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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做学问，是我青年时代的梦想。然而，抗战的烽火迫使我们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弃笔投身抗日活动。这一停差不多停了50年。 1982年，我已过古稀之年，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候。这一年，我们同一代的许多大使离休了。有的大使因年事已高，多有疾患，便颐养天年。有的大使身体尚好，希望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应聘到有关大学去担任兼职教授。 我重返燕园，来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同时还担任外交学院的兼职教授。 北大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城内的沙滩红楼迁到燕京大学旧址。重返燕园，感慨很多。五十多年前，日寇入侵华北的时刻，若大的北京，已容不下一张书桌。连燕京大学这样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也自身难保。我读书报国的青春梦想幻灭了。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救亡图存。 重返燕园后，我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圆我青春的梦想，当回编外教授，读读书，做做学问，也好好总结一下跟着党、毛主席周总理办外交的几十年工作。无论其得失好坏，总算对后来人有个交待。 从1982年起，我先后给北大国政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新中国外交史、外交学的理论与实践、西藏问题等课程。在编印教材讲义的基础上，也出版了相关的几本书。在此，我尤其要感谢国政系的前后几任的系主任张汉清教授和梁守德教授。他们为我讲课大开绿灯，为教材的出版穿针引线，使我有更多时间读书做学问。 在给同学们上课的同时，我也花了部分时间写写豆腐块的小文章，谈谈当大使的活动，外交的花絮轶事，这倒成了普通读者追踪的对象，许多报刊转载，这却出乎我的初衷。 一国派驻外国的大使，是本国国家元首、政府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国家。所以大使授权是有限的。国家在外国的形象，同驻在国的关系，都可以从它的大使的活动中表现出来。 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是友好的，中国大使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我在这里谈一下我去尼泊尔南部的例子。 尼泊尔南部是平原，属于泰莱地区，是和印度接壤的热带区。那里有尼泊尔微小的工业，如火柴厂、小型亚麻厂，锡铜手工艺厂等，都是工艺落后，资本小，经营陈旧，多半甚至全部由手工操作。印度在尼境内大一点的城市如比尔甘吉也开设有工厂，以亚麻厂较大较多，因为泰莱区出产亚麻，而亚麻又是国际上需要的货物。印度开设的厂自然比尼泊尔人开设的大，但也不是先进的，主要是因为尼人力便宜、吸收尼原料方便和可以漏税、偷税等特权。由于这个区域天气炎热、卫生条件太差，居民贫困，物质缺乏，几乎没有什么外交官和外国客人去过，更不用说外国大使了。 我这次去，自己带着汽车、秘书，派头不小，自然引起轰动。尼泊尔泰莱区专员早已接到他们外交部通知，对我热情款待，但那里没有饭店，也没有政府招待所，临时找了一家当地高级住房收拾好后供我居住，还找了一位厨师，一个招待员侍候我们。这位厨师自然是他们认为最好的，而顿顿咖哩饭，实在难以下咽，我们司机自告奋勇下厨做中国菜饭，不但我们，连尼方招待员、厨师吃来也非常满意。我们出去参观，坐着豪华的奔驰车，沿街围观的人很多，车一停下即被包围，我们都成了被参观者了。 从比尔甘吉一条大街南行不远就是印度。两国交界处用一根木竿拦着算是国界，每天早晚开放，任尼、印人来往，不需要什么证件，也没有检查，栏竿两边有各自的警察把守。我去参观时，印度方面停有军车和边防军巡查，据尼方官员说这是少有的，大概是因为我去了的原因。印、尼双方在这里和平相处，尼方儿童、妇女及男人过印境去做工的多，每天不下几百人；印方过往的大半是商人，也有小贩小商的过来做生意，都是早晚来往，中午也开放一两小时。我在比尔甘吉城市看到的是贫富悬殊现象，尼泊尔贫民多，生活困苦，而大腹便便、衣着整齐的大半是印度人。尼方的泰菜区实际成了印度资本家控制的地区，至少在经济、商业、工业和金融方面。尼方泰莱区是块狭长地带，长约百公里以上，宽约几十公里，除少数市镇外，大半是原始森林地区。尼方大区行政长官派人陪同我坐汽车围着森林地带参观了三天，那里有尼国王猎虎的地带。森林中有野生动物，以老虎为多，尼国王养有象队，猎虎是用象队四周将虎包围起来，包围圈逐渐缩小，把虎围在圈内，国王及其来宾坐在象背上用枪射击。这样猎虎运动（他们称为运动，又是一种仪式）每隔两三年要举行一次。这是尼王国的一个盛大节日，每次国王都邀请外国贵宾（如元首、首相等）和大使们参加。国王、王后带着卫队、帐篷。一切行政人员、物资，连同拉纳家族的达官贵人、贵妇浩浩荡荡，搭置行宫，用费不少。但据说这是拉纳家族始祖巴哈都尔统治尼泊尔时的传统节日，必须举行的。国王曾邀请我参加，我没有去，许多被邀请的大使都没有去，只派了武官去了。据说现在这种猎虎运动已大非昔比，去的人很少，胜况早已过去，不过是陪着国王玩玩而已。这次我来泰莱区沿着原始森林外围走了一遭，虽有简易公路，实在颠簸难行，道路不好，沿途荒芜，草深林密，人烟稀少，真有点探险的味道。 我在返加德满都前夕，曾举行一次冷餐招待会，我同秘书、司机等忙了两天，用的全是中国菜，中国酒，招待行政区的长官、尼方富商、退休的尼方军政官员约四、五十人，大家聚集一堂，随意取食，谈话，非常自由。尼方人士特别对中国春卷、炒面感兴趣，喝着我带去的茅台酒，称赞不已，说这是他们那里空前的一次外交盛会。 我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尼方南部情况，结识尼方朋友，扩大我国影响，加深中尼友好关系。出我意料的是了解到了泰莱区的经济情况和印度对尼泰莱区的控制。印度有一条铁路线由加尔各答通到尼境比尔甘吉。尼泊尔是内陆国，这条铁路线是尼唯一的对外通道。但印方常以断绝铁路运输要挟尼泊尔，要尼方服从它的条件。 尼泊尔是喜玛拉雅山南麓小国，北面雪岭连绵，与中国西藏的交通为高山所阻，只有几处羊肠小道可通。中部为丘陵地带，土地肥沃、为主要农业区，但也只有加德满都河谷开发，此外中部东西全是横断山脉所阻，交通非常不便。南部泰莱区属于热带，地方狭仄，几乎全是原始森林，开发的地方又全由印度人经营，几乎是印度的殖民地。尼泊尔想开发该区，先沿该区山脚东西向修一条公路，想请中国援助，印度坚决反对，后来由印度和苏联分段包干援建。到我去泰莱区时，只见苏联专家先修筑他们住房，洋楼别墅，内装空调，院内有游泳池，未修路先修专家楼，与在中尼公路上的中国专家简直不能相比。据说印、苏援助，修公路的款项在印、苏专家身上就花去不少。尼方官员对我说，他们援助的首先是他们的专家。 我的泰莱之行，还曾引起一段小小的外交交涉。原来我国帮助尼泊尔修建加德满都至中尼边境的公路，我们称为中尼公路时，曾引起印度和美国的反对，认为那是条中国南下的战略公路，被尼政府顶住了。现在我又去泰莱，印度误认为中国对泰莱有兴趣，要干预印尼关系，或者准备要南下泰莱。不只印度，连美国那时也怀疑。他们都向尼泊尔外交部询问。那时尼外交部长是由比斯塔副首相兼任，他向我谈及此事，表示愤慨，对印、美大使的询问认为是干涉内政。我也只好一笑置之。在当时，中、印、尼、美四国关系微妙，我的泰莱之行就不单是个人的行动了。 作为一国大使，要同驻在国政府交往，首先要通过外交部。两国关系如何往往通过大使同外交部的接触可以看出。 新中国的外交，自开国以来就集中统一在北京，一切都由周恩来总理负责处理，当时先是由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后来陈毅任外交部长时仍是事无大小都要经过周总理。驻外大使名为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太有限了，事无大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的规定很严。驻外大使一切言行都按国内外交部指示进行，一切对外交涉事件，连同如何表态的具体说词都由外交部经过周总理批示发来电报，大使只能按来电指示执行。大使和大使馆可以将了解的情况、对事件的分析及建议报回，听候国内指示行动，不能自己认为是对的不经请示就行动起来。连普通招待会同外国人谈话，除寒喧问候外，牵涉一点实质性问题都不能随意表态。我这次泰莱之行，当然事先经过请示，事后将经过情形汇报。外交部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也就是批准我的报告了。 只按照规定，或者上级对某事的指示办事，固然不会出错，但也不是出色的大使。大使作为党和国家的耳目，不开展活动难以了解情况，所以大使必须要进行活动。 外交大使的招待会比起正式宴会来，气氛轻松而热烈，友好而不拘形迹，但在觥筹交错中，在握手言欢时，一个微笑，一次点头或几句话，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姿态，或者是机敏的对付，因为这毕竟是外交的聚会，反映了国与国之间或明或暗、或稳定或变化的关系，或许是历史演变的一次浪花…… 当大使的可以用各种理由举行招待会，而最重要的每年必须举行的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国庆节招待会。 两国间的关系和这个国家在国际间的地位可从参加国庆节招待会的客人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大使在驻在国举行国庆节招待会，驻在国一般只派一位或两三位内阁部长出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不参加的。但是也有例外。记得在50年代初，印度是新兴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它在当时东西方冷战时自称是中立和平国家，它同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国家都有关系，所以驻新德里的外国大使馆较多。那时印度外交部曾向各国使馆发出通知：尼赫鲁总理因公务繁忙，不能参加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但当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第一次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印度大使获得了特殊的荣誉。所以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时，印度的总统和尼赫鲁总理都参加了。这自然是外交上的对等待遇，也是当时中印两国相互需要友好的一种外交姿态。 驻在国出席外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的规格，由各国自己决定。1966年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加德满都有20多家大使馆，各国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尼国王、王后差不多都出席了，一般只坐十来分钟就走。我在举行国庆招待会时，事先不是同尼外交部，而是同王宫秘书处联系好，知道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什么时间来参加。在招待会开始时我同我的夫人就站在招待会大厅门前接待来宾。像这种招待会一般在请柬上写好时间从几点到几点，多半是两个小时，客人是在这两小时内来来往往。因为许多人知道国王要来，所以招待会一开始大批来宾都如期先到了，特别是尼政府各部官员、拉纳家族的贵族、将军们、军队里的现役高级将领都早早来了。国王、王后来后，我即同夫人陪同到大厅特设的座位上就坐，其他的客人照例是不坐的。在我们同国王、王后寒喧问好，国王照例向我祝贺国庆时，就有尼王族、大臣。将军等来到尼国王、王后的面前表示敬意。 马亨德拉国王非常精明，一般出席这种招待会只坐十来分钟就走了，但在中国大使的招待会呆的时间要长些，约有三刻钟。他还下座位来到大厅中同来宾中要人如各国大使，拉纳族的老一辈的贵族交谈几句，表示他王家的风度，也自然抬高了中国大使招待会在外交社会的地位，因为有许多人平时是难以见到国王和王后，不用说同他们谈话了。只有在国王走后，其他的来宾才能离开。我和我的夫人送走国王、王后后，就站在大厅门前一一送走客人。 在这种招待会上，当主人的大使夫妇除了至少要站立两小时外，还要随时注意来客的身份与地位，招呼使馆人员给予恰当的或者特殊的照顾，对各国的大使夫妇要找机会前去碰碰杯、交谈几句，以表尊重和友好。举行这样的招待会，大使夫妇同全馆所有人员一样，在体力和精神上是劳累的，但也是愉快的。 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凡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都必须应邀参加。但是也有例外。中苏关系从70年代起虽未断交却已恶化，双方驻在第三国的大使馆之间很少来往，在对方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大使都不去参加，最多派一位参赞去。 80年代初，我在希腊当大使时，中苏已开始举行代部长级磋商，但相互对立的情绪仍很大。当苏联大使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我在得到外交部同意后去参加了。这个外交行动出乎雅典外交界的意料，尤其引起新闻记者的重视，纷纷向我打听中苏关系情况，引起许多猜测。当第二年我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苏联大使穿着全副大使礼服盛装来中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 在这里还要谈一下相反的一件事。70年代末，中国以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反对以色列。而且中东阿拉伯国家也历来以中国的支持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有力背景之一。我的前任驻希腊大使，因为公务繁忙，一天乘车回馆，在馆门前即被使馆管礼宾的同志截住说，某国大使举行招待会的时间到了，要大使及司机赶快驱车前往。 于是大使的插着五星红旗的专车赶快掉头开走了。这位司机没有问清楚就顺着有许多大使车前往的地方开去，谁知却开到以色列大使馆去了。我的前任下车即同站在招待厅门口接待的大使握手，但发觉似乎不对头，厅内许多来宾都对中国大使的到来感到吃惊，他一看原来是到了以色列大使馆，马上就离开回馆了。他这次行为完全是下面同志与司机安排的错误，但这一下却引起外交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大使们的轰动与吃惊，以为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改变了。此事经过解释自然得到谅解与平息。那时正在“文革”末期，他的这次行动也引起外交部的不满与指责，甚至在“极左”思潮下要给予严重处分，还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见了报告批示召回国就行了。从此可以认识到出席与不出席一个国家大使的招待会的意义与敏感性了。 当大使的出席另一国大使的招待会，时间要掌握恰当，除非特殊情况，不能去得太早，但也不能太晚。太早显得双方关系过于亲热，等于替主人帮助接待。太晚了，驻在国的主要客人已来了，接待的大使夫妇已不在门口迎接，你去了先得找主人表示祝贺，这时主人多半是在陪同驻在国的主宾，还要向先到的各国大使和其他客人（至少你认识的）一一前去握手问候，显得被动与尴尬。我因为有前任大使的经验，在准备参加招待会前，总是让司机先去探路，落实该大使馆的地点，行车时间需要多少，路上车辆拥挤情况，要在恰当时间赶到。所谓恰当时间就是随同大批车辆一同到达，这就显得很自然了。 我在越南当大使时，河内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由于与北朝鲜建交国家不多，它同西方及东南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显得有些孤立，出席他的招待会的各国使节不多。中朝是友好国家，我国的大使馆同朝鲜大使馆关系很好，所以在朝鲜大使举行招待会时，我去的比规定时间早，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显示两国关系的特殊。有时朝鲜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我国使馆人员几乎是全馆出动，使显得冷落的朝鲜使馆热闹一阵子。这些行动都含有外交和政治意义。 除了国庆节招待会外，大使馆可以用各种机会举行招待会，如本国政府派来的各种代表团，或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来进行访问等。特别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问时，是大使馆最忙的时刻。在这时举行的招待会，或者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自己出面邀请，作为对驻在国政府招待的答谢，或者由大使出面举行，而这是一个大使馆另一种重要的招待会，驻在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要来参加，招待会上双方要发表讲话，这种讲话往往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谈到两国关系，访问的结果，而且会涉及到国际问题，因而这类讲话人们非常注意，各国政府也极为关注。这种讲话多半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或由其顾问草拟，大使只是一个参与的人。但大量的技术性工作，招待会的一切事务性工作都是由大使馆完全负责完成的，其繁忙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可是在政治上、外交上与两国关系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当大使的及使馆全体人员虽然再辛苦也是愿意干的。 一个大使出席各国大使馆或驻在国举行的招待会，还要注意所有参加的客人，哪些是需要特别接触的，哪些是需要避免接触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一国大使的言行是代表国家的。一些驻在国有影响的人物，平时没有机会见面，往往在这种场合经人介绍与他们认识，从而交结了新朋友。作为大使为了广交朋友不能错过机会。广交朋友的结果不只是结识几个人，对一些在驻在国有影响人物的结识并进一步与他们成为朋友，对于大使的工作是较为重要的。但是也要注意避免与某些与本国关系不好甚至敌对国家的大使或外交官接触，以免引起外交界的误会。 当中国执行反帝、反霸，支持被压迫国家独立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时，我国与以色列、南非、南朝鲜等国在外交上没有关系，而且还经常支持阿拉伯国家、北朝鲜，及南部非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非法行为进行谴责。但他们同许多国家有外交关系并派驻大使，这样在各种招待会上就可能要和这些国家的大使或外交官碰面。 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经常同以色列的代办出席同一个招待会，以色列那时已表示承认新中国，遭到我国拒绝，但它的外交官总设法与我接触。最有趣的一次，是我进洗手间时，这位以色列代办也突然进来了，室内只有我们两人，他就伸出手来要同我握手，在当时我国外交气氛下怎么能同以色列外交官握手，虽然在当只有两人。我当时较为紧张，扭头不顾而去。后来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南非、以色列、南朝鲜在希腊都派驻有大使，这些国家在当时我国对外政策中也是“不可接触”的，特别是以色列和南朝鲜（韩国），前者为了照顾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后者是为了支持北朝鲜的立场。所以当我出席各种外交招待会时，我要注意这几位大使的动向，比如当以色列或南非大使同一些欧洲或美洲国家大使在一起时，我就不去同他们见面打招呼，因为如我过去和一些建交国家大使握手，他们如向我伸手，不握手有失外交礼节，在外交上使别人难堪也令自己难堪，但如握手则在外交上犯错误，很可能引起阿拉伯国家大使的不满，甚至怀疑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将要改变。那时南朝鲜大使很想同中国接触，在外交场合他常常找机会与我接触，我总是注意他的行动不给他机会。这些看来都是些小事，而当大使的不管他举动的大小，都是具有外交和政治意义的。当然在今天，叨年代的中国，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上述的情况自然也有了改变。 出席各种招待会的各国大使，因种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分成几个小集团，如欧共体各国的大使，前苏联和东欧的，南美洲各国的，阿拉伯各国的大使们，他们到了招待会，都是先到各个地方走走，同认识的客人接触，多半找各自的“集团”在一起谈话。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常找与我熟悉的大使，如日本大使，他同我曾在越南认识并在事务上互相帮助，关系很好。现在我们又在雅典相遇更为亲热。又如当时南斯拉夫大使，我去希腊后同他交往较多，在观点认识上谈得来，我们两馆的关系也很好。在阿拉伯各国大使中，科威特大使是与我同时到雅典的，在出席希腊政府各种正式礼节会上，因我们是同时呈交国书，所以常排在一起，因而我们谈话较多也很融洽。那时我国尚未同沙特阿拉伯建交，而沙特又是一向以反共出名的，如沙特大使同阿拉伯国家大使在一起，我就不便过去打招呼，但科威特大使特别热心，他主动把我介绍给沙特大使，并把我赞扬了几句，说可以作为私人朋友。这样，在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阿拉伯国家大使“集团”，我也可以过去与他们周旋一番了。还有埃及驻雅典大使。因为萨达特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受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它的大使很少同各国大使活动，在招待会上也往往是孤立的，我同他却谈得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也常在一起。当大使的代表国家，在各种外交场合上，他的言行既不要显得孤立不同人接触，更不能显得太活跃，像有的大使那样满场飞，到处逢迎，有失国家风度。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出以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先去河内进行第一轮谈判。这次谈判不仅轰动亚洲，也是全世界注目的大事，各国记者云集河内采访谈判情况。 在第一轮谈判结束时，我以大使的名义为接待我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一次招待会，除了邀请越方代表团外，还请了驻河内各国大使、外交官及一些新闻记者。这次招待会使馆准备很充分，特别派人去曼谷（中越已不通航，河内对外航空线只有去泰国一路）采购，光鸡腿就买了200对，这次招待会轰动了河内外交界和新闻记者，要求参加的很多，我们尽量满足，把使馆几个大厅及餐厅都通通打开，来参加的近两三百人，挤满了几个大厅，而韩念龙团长和我成了被包围起来访问的对象。谈判内容是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越南对柬的态度，中越是否还打下去或谈下去，中越各提了些什么条件，中越关系的前途如何等等问题，象闪雷一样的纷纷提出，追问不休。谈话声、碰杯声、照相机的卡喳声夹着闪光灯混合在一起，几个大厅喧嚷一片，真是一次热烈、紧张的招待会。 几位平时来往较多、比较友好的大使即找我约好时间进行单独谈话。在我送走韩团长后，我又进行了几次小型宴会分别请和我友好的大使私下谈谈，诚恳地回答了他们各自需要了解的问题，这是阐述我国外交政策的极好时机。 驻外大使馆举行各种招待会，大使夫妇及其他外交界参加各种招待会或专业性的集会，如武官、商务参赞、文化教育参赞、新闻处等都有他们自己同行外交官的聚会，所以，大使馆的外交活动是很多的。还可以举行电影招待会、各种展览的招待会，文艺团体访问的招待会，各项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或来访问也可以举行招待会等等。这些招待会规模不会太大，参加的客人也有一定的范围，但却不能低估它的作用与影响，可以从各个方面增加同驻在国的关系，增进互相了解，联络同驻在国各方面的感情，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大使馆对这类活动是不能忽视的。 招待会还有很重要的特殊作用，是其他集会难以相比的，就是可以在客人间互通消息与情况，从中可以获得一些难以得到的消息或情报。因为在一种大型招待会上，各种人物如政界、外交界、新闻界的人很多，可以自由交谈，往往在这种自由交谈中可以获得重要情报。 我在希腊当大使时，国际间出了几件大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埃及萨达特总统被刺，伊朗、伊拉克发生战争，土希在塞埔路斯的争端等等，一时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热点，在招待会上你可以了解从报纸上了解不到的情况和各国对这些事件的态度。比如两伊战争一开始，约旦大使即对我讲，他们站在伊拉克一边，而且还说今后中东形势要改变，不是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问题，而是波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问题成为重点。他这个看法使我惊奇。两伊战争的确给以色列以机会，但并未改变中东以阿矛盾为主的形势。约旦大使的说法不是他的判断有错误，而是表明他的国家对两伊战争的设想与计划。 又如在1981年希腊举行大选，是希腊两个主要政党即现执政的新民主党和在野的泛希社运党之间的较量，而后者标榜激进的社会主义，反对美军事基地的存在，所以，人们对大选结果都很重视，特别是雅典的外交界。因为如果泛希社运得胜上台组阁，希腊可能会有政策上大的改变。在大选前夕，此问题已成为外交界聚会时议论的焦点。我们使馆的外交官也积极活动、调研讨论此次大选的结果，外交界各种说法、猜测都有，由于两党势均力敌，对选举的预测众说纷坛。我在几次招待会上同希腊几位有影响、活动力强的新闻记者交谈过，由于我同他们平时有交往，他们愿意谈一些真实情况和最近两党活动的动态。我又同执政的新民主党的议员交换意见，自然也同泛希社运，共产党国内派和国外派以及其他小党接触，倾听他们对大选的的看法。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泛希社运党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些交谈在各种外交招待会上是很容易进行的，所得的信息多而杂，重要的要靠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招待会也是各国情报间谍人员活动的场合，但他们是隐蔽的，以各种公开职业如外交官的身份出现的，而在招待会上接头、递送或搜集情报是最好的掩护地方。我国驻外大使和外交官不准搞隐蔽的非法的情报活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时间久了，也可以观察到谁在进行这种活动。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最猖狂的，他们几乎毫无掩饰地活动，只要多留心观察就可看出来，对这些人当大使的特别是那时的中国大使是要避而远之的。招待会上各国外交官间的互相交谈也是一种获得情报的来源，但这是公开的合法的外交活动，是国际法与国际惯例允许的，越过这个范围就属于非法的了。 各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特别是像国庆节那样重要的招待会，其外交、政治意义很强，各国大使馆都是很重视的。但在招待会上供应的东西如酒、食品方面各使馆就不同了。有些国家的使馆，其经费采取包干制，大使和各级外交官的费用，包括住房、车辆、伙食、外交活动（包括各种招待会、宴会）实行包干，花多少由其自定，所以他们的工资费用都高。但是一般地说他们举行招待会供应的酒、食品并不十分丰富，经常是通过服务员捧着食品盘、酒水盘在来宾中转游，客人就用盘中的牙签自己取用，因而又号称牙签招待会。中国大使馆那时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政府报销的，所以在招待会上供给的酒（主要是茅台，也有其他西方的酒）和食品都极丰富，而且有中国特色，除由服务员捧盘流动提供外，还专设几处大的酒类食品台，源源不断地提供，尤其是芳香四溢的茅台酒，更为一般客人特别是瘾君子喜爱，许多人认为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是一种既光荣又享受的机会。 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不但丰富而且近乎奢华。他们多半租用五星级大饭店的几个大厅，用好几处长食桌摆满了各种名贵的食品，除了阿拉伯名贵的烤全羊等名肴外，还有昂贵的龙虾、抢抱鱼、加州小牛肉、北海的美鱼及大量的鲟鱼鱼子酱，四处摆满由外国（如新西兰）运来的鲜花。这种摆阔的气派自然显示他们国家的富有，这是招待会中别开生面的一种。 驻外大使的夫人，享有同大使一样的外交特权，在外交界以至驻在国的政府机构、各种社团都享有令人尊敬地位，她的外交活动也很重要。我在希腊当大使时，我的夫人伍仪瑜她原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是负责联合国所属各种组织的处长，去联合国出席各种委员会，她本人既是外交官。同我去希腊时她负责文化处工作，同希腊文化界交往，举办过我国各种文化、艺术品展览。但她又是大使夫人，我们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招待会，因她自己能说英语因而结交不少大使夫人及驻在国妇女界知名人士。各国的大使夫人们常常进行一些活动，除了出席驻在国的妇女儿童集会及节日外，还参加驻在国总统夫人的招待会。驻在国有些妇女名流，妇女活动家、艺术家、各业专家也经常举行集会邀请各国大使夫人们参加，因而可以结交许多朋友。大使夫人也经常邀请几位自己熟悉的朋友来使馆宴会，看电影，欣赏中国艺术品甚至进行中国烹调技术的学习等。不要小看大使夫人们的活动和招待会，西方虽然没有妇女半边天的说法，但妇女界知名人士的活动往往在社会上、政治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而它在外交界的影响是无形的。我在希腊时，埃及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埃及大使馆在雅典外交界主要是阿拉伯国家间比较孤立，埃及大使馆门卫森严，严防恐怖分子捣乱，埃及大使夫妇也很少活动，但同我们使馆交往较多。埃及大使夫人就同我的夫人的关系很好，她们常常互相宴请，我的夫人在请她时也请了几位互相了解的大使夫人及希腊妇女界知名人士，这样打破了埃及大使夫人的孤立感。土耳其同希腊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它的大使馆也是在雅典警方保护之下，戒备很严。土耳其在雅典的领事馆前也常发生爆炸事件。因此，它的大使及夫人也很少出外活动，但它的大使夫人却同我的夫人关系很好，也是经常来往互相邀请，后来土耳其大使离职被任命来中国当大使时，我们两馆的关系更为亲近，他的夫人要了解中国及北京外交界的情况等等，同我的夫人着实地亲热来往了一阵。在开国初期及80年代以前，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多半是做内部工作，老资格的大使夫人都是负责馆内政治思想工作，也陪同大使出外活动，但正式当对外的外交官公开出外活动的不多，凡是能单独对外活动进行夫人外交的总是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派驻国外大使馆的一些内部情况。我记下的只是80年代以前的，是我亲自经历的。虽然各处的使馆情况不同，但总的情况是一致的。 大使馆是一个国家派在驻在国的代表机构，同所有国家派出的大使的一样，大使馆由各国各有关部门派出人员组成。中国大使馆派出的馆长大使，开国以来都是由国务院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形式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代表国家。大使馆除外交部派出政务参赞、办公室主任及其工作人员，机要秘书、调查研究室的人员外，还有由外贸部派出的商务参赞组成商务参赞处，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文委会是单独属国务院的一个部级机构，文革后改属文化部）派出参赞或专员组成文化处，总参谋部派出武官组成武官处，新华社派出记者组成新华分社，领事部门虽由外交部派出，但在有华侨的国家，侨委会也派出人员。这些部门都是各使馆常有的。有的国家我国还派出科技干部等。这些部门都各自有其业务范围，都各自受其国内上级领导，同时又受大使领导，即所谓双重领导。它们的业务和人事全由其国内上级部门管理，但其对外业务都需要大使同意或批准。 大使馆实行党委领导下馆长负责制，重大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讨论决定，报国内批准。平常事务大使有决定权，党委的决定也由大使负责实施。除业务外，其他生活，对外活动，如用车、宴请等都是由办公室负责。使馆所有人员的薪金、住房、对外活动用费等也都由办公室管理，办公室每年作出预算（根据各单位提出的），经党委讨论通过后报外交部。这里就出现了矛盾，业务归各单位自理，而一切用费、使用工具、对外服务人员都由外交部负责并由其派出办公室具体执行。办公室成了大使馆各处要求服务的中心，常常因这些行政事务发生矛盾与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室主任与政务参赞的作风与处理事务的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大使馆内人员分外交官和事务人员两类。大使、参赞、一、二、三等秘书，随员及其夫人都是外交官，在各国政府外交部编发的外交官名录簿上印出，他（她）们享有外交特权。西方国家驻外使馆的事务人员一般雇佣当地人。中国大使馆的事务人员，尤其是工勤人员包括司机、厨师、花工、服务员等都不雇用当地人，而由国内外交部统一派出，他们构成庞大队伍，因为那时中国大使馆一切活动需要的经费、工具、汽车、饮食对外招待的用具与食品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用中国东西，由香港采购运来，由政府统一包了，不要国内各单位更不要外交官自己花一分钱，所以各单位要多搞些对外活动，都向办公室要，有时引起矛盾。我在使馆时一再嘱咐办公室人员要公平、合理，不要歧视别的单位，有时我发现了，比如办公室安排哪个单位宴会多了，或少了，引起不满，我即亲自纠正。这些事看起来是小事，但处理不好往往发生内部团结问题，特别是外交官夫人方面争吵事多，好在我的夫人伍仪瑜识大体，顾全局，照顾团结，她的对外活动尽可能地要有关夫人参加。一个像中国这样生活在一起的大使馆，夫人们的团结，特别是大使夫人的作风是影响全馆团结的关键。说起来外人也许不相信，但这是具体的事实。 大使在内部有不同级别，但对外不发生任何影响，都是以特命全权大使的同样身份出现的，在大使的待遇和生活补贴上也是一样的。外交部在“文革”以前由周恩来亲自领导，虽说他不管部内生活事务，但在他影响下，仍然保持解放区时勤劳工作，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团结和谐的作风。 “文革”以来，外交部受“极左”思潮影响，尤其是在姚登山带头夺政治部的权，造反派挤进了外交部领导层，外交部工作大乱，演出了“一烧三砸”（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印尼、印度。苏联使馆）和要求出兵香港的丑事。当外交部副部长接见外国大使时，造反派也要陪见，并有擅自发言训斥外国大使的事。“文革”中期，军代表进驻政治部，而接近毛泽东的那些人则把持了外交部的一切内外事务，有的则常常以毛主席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在部领导小组（当时取消党委）上大放厥词，人们对他们讲的是不是毛主席说的都不敢问，也无从查对。在他们的淫威下，外交部竟私自成立专门调查周恩来材料的小组，开设类似的秘密训练班，不但整周总理，而且否定“文革”以前17年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他们还互相拉帮结派，闹得外交部乌烟瘴气，已远远不是过去的外交部了。我当时在旅游局，虽属外交部领导但自成系统，决定不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也一再禁止旅游局的干部参加。 外交部直到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又走上了正轨。1972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建交国家增多了，外交部又提拔了一批新大使。 中国那时派出的外交官，其待遇是与西方许多国家不同的。西方国家派出的外交官多半是包干制，除了大使馆办公地点、大使官邸及公用场所外，其他住房、汽车、生活都自理，所以他们的工资高，保证对外活动外还有不少盈余。大使及高级外交官如参赞等国家给以特别补贴。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自己租房，自己买车，自己驾驶，个人对外活动都是自己花钱。 中国的外交官一切用费都是公家提供的，实行的是供给制。大使馆办公楼，大使官邸、其他外交官的食宿都是由政府供给。除大使有专车、专用司机外，其他所有对外用车都由办公室管理、分配，对外请客、宴会、招待会、送礼也都是公家提供。比如招待会、宴会，因为是公家供给，就比那些由自己花钱办的丰富得多。因此浪费也很大。我去越南时，中国专家援越人员已撤走，他们留下的招待品放在使馆仓库里。一次我去检查，发现光茅台酒竟尚有几百瓶，其中有不少已只剩下半瓶。我还发现，使馆内有许多人把馆内公家用的东西私自往国内自己家里运，这个作风很不好，后来也逐渐在纠正。 我在上面所叙述的我的外交生涯与经历，仅仅是我个人所接触与处理的对外事务的回忆，但这些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斗争来说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所牵涉的到问题的确是属于新中国睦邻外交，争取周围国家友好相处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是与当时新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比如对美、对苏关系问题比起来只能处于次要地位。我们也绝不能小看这些争取邻国及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的一个方面，也是表现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风格的重要一面。也就是说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显示它不同于旧中国而且不同于当代世界各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而这面旗帜确实是为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所称赞及需要。我做了中国外交工作中一部分具体工作，我不低估它。 我们的外交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创造了新中国外交的几件突出的成就，堪称中国外交的“第一”。 他不愧为我国外交官的楷模。 首先，在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中印关系谈判时，他说：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应该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这五项原则立即得到印度的赞同，并且写在中印协定中为两国政府批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原则，而它的产生是在中印谈判时由中国提出的。 第二，在废除各国在华特权、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新中国用和平谈判取消旧约另订新约的方式，同印度（取消英印政府在西藏的特权）和尼泊尔（废除19世纪的藏尼不平等条约）谈判成功，签订了新的平等的中印中尼协定。这也是新中国外交第一个成就。因为那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多不承认新中国，后来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及旧中国同他们签订的条约自然就废除了。只有同邻国印度、尼泊尔才是用和平谈判的外交方式解决的。 第三，关于同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这是新中国外交方面一件大事。由于过去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边疆上夺取了不少领土，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边界纠纷。同邻国边界问题不解决会引起不少问题，影响到国家的安宁与建设。然而解决边界问题牵涉到国家领土与民族感情问题，处理不好往往引起两国间敌对甚至战争。周恩来总理经过了周密的调查研究，考虑到国际形势与新中国对周边新兴国家的关系，提出和平协商，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和平友好的解决了除当时苏联、印度外所有一切邻国的边界问题。在这些原则中，互谅互让是新中国第一次提出的，也是第一次按此原则解决边界问题的。这不只在新中国外交上是又一个第一，在世界外交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第四，新中国外交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在讨论关系到国家外交上的重大问题时，他总是要召集不只与该问题有关的外交部负责人员，而且也召集与该问题不直接有关但属于外交部司局级干部参加。外交部处理外国事务，不同地区由不同的司管理，而在重大问题特别关系到国家外交重大关系问题上，他都是要让各个司负责人有所了解和理解国家的政策。那时，外交部每周有一个吹风会，会上谈的都是一周来国际大事及我国对策。所以，虽然我们只处理有关亚洲各国关系，对于国家各个时期的重大外交问题也是知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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