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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杨毅生被害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九一三”事件后，被囚禁在滑县农场的杨毅生也觉察到林彪出了问题，情绪很好。当专案组再次让她写揭发父亲的材料时，她说：“我希望中央能派人来，我要向中央直接揭发。”“好吧，我们会考虑。”毅生便忙着准备材料——揭发林彪、吴法宪等人的材料。 1972年1月24日，专案组头目崔登龙站在她面前，说：“我就是中央专案组派下来的人，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毅生火了：“这不可能！你这个大骗子，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央！”崔登龙恼怒不已，摔门而去。几天后，他又找毅生单独谈话，长达近两个小时，最后气呼呼走了。从此，专案组对毅生加紧刁难和虐待……几天后，杨毅生被迫害去世。 正是杨毅生之死，才引起专案组缪锡跃的警惕。他根据多种迹象判断：杨毅生绝不是自杀！杨俊生以及弟妹的处境将更危险，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做人的良心，他决定暗中帮助俊生给中央写信。怕不保险，他自己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终于使杨成武全家人获得及时解救和保护。 在调查中，杨俊生对“杨毅生是自杀”的鬼话毫不理会。她太了解姐姐了：“她耐得住任何磨难和打击。”林立果“小舰队”对她残酷折磨长达6个月，竟没改动她“供词”中的一个字！两年半的香山寺牢狱煎熬，她没叫过一次“苦”！临别滑县返京，杨俊生一人来到姐姐的墓地，献上一束野花，捧几把新土，抚着“杨毅生之墓”冰凉的石碑，悲伤的泪水在心里流淌……“亲爱的姐姐，你暂且忍耐一下。请放心，用不了多久，全家人会把你带回北京，让你毫无遗憾地安睡在八宝山……”也许，正因为杨毅生的倔强，才引致刽子手们的羞恼和报复；正因为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选择，美丽的青春才如此短暂…… 专案组返京后，汇总全部材料上报中央。周总理亲自审阅，并为三个关于杨毅生问题善后处理的文件分别作了亲笔批示。最后一份文件是在1975年底。当时，周总理因操劳过度，患绝症已至晚期。 生命垂危之时，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昏迷中惦念着国家大事……关于杨毅生问题处理的最后一份文件呈至病榻旁时，周总理已失去亲自过目审阅的能力，竟由陪伴他的邓大姐念完全文。最后，邓大姐把钢笔塞在他手里，扶着他的手臂……周总理仍是那样认真，颤抖的笔尖在签发单上庄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中共中央的最后结论是：杨毅生同志是受林彪集团迫害致死，追认杨毅生同志为革命烈士！她的遗骸被迁回北京火化。空军机关召开了“杨毅生同志平反昭雪大会”，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历史，给杨毅生的一生画出了一个公正的句号，雪洗了压在杨成武一家身上的沉冤，也完全了结了杨俊生对那不堪回首的最后一桩问题的牵肠挂肚…… 后来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了杨俊生对姐姐杨毅生的坚定信念！在“杨毅生之墓”现场，人们取出了她的遗骸，准备送往北京火化。这时，人们发现，保存尚还完整的杨毅生遗骸，布满了大小各种伤痕，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她被残害的情景，在场的人不忍目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操劳过度，身患绝症，终于走完了一生的光辉路程。杨俊生和二炮的战友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就在这时，内部传达上级指示：不许单位组织群众上街、上广场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杨俊生和战友，决定给总理扎一个花圈，以个人自发签名的方式，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示哀悼。当签名时，许多人不让俊生出面，大家都是一个意见：你受了这么多苦，不能再冒这个风险，何况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若再遭陷害，什么都完了。俊生默默无言，拨开人群，拿起笔，“噌噌噌”，雪白的绸布上留下一行醒目的大字：“您的孩子杨俊生。” 不出大家所料，二炮献花圈的所有签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甚至报复。杨俊生也被追查，追查者问：“你为什么签名？”杨俊生回答：“总理是我做人做事的榜样。”追查者又问：“谁鼓动你签名？”杨俊生答：“悼总理还需鼓动？”追查者：“杨俊生，别太嚣张！你的苦头是不是没尝够？”杨俊生：(拍桌子)“告诉你，你没资格提醒我！大不了再去坐7年牢！悼念总理，这个名我签定了！” 1976年9月21日晚，聂荣臻把杨成武找去，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形势已到了危难关头，你马上到叶帅那里去，向叶帅报告。‘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是国家的灾难。‘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要采取党内正常途径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事情发生。你快去找叶帅，越快越好，向他讲明。” “四人帮”猖獗之时，杨成武在叶、聂二帅的沟通上起了重要作用，自然而然成了“联络员”。叶帅听完杨成武的转告，立即让杨成武回告聂帅：“我想的和聂总想的一样，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叶帅还要求杨成武在“动手”期间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信心十足地回答：“请放心，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党指挥。”自此，以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的准备工作，秘密而迅速地进行着。杨俊生从总理逝世以来中国政局的连续动荡中，嗅出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毛主席逝世后，斗争更加紧张，从父亲越来越匆忙的脚步和日甚一日的晚归中也可以觉察出来。她深为父亲为党和国家再施展才能而高兴，同时又担忧大难不死的父亲，因忠诚耿直而再度落难。政局的变化莫测和大起大落，培养了俊生对政治问题的大度和细腻，尤其在全家经过生死之难、姐姐去世后，除了父母，俊生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老大”的角色。最近特殊的紧张，年过花甲的父亲能否吃得消？ 一天晚上，时钟敲过11点，父亲又匆忙出了门。俊生赶忙追出去：“爸，帽子。”杨成武回身接过帽子，对女儿笑笑，刚要上车，“爸，当心。”背后又传过轻柔的嘱咐。杨成武回过头，在女儿肩上拍了拍，这是个充满自信的回答。杨俊生相信这一点。几天后，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革命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俊生马上把弟妹们召集到一起：“摆席上酒，为爸爸庆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完成了杨成武冤案平反昭雪的最后一道程序。 1986年5月30日，杨成武夫妇来到阔别15年的香山寺。他们迈步登上那幢二层小灰楼，往日的间间囚室已荡然无存，遥想当年，心潮难平……殿台远眺，绿水青山尽收眼底。“变了，变化太大了！”两位老人频频点头，诗意油然而生：“江山尽为人民有，触目万物才是情。” 1975年底，杨俊生把姐姐杨毅生的骨灰盒安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了结了父母一桩最大的心事后，重抖精神，走进了第二炮兵部队司令部科技部，参予“东风5号”控制系统的试验、测试工作。这时的俊生，不仅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大儿子吴晨也刚刚出世。为了追回流失的岁月，她毅然把儿子托付给亲属照顾，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1980年，她步入北京航空学院，用一年半的时间，攻下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为从事现代科研掌握了一大工具。1983年，她赴美国加州大学，专攻了近一年的英语，掌握了从事现代科研工作所必需的第二大工具。 她刚刚从加州返回，又一个人生道路的选择摆在她的面前。当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刚刚重新组建，急需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去挑大梁，加快部队建设步伐。聂荣臻元帅对杨俊生的思想表现、政治素质、工作业务能力等方方面面比较了解，于是向武警总部写了一封推荐信。“服从组织安排，去武警。”杨俊生二话没说。报到后，武警总部一位领导与俊生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根据多方面了解和掌握，认为你不但能干科技工作，更是胜任干部管理工作的合适人选。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对于刚刚组建的武警部队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 杨俊生说：“当时我从第二炮兵调入武警工作，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高度信任，我实在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二是从我个人经历讲，没有党，没有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个人爱好必须服从党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和部队建设的需要……”从此，杨俊生走进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一年，她40周岁。 198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新组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出于对维护国家内部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长远考虑，在国家武装力量建设方向上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年，因此成为武警部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年底，根据组织安排，杨俊生由第二炮兵调到武警部队，任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部党委委员，主持干部处全面工作。 当时，武警部队干部来源的“行业”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有卫戍部队的、铁道兵的、基建工程兵的，还有来自武装民警等单位的，工作性质适应转变困难，素质参差不齐，而且缺编数额较大。干部队伍的这些薄弱环节和问题，直接制约着整个武警部队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十分关心武警部队的干部队伍建设。 杨俊生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但是，从政治风浪和命运磨难中走过来的杨俊生，以坚定的信心、勇于挑战的个性、厚实的生活阅历和沉稳的步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个全新的工作领域，决心把干部队伍选调好、任用好、管理好，不辜负党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 她的第一步是“沉”下去，看材料、跑基层，广泛调研，首先摸清武警部队干部的“家底”，做到胸中有数，以便“对症下药”。第二步“浮”上来。把调研结果汇总分析，逐个“块”、“线”、“点”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把“家底”“亮”给领导，并提出有关对策和意见，供领导决策时参考，当好决策层的“参谋”。第三步再“沉”下去，根据领导决策，一是抓落实；二是对暂不能拍板的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二次、三次反复；三是广泛吸取基层经验做法，为制定武警干部的宏观管理制度做第一手准备。 一年多的时间，她带领全处同志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收集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武警总部，杨俊生主持的业务工作碰头会、圆桌会上，有关报告、方案、计划，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政治部首长办公桌上…… 一个德才兼备，精干、有力的干部队伍“金字塔”矗立起来，带动着整个部队全面建设大踏步前进。在杨俊生的积极建议下，在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85年，以分析总结干部队伍建设形势、研究探讨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首届武警部队干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意义是深远的，使刚刚组建不久的武警部队的干部队伍走上了良性、正规的发展道路。会后，杨俊生着重抓了干部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工作，狠抓首届干部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杨俊生在干部部门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为武警部队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确定的许多基本法规、细则仍在发挥作用。当年她亲自选调的干部，如今不少已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成为了将军。 1986年初，杨俊生又被调离干部处，就任武警总部警务装备处副处长、党支部副书记。转了一“圈”，她又被送回“原点”——螺旋式上升中的“原点”。荣辱不惊的杨俊生，不论干什么，都是党组织、部队赋予她的工作，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信任和肯定。 在武警部队重新组建初期，武警装备建设是薄弱点，也是难点。装备老化、型号杂、质量差、缺编多等问题特别突出，不仅缺乏武警部队执行处置突发事件和执勤等特殊任务的专用装备，即使原有的老式“车、马、炮”，往往也不够规定数量。 杨俊生上任后，侧重抓了武警部队武器装备的基本建设工作，一是建立健全部队的装备、科技管理等规章制度，二是针对武警部队的任务和特点，重点加强了非杀伤性武器和防护器材的研制工作，三是最重要的，即坚持武警部队装备建设朝系列化、专业化、规范化迈进，保证部队“开得动，收得拢、联得上，打得赢”。 1988年，武警部队首届科技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从而将武警科技装备工作纳入重要而紧迫的发展轨道。 首届科技大会后，杨俊生趁热打铁，又经多方协调，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建议武警总部成立了负责全武警部队科技工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她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在她的具体组织下，武警部队召开了首届科技进步奖评审会，设立了“武警部队科技进步奖”，极大地鼓舞了武警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拼搏进取精神，为武警部队科技发展与装备建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作为主管科技装备业务工作的负责人，她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上。可是，也没有忘记发挥自己技术专业特长——搞科技攻关。就在这一年年底，她亲自研制开发的《武警部队装备管理系统》软件项目获得成功。这是武警部队科技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此项目的成功，在当时系统配制及功能方面能创造性应用到系统工程中，发挥了PC微机有限环境下最大效益，使该系统开发的多库设制全屏幕图输入、编辑等技术，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1991年，她又与北京武警总队联合研制完成了《兵员管理信息系统》软件，此项目获武警部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干部处来的女干部”，转手干起科技装备，更是行家里手，令人刮目相看。可是谁又能知道，这是她自踏入哈军工时就怀抱的梦想，这一夙愿曾被压抑多年，一旦喷发即刻变成无比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工作能量。 不论东西南北，只要有利于部队科技装备发展，杨俊生皆“拿来”为“我”所用。1986年8月，她作为中国武警代表团成员之一，随同李连秀司令员出访瑞典和德国，考察外国的警察装备和管理情况。在斯德哥尔摩机场，代表团受到了瑞典警察总署罗曼德总监一行的热烈欢迎。 在瑞典警察总署大楼，代表团听取了有关瑞典警察的发展与装备建设情况介绍，互相交流探讨了有关装备方面的问题，洽谈了警察装备的合作问题。随后，他们又参观了瑞典警察学院、瑞典陆军参谋部大楼，陆军、警察的军事表演、赫格隆公司“全道路”车辆生产等等。1986年，杨俊生又随武警代表团前往日本，主要是洽谈从日本引进越野吉普车。连续两次出访，杨俊生的眼界豁然开朗，不仅加深了对中国武警部队所担负特殊职责的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了解了世界同行的发展水平和我们自己的差距。她眼前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思路，越来越清晰。回国后，杨俊生把在国外的参观和考察的全部过程整理成文，将研究解决“如何使武警警务装备工作快速改进问题”，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与此同时，她着手策划了实施方案，制定了年度的改进计划。 杨俊生从哈军工开始磨砺的那把“为祖国现代化国防而贡献青春”的利刃，又历经十几年雷火震击和冰雪淬打，越发坚硬。 1991年3月，杨俊生提升为武警总部技术装备处处长，全面负责整个武警部队技术装备的业务工作。这年6月，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华清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了武器装备要不断改进和吸收新技术，要有一个长远规化，要有几样有顽强战斗能力的主战装备。思考着这一重要指示，杨俊生把自己酝酿多年的一个发展中国武警技术装备的整体构想提到眼前。这一构想随着武警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在不断地酝酿成熟。1991年8月，武警总部根据部队装备建设的需要，派代表团再次到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 杨俊生带着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警察的装备、体制和执行的任务等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她带着对日本军事装备的感慨，在家里与父亲交流攀谈起来。她说：“爸，我看过许多反映老一代革命者的战斗故事片，像《突破乌江》、《狼牙山五壮士》、《南征北战》等，我边看边想，如果你们那时武器装备也同对手相匹敌，战争会是一个什么样……”“正义必胜，这是定论，”杨成武说，“反过来讲，如果红军长征用汽车轮子代替双脚，如果八年抗战不是小米加步枪，如果解放战争我们有强大的海军，如果抗美援朝我们有与美国相抗衡的空军……那么，第一要少死掉许多许多人，第二，战争进程也许快得多，胜利来得更早，第三，不会留下台湾这个尾巴……” 1992年4月，武警部队为加强装备力量，决定购买一批集突击、防护、排障、灭火为一体的多功能车辆。为此，派代表团前往以色列洽购高压水炮车，杨俊生接到了出访任务。 在以色列，杨俊生参观考察了高压水炮车的生产流水线，签订了购货合同。此行给杨俊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收获不仅是引进了高压水炮车，而是“现在我们到国外去购买，将来要让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购买。我们一定要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科技装备为部队服务。” 几次出国考察之后，杨俊生的构想逐渐成熟，国外的许多警用装备器材设计先进、质量优良，但价格昂贵，不宜大量购买。要想尽快改变武警部队装备落后的现状，必须闯出一条具有中国武警特色的科技装备之路。 其实，早在她刚担任司令部警务装备处副处长之初，她就曾作过尝试，在仅有的几名参谋人员中，专门分工三人成立了科技组，进行技术装备研制工作。经过深思熟虑后，她向司令部和总部首长递交了成立“武警部队科技开发部”的请示报告，详尽地阐述成立这一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它将在武警装备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报告很快得到领导批准，但是组建这样一个大的单位谈何容易，开始仅有几个人，白手起家，他们租了几间屋子，暂作办公之地；开办费很有限，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积攒经费。杨俊生作为主管领导，每一件事都浸透着她的心血。为了尽快使科技开发部的工作步入正轨，她不知跑了多少单位，做了多少宣传工作，熬了多少夜，病倒了多少次……1993年4月29日，武警部队第一个专职科研机构——科技开发部正式成立！杨俊生兼任该部主任，党支部(后改党委)书记。从此，“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在武警部队有了实际的载体，向“科技引导装备建设”的发展道路，又迈出可喜的一步。 就在科技开发部成立的第一天，一位武警部队的领导评价杨俊生说：她有宏观规划、统筹协调的领导能力，更有组织实施具体工作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敢为人先的朴实作风和开拓精神。从此后，杨俊生领导科技开发部先后研制开发了十多个科研项目和十几个系列产品，有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有的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不仅改善了武器装备，满足了部队需要，大大提高了武警部队的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成立科技开发部，是她“走中国武警特色科技装备道路”构想的第一步棋。第二步棋是：“既研究，又生产”。因为边研制边生产，可以把更多更好的警用装备器材以最快的速度装备到部队，以有限的经费，迅速改变武警部队的装备状况，使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科技开发部运行不久，上级领导的办公桌上又放上一份杨俊生关于筹建装备器材研究所的建议，建议此机构承担警用器材的专业化生产，科研——生产——应用“一条龙”，正合上级领导的宏观思路。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武警部队第一座装备器材研究所终于建成。它不仅有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室，还有成龙配套的生产车间。这样，研究定型的产品很快投入生产，并直接装备到部队。 1994年8月30日，举行装备器材研究所成立典礼，参加人员除武警总部各级领导同志外，总参、总后、各军兵种、公安部、司法部等有关单位的业务部门领导及驻京的许多新闻单位都出席了典礼。 这一天，杨成武执意要去参观一下研究所，看望一下和女儿并肩战斗的同志们。他对女儿说：“我知道，这座研究所融入你和同志们大量的心血！我一定要去看看！” 几年来，装备器材研究所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当年建所当年投产，年年上台阶，实现了杨俊生提出的“既便于武警警用器材装备的研究，又可形成武警自己科研、试制、生产、装备一条龙服务体系，有利于不断改进、提高装备质量”的设想。 自研究所建立以来，生产防暴器材和武器装具上百万件，形成系列产品。同时，也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为武警部队装备事业做出了贡献。 随着科技开发部和装备器材研究所这两大“摊子”的铺展，杨俊生针对武警部队的特殊性和有关武器装备的特殊要求，重点加强非杀伤性武器及防护器材的研制工作。在非杀伤性武器方面，组织研制手投催泪弹，单兵、车载催泪弹发射器，为部队装备了三十八毫米防暴枪，引进了闪光弹、暴震弹、催泪喷射器和电子空气自卫器等。在加强防护装备方面，组织研制了单兵执行不同任务的装备系列：加强型防弹背心、防弹盾牌、轮式防弹盾牌以及防暴头盔、警棍，还为部队装备了捕歼、夜战、工兵、防化、侦察等系列装备，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和防护能力。1993年初冬，由于天气寒冷，杨俊生的腰腿痛病犯了，她拖着沉重的双腿，依然拼命地工作。一天晚上，她一瘸一拐地回到家，母亲劝她说：“俊生，你不能总是靠吃药止痛，你还是去医院看看，休息几天吧。” “妈，眼下我们正在与二十四军戎生他们联合研制展合式野战指挥车，忙过这阵子，你放心，我一定去看病。”1993年初，杨俊生、粟戎生这两个小时的伙伴、大学的同学来了个合作：联合研制JJ93—1型展合式野战指挥车(亦称展合式多功能车)。武装警察部队是执行维护国内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武装力量。其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武警部队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时间及地点的不确定性。在新形势下，针对犯罪分子作案工具先进、手段隐蔽、组织计划性强、网点大等特点，迫切需要武警部队具备系列化，机动性强的指挥设施，以弥补目前武警指挥车辆单一、系统不完善、容量小的缺陷。该车经过实战考验，得到使用单位的赞赏，荣获武警部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武警总部为武警各总队、直属支队和特警装备了此车。1995年度，JJ93—1型展合式野战指挥车，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3年6月，杨俊生起草了召开武警部队首届装备工作会议的可行性报告，经武警总部党委、首长充分分析研究，该提议获得批准。杨俊生作为装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副主任、现场组组长，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筹备工作。就在会议召开前夕，感冒、发烧、咳嗽日夜缠绕着身体疲惫的杨俊生，然而，肩上担子的重量，容不得她喘口气。人前马后，大事小事，已经有几夜没合过眼，再加上感冒咳嗽，她面色苍白。为了把会议开好，她和四个工作组随时召开碰头会，解决困难和问题，并每天向司令部领导汇报情况。 1993年11月20日上午，武警部队装备工作会议，在武警湖北总队训练场上隆重开幕。此时的武汉，恰逢阴雨蒙蒙的早冬寒潮。上午8点30分，与会的各级首长顶风冒雨在主席台就座：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亻炎中将，政委张树田少将，参谋长吴双战少将，后勤部部长高文远少将，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参有关部门的领导，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等。 在巴忠亻炎司令员致开幕词、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致欢迎词后，携带各种装备的武警方队、手枪方队、冲锋枪方队、步枪方队、摩托车、BJ2020NA吉普车、桑塔纳指挥车、BJ2021型(切诺基)吉普车、三菱越野吉普车、特种车辆等方队，在庄严的人民解放军军乐曲和绵绵细雨中，威武雄壮地通过阅兵台接受检阅。井然有序的方队阵容，像苍龙翻江倒海般的磅礴气势，震撼人心，而杨俊生此时，挺着虚弱的身体，注视着各个环节，心潮汹涌。上午程序结束后，她急忙跑到医院输液，然后勉强吃了几口饭，又忙着准备下午的事，还忘不了去看看上午阅兵患感冒的战士。 下午的武器装备展示的内容介绍，由杨俊生主持。在她简练清楚的介绍中，武警部队武器装备的整体面貌逐一展现在全体代表面前：机动能力、防护能力、突击能力、侦察能力、通讯(机要)能力、后勤保障能力……武警部队装备工作会议历时4天，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是上下共同努力，研究制定了符合武警部队实际的装备科技发展规划，为从装备建设上来保障中心任务完成奠定了基础；二是完善了武器装备管理的各项法规，交流了装备管理经验，提高了装备管理的正规化水平。这次会议对杨俊生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大会一结束，她就躺在了病床上，但她是“倒”不下的。 早在1994年，杨俊生就酝酿和制定了研制装甲防暴车的计划，1995年9月底，四台WJ94式装甲防暴车，按原进度要求完成样车生产，并开始进行一千公里磨合试验，并确定1996年6月以前完成六台车的加工、总装和试车任务。正当杨俊生忙得不可开交时，她突然患了急性肠炎，但为了赶任务，不得不一边输液一边工作，紧张时，干脆就把输液针管一拔就走。她的精神感动了装备部和科技开发部的干部战士们，一时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为了赶上为武警部队“保障有力成果汇报会”的献礼，杨俊生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道道难关，仅用10个月时间就研制生产出了四辆装甲防暴车，参加了那次高规格的汇报会，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好评。 1994年4月，杨俊生率一个小组赴美国洽谈引进福特越野车的事项。考察中，她无意中发现飞艇平缓地在空中飞行巡查，这个大家不经意的玩意儿却使她思考良久，一个引进飞艇用于武警部队执勤的设想在她胸中酝酿成形。一天早晨，巴忠亻炎司令员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申请报告。他坐在椅子上，拿起了装备处的这份报告：“为增加武警空中执勤手段，引进美国飞艇技术……在中国的上空增添一双警惕的眼睛……”巴忠司令员看完报告后，陷入了沉思……飞艇的引进目前尚属首例，这是个非常项目，例如，有关它的技术可靠性、功能保障、经费来源、上级部门的认可等等，这是个新生事物，是向科技领域挑战。 对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有胆略和信心！想到这儿，司令员一拍桌子，笑着对参谋长说：“马上通知装备处，立即和总参作战部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审批报告批回来。”审阅了武警部队的报告，为慎重起见，总参决定报请军委常务会议审批。在军委常务会上，委员们听取了巴司令员的分析汇报，又认真看了武警装备部提供的录像和文字资料，一致认为：这是个值得研究和发展的东西。引进飞艇也就是引进了这一技术，掌握了这一技术将为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增加了一种新的手段。军委委员们一致通过了引进飞艇的报告，并报江总书记、李鹏总理批准。这样，第一艘载人飞艇叩响中国的大门。 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A—60空中载人飞艇终于从美国空运到了首都机场。飞机卸下的那几个大木箱，杨俊生围着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这是个一定要被征服的玩意儿，就像最好的骑手看到了烈马。美国的技术指导专家一行6人(其中一名是飞行员)，也随同飞艇来到中国。在基地的五星红旗下，杨俊生和基地的指战员庄严宣誓：一定要让中国的第一架载人飞艇，安全快速地飞上天空：杨俊生说：“我们的面前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经费紧张，吃住不便，希望同志们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飞艇基地的生活相当艰苦，没有资金租房住，就把装飞艇的木箱当作“房子”，一丝风不透，炎热难以忍受。敞开一面，苍蝇蚊子又嗡嗡飞来，被蚊蝇叮咬更难受。官兵们一天休息的时间也只不过5个小时，每天凌晨4点到晚11点，几乎天天工作近19个小时。吃饭没有什么规律，面包、咸菜、方便面，是家常便饭。俊生跟基地的干部战士一样，起早贪黑，有苦有难一起分担，令众人感动。 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大家面容憔悴，蓬头垢面，几个月没洗澡、理发、刮胡子，被旁人打趣：他们成了小商小贩，卖菜的。寒冷的冬季不声不响地到来了，小木箱里再也不能栖身了，他们只好搬到机场废旧的平房里，门窗不整、八面透风。1995年春节，基地的干部只在家过了年三十，就返回了基地。春节后，飞行训练准备基本结束，基地进入试飞阶段。 4月11日下午，北空司令部受武警总部委托，召开了由民航华北管理局、首都机场、南苑机场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保障武警飞艇检测飞行协调会”。 4月19日上午，这将是中国武警装备发展记入史册的时间！盼望已久的首次飞行终于来到。当时地面风力有五六级。俊生一到基地，有关同志就请示：“怎么办，风力很大，能不能按计划起飞？” “一切准备就位！飞！”杨俊生斩钉截铁。“处长！让我们飞吧！你身体不好就别上了。”大家劝她。“不行！我一定要上！”她第一个跨上了飞艇。 试飞成功后，飞艇连续被派上大用场。10天后(4月29日)，飞艇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担任空中执勤和空中拍摄录像任务。它在大会上空出现，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紧接着，飞艇又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担负“世妇会”空中巡逻执勤及大会开幕式、空中摄影、摄像、电视转播等各项重要任务，总航程二千三百五十六公里，从而首开在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上使用载人飞艇的先例。为此，“第四次世妇会中国组委会”特向武警总部发来致谢表彰书，《世妇会简报》英文版、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等都先后报道了飞艇飞行情况，赢得中外宾客的赞誉。在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开幕式上，江泽民总书记一边仰头观看平稳祥和、姿态可掬的飞艇，一边对身边的领导同志讲：“这是个好东西。”的确，这次来自“世妇会”上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再次证明——飞艇确实是个“好东西。” 1995年6月，武警部队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科技强军”、“保障有力”的战略思想，探索有效的科技装备建设途径，加速部队现代化建设进程，展示忠诚卫士形象，决定向军委首长进行保障工作成果汇报。 自1983年武警部队重新组建以来，尤其是杨俊生1986年担任武警部队警务装备处副处长以来，武警部队的整体科技和装备现代化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单兵特种行动装备”展示的纹丝不动的模特儿战士前，江泽民曾饶有兴趣、诙谐地问道：这模特儿是“真人”，还是“假人”？当被告知是“真人”时，总书记还禁不住伸手试了试，夸奖道：武警部队的作风纪律，就是过硬！ 阳光灿烂的1996年7月17日，是杨俊生难忘的日子。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杨俊生向武警部队司令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双手庄严地接过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警衔任命状”——中国武警首位女将军诞生了。 在她的背后一位神采奕奕的82岁的老将军——杨成武带着他的老伴赵志珍和另外两个女儿，用最简朴的方式——合影留念为新将军、为女儿祝贺。 老将军在享有41年“将龄”的今天，欣喜地看到自己的下一代又跨入了将军的行列。他听到了新一代中国军人，正继承老一代革命家的遗志，为民族自强、国家兴旺、国防强大而行进的咚咚脚步声…… 母亲赵志珍，看着已过半百的女儿肩扛闪闪将星，英姿威武的身影，想起了毅生、冀生、燕生……接过“将衔”的瞬间，杨俊生想起了41年前英雄的父亲那辉煌的时刻，她曾幻想过将来自己的这一天……她没有辜负老一代革命家的期望，没有辜负领导、同志们的信任，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她的培养，没有辜负狼牙山下长眠的烈士英灵…… 杨俊生在武警部队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她报请、筹备并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武警部队干部会议、第一届武警部队装备工作会议、第一届武警部队科技大会，首届武警部队科技进步奖评审会；创办了第一个武警部队专职科技开发机构、第一个警用器材生产基地，制定了第一个武警部队装备和科技工作发展规划；引进或研制了以A—60空中载人飞艇、展合式野战指挥车、装甲防暴车等为代表的若干个科技创造的第一；初步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警部队科技装备发展道路…… 多年来，她还一直担任着国家科技奖励公安专业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武警部队科技委副主任及武警部队科技进步奖评委会秘书长。为培养军队科技人才，她为部队院校撰写了数本训练教材，发表了十几篇理论学术论文。1996年，她是《科技兴国》大型图书(武警卷)的编纂工作的主持人之一，还主编了《新时期军队装备管理研究》一书。1997年她发表的《以邓小平军事理论指导武警部队装备建设的探索》收入了《中国军事文库》。 为表彰杨俊生对我军军事装备事业作出的贡献，1996年2月27日，国务院为她颁发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可是，她向领导提出，以这笔“特殊津贴”设立武警科技进步奖励基金。 在部队工作岗位上，杨俊生是一名“战将”。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一个凡人，是父母的爱女，是弟妹的好大姐，是两个儿子的慈母……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她都要轮换着更新这些不同的“角色”。杨成武将军离职前，是十二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志珍离职前，担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顾问，北京政协常委。两位老人离职后，无愧地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在晚年的快乐时光里携手相伴。他们有满堂的儿孙，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经历，因而，总结历史、研究著述便摆在了他们面前。父母是杨俊生生活中的最大牵挂，她有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每天回家进了门，先上楼看望父母，然后下楼检查辅导两个孩子的学习。 杨成武多年来一直有晚间工作的习惯，学习、写作和处理社会工作等等，俊生也养成了晚睡觉的习惯。每天夜晚，她安排好孩子，就上楼陪伴父母，敦促父母停下手头工作，三个人一起聊天儿，谈国内外大事、家中琐事，或无边无沿地谈天说地……用俊生的话说，这样可以使父母感到温馨、放松，睡一个好觉。为此，俊生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几乎每一个夜晚。直到最近几年，杨成武已是耄耋之年，晚间不再学习和工作，睡觉提前到10点左右，俊生才得以早一些安排好父母入睡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学习和工作。 杨俊生的两个孩子，在她精心培养教育下，健康成长，已经长大成人。长子吴晨从美国学习回来后，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他从妈妈的培养教育中得到了许多许多。他爱母亲、爱老人，爱国家、爱人民。去年2月，他前往希望工程办公室，要求帮助五名贫困地区的学生，每年二千元。不久，这五名学生被确定下来，他们是内蒙古凉城县程家营乡左卫夭学校和大兴夭学校的学生。 1996年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骤变，气温突降，寒风达五六级。杨俊生此时考虑最多的是战士，她四处奔走，为飞艇基地的官兵们每人解决了一件皮大衣，并且亲自送到官兵手中。俊生那天到飞艇基地检查工作很晚才赶回家，深夜两点钟左右，突然来了电话，她被告知司机小韩的父亲手术失败，突然去世。“我马上去医院。”她回答。“部长！您不用来，只是向您请示一下，我们办得了！您身体不好，千万别跑来了。”显然这位下属有些急了。 “不行！我马上到！”俊生说。俊生匆匆赶到医院。小韩与母亲正在哭泣，见杨部长也赶来了，心里十分不忍，忙站起身，喊了一声：“部长！”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小韩的母亲，一听说是儿子的首长来了，不知所措。俊生握住她冰冷的手，说：“大嫂！人死不能复活，要节哀，要多保重！”俊生安抚了死者家属，又嘱咐其他同志：“小韩家境困难，大家集点钱帮助把后事办理一下吧！”她又转向小韩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眼下最重要的是好好陪陪你母亲。” 俊生在天亮前离开了医院，她坐在车里，沉沉睡了。几年来她养成了习惯，一坐进车里立刻就能入睡，因为她平时睡觉的时间太少，她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自己的精力。杨部长在武警部队这些年，不知帮助了多少人走出困境：家属随军、调动工作、孩子上学、分配工作、房屋住处、夫妻纠纷等等零星琐事，她都一一过问，尽量帮助解决处理。上至部处的领导干部，下至每一个干部、战士，她几乎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却从不求任何回报。参谋小刘的母亲患了重病，专程来京看病，俊生跑前跑后，使病人很快住进医院，俊生还拿出一千元钱交给小刘去付医疗费用。小刘的母亲出院后，见到杨部长，说：“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妇女，您都这样关心照顾，我儿子能在您领导下工作，真是太荣幸了！”临行前，俊生又把刚刚领到的当月工资塞进这位农村大姐的衣兜里，诚恳地说：“我从小是老百姓养育大的，你家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你就收下吧！” 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一场小雪飘飘洒洒满天飞舞。杨俊生舍去和亲人的团聚，带着大包小包的食品来到天寒地冻的基地，同官兵们一起过年。战士们围坐在饭桌边，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每个人心里都有无言的感激。俊生见状，忙笑着说：“来，喝一杯，今天是春节，我们就破例一次吧！”她举起酒杯，“我衷心地祝愿基地的全体官兵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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