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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日记 1991年7月24日 星期六，阳光灿烂。在这个多雨的夏天，我渴望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因为可以轻松地呼吸。如往常所说，我终于得以休假了，虽说当时莫斯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可我已经打算丢开不管。当我觉得我在瓦尔代的休假只是刚刚开始时，可事实上很快就要顺利结柬了。 从莫斯科歇斯底里地不断传来消息，似乎业已开动的立宪过程又要突然中止了。哈斯布拉托夫在我缺席时，拒绝让最高苏维埃休假。因此而没有得到休息的和大概更加气愤的代表们又开始兜售自己的货色。 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总统从休假中返回。谢尔盖。菲拉托夫一天给我打几次电话，同样暗示我，应当回来，如果我不在，局势将会失控。晚上，娜依娜收看《消息》节目，好不容易等到早晨，我们坐下来吃早饭时，她又叙述起白天的事情。她很激动，时不时地重复说：“鲍里亚，难道真能这样做吗！……” 早晨6时，我像往常一样翻阅了安全部、内务部和外交部送来的全部材料，以及我的专家们所做的形势分析和报刊通报。因此我皱皱眉说：“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最好别在饭桌上谈政治，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娜依娜停住不说，尽管她还想讨论新闻，之后她微笑着说，确实够了，别再谈论政治了，我们最好是去采蘑菇和野果吧。她像一个真正的采蘑菇者，穿上靴子，手里提着篮子，往树林里去了。 我真羡慕她。在这个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森林里，单调无味的生活让人忿怒，安静让我的思绪又回到莫斯科。所以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体育馆，与沙米利·塔尔皮谢夫打网球。在打网球的时刻，兴奋、身体的高度紧张和积极的比赛使我忘记了政治上的不愉快。打了整整两场，我浑身都湿透了，就像榨干的柠檬汁。体育运动引起的疲劳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当时脚手好像都不会动弹了，坐着闭上双眼，就会感觉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感到体力在渐渐地、缓缓地恢复着，就好像再次降生一样…… 我们歇了一口气，回到家里。娜依娜已经采好了满满一篮子野果在等待着我们。她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不过，真的不能不让人吃惊，3个小时她就采集到可以做两罐3公升果酱的黑果越橘。 午饭时间到了。吃饭的有我、娜依娜、抄米利，塔尔皮谢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和瓦连京·尤马舍夫(我把他请到瓦尔代，为的是一起撰写这本书)。我们没谈别的，只谈了一些小事，谈得很轻松。突然，值班员走到妻子躁前，在她的耳旁低声说了些什么，她起身道歉后便出去了。平常我们吃午饭是无人打扰的，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被惊扰。看来，这种情况正好发生了。 5分钟后，娜依娜回来了，看得出她焦急不安。她还没有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鲍里亚，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想起兑换货币这一套作法？”我沉默不语。但这时所有饭桌前的人都不安起来：兑换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货币不能用了。妻子叙述着：列娜刚刚打来电话，原来他们晚上要去卡累利阿旅行。她丈夫瓦连拉昨天拿到了休假照付的工资，他是一名飞行员。薪水很高。突然今天早上宣布，俄罗斯将只流通新的货币，旧的可以到储蓄银行兑换，兑换限额为3万卢布。瓦连拉获得的全部休假照付的工资都是旧面额的。现在怎么办？他们要去休息，结果钱作废了，没钱去度假了。娜依娜再次大声说：“鲍里亚，你们出的什么主意？你是否知道这件事？”大家都看着我。 我知道这件事。大约在一个半月之前，我们4个人碰过一次面，有我、切尔诺梅尔金、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和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我们商定，将协同一致地解决财政问题。无论总统、政府和银行任何一方都不得采取导致财政不平衡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次会谈之后，大家成功地遵守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协定，虽然所有参加协商的人都经常遇到压力。大家都需要钱，包括最高苏维埃、各地区、企业、农业和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只好一再地拒绝。有时不给简直是不行的，但既然通过这个决定，我们就要相互配合。 关于旧币兑换新币一事，临出发休假前我与切尔诺梅尔金交谈过。我知道实行这一行动的日期。兑换的原因是，新币出现之后，来自原苏联共和园的旧币巨浪猛烈地冲击了俄罗斯。要顶住这个冲击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通过决定，停止旧币流通。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总是表示从概念上支持原有的卢布区，因此，格拉先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的同盟者。 在同总理谈话时，我们达成协议。具体的兑换机制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来制定。只让最少数人了解这一行动：既不想看到人们的惊慌，也不愿意发生舞弊行为，这类信息太有价值了。于是，我自然请求不要犯1991年帕夫洛夫停止使用货币时时期些愚蠢的错误。 兑换货币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原想国家的公民们会轻松面从容地与旧货币、与因面上的列宁肖像告别，愉快地接受印有俄罗斯旗帜的新币。然而，在全国爆发了一连串的事端。不是兑换货币事实本身让人们怒不可遏，大多数人还是能很冷静地对待这一事实的；而是新旧币是怎么个换法让社会炸了窝。这也涉及到我的大女儿一家。 再回过来谈谈我们那顿没谈完的午饭。娜依娜问我，你说，瓦连拉该怎么办？他们度假后回不来，没钱回家。 妻子脱口而说：“鲍里亚，你能对我们说说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道：“什么？！谁都不知道这件事，而我的家人却知道！3万卢布够他去休假用了。没有什么可消遣的！” 我生气了。妻子觉得她说了些多余的话。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苦闷地思考着：我们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而且得费很大气力才能将之纠正。很清楚，3万卢布对一个人来说，显然是少的。还有更荒谬的事情——那就是为兑换新旧币规定的硬性期限，兑换只给两周时间。而如果人要是出差呢，或者生病、去度假呢？……连我们自己后来都要陷入某些僵局：先对一部分人作出例外规定，后又对另一部分人作出例外规定。 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连续不断地闹事。当时正在美国的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发表严厉声明，他要求中央银行行长立即辞职。报刊、电视台突然间发疯地斥责政权，把人搞得头晕目眩。这次，持反对立场的、右的、左的和中间派的出版物都联合了起来，它们忘记了观点的差异，因为这伤及和触犯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民主派的报纸作出了一种推测，说叶利钦不知道兑换货币这个有准备的挑衅行为，说这是格拉先科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宏伟计划，他们想唆使人民群众去反对总统。 人们一边在储蓄银行前排队，一边咒骂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整个愚蠢的苏维埃政权。部长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政府再次重申，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它有利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领导向怒气冲冲的同胞们解释说，兑换货币不会损害任何人的权利，人们所有挣来的钱最终都会兑换，用不着担心。但谁也不想等待这个“最终”时刻，人们手中的一沓沓旧币和供今后用的存款，眼看就要变成一大堆废纸。 必须干涉这件震惊全国的最大丑事。 我通知科尔扎科夫星期日凌晨准备一架直升机，我们要回去。妻子喊了一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鲍里亚，你又休息不成了，”她不大期望我的回答。她自己也明白，在这种时刻留在瓦尔代休息、钓鱼、读书、汀网球，我已力不从心。我心绪不安地呆在这里，只能更糟。因此，妻子点点头，顺从地走开，习惯地去打点行装。我给莫斯科切尔诺梅尔金挂了电话。尽管明天是休息日，还是请他到我家来。 我们必须甩掉来自其他共和园的成车厢的旧币，我对此毫不怀疑，很清楚，卢布经不住这种负荷。我作出一项决定，修订2个不能接受的兑换条件：第一，修改尚未宣布的兑换数额，我把它提到10万卢布；第二，修改兑换期限，把它延长为一个月。 我的女婿瓦连拉是未考虑成熟的经济改革的受害者，他好像就是带着旧币去度假的。这次他的钱可以勉强支撑到回来。你能在疗养地休息、洗海水澡，年轻力壮、难道缺钱还是问题吗？我现在要是遇到这些问题就好了…… ★ ★ ★ 兑换货币行动终究带来了应有的结果。8月、9月、10月，卢布的牌价不再下跌。正常的不再是百分之几十跳跃式的浮动开始了。出现了通货膨胀(生产相应下降)可以控制、其增长速度可以制止的希望。 在俄罗斯经济中开始了“切尔诺梅尔金时代”。新总理给至今还在继续的市场改革环境带入一个出人所料的强调重点，即强调可靠性、坚固性和稳定性。 我已经谈过，盖达尔政府陷入了最可怕的意识形态纠纷和精疲力竭的辩论之中，这给我们大家造成了不可娩回的损失。从政治意义上讲，盖达尔政府由于上述原因成了一个最无防御能力的政府。 切尔诺梅尔金的到来，使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懂得，总理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必须掩护自己的经济班子。必须表达一定的社会志向和情绪。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急忙发起冲锋的代表来说，总理的发言就像晴空霹雷。依我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明确的勇敢发言。他这位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说的“让我们工作吧”这句话，甚至使狂妄的代表大会变得清醒了一段时间。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诚实地指出了政府的错误和在改革时期威胁国家的那些危险性。 这个人物的出现，立即打破了纯投机政治家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基础。这位享有威信的铁腕总理为总统政治建立了一个支柱，即第二个政权中心，它似乎把政府所有班子都团结了起来，有负责国家安全的战略班子，有眼下客观上还不能不采取不稳定措施的经济班子，还有对上述两个部门“施加压力”并在生活中贯彻民主思想的政治班子。 哈斯布拉托夫立即感觉到切尔诺梅尔金的力量，评价了他对社会情绪的影响。切尔诺梅尔金和他的代表班子在夏季这几个月大概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议会共和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理，这是不无原因的。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打算把总理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毫不含糊地暗示，议会对切尔诺梅尔金十分满意。但切尔诺梅尔金没有与“革命的”最高苏维埃去联盟。 对许多事物的共识把我们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团结在一起。他不容忍无原则的政客作风，同时也不想入非非。这种理智的经验和多年积累的原则的结合，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索有的。 至少，在各种不同的最危机和最艰难的形势下，我和切尔诺梅尔金的认识完全一致。因此我想，这不仅产生于条理性和有理性的必然性的水平上，而且还可能产生于对事物的更加深刻的认识水平上。 因此，兑换货币中所犯的错误，一点儿也没影响我与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关系。 总统日记 1993年5月22日 星期六，“帕拉斯饭店”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开业。开业典礼邀请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活动家、领导人、商人和外交家。应莫斯科市长的邀请，我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所必须例行的—切公事——剪彩、宴请和庆祝发言之后，我准备回家。突然，安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他也是被邀请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意外地请我顺便到他家里做客。时间不会长。他再三恳求我说，这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我回答说，星期一我们可以在克里拇林宫见面。巴兰尼科夫说，想私下谈谈，积了许多问题。 我不太喜欢无计划的临时拜访，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直坚持。这是很少有的情况，我没有拒绝的正当理由，只好同意。我们一起坐上我的车，路上我告诉司机和科尔扎科夫，我们不回家，先到维克托·帕夫洛缎奇那里去。科尔扎科夫满面愁云地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他也不喜欢意外改变计划和线路。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我们很快来到巴兰尼科夫的别墅，进了家，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夫人问了好。巴兰尼科夫意外地向我介绍了一个笑容可掏的壮年人，后者伸出一只手，说：“鲍里斯·比尔施泰因”。 如常言所说，这已经完全不符合常规。他应该事先通知我他家里有客人。我现在才明白，看来比尔施泰因同我会见，对巴兰尼科夫来说是如此之重要，他这样受前者的支配，以至于不顾礼貌和礼节，只求这次会见能以实现。我意味深长地看看巴兰尼科夫，他只是抱歉地笑笑，以便消除造成的困窘，并高声地说：“请大家入席！”给我挪过一把椅子。 大家各就各位坐下，巴兰尼科夫开始向我们介绍客人。他说，鲍里斯·比尔施泰因是一个杰出的商人、政治家、我们的同胞，他为俄罗斯做了许多事情。多亏他帮忙，摩尔多瓦现在才得以安宁，而不再继续开战。他是同摩尔多瓦方面谈判中的主要调解人之一。他用自己的飞机把俄罗斯代表团运抵基什尼奥夫去谈判，和平才实现。他还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最亲密的经济顾问。他完全能给俄罗斯引进世界几家最大财团的投资。 总之，维克托·帧夫洛维奇的谈话很激动、兴奋，他想让我喜欢他的客人。比尔施泰因听到这些赞扬自己的话，虽说表情很谦虚，但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价值。当巴兰尼科夫非常过分地恭维他时，他微微一笑，点点头。 我继续沉默。鲍里斯。比尔施泰因开始说话，他讲了自己在摩尔多瓦的使命，然后转向俄罗斯的商业，向我解释俄罗斯有多么广阔的前景。在谈话中，他还展示了同世界上一些商人和政治家的关系，偶尔还提到一些总统、部长和公司领导的名字。总之，他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同时也是美好的印象，不过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很难维持这种局面，整个无聊乏味的谈话一直持续了40分钟。巴兰尼科夫终于觉得，不应该做得太过火，他为自己的外国客人做得已经够多了，他有点暗示比尔施泰因该离开了。比尔施泰因突然慌张起来，说，再过半个小时他的私人飞机就要到了，因此，很遗憾，不能与我们再呆下去，便告辞了。 之后我再没有见着他，但我要指出一个细节，当我决定今天的有趣会见和结识新友该结束了，准备离开时，偶然发现比尔施泰因并没有走开，我装着没有发现他的样子。 巴兰尼科夫就是这样介绍我和他的朋友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认识的。 ★ ★ ★ 就在这个夏天，关于政权最高层中贪污受贿的问题成了重要的话题，成了某些报纸连篇累牍地不断报道的共同内容。鲁茨科伊准备了“11箱”的揭发材料作为凭据，可这些材料原来却是毫无根据的。他在一包关于地方舞弊行为的材料(有关这些舞弊行为，检察院和政权执行机构早已知道，并据此进行过积极的侦察)里，又给政府成员加进一大堆伪造证件。 贪污受贿与后来发生的动乱之间是否有联系？政治与犯罪活动之间是否有联系？而一般所说的俄罗斯黑手党又是怎么回事？ 同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象征性的会见迫使我想了很多。当然，后来我了解到他的许多情况，就像了解到丑名远扬的康采恩“西阿比科”一样。开始，我认为这个不太愉快的结识是偶然的，至少我在努力驱赶自己的坏念头。但后来，这些“坏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没有富裕的人民，就没有富裕的国家。没有物质的所有权，就没有真正的人的独立性。 但是，金钱、巨额的金钱(不过这是相对而言)对人来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永远都是一种诱惑，一种道德的考验和一种罪孽的诱惑，而且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要想在俄罗斯产生钱文化，还得再等几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对接受市场现象，对接受发财的商人和金融寡头还毫无准备。故时而咒骂他们。时而又向他们敞开所有的大门。 是大量的经济原因造成了几十亿“黑”钞、倒美元、私运原料出境、逃税等现象的出现。只有在人正常的道德见鬼去的地方，才产生黑手党。在那里开始收买人。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合乎逻辑的想法：为什么总想逃避法律？应当将法律彻底抛开！那就得收买执法人。 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通货膨胀的经济，迫使我们的商业寻找货币离奇快速流通的条件，拒绝长期投资，大批地逃税。结果，文明的商业总是步入困境。确切些说，很难查出守法商业和不法商业之间的界线。任何商业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会变成违法的。这是最可怕的。 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这个金融寡头在我面前的出现，仿佛真实地名副其实地说明这个问题的尖锐性。要越过这条警戒线，在我们的、俄罗斯的情况下根本用不着从事贩卖淫书的商业活动及出售麻醉药或者私卖劣质商品。干嘛要干这些小事？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国家官员一个个接受监督。 我们逐渐开始弄清一件事情：怎样收买或者企图收买谁。下一步怎么办？在议会，报界和法庭监督下的坚强而果断的政府是限制营私舞弊的唯一机构。而议会的无限权利(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企图通过和平或战争手段来取得)、“联邦的假主体”少数团体企图强加于的地区不受监督，这一切则是黑手党的最好土壤和营养环境。收买具有监督分配职能的代表，收买地方官员总是比较容易、简单和有利的。从营私舞弊这方面看，还有一个叛乱的内幕，那是一个恶毒阴险的内幕。 ★ ★ ★ 对4月全民公决结果的高兴和对终于可以开始立宪过程的过早高兴，开始烟消云散。无论我对鲁茨科伊这个政治家的态度如何，他的“ll箱”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我感到，在我的背后正在发生某种不大对劲的事。就是这个“不大对劲的事”可以在社会面前平静地宣布如此来之不易的政治结果贬值。 安全理事会跨部门委员会，在著名律师安德烈·马卡罗夫的领导下，开始了同犯罪行为和贪污受贿的斗争。我期望安全部的主力马上就投入这一侦察。我毫不怀疑可靠的巴兰尼科夫会在查清复杂的贿赂、伪造证件和黑手党组织及其他案件中给予委员会以帮助。 ★ ★ ★ 在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安德烈·马卡罗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监察局局长阿列克谢。伊椰申科)都表示赞成试图吸收居住在加拿大的但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年轻商人穗米特里·雅库鲍夫斯基作为政权最高层中贪污受贿一案的证人。 我是在了解下列阴谋活动中第一次听到雅库鲍夫斯基这个人的。 这是1992年秋天的事。尤里·斯科科夫激动地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一起来到我的力、公室。尤里·斯科科夫平时很少这样，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我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斯科科夫给我带来了一份文件草案，上面有许多国家最高领导人——舒梅科、巴兰尼科夫、叶林、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普里马科夫、斯捷潘科夫的亲笔签署：“同意盖达尔的意见”，实际上文件当时业已发出。这项决定的实质如下：在政府班子中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强力讥构中的政府协调入，他的全权很大，他置身于各个要害大部之上并对之进行监督，只向总理汇报工作。在斯科科夫给我带来的文件中，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被任命到这个神奇的主要职位，他在半年前就升成了大尉。他叫德米特里·雅库鲍夫斯基。 我自然给盖达尔拨通了电话，严厉地、不太客气地同他谈了一会儿。事情弄清楚了，他是被人卷入歧途的。人们绘他介绍这些文件时说，这个问题同总统商量过，说叶利钦完全了解这个职务的概念和候选人本人。我当时恍然大悟，我们碰上了最大的欺诈行为，我请盖达尔立即撤回所有文件，然后同舒梅科和各大部长们取得联系。查清这一事件然后报告我。 3天之后，我接到通知，一切都已办妥。受惊的雅库鲍夫斯基已经离开俄罗斯边境。也许是飞往加拿大，也许是飞往瑞士去了。 差不多又过了半年，报界重新出现了他的名字。各家报纸都开始揭露雅库鲍夫斯基这个人。他开始出卖自己的旧友和保护者，他提供的第一批文件也开始公布于众。很显然，我们大家很快成了这一最大丑闻的证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在这一闹剧中扮演了各种角色。 不幸在于，这些人物有好有坏。其中有些人我对其正派早已失去了任何信任；而另一些人我对其忠诚与正直则毫不怀疑。我同他们会晤，向他们微笑，我们一起讨论对俄罗斯真正重要的问题，决定某些事情，想出某种主意。然而他们一离开我，处理完国事后，便开始做自己的事。 我曾对自己说过，而且在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想法：我不在乎别人赞成或者反对叶利钦，他是“亲己派”还是“异己分子”。但是，如果他不正派，如果他滥用自己的职权，他就应当辞职，让法庭去决定他以后的命运。 伊柳申科和马卡罗夫飞往瑞士，一段时间后带回了文件。从向我提交的证件、帐目和一大堆其他材料中绝对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安全部长、陆军大将、我最亲近和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已被轻而易举地可耻地收买了。 起初，我还依然决定：不必匆忙做结论，文件也可能是伪造的，因为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能的。安全部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有许多人想损害他的名誉。我不想相信坏事，然而还是摊上了。 ……鲍里斯。比尔施泰因领导西方一家“西阿比科”公司，邀请维克托·巴兰尼科夫的妻子和俄罗斯内务部副部长杜纳耶夫的妻子去瑞士3天。她们在那里整公斤整公斤地大兜大兜地买东西，抢购香水、毛皮大衣、手表等等。总共金额达30多万美元。这两位妻子运回莫斯科20件行李，公司光行李超重费就讨了2000美元，比到瑞士的一张机票贵出了3倍。 我想，就连百万富翁的娇妻也不敢想像：天花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办？怎么去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这件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男子汉竟成了某种居心区测的阴谋的牺牲品，他派妻子去那里休息3天，结果在那里遇到了倾盆的美元大雨，她被压垮了。显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撤除他的职务。现在操纵巴兰尼科夫很容易，同样也容易恫吓他。 怎么对他说这件事？在动身去瓦尔代休假前，我同总理会谈过。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也和我一样，开始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只是挥挥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了，咱门都了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会是这样。”当我句他更详细地叙述一切时，他的脸色阴云密布。我们决定照下列方案去做： 第一，我立即签署免去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命令。维克托·叶林早就同自己的副手合不来了，并且多次在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巴兰尼科夫坚持要我们把杜纳耶夫留在这个职位上。我请叶林稍微忍耐一下。现在清楚了，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当时是对的。 第二，我们商定，等我度假回来，立即同巴兰尼科夫谈话。请他解释业已真相大白的事实。他的妻子被邀请到瑞士毕竟不是出于她的服睛长得漂亮，也就是说，有过某些请求，某些微不足道的、也许是重要的差事。我要建议他在我们谈话之后就辞职，他不能再当部长。 当然杜纳耶夫的辞职，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和警告。巴兰尼科夫很快就会意识到，不久他也会遇到麻烦。我想像他在这之后不会采取某种激烈的或危险的举动。尽管安全部依然是那么强大，它昔日的名称——克格勃至今仍不是无缘无故地让人不寒面粟，我还是不相信这个阴谋。 我去休假了，虽说有孙子、女儿和妻子在身边，他们都尽可能地照顾我，使我忘却莫斯科的事情，但在那里我时时刻刻都在回想着巴兰尼科夫的事情。这件绝对愚蠢的事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现解的。 巴兰尼科夫很快听到了最初的传闻，他想同我联系。我请求不要给我接通他。大约一周后，发布了免去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命令。报界有些惊慌地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个撤职原因：杜纳耶夫是一个位置坐得相当稳固的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他退休了，然而报纸说不出任何清楚的原因。第二天，机要通信直接送给我厚厚的一包函件，是巴兰尼科夫寄来的，信封上写着：“亲自转交”。我明白，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开始了拯救自己的行动。 函件是早晨带来的，但快到晚上了我还是不敢去打开它。我拿起来，又放下，然后出去散步，洗澡，看电影，回到家里，坐在办公室，再次拿起那包函件，又把它放下。拖延当然是愚蠢的，但心情是如此的忧愁和痛苦…… 我终于打开了函件，并读完了它。巴兰尼科夫写道，有人企图损害他的名誉。还说他非常了解那帮提供反对他的某些情报的人，他们是克格勃过去的间谍，其中之一(雅库鲍夫斯基)现在是安全部的间谍。为了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的利益，他们完全可能干方百计地败坏俄罗斯的安全部长的名声。何况他们还是一些同性恋者，自然不能相信他们的情报。说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打击。 鉴于我已经谈过的原因，我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休假，我是星期日返回的。巴兰尼科夫没有再想同我见面。他在等待我的反映。在星期二召开的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见到了他，会上讨论了阿富汗一塔吉克边境上的悲剧问题。一帮阿富汗极端分子武装匪徒进犯了我们的一个哨所，对这种大型的挑衅活动，边防军竟然没有准备，致使许多战士牺牲。应立即从这个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加强布署阿富汗边境上的武装部队。 边防部队从很早就归从前的克格勃、现在的安全部管理。边防部队有自己的司令，他同时是安全部副部长。因此，巴兰尼科夫要对边境悲剧中调查出来的重大失误负责。在安全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和发言之后，通过一项决定，解除什利亚赫京边防军司令的职务，因工作中暴露出的缺点，绘巴兰尼科夫以警告处分。 安全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了解巴兰尼科夫的情况，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我今天是否提出与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提交的材料问题，这是最合适时候，但我还是决定，没有必要：第一，容易把两件事搞混；第二，我自己应当先见见巴兰尼科夫，看他将向大家讲些什么，又会对我说些什么。他曾直接而不是拐弯抹角地向我发过誓表示忠诚。这次他还有什么话说？ 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暂时还在进行，会议一结束，巴兰尼科夫就立即请求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他当时竭力不正视我。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在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安排中，给巴兰尼科夫安排在11时。在他到来之前，我先请来了司法部长卡尔梅科夫，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材料是他直接整理的。 我想从他那里听到一点：巴兰尼科夫是否哪怕还有唯一的一次机会？也许有必要再次核实文件的真实性，也许某些事实被歪曲了……然而卡尔梅科夫没有说一句慰藉的话。他通知说，所有研究过的材料，使他作出唯一的结论：这是百分之百的贪脏受贿。 我让卡尔梅科夫离开。几分钟后，巴兰尼科夫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当时脸色苍白，我们互致了问候，请他坐下。随即开始了这次艰难的谈话。我问，他的妻子是真的用瑞士公司的钱出的国吗？是同杜纳耶夫的妻子一起3天就挥霍了几十万美元吗？他低头说道：“是的。” 这就是谈话的全部内容。 其余的谈话就没有必要再转述了。巴兰尼科夫表示认错，然后说今后再不犯类似的错误，说他过去一直只信任我，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地确信这点。他说不能根据某些同性恋者提供的事实，就毁掉他的命运，我已经几乎听不进他的话了。我不知怎么心里一直在想，这就是我同曾经信赖过的人的永别。 当巴兰尼科夫结束了自己的辩解时，我说，在15时举行的安全部务委员会上，将解除他的部长职务。这件事他咎由自取。 巴兰尼科夫的样子很凄楚，但我并不可怜他。我为他而感到羞耻，非常羞耻。 15时，我把安全部的领导请到克里姆林宫。 我简要地通告所有与会者，鉴于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和违反道德，从今天起解除他的工作。他的职务将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接替。看来，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我的话并不意外。当撤领导人的职务时，一般来说，下属人员比领导本人还要知道的早。在我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安静。然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巴兰尼科夫开始发言。3小时前我见到他时，他神情沮丧，吓得魂不阳体。井请求原谅，恳请不要解除他的工作。这时，他突然出奇地平静而坚定地说，总统当然可以解除他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说结论是根据故意歪曲的材料做出的。他坚决请求检察院对他的活动进行真正的调查，而不要凭借某些“完美无缺”的证词。 我有些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所有事实当然要仔细核实，其中包括让检察长核实。说完之后，我告辞了大家，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情绪。 1993年7月27日这一天，我签署了撤除巴兰尼科夫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命令。 报界因不知究竟而焦虑，杜撰出一个个说法，而且一个比一个尖刻：说什么巴兰尼科夫投向哈斯布拉托夫啦，他干涉总统太多啦，以及强大的安全部内部更机灵的同行排挤掉他啦等等。 巴兰尼科夫保持沉默，他本人也不便通知报界被解职的真正原因。这样一直持续了几天。突然。在《独立报》上发表了《维克托·巴兰尼科夫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的大意如下：总统身边有一位忠诚的人，他就是巴兰尼科夫，他千方百计地不让叶利钦周围的冒险家和极端分子操纵总统。但最终还是极端分子胜利了，因此，安全部长被解除工作。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知道我为什么解除他的职务。但是，看来他决定把最后陈述给自己。以一个为正义和俄罗斯利益而斗争的斗士形象退出政治舞台。 原俄罗斯安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在不久前还归他管辖的列福尔托夫监狱走完了自己的劳动道路。对我来说，他这是第二次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当我在写本文时，他正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惩罚，只知道，他的命运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 ★ ★ 过了一段时间，叛乱干扰了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丑闻。刑事和政治的这两个诉讼程序，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连不在一起。当我打算改革政府政权时，怎么也没有料到一些名誉败坏的政治家会利用这一改革去拯救自己。这种情况是不容许的。 但是，这种情况发生了。巴兰尼科夫、杜纳耶夫及10月动乱的其他首领们毫不加思索地参加了叛乱。埋伏在俄罗斯政府下的炮弹终究爆炸了，尽管它爆炸得是如此突然。改革陷入了粗暴的卑鄙的诈骗之网。在这种情势下，我非常害怕形成一种勾心斗角、中伤、告密和寻找“败坏名声”的气候。斯大林时期，我国已经经过了这一切。除此之外，文件使我确信(检察院的结论也与此吻合)，政府的许多成员是冤技的。 我在本能上经受不住恐怖、离间和中伤的环境，因此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周围要有一批正常的人。 一句话，想过一种普通的生活。因此，为了证实这一想法，我想稍稍离开这个令人忧郁的刑事政治话题。 ★ ★ ★ 有一天，当我发现身材高大而匀称的弗拉基米尔·舒梅科的衬衣下似有一个初具规模的将军肚后，决定再不能这样生活了。 我明白，必须照“布尔什维克”的老办法做，尽快改变轻视体育、轻视自己健康的态度：应当让大家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说，以身作则去吸引大家从事体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差不多将整个州委员会机关的人员强制性地带到排球场，后来大家都迷上了排球，以至于从球场上都赶不走他们。我觉得，对莫斯科的同事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办法。 有一次，我见我的警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呼哧带喘(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好像是从克里姆林宫的1层跑上3层的。我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这是怎么啦，您是一名排球运动员。您应该发挥所长，每天坚持体育锻炼。”科尔扎科夫忧郁起来，看来他在为此烦恼，他说：“是的，我自己清楚，应减掉5公斤。只是我什么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呢？早晨7时半我们同您会面。晚上22时分手。如果只在夜里……”我想，的确，事实上只剩下夜里有时间了。我于是决定：“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早晨7—8时是您的时间。8时半，您不必再到我家来，直接去克里姆林宫。”他很高兴，看来他的确渴望减肥。现在，他每天早晨都去体育馆，多余的体重早已减去了。 让没有体育锻炼习惯的政府成员参加体育活动要稍微难一些。因此，我把塔尔皮谢夫叫来并告诉他，我们组织一次循环赛，即总统网球循环赛，有刚开始学打网球的，也有打得不错的，全体都参加。主要的目的是把大家都领到体育场。 一对对的选手都被淘汰了，我和沙米利·塔尔皮谢夫这一对是最有希望的获胜者，其他的都不是对手。沙米利当然是一号种子。我根本没有幻想，但我也不是无能之辈。我的发球很不好接，我的发球很凶，完全是沿用排球的打法，手向后一挥，把球击出去，打网球我也这么发球。我的右边击球不错，左边击球稍差，这是腰上的旧伤所致，要知道从左边击球应当把身体很好地钮向一侧，可是我却护着腰伤。总的来说，我俩配合在一起谁都不怕，我们准备夺取桂冠。 很快就淘汰了最差的一对，他们是科济列夫和舒梅科。他们盘盘皆输。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怎么也发不好球。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左边击球困难。他们诚实而勇敢地在网球场上奔来奔去，想追上从身边一飞而过的球。然而，依我看，他们即便是输了，也从参加生平第一次的网球赛中获得了快乐。 领先者也决出了。我们每场都是以两盘结束，只是与我的助手维克托·伊椰辛和维克多利亚·索科洛娃这对打时，我们还得打第三盘。因为索科洛娃这位女记者曾是网球运动健将。维克多利亚的高超球艺当然起了作用。她同我打球还温和些，可是同沙米利打，就像两个真正的健将厮杀起来。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已经打了5年的球，他在同自己的优秀女对手交手时，打得彬彬有礼。但我们还是赢了关键性的一盘。 诚然，我不是为了锦标和胜利才强行把自己的同事拉到网球场上。循环赛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所有参赛者都“染上了”网球病。比如，安德烈·科济列夫开始几乎天天练球，只是到国外出差才不得不中断，但据我所知，甚至在国外，只要到某个国家呆一天，他也要设法与我们使馆的大使或某个人打两盘网球。回来时，离开弗努科沃机场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先去综合体育馆。科济列夫现在汀得相当好，能控制球，步伐移动灵活，发球亦稳，真不敢相信，他是在不久前才开始打网球的。 维克托·叶林现在每周必去两次网球场，他总是步伐移动敏捷。目前他的技术在提高，而且练得亦不错。在最近举办的“1993年克里姆林富网球杯赛”中，他参加了专业组赛，参赛的有国家的许多名人——作家、商人、艺术活动家、政治家。维克托·叶林和著名的别恩·博格为一对，网球巨星非常满意自己的搭档。 帕维尔·格拉乔夫也开始定期打网球，他找到一个固定的球友，也是一位将军。他们现在每周都练习，我想在下次总统循环赛时，要拼掉国防部长不是一件易事。 首次总统网球赛，还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比赛进行时，我们大家都能聚到一起，互相交往。在这种非正式的、人与人的无拘无柬的环境中，我们彼此都很高兴。于是当时我建议成立一个“总统惧乐部”。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在工作之余来这里休息，俱乐部盼望他们到来，他们在这里永远会感到高兴。在这里，他们还可以交谈，从事体育运动，打台球。还可以带夫人(只能带夫人！)到俱乐部跳舞。我提议，第一次总统网球循环赛的参加者就是惧乐部的第一批成员，也可以说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俱乐部之父。 章程、会费、会员证、俱乐部的惯例，一切都应照章办理。我们立即共同努力在章程里加进几条惧乐部全体成员都非常赞成的奠基原则。最后产生一个这样的重要文件，它也许并非正规或滑稽可笑，但我们发誓忠实地执行它。 现摘录“总统俱乐部”章程里的几段： “凡已成年和具有一定学历的任何一位俄罗斯公民，都可以成为‘总统惧乐部’的成员。 凡是身为总统的外国公民，也可成为‘总统俱乐部’成员。 俱乐部的主席是俄罗斯总统。 俱乐部的座右铭——准备好！ 既然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在俱乐部里禁止说不堪入耳的话。如果非要说难听的话，那就——准备好！ 俱乐部成员有权携夫人去俱乐部。家庭观念在俱乐部里受到干方百计鼓励和欢迎。 俱乐部及其各机关一天24小时办公，因为，俱乐部成员都是些大忙人，他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是弹性的。 俱乐部成员享有终身制。俱乐部成员就其背叛行为一个原因，就可被俱乐部除名。因此要准备好！由俱乐部所有正式成员表决开除的人，被认为是退出俱乐部的成员。” 俱乐部的章程中还有其他各种规定，不过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在“总统惧乐部”里聚集着许多情趣观点相投的密友，他们彼此有好感，总想在这里相见。 在俱乐部的成员中，当然不仅是我必须经常与其工作的那些人，即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部长们和其他政府首脑。在俱乐部成员中，还有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商人、文化活动家……的确，我们眼下离100人的绝对数差得还很远。而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刚刚诞生不久。只是还要适应，去习惯各种规章。 顺便说说，前不久惧乐部成员中出现了第一个外国成员，他就是哈萨克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他非常喜欢我们这里。依我看，他如此醉心于这一思想，甚至想在他们国家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我希望“总统惧乐部”100年后也像现在一样如此惬意。 ★ ★ ★ 我为什么要在谈及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时，回忆起这些不重要的事情呢？这不仅因为我想打破“专横的”铁腕人物的老一套，而且想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这件事。 我早已发现，在一些可怕事件发生之前，有时会有一段出奇地平静和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时根本不愿去想坏事，平静成了精神、甚至整个机体的需要。看来，自然界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大自然有先知先觉一切的本领，直线的、一往无前的时间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大自然准备让我们去经受突然的考验——安于现状，并使之软弱无力。而不幸……它永远是不测的。 比如1991年8月和1993年8月就是这样的。我明知面临着重大的决策和“激烈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个政治事件是躲不过去的，可我的心情还是绝对地平静。我的情绪坦然而轻松。 我想出的“总统俱乐部”，多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向自己和别人证实，人的适当的正常生活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有痛苦，也有欢乐。不应当只是发生冲突，还应当有交往。 于是我怀疑，这个时候社会上形成的大概也是这样的情绪。在莫斯科那里发生什么事和什么斗争，让它们发生去吧，只要不干扰平静的生活。类似这些事情我经常读到和听到，我对这种状况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是一种明显表现出来的政治幼稚病；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是平息的时候了。经常的过度激动和紧张(两年来，政治家一直使国家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否有些过分呢？我敢肯定，无论怎样，对莫斯科闹事的冷漠毕竟是一个好的迹象。社会怀念安定的生活，人们想要正常的节奏，即使它是枯燥无味的、艰难的，人们想要合理的常规——某种可以判定方向和选择道路的坐标。 我想可靠地维护和保障这种稳定的趋势，我不接受那种政权对抗创建稳定的说法。199；年8月的晴朗明媚天空是靠不住的和没有希望的。 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又要爆发新的闹剧。激烈地燃起新的欲望。又无暇顾及经济，又无暇顾及日常的事务，又得保持边缘线上的平衡、去试图保住正在崩溃的政权。谁也不听谁的，这已经成了无法容忍的。 夜间絮语 我从学院毕业时成了预备役中尉。现在已经有了上校的军衔，在装甲坦克部队呆过。按照已有的惯例，在学院学习时，夏天我们去军训，我被任命为坦克指挥官。 最困难的是夜间驾驶，那时我通常不是坐在坦克指挥官的位子上，而是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坦克高速行驶，四周一片漆黑，不能开前灯，否则敌人会测定坐标的。既看不见前面的行人，也看不见身后的人。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和土路上。 记得有一次军训，我在一个水沟处稍微拐了一下，坦克几乎就垂直地栽了下去，惯性使我们飞出好几米，掉入水中。水是冰凉的，应该说，在黑暗中这是一种“最好的感觉”。我加大油门，想爬上对面的坡，竭尽全力地踏下油门板，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那就完蛋了，坦克一灭火，就会沉下去。然后你就费劲往出爬吧。 我一直给着油，坦克隆隆地响着，履带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亲爱的，来，让我们钩住一个东西，往前走，向前进。我终生铭记着那辆轰鸣的、束手无策的坦克。 终究爬上来了，全身也湿透了。我们坐着，等着首长到来，他一定会处分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拘留10天。结果，没什么，甚至感谢我们没有表现得惊惶失措，有这样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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