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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蓝衣生涯


  从1996年起,所有国家队教练和我自己都是在四处旅行、观察,不知疲倦地记录、论证观察的结果。我们有时会讨论研究到深夜。经过几位观察员的轮番作业,我尽可能多地收集到有关同一名队员的意见和看法。
  我一直请求他们不要在赛前露面:队员不应该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位观察他的国家队教练。我不希望队员根据是否有“间谍”在场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希望看到真实的,而不是预制的东西。
  我们还十分留意所有国家队候选队员在媒体采访中的表现。队员面对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时的态度能反映许多情况。他是怎样分析自己和集体的成绩的?他是勇于承担责任还是寻找借口推卸责任?他是否想寻找一个挡箭牌?从他的谈话中,不单能看出一个球员的专业素质,还能看出他的品格为人。而对于世界杯赛来说,队员的人品和球艺同样重要。
  为赴这个重要的约会,我需要能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小伙子们,而不会连续夺得两场胜利后就洋洋自得或是一遇到困难就甩手不干。我需要他们能愉快地接受球队内部的竞争,能毫无怨言地忍受两个月的艰苦训练,愿意与人交流,甚至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且能战胜失败。当我们中的一人观看一场比赛时,脑子里就装着所有这些标准。我们完全按照世界杯的标准来分析衡量,因为它对球员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的要求同样苛刻。
  从1996—1997赛季伊始,我就宣布了我们的战略部署:
  “小伙子们,两年之后,就是世界杯赛,我们可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这个赛季我们会集中5~6次,都很短,每回2—3天,参加几场友谊赛,我会进行各种尝试。当然,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比赛,不过,今年的口号,还是:俱乐部优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松对你们的要求,反之,我们会更加严格:首先你们必须保住在各自俱乐部的正式队员资格,其次你们应该以一个国家队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会监督这一切。
  四国邀请赛将在赛季末举行。届时,距世界杯还有一年时间,那将作为我们在世界杯赛之前的首次热身,我希望见到一支准备就绪的队伍。”
  这就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赛季工作安排。说它奇怪是因为外界人士的眼睛都盯着球队的一场场比赛成绩,而我们自己,却认为对于1998年6月的世界杯来讲,战术上的探索不说比成绩更重要,也至少是具有同等地位。
  试验开始了。
  8月,第一场比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对墨西哥以2:0取胜,皮尔斯和莫里斯首次上场。第二场比赛对土耳其(4:0)于10月举行,格玛、康德拉、加瓦和德加图崭露头角。11月,第三场比赛对丹麦……首次失利!
  真的,一切都会有一个结尾。1994年2月,在那不勒斯,我们开始了法国队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战无不胜的时期,在进行了30场比赛(胜20场,平10场)之后,最终在哥本哈根划上了句号。但是天空并没有因此而坍塌。我几乎想说这个打破纪录的胜利史,已经有住压力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很高兴它能就此结束。而且,我们还能借机评判一下球队的反应能力,这是他们第一次跌倒……
  下个赛季伊始球队的反应是积极的。1月,在布拉加以2:0战胜葡萄牙。易卜拉辛·巴和布龙多初次上场,各踢进一球。下一个月在王子公园体育场对荷兰3:2再度取胜,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维埃拉的年轻新手首次登台亮相。
  我们就这样走入了1997年春天,进行了几次不可忽视的尝试,但坦率地说,我们主要的忧虑,即球队的进攻缺乏力度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让人欣慰的进展。如果考虑到队员受伤或身体状态不佳的情况,以及微不足道的成绩,我们不如说是在原地转圈。
  然而,我揭去面纱的时刻来到了,因为我决定在3月底召集40名球员,这次集中将从诸多方面真正拉开备战世界杯的帷幕。
  我还要稍微等待一下再发布一些内部消息,但行动的第一枪,我们和费雷医生商定的建立一份完备的医疗档案的计划是不能再往后推了。

  几天里,克莱尔方丹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室,队员早上起来就去抽血,接着是体检和看牙。送队员去拍X光的汽车在技术中心和朗布依埃医院之间往来穿梭。
  40名种子选手到了37位:科朗坦·马丹、迈克·马达尔和吉罗姆·波尼赛尔在西班牙比赛,无法赶回,让—马赛尔·费雷后来专门为他们三人去了一趟西班牙。
  健康方面的计划已经实施。还应该抓抓思想。为了突出这个问题,我发表了一番讲话,后来在其他场合,大家评价它是球队行动的基石:
  “我们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的目标非同寻常……但也要求很高。淘汰法则是粗暴、甚至严酷无情的,它不可避免地会使落选者产生失落感,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我对此很清楚,也不会无动于衷。但是,你们必须知道我的所有选择都是从职业需要的角度出发,绝对根据比赛的要求作出的,总是为了法国队的利益,为了满足球队平衡和配合的需要。其他东西我根本不予理睬!
  “挑选国家队队员,不是简单地召集几个球员,也不是将一些最优秀的球员堆集在一起。国家队是一个集体,一个共创足球事业的团队,它尊重队员的个人特长,但更希望创造集体的辉煌。
  “按照约定,这个赛季,俱乐部优先。但你们在俱乐部的比赛一结束,优先权就归国家队了!”谁不每天想着这件蓝球衣,不惦着要努力使法国队名列榜首,谁就会自我淘汰。
  “换句话说,如果真有人想换个环境,透口气:千万不要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如果是去接受真正地体育挑战,我支持你们,但如果是对球艺没有任何促进,只不过多挣几个钱的买卖,是非常危险的!我坚持反对!”
  我道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它是我们“内部语言”的坚实基础,是我们胜利的中流砥柱。
  所谓内部语言,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语言,只属于我们,绝不外传。在球队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对外界,一道铁幕,绝对封锁。这种要在外部世界和球队之间树立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对外公开内部生活的强烈意愿,是一个集体参加任何重大体育比赛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既是球队的保护伞,同时也是它的凝聚力和动力。
  于是,为了对付来自外界的“侵犯”,不管是人为制造或偶然发生的,不管是善意或不怀好意的,不管是来自媒体、球迷还是赞助商(他们总是念念不忘球队的装备问题,当然他们完全有理由,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我们开始为1998年春夏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们团结一致的集体不久就发挥了作用,因为’96—’97赛季末举行的四国邀请赛很快便开始令人头疼:根据赛季中意大利人对其杯赛赛程的修改,我认为我的几名“意大利队员”只有在第一场对巴西的比赛前48小时才能赶回来!他们平时很少有时间参加训练,一些战术布局还需要演练,队员之间也需要磨合,但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一方面,时间不允许;另一方面,经过了一个赛季的拼杀,他们都已累得筋疲力尽。
  只有德尚自始至终参加了那三场比赛(对巴西1:且,对英国0:1,对意大利2:2)。我个人对他的总体评价远比大多数教练要乐观。我一向如此!
  在与上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的比赛中,我坚持认为我们的表现是出色的,尤其还出现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特殊情况。而且,罗伯特·卡洛斯是从30米开外踢进了一记出神入化、令人目眩神迷的任意球!
  那些没有抓住足球技术的全部精妙之处、对于“香蕉球”一无所知的人,应该再看一遍这粒任意球的进球过程。这是一组摄像机从球员背后拍下的镜头。射门前,一切井然有序,法比安·巴尔特在球门前建立了一堵人墙,一名队员正好与球和球门立柱成一条直线。
  罗伯特·卡洛斯起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脚抽射,击中球体右翼。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不可思议的超级曲线,远远绕过法国队人墙,让法比安以为它将越出边界,但,在到达球门的最后几米前,皮球开始往里回落,在撞到球门立柱后落入网底。我们全体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尤其是巴尔特。
  罗伯特·卡洛斯是任意球高手,他又一次成功地误导了众人的判断。多么绝的射门,多么精彩的表演!
  不过,如我时常所说,一场比赛从不会毫无意义。在这次友谊赛中,我有机会两次派莫里斯、巴、凯勒和杜加里出场,皮尔斯、洛科和乌埃德克也各上场一次,更不必说球队那些不顾疲劳、冲锋陷阵、发挥出色的主力队员了。但是,我们仍旧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第二次失败,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输给了英国。
  我们本希望通过这次友谊赛测试一下和世界杯非常相近的一种球队阵容。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们只解决了几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能获取所有预期的信息。不过,起码我们确实了一点:没有周密细致的准备,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我们的“世界杯计划”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目前有一点仍很明显:主要是进攻方面,队员要么是不能到场,要么是身体状况不佳,我们的试验还没有到头,还要继续努力。
  但总还有可开发的潜力:我想到刚刚又获得一个杯赛最佳射手称号的斯特法内·吉瓦克,和其他三个十八九岁的男孩,1996年,他们在热拉尔·乌里叶和克里斯蒂安·达米亚诺的率领下夺得欧洲青年锦标赛冠军,即将奔赴马来西亚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UZO级别)。
  此外,本次友谊赛使我们内部解决了最后一些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本届世界杯,但有关球鞋品牌的争执并未熄灭。以前,这个问题曾多次出现,困扰了数届国家队,其中有1978年参加阿根廷世界杯的法国队。
  球鞋是足球运动员的工具,但更主要的一点,它同时也是所有厂家追求的“标志”。为了这两个原因,很长时间以来,不少队员都要求穿自己选择的球鞋上场比赛,而且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法国队三十年来一直与阿迪达斯签约,而且明文规定队员必须穿该公司有三条白道的球鞋。
  就在里昂比赛前,尽管阿迪达斯公司同意加大赞助力度,国家队的队员们仍旧礼貌地、但坚决地将这个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来。
  事情在我看来十分重要,于是我通知了足协主席西蒙内。他一到里昂,就直接来总督高尔夫球场附近的球队驻地与我们会合。在将事情上交给他之前,我向队员们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态度:
  “从心里讲,我理解你们的行为。你们像其他球员一样自由选择球鞋的日子不远了。但是,你们要明白,在离世界杯还有一年的时候,阿迪达斯在这一点上是不会让步的。我们之间签了合同。谁不愿遵守这个规定,可以立即离开里昂。”
  “我们很快就将共同面临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请大家理智一点,要求他们对世界杯之后作出承诺,就行了。但是,如果你们现在就想制造冲突,不要指望我,也掂量掂量你们自己的责任。事情才刚刚开始,你我还很好收拾……”
  很幸运,理智占了上风。与阿迪达斯的合同将被严格执行至1998年7月12日,这之后,国家队队员爱穿什么牌子,都行。
  但是,通过这个小小的危机,我又一次审视了所有队员的责任感。我感到我们的集体是强大的,不会为了一些次要的问题分散精力。而且,队员们在艰辛的友谊赛中的表现也是无可指摘的,这一切既清楚地显示了球队内部的和谐气氛,又表明所有的目光都锁定在1998年6月。
  通往期待已久的世界杯的这个赛季将是十分艰苦的。在制订日程表时,我放弃了元旦去南美参加小型巡回赛的计划。我有意缩减了上半个赛季的比赛任务,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下半个赛季,并确保队员能在1998年6月12日进入最佳竞技状态。
  时间已经屈指可数,而我还需要进行一些试验,首先是在中场,必须为迪迪埃·德尚找到几个最佳搭档,更迫切的是进攻方面,自欧洲杯以来,我的所有尝试都未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10月11日在朗斯对南非一役中,我一开场就首次派吉瓦克和亨利打前锋,而入选国家队几个月的阿兰·博格西安也得以庆祝他的首次上场,在第30分钟时替下受伤的珀蒂。马纽的运气真是不济。三年里,我只两次召他回队效力,不过我十分关注和希望他能重新成为阿森纳队中举足轻重的球员。我相信以他的左脚和娴熟的球艺,他会在中场成为迪迪埃无可挑剔的搭档。
  尽管他的受伤使全场比赛没能完全按照我的预计进行,但我十分赞赏球队的整体表现:在劲敌南非队领先的情况下,球队顽强拼搏,最终以2:1的比分获胜(易卜拉辛·巴和吉瓦克各踢进一球)。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队员们离开球场时,场内响起的嘘声是非常苛刻而不公正的。他们自己有时也会非常直接地抱怨这一点。
  下一个月,在圣艾蒂安法国—苏格兰的比赛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尽管再次获胜(2:1),来之不易,值得称道,观众仍显得有些不满。
  公众和球队之间产生了误解。我深表遗憾,特别是因为我已经反反复复、原原本本地解释过我们在进行试验(这一次是拉斯朗德崭露头角),他们不应该将一个哪怕是精心撰写的、普通的草稿当作最后的定稿。
  不过,这也许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作为观众,肯定是迫不及待、要求苛刻的:他们希望立即进球得分。在世界杯正式开赛前,他们希望能心里有底,看到球队万事俱备,只等最后一刻的到来。
  这就是准备阶段工作中的困难,在此期间,很少能见到激情迸发的比赛,因为一方面队员的思想没有完全到位,另一方面,观众也没有给予他们任何鼓励和促进。
  加上报界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他们假装不明白我们的行为,作出一副单纯的样子,对国家队不明朗的发展前景表示气愤,当然,这种模糊状况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并维持的——但球队和观众之间的误解却越发加深了。
  然而我坚持认为1月28日在法兰西体育场启用后的首场比赛——法国—西班牙,是在距世界杯赛五个月前的一次真正的尝试。约会很早以前就确定了,无法回避。
  球队内部都知道(我不想遮遮掩掩)在1月28日以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过,我已向队员和公众反复申明,这场揭幕赛还是一场真正的热身赛,它将使我们勇敢地去迎接挑战。在1997年秋季落得阵阵嘘声的两场胜利和下半个赛季之间,出现了一件对后来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蒂涅的“家庭”集训。

  我非常担心这次集训。我一提起这项安排,让—马赛尔·费雷和亨利·艾米尔就向我罗列了它能从体能上和心理上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好处。但我仍心存怀疑,至少在最初那段时间里,我不相信这些好处能将这次集训固有的危险减至最小。
  我们征询了三十多名队员的意见——因为不断的外出比赛,他们已经连续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是否愿意牺牲1997年7月至1998年7月间惟一的一周假期?即使他们答应,球队甚至也不可能全体到场:事实上,国家队中的“英国球员”无法参加集训,他们每天都在比赛,老天,12月25日和元旦第二天也没闲着!
  因此,我觉得肯定会有麻烦。而且,如果小伙子们满肚子的不乐意,即使到了蒂涅,也算是失败了。我们不但收不到预期效果,反而有可能损害球队的团结和活力……
  我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我对一个可以为了心爱的蓝球衣奉献一切的小伙子尤里·德约卡夫的第一反应记忆犹新:
  “我嘛,当然愿意,不过这毕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不和父母,祖父母,我的兄弟,以及其他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亨利又一次扫除了我的顾虑:
  “圣诞节集训的做法,以前有先例,’86墨西哥世界杯比赛前就组织过一回。你看着吧,会很顺利的。为了获得圆满成功,应该把妻子和孩子们也请来。有了这一条,就没问题了。如果队员们看见家人都在身边,孩子备受宠爱,妻子一脸幸福,那就万事大吉了!”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度过了妙——不——可——言的七天!我一点不夸张。
  虽然一周的时间有嫌短暂,但队员们在体能上无疑受益匪浅。从心理上来讲,我们互相了解得更深了,我们这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通过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甚至不需训练,我们也大大加强了队员的团队意识。
  应该说没有比蒙大拿饭店更理想的地方了。饭店不仅设施先进齐拿,服务热情周到,而且远离城市喧嚣。细木墙饰色彩明亮,美观大方,富丽堂皇的壁炉周围摆着一圈安乐椅。夜幕降临后,我们总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聚在壁炉前。走廊里,房间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幅老的黑白照片,重现了本世纪上半叶萨瓦山区的风光。今天,离酒吧不远处,挂着我们1997年12月和1998年5月在那儿拍摄的彩照,步入饭店,度假者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它们……
  这次圣诞集训首先是一次与家人共享轻松时刻的机会。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时间,只是在午饭前的两小时中,大家才会一起去专为我们开辟的滑道上滑雪。这一消遣活动妙趣横生:大多数队员以前从来没有碰过滑雪板,因此他们不是“狗啃雪”就是摔个四脚朝天,这样的情形占去了滑雪时间的一半。说老实话,教练们也并不比他们强,几个精彩的摔跤镜头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几个队员得到俱乐部的许可,尽情享受着滑雪的乐趣,而大多数人则将大段大段的时间用来陪妻子和孩子散步或滑雪橇……
  平安夜是此次聚会的高潮。我们一直欢庆到深夜。饭店的大客厅变成了夜总会,尤里出人意料地成了节目主持人……
  我们跳舞,去酒吧喝酒,谈天,互相交心,就这样度过长夜。借着香槟酒助兴,我们尽情欢乐。有时候,一个人脱口说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来,其他人加上各自的观点就引发了一个议题。我们在圣诞夜的蒙大拿酒吧谈些什么呢?当然,主题是国家队:国家队的发展,热身赛,外围环境,还有观众在朗斯和圣艾蒂安对我们的冷淡。
  没什么可让我们焦躁不安的,但几个问题还是促使我决定召集队里的主力队员德尚、布兰科、德约卡夫、德塞利。图拉姆、齐达内于翌日18点在饭店经理的办公室开会。
  在会上,我对过去的工作和将要采取的行动作了详尽深入的解释。我向他们谈到巩固球队实力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逐步地、稳当地达到这一目标。
  我强调了球队内部关系要保持协调默契的必要性,这种协调默契能防止我们互相倾轧,避免说些不利于内部稳定的话语。为了抵制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中间制造不信任的气氛,我甚至要求球员发言时讲些有利于巩固团结、加强信心的话。
  我确信这次会议颇有成效地稳定了军心。它不仅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也证实了球员们是全身心投入而且一直处于警醒状态。要知道过分自信是高水平球员的大忌,往往会损伤他们的战斗力,使之变得脆弱。
  与会的六位球员心里都清楚,除非发生什么意外的变故,否则他们在球队中的核心地位不会受到威胁。但他们必须意识到实际上一切都是个未知数,这样他们就没法高枕无忧了。我敢肯定,假如我们提前六个月就知道了所有疑问的答案,我们这时候就会打着呼噜睡大觉,只等世界杯开赛了。这太危险了!
  真是这样的话,我会故意制造些障碍,以免出现任何懈怠情绪!
  在蒂涅的集训是完全积极有效的。事实上,只有圣诞节翌日愚蠢的兴奋剂检查令人扫兴!尽管检查结果为阴性,但却差点把我这些天和家人相聚的乐趣扫了个精光。
  一气之下,我差点就撒手不管了。回想我们付出的努力(包括此次集训),再看看这次毫无价值的检查,我简直搞不清楚我们身在哪个国家,这可笑的检查到底有什么意义。
  幸运的是,这点小事远不足以影响这些被随机抽查的球员的好情绪。他们毫不隐晦对这位到蒂涅来做兴奋剂检查的医生的看法:这个外表和善的医生此行既是为了驱除作弊者,也是为了求取球员们的签名!

  当法兰西体育场的处女赛开赛时,这段不愉快的小插曲已成为过去。1998年1月28日……这座宏伟的体育场已经让法国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期盼了一个世纪。本世纪初,报纸上已经谈到了这样一座体育场,可惜由于不可抗力的影响,它一直是个未曾兑现的诺言。直到世界杯赛使之成为必需时,政府才开了绿灯,场地的选择仍费了一番周折,由最初的梅岚一塞拿尔换成了圣但尼。
  重要的是这座体育场终于问世了。我和球员们去国外参加一场新赛事,在前往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途中,我在车上看到它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不禁感叹:简直棒极了!
  它外观漂亮、风格简练又气派非凡。人们也许会误以为它是一座圆形大教堂,由18根柱子支撑的屋顶看似轻盈,实际上是世界最重的屋顶。一走近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强烈的快乐和激情。
  由共和国总统安排的落成典礼,我们是无缘看到了。7月12日决赛前的庆祝活动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这些所谓历史时刻的创造者们的可怜的特权:我们被排斥在盛会之外,而全世界却有数千万观众在通过电视观看它……
  1月28日,全体队员在我所见到的最宽敞最实用的更衣间里集合。让我们在此向它的建造者们表示敬意吧,他们总算有一次咨询了使用者的意见,避免了在体育界和其他领域常见的错误:外观漂亮却毫不实用。
  有一个约会我们是万不可错过的,那就是法国—西班牙对抗赛。我多次说过这将是继欧洲锦标赛后的一次热身赛。观众和球员都迫不及待地想通过这场比赛看看双方的实力,我们没有理由出差错。不能停止热身赛吗?不能,我们必须继续下去,就当明天是世界杯赛,就当我们已经面临着为维护东道主的荣誉而背水一战的重任。我要求每个队员都把这一想法刻在脑海里。
  这支富有战斗力的球队的布阵方案是:三人负责防守:图拉姆、布兰科、德塞利,两人负责回传:德尚和博克西安,五人专司进攻:易卜拉辛·巴、迪奥梅德(第一次入选国家队)、齐达内、德约卡夫和吉瓦克。
  自1984年世界杯以来,西班牙一直保持着对法国不败的记录,他们此次强有力的阵容迫使我们将博克西安安置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已经接受了挑战。
  当时气温是零下5℃,连球场都冻上了,西班牙球员差点拒赛!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法国国家队的表现不负众望。凭借齐达内在开场第20分钟的一记劲射,我们打了一场漂亮仗(1:0)。齐纳迪内·齐达内成为法兰西体育场第一位进球者:对我们的球队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开端和征兆更令人欢欣鼓舞呢?
  皮尔斯、康德拉、特雷泽盖(大卫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以及勒伯夫在最后半小时被派上场,然而这丝毫未损整体平衡,我们的球队再一次展示了协调一致的团队精神、骁勇善战的竞技风范和卓越的临场发挥能力。
  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
  此外,这场颇具说服力的比赛还使人们对我们的评判略有改观,虽然我知道这是暂时和脆弱的。迎接棘手的马赛之役之前,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12月初,我们在马赛参加了最后阶段的抽签,这种活动还是头一次在一座露天体育场内进行。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小组赛中我们将与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丹麦对垒。
  而且,我们在世界杯中的首场比赛即6月12日与南非队的比赛正是在马赛举行。这下可有点麻烦了……
  众所周知,弗凯亚人的都城因其著名的奥林匹克队而当之无愧是法国最狂热的足球之都。当然在别的地方,比如朗斯和圣艾蒂安,人们同样热爱足球,同样对它顶礼膜拜,但沸腾的维洛德罗姆体育场(这个赛季拥有四万观众!)的确是一个独特的景观。不过,马赛的球迷们心中有隐痛……
  ①指马赛。
  由于90年代初前任俱乐部主席干了些违反道义和财务制度的勾当,国家足协不得不对俱乐部给予了体育、行政方面的处罚。奥林匹克队因而被剥夺了靠作弊得来的1993年法国联赛冠军头衔。接着,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使得俱乐部降了级。自此以后,马赛球迷们便自认为是足协固执己见的牺牲品和本世纪最大冤案的受害者,因而对足协或国家联赛方面的任何举动都充满了仇视。
  这种氛围使我忧心忡忡,要知道我们还准备在马赛的维洛德罗姆体育场进行我们在世界杯中的首场比赛呢。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观众倒向我们的对手,不能让南非队感觉好像在约翰内斯堡或开普敦踢球!
  我决定知难而进。
  我首先请求足协1月份为我们在马赛安排一场与挪威的友谊赛。离赛事还早,我就表明了想同主要球迷俱乐部的代表们会面的愿望。
  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在亨利·艾米尔、菲力普·贝热鲁和菲力普·图尔农的陪伴下来到了奥林匹克队总部附近一间酒吧的后厅,见到了胜利者俱乐部、扬基俱乐部和思易俱乐部的代表们。
  我刚提起话题(“过去是过去,领导是领导,这跟国家队是两码事……”),尖刻的反驳就劈头盖脸地冲着我来了:
  “这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家队,14年了,我们没见它有任何建树。你们随便拉来个不中用的挪威队,就想让我们到场为你们助威?先把1993年联赛冠军还给我们,然后再谈这事儿!”
  我呆住了。尽管这些话说得不中听,有些话甚至令人反感,但我知道这都是马赛球迷们的心里话。在他们倾吐苦水时,马赛尔·蒂波和几位到场的俱乐部负责人从中协调,努力使我们互相理解甚至互相欣赏。最后我们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摒弃所有恩怨,法国国家队的利益高于一切。紧张的会谈结束后诚挚的握手使我原本悬着的心落了地。在这些足球爱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一股富有人情味的热忱。
  2月25日我到达马赛时心情比较平静,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远比预计要难得多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挪威人强壮勇猛,很不好对付。有一点很清楚:我们想乘胜前进,沿用法西对抗赛的同一打法和几乎一致的阵容,除了用皮尔斯取代了易卜拉辛·巴。
  结果一切还算顺利,无论是在看台上还是球场上。大部分马赛人响应了法国国家队的号召:足协给马赛各球迷俱乐部发出了数千张邀请券,干得不错。观众们欣赏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开始时,法国队以0:1落后,布兰科将其扳平,然后齐达内攻入一球,法国队领先,挪威队又将比分扳平至2:2,接着以3:2领先,终场前最后一分钟马赛尔·德塞利一记劲射将比分定格在3:3!
  这本引人入胜的“剧本”紧紧握住了观众的心。他们没有对平局不满,也没有对从前的事情表示出一丝怨恨。这样再好不过了。然而作为技术指导的我对3:3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
  这样一来,在5月的大演习之前我们还剩两场球要踢:3月25日在莫斯科,法国—俄罗斯;4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法国—瑞典。两场比赛均在国外进行,这是因为我有意要让国家队避开国内日益浓重的压力和日益膨胀的期望值。在进入世界杯赛场之前,我们将只在国外踢球。倒霉的是球员受伤和意外变故似乎注定要伴随着整个备战阶段。莫斯科之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是我寄予厚望的特雷泽盖在集训前宣布退出比赛,接着齐达内在尤文图斯队踢球踝骨受伤不得不暂离球场。巴尔特在星期一的训练中受伤,使我被迫启用雷蒂兹并在比赛前夜召回拉玛。博克西安误了罗马一巴黎的班机,只好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直接飞到莫斯科与我们会合;德塞利误了米兰一莫斯科的班机,被迫从巴黎转机。
  屋漏偏逢连阴雨。开赛后第二分钟,由于里奥纳尔·雷蒂兹的失误而造成的俄罗斯人射门成功就是个明证。我们再也没能赶上对手。更糟糕的是,珀蒂受了伤,下半场时被康德拉替下。
  在莫斯科这个光秃的不利于踢球的球场上,我们输了,四年内第三次吃败仗。那时候,没人知道对我来说这是否是最后一次失败,尽管我们私下希望如此……
  虽然在莫斯科的这场比赛结果不尽人意,但却同此前的比赛一样让我们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无论在个人还是集体方面。它为我们的事业添砖加瓦,做出了一份贡献。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无用的比赛。
  如果我的计划不受阻的话,在莫斯科的比赛结束后,我就打算让尼古拉·阿内尔卡参加在斯德哥尔摩的比赛,我在那儿会再次见到马丹·德加图,也希望见到克里斯多夫·杜加里……比赛那天我的计划总算得到了执行,然而却并未取得预期明显的成效。这就是足球……
  赛季行将结束,各家俱乐部都在为最后的比赛奔忙,力图达到既定目标。人们的注意力还未真正集中到世界杯上来。我们在斯德哥尔摩0:0的战绩被记录在热身赛名册的最下方,该到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重大选择的时刻到了。

  与瑞典的友谊赛结束后第二天,克莱尔方丹的全体人员工作会议上,我们决定在5月5日拟定一份28位队员的名单,且不分主力队员、第一替补、第二替补的,因为我认为把球员分为三六九等是荒唐可笑的。
  为什么是28位队员呢?因为正式的名单要到6月1日才会递交国际足联;因为在第一准备阶段队员受伤的情形是可能存在的;因为我希望到最后的选择时刻球队依然保持协调的风格,队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总之,虽然最后淘汰六位队员涉及到棘手的人事管理问题,但从职业角度来看,这是惟一的选择。
  事实上,28位球员从未凑齐过,德尚、齐达内和卡伦布鏖战在5月20日欧洲冠军杯决赛的球场上(前两位在尤文图斯队,后一位在皇家马德里队),5月24日星期天即六位被淘汰的球员离开后翌日才同我们会合。我完全应该让他们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喘口气。
  我们的备战部署既简单又合乎逻辑,引导我们在最佳的状态下迈向世界杯:它以一些铁定日期为基准,间隔时间则可由我们灵活机动地安排体能训练、研究战略部署、比赛、体能恢复等。从5月10日至24日我们还要给球员分期分批放假。
  第一个“固定”日期:5月9日。这天是国家联赛的最后一天,朗斯队第一次夺得了冠军,与其实力不相上下的梅斯队屈居第二。一个警示:我不能让球员们放羊太久了,否则就会引起体能下降。
  意大利联赛八天后才能结束,除非意大利俱乐部负责人同意提前解放那些在他们国家踢球的法国球员,否则我们只得先于这些球员开始备战了。尤里·德约卡夫获准离开意大利,感谢国际米兰队!——但其他球员都是在意大利甲级联赛结束后才同我们汇合。在我看来,意大利俱乐部的态度是完全值得尊重的,不应该糟蹋任何一场比赛,哪怕它对最终结果已失去意义——这种情况在赛季最后一天经常出现。
  英国足总杯决赛5月16日才举行,德国人和西班牙人也未完成国内赛事……我们希望5月11日在蒂涅时能聚齐16或18个人;最终来了14个人。在蒂涅的集训是我们备战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整个备战阶段的安排如下:
  ——月11日至16日:在蒂涅进行,充氧一体能恢复。
  ——5月18日至25日:全体重新在克莱尔方丹进行八天强化训练。
  ——5月25日至30日:到摩洛哥参加哈桑二世国王杯赛,比赛的同时也进行持续的体能训练。
  ——6月2日至4日:在克莱尔方丹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艰苦的体能训练。
  ——6月4日至8日:在芬兰打最后一场热身比赛,进行最后的调整定位。
  这个为期一个月的计划表早在一年前就制定好了,但在具体实施时被大量修改。我们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我操心的是如何让国家队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使之安心训练,一句话:保护国家队。我坚决主张球队在清新的空气下自由生活,将随着赛事逼近而日益浓重的压力“污染”从球员身边驱除开去。
  我眼下面临一个亟待解决但有时又难以解释的问题:在“污染源”中有些善良的人,他们根本无意伤害国家队,但却不明白他们试图接近某个球员的单个举动将被二十三十人效仿,则对球队无意中形成了“攻击”。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备战阶段尽可能地避开克莱尔方丹,多在国外踢球。接着,为了搞好在技术中心的训练(训练和比赛的混合阶段),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将一切可能令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分心的东西排除在外。

  在克莱尔方丹国家队寓所左前方地势稍低的地方矗立着一栋现代风格的建筑物,技术中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导们的办公室就设在楼内。路边有一面蓝白红三色旗。我向大家,首先是向技术中心主任于贝尔·科密斯宣布:
  “这面旗帜就是界限。就当存在着一条马奇诺防线,在线内,只有国家队,国家队的备战,尤其国家队的安宁才是重要的。无正式许可,外人一律不得入内!”
  我的话也许显得有点严厉过火,但确实有必要讲清楚。事实上,我们在克莱尔方丹过得很舒心,这都仰仗于贝尔和技术中心员工认真执行了上述措施,我在此对他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和感谢。
  我提到“过得很舒心”,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不要以为我们过着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或者以为我们患了幽闭症。恰恰相反,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们拥有方便实用的设施和热情友好的氛围,每个人都感到自在舒心。
  我简单介绍一下球队的寓所。一层是客厅、餐厅和教练组亲信成员的房间。不要忘了这儿曾是银行家拉扎尔的一处寓所:接待室保留着上个世纪建筑物的宽敞风格,尤其屋顶竟高达六七米。
  我们把中心客厅改造成了漂亮的起居室,里面有矮桌。沙发、扶手椅,我们在起居室里布置了一个酒吧。中心客厅边侧有一间小阁楼,从前里面驻足过为盛大舞会演奏的乐队。
  进入蓝灰墙壁的中心大客厅后向左是一间较小的客厅,因其浅玫瑰色的色调而被称为玫瑰客厅,那儿是我们召开集体会议的决策中心:放映对手踢球的录象带、赛前座谈……与主席们协商讨论!
  中心客厅向右是一间娱乐室,里面有台球桌和大屏幕的电视机。球员们有时上这儿来玩扑克牌。
  为使两个月的集体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些,我们在与这些客厅相通的大厅里装上了台式足球桌和乒乓球桌。在消遣这方面,我们称得上装备精良!而且在那儿我们能玩滚球戏,还有供我们骑的山地车。
  宽敞的餐厅像是专为我们设计的,一张供28位球员用餐的椭圆形的桌子,一张六个人的桌子供教练组亲信成员用,还有一张供其他八位教练组成员用的桌子。
  我们选择了吃自助,用餐时无需服务员。当球员们准点来吃午餐或晚餐时,冷盘和主菜已在餐桌靠左的位置上放好了,甜点在右边。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进餐。利利安·图拉姆是我们的餐桌明星:用餐时他总是用不同的生料自制一大盆色拉,足够四到六个人的家庭吃的!真是蔚为壮观……
  罗朗斯和贝阿特丝轮流在服务台前值班,她们负责接听电话,收寄邮件,接待获准进来的为数不多的参观者。服务台往右是通向卧室的过道。
  最前排是亨利·艾米尔的房间,对面是一间用途很杂的小办公室:既是试衣间和物料储藏间,同时,里面还有法国电视一台和加纳电视台为我们配备的图象机、贝尔纳·皮沃的书架等等。过道左侧是菲力普·图尔农(10号)、罗歇·勒梅尔(11号)、菲力普·贝热鲁(12号)的房间;右侧是马赛尔·费雷(14号)的房间——里面有较重要的医疗器械,还有我的房间(15号)。
  ①法国第一家私人有线电视台,其节目中尤以体育赛事、电影居多。
  我的大办公桌上堆放着资料和录象带,我经常看这些东西到深夜。我还拥有一个小客厅,在那里我同教练及按摩师们召开技术会议,同队员进行单独谈话。在九个星期中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全部的精力。我自愿放弃了看报纸、看电视和听广播,全身心地扑在了国家队和世界杯上。我总是早上7点不到就起床慢跑,很少在凌晨1、2点之前上床睡觉,睡前做一天的总结时,我习惯于喝杯啤酒……或者香摈,当有点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时。
  国家队寓所的第二、三层是球员们的房间。根据个人意愿,他们或单独享有一间,或与意气相投的伙伴共处一室。由于需要优先安排22位球员住宿,部分教练组成员不得不移居距离我们寓所一百多米的“教练”寓所。这样安顿人员尤其是按摩师的方案是不理想的。亨利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这是白费劲,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全队良好的精神状态使我们避免了冲突或情绪化的言行。
  寓所地下层是体育用途的场所:球员更衣室,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带编号的柜子;供教练们用的小更衣室;两间桑拿室;一间储藏室,马纽在里面存放运动短裤、球衣、无袖长袍、袜子等;还有医疗护理室,我们的四个按摩师在那里热情地为未来的世界冠军们进行理疗、按摩,有时甚至持续好几个小时。医疗护理室里配有电视录象机,供球员在接受长时间的按摩时消遣之用。
  寓所上下四层由一个内部的小楼梯连通,而外人则根本无法入内。球员们可以随意地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无需担心是否衣着得体。这也是我所谓让球员“过得舒心’的一个方面。运动员需要这样的自由,如果高兴的话,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他的房间转到理疗室。这是让球员持久地、全身心地投入备战的一种方式。

  从广义上来讲,“过得舒心”也指我们在两个月的集体生活中为自己制造了些放松神经、开阔视野的必要机会。首先,我们定期回到家庭环境中去。或者妻子、女友们到我们这个由四十多个男人组成的集体中来。
  这一做法是我们从欧洲锦标赛得出的教训。在英国比赛时我们未曾对此类问题给予足够关注。我们甚至犯了个小错误:只让十几个球员的妻子随同,而且她们离开时心里还带着与丈夫团聚时间太短的遗憾。
  这样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此次世界杯赛期间,我要求在合理、公平和一视同仁的原则下处理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事情。
  我们在备战阶段的日程中为队员在蒂涅之行和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杯赛后安排了一次回家度周末的机会。世界杯期间我们在马赛和里昂的比赛结束后,妻子们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训练时,她们参加旅游或者品尝美食。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共度一两个晚上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轨道中去。
  几乎球队所有成员的妻子都观看了我们在世界杯中的七场比赛,尽管她们只能在我们回克莱尔方丹前偷偷在更衣室里吻一下自己的丈夫。在与意大利的四分之一决赛结束后,我甚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迪迪埃·德尚的请求,准许妻子、女友们到技术中心与我们共进晚餐。午夜12点正,她们都老老实实地登上巴士,前往她们在巴黎下榻的饭店。
  这一活动得到了足协主席西蒙内的完全赞同,由亨利·艾米尔粗线条布置,我的助理芭贝特具体负责安排。通过这次活动芭贝特训练了一支“女子足球队”,她们的长伴左右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积极因素,甚至她们不在我们身边时,我们仍能感觉到她们的心与我们在一起。
  让妻子、女友们与我们相聚的想法也符合我们训练中高强度和低强度交替进行的原则。“高强度”、“低强度”的说法,我在精心制定日程时经常用到。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球员应该有踏实的感觉,而不能感觉“飘忽不定”,不知身在何处,该去何方。
  自’96欧洲锦标赛,尤其是1997年圣诞在蒂涅的集训后,我们内部的交流工作做得如此细致,以至于疑虑在这儿找不到可乘之机,我们的球队在一种坚不可摧的充满自信的氛围中前行。
  我们的备战日程依照高强度、低强度的标准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内又有高低强度之分,我们很注意制造些“间隙”来给球员减压。
  5月中旬,在蒂涅,体能恢复的低强度期。接着在克莱尔方丹,强化体能训练的高强度期。一个星期的放松之后,又是一个高强度期,在摩洛哥参加哈桑二世国王杯赛已经让我们预先感受到世界杯赛的火药味了。接下来是与芬兰的比赛,也是备战阶段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虽说有场比赛,但这阶段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休整的低强度期。
  在世界杯赛中亦是如此。在马赛或里昂的比赛临近和展开阶段是我们的极高强度期。接下来的一个低强度期内我们与妻子或女友共度轻松时刻。
  这种高强度期、低强度期的交替使我们的集体在两个月中保持着和谐的平衡状态……

  背景介绍到此结束,现在让我们回到备战阶段的第一步骤中来吧:5月中旬的蒂涅集训。
  萨瓦滑雪场为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那儿的口号“蒂涅——足球之乡”促使他们以专业的水准和感人的盛情为我们提供服务。
  “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随行的球迷们这样唱道。处于半冬眠状态的蒙大拿饭店是我们的家,我们独占了它的整个半边建筑物;滑雪道和高原也是我们的家,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漫步、滑雪,还组织了一场气势宏大的滑雪射击赛。让·路易·奥托邦从蒂涅的法国滑雪学校请来的几位向导为我们设好了靶子。虽然有些人在一个小斜坡上踉踉跄跄、险象环生,但他们射出的子弹没有偏离目标物太远,更没有任何人在滑雪比赛中打退堂鼓。

  5月14日的远足给我们的“萨瓦周”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当时我们步行了15公里左右。出发去远足之前,我们大声向刚着陆的亨利·艾米尔表示祝贺。他在55岁生日之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头一次被邀驾驶一架轻型小飞机。里顿身穿银粉色连身装,头戴世纪初飞行员皮帽,驾着一架轻型小飞机着陆,的确值得一看。这精彩的表演使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拥有了一份好心情。三个小时的跋涉之后,陶醉于山间美景的我们来到了距离蒂涅二十多公里的一间带有柱子的房屋前,这是勒内·阿尔班的房子,据说电影《滑雪的度假者》就是在那儿拍摄的。
  ①法国的一位滑雪冠军。
  我们的远足也许不值得定格在胶卷上,但它令我们终身难忘。我们也不会忘记刚到达那里时蒂涅的朋友们为我们的午餐准备的那些精美的地方特色菜肴。为了让我们开心,他们还请来了一位当地的职业滑雪教练兼业余歌手为我们唱歌助兴。
  一首脍炙人口的费拉的歌曲结束,而一曲美洲布鲁斯还未奏响,就在这个间歇,我们的滑雪教练兼歌手向国家队成员献上了一首由他作词作曲的歌曲。红衣教练(滑雪教练们穿红色服装)以下面这首歌表达了对准备大显身手的蓝衣勇士们的勉励,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①本世纪上半期法国著名歌手、词作者。
  男子汉们的勇气
  构筑了遥远的梦,
  为了今天的亿万儿童
  成为明天绿茵场上的男子汉。

  献给蓝衣勇士的问候
  来自所有的红衣教练,
  白雪映入眼帘,
  三色是凯旋的希望。

  他们在追寻什么?
  一次辉煌的胜利,
  一个冠军们的国度,
  一次历史之约。

  向蓝衣勇士们致敬,向法兰西致敬!
  你的与众不同
  是我们成功的希望,
  向法兰西敬礼!

  这首歌旋律优美,充满激情,我们都深深地沉醉于其中。亨利从中得到灵感,第二天就让我们的歌手帕特里克·多西盖来蒙大拿饭店给我们的午餐唱歌助兴。6月24日法国—丹麦的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请他到里昂为我们的“家庭”晚餐献艺!
  世界杯赛和法国国家队都有各自正式的歌曲,可不知为什么,在我们眼里,蒂涅滑雪教练的歌曲才是我们真正的队歌!
  六个月以后,为实现诺言,我和亨利·艾米尔、罗歇·勒梅尔、菲力普·图尔农和让—马赛尔一起回到了蒂涅。当初我曾豪言:如果我们夺得世界杯冠军,我就会坐雪橇从一座名叫“拉格朗德—莫特”的雪山上滑下!那天山顶气温低至零下25℃,所有的人都劝我们放弃。决不!我们手捧金杯坐在专门制作的雪橇上,在勇敢欢快的山民们的引导下,实现了当初许下的诺言。一路上,我的脸颊冻得生疼……可是我遵守了诺言!

  1998年5月,大概只有14个人参加了在蒂涅的集训,这次活动以几场会议和在饭店游泳池内进行的一次水疗告终,总之,一切都在绝对安宁和谐的氛围中进行。公布28位球员名单时,某些蹩脚的预言家曾预言,我们球队内部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氛围,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蒂涅的集训对实施备战第二步骤而言,简直就是一个绝妙的发射装置。这第二举措强度更大:在克莱尔方丹进行为期六天的强化体能训练,接着不经过渡,甚至不曾回家,直接去摩洛哥参加哈桑二世国王杯赛。
  5月18日晚在技术中心集合时,我们的队伍几乎齐了,全队22位球员中只有德尚、齐达内和卡伦布因参加冠军杯决赛而缺席。
  队员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已与蒂涅的“低强度期”作别,进入“高强度期”。7点30分起床,上午训练,下午还是训练。得益于细致的组织安排,我们的活动节奏即不急促也不松散。午餐前是一些球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间。午餐一般安排在13点15分,晚餐则在20点30分。

  正是在22日星期五晚餐后,我执行了一项艰巨任务:告知六位球员他们将同我们分别。他们魂牵梦绕的世界杯,他们已经开始为之备战的世界杯,最终与他们无缘。残酷的淘汰法则,艰难的时刻。
  其实,当亨利·艾米尔和菲力普·贝热鲁敲门告诉他们我在房间里等他们时,里奥纳尔·雷蒂兹、皮埃尔·莱格勒、易卜拉辛·巴、马丹·德加图、萨布利·拉穆什和尼古拉·阿内尔卡就知道他们的不佳命运已被裁定。
  由于此前我曾明白告诉大家,最终的人员选择将在去摩洛哥之前作出,离出发还有48小时,因此大家无需猜测就”知道周五晚或周六上午是抉择的时刻。
  我们选择了周五晚餐后宣布决定,以便周六离开的六位球员利用晚上的时间准备行装。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存在什么好办法。我们认为已经尽力而为了……
  在我房间的小厅里,我的四周坐着三位助理教练,对面是六个表情凝重紧张的队员。他们知道自已被“判了死刑”。
  我和我的助理教练也很紧张。我力图说得简单明了:
  “你们已经猜到了:分别的时刻到了。我做出这样艰难的选择,是因我的职责使然,而且是建立在客观标准上的。我做出这项决定时完全抛开了个人好恶。”
  “我希望你们能正确对待此事。从现在到22位球员名单正式确定下来之前如果不幸有球员受伤的情况,可能会需要人替换,因此我为你们每个人制定了一个持续几天的训练计划。我可否信赖你们?”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指望他们做出充满激情的肯定答复“是”,但我希望从他们极度严肃的态度中看到一丝苦中作乐的赞同。
  我觉得该加上几句安慰的话:
  “实际上,你们可能与其他人一样有资格入选,可我还必须考虑综合能力、互补性、平衡性……”
  萨布利·拉穆什打断了我的话:
  “得了,教练……这样的安排确实让我们难过,可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的职业性质就是这样。好了,别再给我们讲大道理了。”
  该说的都说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皮埃尔·莱格勒是一路呜咽着回到了房间。分别时,迪埃里·亨利和大卫·特雷泽盖比他们的队友马丹·德加图和尼古拉·阿内尔卡显得更为悲伤……
  那天晚上,我们的集体经受了一次冲击,我们的团队精神受到了损害。从广义上讲,那天晚上离开的球员(他们服从决议很快离开克莱尔方丹)和更早被淘汰的球员一样,也是我们集体的一员。他们曾在某个时刻加入了“我们的”历险,当然这也曾经是属于他们的历险。
  但愿他们能明白这一点,尽管这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克莱尔方丹的这段时期,我曾试图实现我的一个夙愿。我想将过去半个世纪对国家队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代球员召集起来,与我们的’98国家队队员欢聚一堂。
  毫无疑问,这两代球员指的是558世界杯国家队队员和普拉蒂尼时代的球员,前者包括容凯、庞凡尔纳、科巴、方丹、皮昂托尼、樊尚,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支登上世界杯领奖台(在瑞典)的球队;后者包括巴提斯顿、博西斯、蒂加纳、吉雷斯、罗歇多、拉孔布,他们在1984年的巴黎欧洲杯赛上夺得了冠军,两年后又在墨西哥世界杯上赢得了第三名。
  对我来说,这是向那些曾经为法国国家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大球员们表示敬意的惟一机会。在我们的国家,球员一旦不再在球场上驰骋就容易被人们很快冷落遗忘,尽管他们曾是开辟道路的先锋,谱写法国体育史的功臣。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且这将鞭策我们尽力去延续这段光辉的历史。
  可惜,这一提议虽然引起了普拉蒂尼和他80年代的队友们的兴趣,但却未能令’58世界杯国家队队员动心。我还听说,法国当今足球界对他们的冷遇使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其中几位似乎不愿意奔波。就这样,计划被放弃了。不过也许将来还会被提上日程。这个构思已经提出,将来肯定有人会说服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人……

  5月24日星期天,我们的22位队员总算在克莱尔方丹聚齐了。德尚、齐达内和卡伦布同我们会合了:皇家马德里队的名字又一次被载入欧洲冠军杯赛的优胜者名册中。
  第二天我们就赶往摩洛哥,继续已经开了个好头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一下比赛的气氛:我们将在四国邀请赛(比利时、摩洛哥、英国和法国)中与比利时和摩洛哥队各进行一场比赛。
  这个计划是1997年春我去摩洛哥商谈两国足协进行技术交流事宜的时候敲定的。我们身在友邦,且不说我们两国历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摩洛哥一方中还有我们的两位老友:足协顾问米歇尔·伊达戈和国家队主教练亨利·米歇尔。
  那时候摩洛哥人还未赢得世界杯入场券,但他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为了与我们的安排步调一致,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哈桑二世国王杯赛的原定日期进行了调整,显示了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
  在卡萨布兰卡法国友好联谊会领导的安排下,我们的这两场比赛得以在设施完备的足球场内举行。那是一个运动和休闲的天堂,就在市中心,我们在那里受到了弗拉迪米·科丝达科夫和他的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他们为能在法国世界杯前夕接待法国国家队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高强训练期临近尾声。其实我很早就决定要让球队参加这两场比赛。22位队员中21位被召唤参加法国对比利时的比赛(1:0)和48小时后法国对摩洛哥的比赛(2:2)。只有夏尔波尼埃没有上场。其实我是在到卡萨布兰卡的翌日才宣布了世界杯赛中守门员的主次顺序:1.巴尔特,2.拉玛,3.夏尔波尼埃。
  我始终认为守门员之职非同一般。球员内部有竞争是正常的,但对守门员而言则另当别论,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守门员的哪怕最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惨痛的损失,比赛的压力已经够他们受的了。
  我认为在摩洛哥公布的排名顺序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不说贝尔纳·拉玛是世界最佳守门员,至少也算得上是世界顶级守门员之一。但在英国欧洲杯期间,离开巴黎圣日尔曼队的他无人问津。过了好久以后,他才被西汉姆联队招至旗下,得以重返赛场。法比安·巴尔特呢,他在摩纳哥度过了一个辉煌的赛季。
  有了这两位高水平的门将和循规蹈矩的强壮的欧塞尔人,我和我的球队就可高枕无忧了。菲力普·贝热鲁的管理堪称楷模。我从来不用为守门员而操心。可以说我对菲力普·贝热鲁简直到了盲从的地步。
  ①指夏尔波尼埃。
  摩洛哥之行让我看到我并不是谁一与本国媒体和观众关系不佳的国家队主教练。在穆罕默德五世体育场,我注意到我们的朋友亨利·米歇尔似乎也不受人欢迎……
  但是亨利·米歇尔享有另一种形式的公道,虽然他执教的球队在世界杯首轮比赛就惨遭淘汰,但是国际媒体对其球技水平表示了赞许。回到摩洛哥,亨利·米歇尔不仅巩固了他的教练位置,而且还受到了国王的嘉奖。温和的反击……再次说明了教练应该有自己的行动计划、自己的信条,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并长期为之奋斗。无需为那些所谓的好顾问们烦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雇主。但确实有许多人心存拔苗助长的想法,他们根本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等不及我们去积累足够的经验。
  我们在家中度过一个周末,接着在克莱尔方丹(真高兴又回到我们可爱的基地,又重温以前的生活!)作短暂停留后,来到了赫尔辛基,这是我们赛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如何置身于外界影响和压力之外一直是个围绕着我们的问题。我们试图将所有球员置于“整体”管理之下:我们预备了两场比赛,其中一场是专为那些不在芬兰对法国的比赛中上场或上场时间很短的球员安排的。在这个有重大安排的星期中,我们必须对训练计划做最后的调整。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高强度期后,球员们在芬兰人面前显得不那么有精神,不那么有活力,但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但球员们在凶悍的对手面前显示出了顽强的斗志。在我看来,芬兰人给比赛抹上了一层过于强硬的色调,以至担心球员受伤的顾虑在整场比赛中一直困绕着我。倘若可以重头再来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这种类型的对手。
  但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的队员体力消耗很大(我已讲过原因),但他们竭力拼搏,并由在终场前一刻钟替换吉瓦克上场的大卫·特雷泽盖在比赛结束前六分钟踢进制胜一球,最终赢得这场比赛。
  很显然,这场比赛是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但“观察家们”却丝毫未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突然开始敲起警钟来,说我们根本不曾准备到位,说我们将“穿着草底帆布鞋攀登埃菲尔士峰”,以及其他的一些废话。这些家伙根本没有理解我们一年多来耐心向他们所做的解释,或者说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们对我们在整个备战阶段所做的工作一无所知,也毫不尊重。
  ①指珠穆朗玛峰。
  第二天“替补队员们”在赫尔辛基一处富庶郊区的绿茵场上与芬兰联赛冠军赫尔辛基WK队展开了一场比赛。如果那些家伙们不明白它的意义何在的话,这丝毫不奇怪。除了应该记住3:1(特雷泽盖独中两元,博克西安进球一粒)的战绩外,我们还应记住上场球员们所表现出的活力、激情和严谨认真的精神,因为这是22名队员完美配合的明证:谁也不觉得置身局外,大家都在全心等待盛会的到来。
  我们带着祥和宁静的心情结束了芬兰之行,离开了这个拥有大片森林和众多湖泊的气候宜人的美妙国度。
  盛会迫在眉睫。
  当我们6月8日周一晚回到克莱尔方丹时,我体会到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即将拉开战幕的世界杯将是一次充满希翼与失望的盛会,但我感觉赛事的结局似乎已经依照我们备战的思路被安排好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尤其是教练组成员工作干得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胜券在握了。只须我们的队员在比赛中去具体运筹帷幄了。
  该是交考卷的时间了。惟一的阅卷者就是世界杯,它通过一场场比赛来进行检验。两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以来,我对这张考卷精雕细琢,因而我根本不担心会得零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得最高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应该离金榜题名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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