便提出要抓准，快而不准，等于不快。失误多，再快有什么用？欲速则不达。这种学术讨论当时非常地热烈，然而却是各有各的理，谁也没有说服谁。 也许个性和体能条件决定了我倾向于快中求准，而不是准中求快。 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是属于速度快、拼抢凶的类型，但又是比较讲究技术的。我在当时国家队中的技术，应该说不差。我当教练后，也是执行这个原则，后来桑廷良给我总结出八个字：体能为本，逼抢为魂。 但是，我并不是只抓体能，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只是身体训练教练，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本身是属于技术型球员，在带队训练时，技术的比例在训练中都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对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要求更是严之又严。一丝不苟，不准出现一点不合理的动作。有些队员在训练中非常不习惯我的这种严格要求。姚俊说：徐指导，我们每一次传不好，停不好，你就要叫，我们十个里面总是有几次停不好，传不准的。我说，我知道你们有不好的时候，你们五六个传准、停好的，我就不讲了，我讲就讲你们传不好、停不好的那四五个球，这就是严格训练。我要求你们停好每一个球，传好每一人球，如果认为停不好、传不准是应该的，那就不是严格训练了。如果你们在处理每一脚球的时候都注意尽量做得好一些，比赛中的失误不就少了吗？ 在我手下受训的队员，处理每个球时脑子里的弦都绷得很紧，生怕哪一次做不好被我批评。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等到熟悉掌握后，他们在技术上便有了很大的进步。 1965年我在国家队时，我们这批球员个人技术和体能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一碰到当时的朝鲜队，在他们的逼抢下，失误就多，在他们快速往返的奔跑下，体力跟不上对方的快节奏，就像现在的中国队与韩国队比赛时一样，也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不怕西亚，但碰上韩国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就打不顺，就是因为他们抢得凶、逼得狠、奔跑积极。 根据足球的规律和我当运动员的教训，依我的性格和执教多年的经验，决定了我带队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我的追求是以激情为主。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后，我倡导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抢逼围的战术打法，不但在战绩上有成效，而且也确实使各队都认识到激情在比赛中的重要性，带动了整个足坛的对抗，使得联赛更激烈，过去联赛不精彩、不激烈的场面，也不复存在了。 过去的上海队讲究技术，强调配合，但是打法慢。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注人激情，所以申花队在这三年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了风格。 大连万达队是追求稳的，1比0主义。我上任后给他们加入了激情，因此1998年的大连万达队也是成功的。 但是，要达到激情与理智的完美统一是非常难的。1996年我就想在抢逼围基础上加强些理智的成分，就提出了激情加理智的观点。那时候来了一些法国技术型球员，也确实为我们在配合、控球等方面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强调和追求理智的时候，往往容易把激情的一面丢掉，1996年在用人上，我一会儿用“工兵”拉德，一会儿用技术型的加西亚，在打法上也不像过去那么地坚决。现在想来，当年我在国奥队时一开始大刀阔斧强调抢逼围，后来在吉隆坡决赛时换上了广东的技术型队员，加人了太多的理智，反而使打法不明确。激情加理智是需要全面型的球员。理智型的球员多，不可能打出激情的。激情型球员过多，也不可能打出理智的足球。所以，打什么类型的风格，最终还是由什么类型的球员决定。 1996年，我一直在苦苦追求一种完美的足球，希望在激情与理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事实上，按我们的能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完美境界的。这并不是我刻意地求变就能变得了的，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渐变过程。像加西亚和申思，都是理智型的球员，不可能在前面拼命地抢。现在想来，抓一面是容易些，而要追求完美，确实是太难太难了。要达到完美，如全攻全守，也只有1974年的荷兰队能够达到，至今还没有第二个队。 但是，这种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再怎么变化，原先的风格是不能丢的。我始终欣赏英国足球的打法。他们的打法始终充满激情，令人激奋。抓住了激情再加上理智，这样的足球是最好看的。足球一定要有激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英国足球的收视率在世界上最高的原因 讲到激情与理智，不得不提一下申思。 申思是一位典型的理智型球员，在我执教三年过程中，他也一直是一位有争议的球员。球迷们称他为“超级替补”。我想，这里面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申思的使用上有争议；二是至少说申思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申思的确是个很有特点的球员，他在当时的国奥队是主力，并担任队长。然而在申花队他却打不了绝对主力。申思的特点明显，他在传、控球和射门上，确有过人之处。尤其在传球上很有灵气，传威胁球的能力明显比其他人要强。1993年全运会时，申思已经在老上海队里踢左前卫，基本上打上了主力。就因为有这些，申思在球迷心目中有一定位置。 我在1994接申花队后，申思、朱琪等国奥队员还在集中训练，裁并没有见到他们。在当时老队员不在的时候，我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当时心里非常想用他们，在私下里布阵时，我也把朱琪和申思放在假设的主力阵容中。 1994年我一直在试用申思，我执教的3 年中，这一年申思上场最多，22场比赛，他一共打了13场。在那一年中，申思在一些比赛中起到很大作用。比如说首场对沈阳队，2比2打平时，他在最后的时刻打进了关键的一球，使申花队最后以3比2险胜。 虽然申思的进球不算多，但是他的输送作用，给同伴创造机会的能力，却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申花队所进的很多球，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机会。通过1994年的试用，我对申思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申思有很多优点，但他的弱点也明显：拼抢不凶，打法上比较稳妥，没有那种积极的奔跑劲头。1995年联赛，李晓生肝炎以后，在进行前锋的重新搭配时，我想到了申思，想用申思和瓦洛佳搭配。第一场我们对吉林队，申思打主力，第三场对四川全兴队，他也是上了90分钟，打的是前腰。 1995年在使用申思的问题上，我一直努力把他用得恰到好处。经过多次的实践和使用，我们当时确实感到，申思的技术风格和我当时的抢逼围风格是不相适应的，尽管他也努力去做，但毕竟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便决定把申思作为替补。 1995年，我们取得的十场连胜的比赛中，申思上场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正好是90分钟，对广东宏远队12分钟，对山东泰山队15分钟，对大连万达队14分钟，对天津队29分钟，后面的比赛基本上就没有用他。十连胜后正好是10月，中国足协规定的转会期开始了。当时申思正好在国奥队集训，他便在国奥队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了转会。 一个国奥队的队长，绝对主力，却在申花队打不上主力，这也引起了好多媒体的注意。他们也纷纷为申思打抱不平。因为谢晖和祁宏等小将都能在1995年冒出并成名，为什么申思得不到重用？ 1995年的转会风波终于过去了，在俱乐部和各方面做工作下，申思留了下来，没有转会。但与此同时，俱乐部也明确给我指示，要我使用申思。为此，我还与申思的爸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把申思的优缺点都讲了，并解释了我的打法是以挤为主，等到下半时大家体力下降之后再用他上去，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出奇制胜的作用。后来的实践也确如我所说的那样，比如说1996年主场对广东宏远队，申思下半时上场后的一个漂亮射门，使我们的比分一度以3比2超出；如主场对八一队，也是他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使我们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最后1比1与八一队打平。 我们做教练的在用人时，基本上都是根据三个条件：一，根据运动员的能力和特点，二，根据运动员的位置；三，根据运动员的能力是否与教练的战术打法相一致。 如果说申思在我执教的三年里只是一个超级替补而当不上主力的话，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他的风格与我的要求不符。我离开申花队后，申思一直在队里当主力，也许是他的特点比较符合后任教练的要求。但我记得申思在国奥队期间曾是队长，但在马来西亚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时的几场重要的比赛时他都没有上场。霍顿刚任国家队主教练，带队参加亚洲四强赛。第一场中国队对香港队时申思是主力，但后来对日本队和韩国队时他都是替补。这也说明了申思的风格特点，必须与主教练的要求相符合。 申思是个有特点的球员。对于教练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看到他的特点，而是如何使用他的特点。申思在我执教上海申花队的三年中，对我来说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的问题，绝不是外界和媒体所言，徐根宝讲究迷信，用申思会输球，因为在上海地方话里，申思就是“申输”(申即是上海)，也不是有的媒体所说，徐教练是逆反心理，外界叫用他偏不用；更不是想起到一种轰动作用，就像法国队主教练雅凯拒用坎通纳，德国队主教练福格茨不用马特乌斯，意大利队主教练萨基放弃巴乔一样。我对申思没有什么成见和看法。何况申思在队里的训练和表现，在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方面总的来说也是不错的。我在1996年用他比1995年多，实际上是我在那时想加强理性足球。 我和申思共事3 年多，尽管在使用他的问题上，申思对我有一些看法，但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申花三年，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996年我们在甲A联赛中成绩不够理想，与风光十足的1995年相比，似乎黯淡了许多。 就在一片阴云中，我们在亚俱杯赛上主场7比1战胜了香港快译通队，而后又在与澳大利亚一支俱乐部队的比赛中也打得很漂亮，上海的球迷突然又看到了希望。 当然，亚俱杯与冠军杯是没法相提并论的，除了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外，亚洲地域广大，东亚、西亚和南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欧洲，交通也不太方便。此外还有资金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使亚俱杯的影响力并不大。 1994年大连万达队夺得首届职业联赛冠军后，放弃了参加1995年的亚俱杯的比赛。 1996年8月20日，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瞿郁明找到了我，向我传达了中国足协关于要打好亚俱杯的指示，也传达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亚俱杯赛要重视，并争取好成绩的指示。这是领导对我们的新要求，而在1996年年初我提出的今年四大任务中，今年主要目标是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现在中国足协和上海的领导又要我们把亚俱杯的比赛也打好，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不轻的任务。尤其是亚俱杯的比赛时间，正好与甲A联赛交叉在一起。比赛密度很大。队员们的体能吃得消吗？ 9月1日，我们主场再次与天津队打平。这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到这时为止，我们已经连续第7场平局了。这对我们这支意气风发一定要卫冕的球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七连平后，我队在甲A联赛中的名次已落到了第三，与大连队整整少了9分。9分在实力接近队的竞争中，是个非常大的差距，大家都感到了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又要投入亚俱杯的比赛，而且要在三周里完成7场比赛，其中3场亚惧杯赛，3场甲A联赛(包括9月1日刚赛完的对天津队的比赛)。 平均三天一场比赛，还要来回奔波，既要完成甲A前三指标，又要打好亚俱杯，说心里话，我当时真担心捡不了芝麻又丢了西瓜。 赛事排得这么密，场场都要尽全力挤，队员们，也包括我们教练班子里的同志不免有一些说法，三周打这么多比赛，身体怎么吃得消？要这好，又要那好，什么都要好，这可能吗？当然，出现这种情绪的最直接原因，还是我们这几轮的比赛打得不顺，老是在最后时刻被扳平，搞得大家心里怪怪的。 这种情绪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先在教练班子上统一了思想，陋后召开全队会议，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会上，我用当年红军长征的例子告诉大家，当年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150里，那是什么滋味？我说你们没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这样的体会。 “文革”期间，国家队从北京拉练到保定，背着背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届时间走完。一开始大家还有劲，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软了，走不动了，我们还是搞足球的，平时又不缺锻炼，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条件比我们困难得多的红军，为什么能有毅力完成？我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压迫感，一种不得不走的紧迫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种压迫感，而事实上这种压迫感已经存在了，这也是对我们作风的一种考验。我们连续七场平局，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压力，能否打好后面的比赛，不让上海的球迷、俱乐部和领导们失望，这便是目前给我们的压迫感。这次会开完了，大家的情绪好了一些，但气氛还是沉闷的，还是那七连平让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香港与快译通队进行亚俱杯第一轮第二场比赛。香港的天气又热又潮。由于第一阶段我们以7比1胜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赛中，只要不净输7球，便可出线。当然，我们队与快译通队比赛，要输7个球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与快译通队本来也不是7比1的实力。就是因为对手在场上情绪受影响，阵脚大乱，军心涣散，结果大比分惨败。如果我们松懈，对困难的准备不足，在足球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的。谨慎起见，我还是先派上主力阵容上场，下半时换上替补，最后我们以2比1赢，顺利进入下一轮。 下一轮的对手是上届冠军韩国天马一和队。 当时天马一和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重庆隆鑫队的主教练李章诛。这个队在1996年第二届亚洲超级杯赛上，主场5比3，客场1比0挫败了1995年亚洲优胜杯冠军、日本的平冢水手队，在亚非冠军对抗赛上，主场5比0狂胜非洲冠军南非的奥兰多海盗队，可谓真正的亚洲大哥大。这支队中还拥有6名新、老国家队球员，如前锋高正云，得分王申泰龙，中场名将李永真等，还有两名俄罗斯外援，分别担任自由中卫和门将，其中门将谢里切夫在韩国被称为最佳门神。据韩国足球界人士说，天马一和队能在韩国联赛取得如此好的战绩，其中三分之一的功劳应该归于谢里切夫。 韩国方面一开始对与中国的球队的比赛不屑一顾。因为在此之前，先后有辽宁队、大连万达队、山东泰山队和北京国安队等多支甲A队访问过，但每场比赛都输3个球以上。然而当天马一和队听说申花队曾经以7比1大胜香港快译通队后，也有点紧张起来了。他们四处打听申花队的情况，并让当时在韩国留学的吉林队教练、现在在巴西留学的申花少年队教练秋鸣帮忙搞些录像带。据秋鸣后来告诉我说，那时韩国的球队不太愿意与中国的球队比赛，认为与中国球队比赛得不到帮助。那次他们专门打电话给他，请他收集申花队的资料，可见他们对申花队的重视。 由于签证问题，我们4 日在香港打完快译通队后，不能马上从香港直飞韩国，只能第二天飞回上海，6 日一早飞韩国。由于比赛地不在汉城，到汉城后还转飞机，到人口只有10万的海边小城市束草。 束草机场靠海，乎日里雨多雾多，飞机经常不能准时起降。为此，韩国足协为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万一飞机飞不了，便坐汽车从汉城走陆路去束草，那就要走将近5小时的路程了。好在老天保佑，我们中午飞抵汉城时那里天气不错，飞机能够顺利降落。到旅馆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让队员睡了1小时，5点30分起床进行了一次训练，主要是恢复一下体力，然后练了一些第二天针对韩国比赛的防反战术。 我们佐在束草市一个风景区的旅馆里，周围环境安静，空气凉爽。房里没有电视，也不能打长途电话，这倒正好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晚餐时，一些队员提出要吃韩国烧烤。按照赛前饮食要求，赛前一天是不能进太多肉食的。但是由于连续比赛，旅途疲劳，加上天气炎热，消耗大，我就同意了。这种形式的烧烤，我们的队员和我都是第一次尝到。它是用一个大烧锅，里面放一点带水的调料，把已经拌好的牛肉放人，再加大白菜和粉丝一起煮，烧出来的牛肉非常香。味道特别好，与我们在上海的韩国料理店里吃的中肉烧烤，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刘军、毛毅军等人吃得很香，每人吃了近两斤，连说好吃。后来我们到上海，却找不到吃这种韩国烧烤的地方。 当时，我真担心队员们吃这么多，明天场上会跑不动。我说，你们少吃一点，不要撑得太饱，明天跑不动。队员们边吃边说，怪不得韩国球员这么能跑，原来他们一直吃这些啊。我说，好，那就明天看你们的了，与韩国球员比体力去。队员们开玩笑地说，我们才吃了一顿，怎么够啊？ 对天马一和队的比赛，我针对当时国内足坛流行的恐韩症心理，根据对手的实力，我向队员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最好不要输球，平就是胜利；二，即使输球也要少输。如果我们能够客场逼平，到上海主场就好打了。 由于有1992年在吉隆坡失败的前车之鉴，我向队员们指出，首先要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惧怕韩国队，如果有怕的思想，今天就完了。好在我们队中有拉德、佩雷斯和布雷等俄罗斯和法国球员，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恐韩”。有这些球员掺在里面，真能帮我们的队员壮胆。我问佩雷斯：你怕韩国队吗？他奇怪地反问：“怕谁？”我问拉德，他也是摇摇头，说不知应该怕谁。 我要求队员们敢于硬碰硬，把自己拼出来，那样的话，就会发现韩国人也不过如此。另外，在战术打法上我们要求统一，坚持打防反。我说，申花队与韩国天马一和队对垒，是两个国家最好的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与平时的商业比赛不同，是检验我们平时训练、管理和作战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验。我们要争取打好。即使输的话，也要为以后国家队打韩国队，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提供一次实战的经验。 自从我带申花队以来，我们先后三次与韩国队交过手，其中1995年1比0胜过金星队，也曾0比1和1比2小负大宇队和三星队。1996年我们在上海进行的亚洲室内足球锦标赛上，以5比3击败韩国队获得亚洲区出线权。与韩国队比赛多了，我也总结出一点道道，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要敢抢、敢逼、敢控、多跑。只有在场上不示弱，才能抑制住对手的凶狠。在确定上场的阵容上，我的指导思想是，谁玩命谁上场。 9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3 点半，比赛在日本裁判的哨声中开始。观战的球迷约有6000多人，韩国足协秘书长和职业部的负责人都亲自抵达观战，可见对这场比赛的重视。最后比赛的结果是0比0，但从比赛的场面和两队的水平看，天马一和队明显高于我们申花队一筹。对方全场射门15次，角球18次，而我们射门12次，角球4次。这场比赛，我们的高佳大发神威，救了不少险球，最终顶住了对方的攻势；当然我们在反击的时候也创造不少机会，其中谢晖和祁宏各击中一次门技。对方上下半时有不少必进球的机会，其中不少单刀球，都被高佳化解了。 值得可喜是，下半时对方在我们抢逼围之下，反而显得体力不行了。申花队下半时射门7次，对方只有5次。下半时双方的场面差不多，我们还略好一些。 客场0比0逼和天马一和队，我在自己的总结时写道，最成功的在于中场的防守，中场的逼抢，尤其是佩雷斯和布雷的作用。他们俩一个打前腰，一个打左前卫，范志毅打后腰，刘军打右前卫，这4个人都能抢能拼。中场的封抢防守十分有效。我们打的是积极防守的战术，前锋是谢晖和祁宏，但祁宏也退回中场协助防守。据赛后桑廷良统计，祁宏全场跑动的距离达近1 米，起到了第一防线封堵作用。我们在这场球里拼得这么凶，连韩国方面都感到非常奇怪：中国的球队居然有这么好的体力？这就是我们对韩国队比赛的最大心得：对韩国队比赛，就是要以抢逼围对抢逼围，决不能有半点退缩。 9月8日我们返回上海，下午3点多到达虹桥机场。由于9月9日我们一早就要飞深圳，因此没有回江湾，而是住在了机场宾馆。下午在马路上慢跑恢复，准备10日与深圳队的比赛。 0比0平天马一和队后，国内反响很大。这是中国的俱乐部队第一次在韩国比赛而没有输球，而且是一场正式的比赛。但我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0日对深圳的甲A联赛，是我们能不能打破平球怪圈的比赛，这也是我们9天之内的第4场比赛。打好联赛，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从韩国凉爽的气候中来到炎热的深圳，大家感到闷热难当，这也是对我们球员作风的考验。这场比赛我们的球员确实很疲劳。中场休息时，大家的汗水如同雨水一样往下淌。有队员拿起一瓶水，一口气就全喝光了，脱水太厉害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没用。只有让大家坚持。最后。全队咬牙还是2比0拿下了，可是我们在比赛中还是损失了两员大将，祁宏和布雷受了伤。这两员大将在第一回合对天马一和队的比赛中发挥相当出色，但9月14日与韩国天马一和队第二回合的比赛，他们肯定是上不了场了。但不管怎么说，经历了可怕的七连平后，我们终于又开始赢球了。 9月14日对韩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我们0比0逼和韩国冠军队，韩国足坛一片恐慌，一些韩国媒体还报道中国球队“并没有恐韩一说”，他们承认，这场比赛将影响晚些时候进行的中韩对抗赛，说“到那时韩国国家队将遇到中国队更严厉的挑战”。我也没有想到。一场平局会引来这么多的议论和影响，大家都希望我们能改变历史，打败韩国队。根据当时队里的士气，以及打破平局怪圈后高涨的信心，这场比赛的准备会根本用不着我动员。我只是说，改写历史的机会在人生中是不多的，现在机会到了手中，就看能不能把握了。 最终，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尽管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机会。这场比赛我们打得非常好，没有首轮比赛0比0时那么地被动。但是在最后3分钟，我们还是没有顶住，给对方顶进了一个球。 虽然我们被淘汰了，但是就像报上所说的：“申花队尽管没有改写历史，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我们这次是平视韩国队，以我们自己的战术对待韩国队，而不是过去围着对方转，给自己增强了信心。” 比赛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对申花队在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斗志非常欣赏。据亚足联发布的10月号文件称，上海申花队与天马一和队的较量，是第二轮最紧张，也最扣人心弦的比赛，他们代表了亚洲职业化最高水准。维拉潘还说，去年亚惧杯赛，中国首届职业联赛冠军大连万达队没有参加，令人遗憾。因为东亚的其他两个足球强国韩国和日本都参加了。这一次上海能够参加，对亚洲足球有着促进的作用。同时，亚足联人士对中花队在赛程上没有协调好表示不理解，因为上海申花队在2周内要打5场，而韩国队为踢好亚惧杯，特意将联赛放到后面。 中国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和职业部部长马克坚也飞到上海观看比赛。赛后王俊生对我们说，这场攻坚战体现了中国足球正开始形成新的精神面貌，宣告了与恐韩症的决裂，看到了职业化以来我们的成绩和进步。这场球打到这份上，其实谁赢都有可能，申花队只是机会没有把握好。 亚俱杯对韩国队的比赛，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全队的斗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一鼓作气，9月18日主场2比0胜广州太阳神，22日，主场又1比0胜吉林队。在这次三周9场比赛中，我们连续作战，取得了4胜2平1负的战绩。这的确是不错的，值得骄傲的战绩。更重要的是，队伍经受了连续作战的考验，在意志力上经受了锻炼。 亚俱杯我们经历了考验，但在联赛上，尤其是在七连平后，我们与万达队的差距已经拉大到9分，名次退到第三。后面还有8轮比赛，理论上还有拿冠军的可能，但根据万达队当时的实力和我们的情况，我们要想再拿冠军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了。俱乐部也放出风声；今年完成前三名就可以了。 拿冠军的可能性大概是没有了，但我不能让万达队舒舒服服拿冠军，我要求队员能咬住多久就多久。 七连平后，我们终于打破了平局的怪圈，取得三连胜。接着我们又赢松日队、赢广东宏远队，到这时我们已经是稳坐第二了，与大连万达队也只差5分。在最后两轮比赛中，如果我们主场赢了大连万达队，万达队客场平或者输四川全兴队，而我们最后赢北京国安队，我们还有可能拿第一。当然，这个前提首先是拿下大连万达队。 我们主场对大连万达队，得势不得分，佩雷斯和徐晖刚开场就发生争执，被主裁判一齐罚下。佩雷斯被罚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于徐晖之于万达队。这场比赛最终打成0比0，1996年冠军与我们无缘，而万达队则在我们的主场，庆祝获得甲 A联赛冠军。一年前就在此地，我们庆祝首次夺得冠军。看着万达队教练球员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心里不太好受。 1996年我最出名的不是抢逼围，而是七连平。七连平不但球迷不满意，俱乐部领导也不会满意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关部门请来了3 名外国教练，他们来自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到上海来共同会诊上海申花队。尽管李毓毅副主任对上海的媒体一再说，他们请专家来仅仅是会诊，没有换教练的意思，但我心里已经清楚，这是换教练的信号。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我在申花最后一年的工作了。 我绝没有因为外国教练的到来威胁我的饭碗而影响工作。我心里只有一条，一定要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好，这是硬道理。 外国教练执教申花队，已经成为申花队明年工作的现实。这个问题当时全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其他教练还没有认识到，队员更不清楚。 当然，1996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问题最多的一年。七连平后，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我只知抢逼围，没有技术。甚至说，申花队要再上一层楼，必须请高层次的教练。就像郁知非在我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申花队要坚持枪逼围，又要补充新的内容。我心里清楚，追求激情与理智的完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变成四不像，当年国奥队即是如此。1994年中花队一段成绩不好，1996年七连平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深深体现到，要想得到完美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了。但是，再难也要去追求，我决不会后悔。申花俱乐部最终还是决定请外国教练了。 整个赛事结束后，我下一段的工作已经明朗化了。俱乐部想用外国教练替代我，让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的教练来会诊，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考察。后来我到松日队还获知，德国教练维也纳在下课后也曾被请到上海，俱乐部对他进行了半天的面试。看得出，请外国教练的方针已定，只是操作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稳获第二名以后，体委金永昌主任、李毓毅副主任约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话。李毓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反问道：“下一阶段领导有什么安排吗？”李毓毅说：“用外国教练基本上定下来了，这你也知道了。我们想，在用外国教练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这三年来我在上海的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上海领导和你们体委的支持、帮助，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不是上海市体委的人，我的关系还在国家体委，但是我是上海人。俱乐部考虑到要换外国教练，其实我也早已知道，前一阶段就有预感。职业球队换教练是正常现象，我不会因此而影响任何工作，外国职业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对中国教练的真正考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金主任说，你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很好的。他说，从上海市领导、俱乐部到我们体委，都希望你还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具体职务上要么给你在俱乐部挂个名，如俱乐部副总经理；第二，你可以在队里挂个总教练，工资待遇不变；第三，如果你不愿意跟队，你就带上海市全运队。 我说，如果真的请了外国教练，我再跟队不是很合适，怕影响主教练的工作。我挂申花头衔，光拿钱不干事，也不合适。我可以摘全运会队伍，但我不亲自带，让一个年轻教练带。李毓毅说，你如果搞全运会，钱可能就没有俱乐部那么多了，当然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一点，我说钱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说：“根宝，我们相信你，你选择一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融洽。当我离开时，我心里已经初步定下，我要离开申花队去带全运会队伍，我可以当主管，但不亲自带队。 联赛最后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北京国安队。我到国家体委训练局向当时的局长李富荣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征求了一下对我今后去向问题的看法，他说，留上海带全运队也挺好，如果其他俱乐部要你去的话，也可以。 这时，我可能离开申花队的消息外面已经有了风声，国安队、松日队闻讯来与我接洽。我便给李毓毅打了电话，把李富荣的两点意见说了，还说现在有两个队要我去，我们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虑一下？ 李毓毅连夜给李富荣打电话，让他做通我的工作，让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荣找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了，让我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说，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会拿的。 打完国安队比赛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还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从他们的谈话意思我感觉到，申花队想找外教，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让我搞全运队，其实也是让我当预备队，万一外国教练不行时让我再顶上。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说再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江湾的当天，郁知非亲自到基地找我谈话。他很坦率地说，根宝，我们相信外国教练，但是现在没有找到好的。你先别走，万一我们找不到，主教练还是你来当；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方案：一，外国教练来，但你当主教练，他负责训练工作；二，你当总教练。郁知非还是想让我留在惧乐部里。 我说，既然已经定了，我就不能再留在队里，因为不合适。外面有好多挂名的总教练，但与队里的主教练都有矛盾；第二，一个教练在一个队确实不能呆得太长，时间长了彼此太了解，相互间缺乏新鲜感。换个教练，让他们接受点新东西，对队员或许有帮助。郁知非认为我讲的话有一定道理。 其实我心里很矛盾，我是很想留在上海的，但又想俱乐部既然已经决定请外国教练了，我再采取各种形式留下来的话，效果不一定好。经过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加上此时松日俱乐部盯得很紧，国安惧乐部张路总经理也找我谈过话，并几次打来电话，我想，我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的主意已定。但我的工作还未完，联赛虽然结束了，申花队还要访问韩国对大宇队比赛，还有年底在西班牙进行的世界五人制足球比赛。 我的离去没有来时那么地轰轰烈烈。当一切都定下后，俱乐部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申花队三年，无论是上海足球体制改革的环境，还是惧乐部让我工作的小环境，都给我实施自己的足球的才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与俱乐部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我衷心感谢上海的各级领导、申花俱乐部和上海的广大球迷关心。我也表示，合同到明年1月才结束，在合同未到期前，我依然将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和训练好队伍，完成五人制世界杯比赛。 世界五人制足球赛还是让我带队。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召开最后一次全队会议。我说：“尽管三年来我们的技术已经改进了很多，但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与别人相比仍然很大。我很遗憾没有把你们错误的动作都改过来。我希望你们今后把好的东西留下，如果丢了士气，丢了作风，那就不是足球了。我感谢大家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们全队离开赛地莫西亚小城飞往巴塞罗那。由于我要去松日俱乐部报到，因此我们在机场就分手了。 在巴塞罗那机场，我与教练班子、队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互道珍重。踢球的人就是这样，不善言谈。虽然大家只是握一下手，但我从一双双手里感觉到彼此对过去的怀念。 11月底，我回到上海收拾行李，这时队员已经放假了，江湾基地空无一人。 我走进楼里，楼道上空荡荡的，惊起一阵阵脚步的回音。我站在走廊里，我的心难以平静，队员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着，耳边响起了“起床啦”、“集合啦”的喊声。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当我关上门时，初冬的上海已经刮起了北风。训练场上扬起了漫天尘土。这就是我工作了三年，尝遍酸甜苦辣的地方。 天灰蒙蒙的，云也很低，好像压在我心头。再见了，江湾！再见了，上海！我深情地与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道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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