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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



  从厦门回到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父亲急了,亲自赶来杭州,把我揪了回去。到了家,大受训斥,母亲从旁劝解,气氛才稍稍缓和。我心里那股子委屈劲儿无法形容,一怒而从家中出走。母亲急了,叫人到处寻觅,直到傍晚,发现我一人坐在“胡母井”的井栏上发呆。他们以为我要投并,一把抓住我,拉了回家。父亲见此情景,不再发脾气了,但一连几天,老是对我发牢骚,说这三年的学费白白浪费,逼我回盐中补读,读到毕业,才算了却一份心愿。我从小养成倔脾气,怎么肯吃回头草,当然拒绝。但我心里也在盘算:进不了大学,又不愿回盐中,难道在家吃老米饭不成?于是下了决心,寻个职业,自力更生。我把此意告诉父亲,同时向盐中同学求援,看他们能否为我觅个饭碗,让我有个立身之地。结果是音讯杳然,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天,一个亲戚拿来一张上海的《申报》,上面登了一则广告,是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招考练习生。投考资格是中学程度,学过现代会计和历史地理常识。投考者可自投有关作业,等候评审,一旦录取,先在门市服务,供给食宿,每月工资十五元。这个天外喜讯乐得我手舞足蹈,父亲也面露笑容,催我赶快作准备。那亲戚还告诉我,这家三友实业社最近创制了一种“自由布”,上海极为流行。他拿来布样给我看,于是我灵机一动,想起了这两年在盐中课余美术班学会的铅笔写生和水彩静物画法,如果画张自由布的广告寄去,也许录取的机会会多一些。因此,我除了作好必需的答卷,还用心仿照报上的广告模式,画了一幅广告画。记得画的是一身自由布的女装,表示我还有美术方面的技能。

  考卷寄出,心中一块石头并未落地。一星期后,三友实业社来了信,说考卷合格,催我立刻去上海面试。这我才如同科举时代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大名那样,觉得总算对得起祖先对我的期望。

  十八岁的青年,胆子不小,况且上一年远走厦门,到过上海,所以这次单身出门,父母都放心。到上海后,投宿去年住过的一家小旅馆,离南京路很近,放下行李,就直奔三友实业社。接待我的是名叫王叔汤的年轻总务。他带我见了总经理沈九成,并当场摊开笔墨,叫我画张画。我真有点像过了科举考场,心里发慌。回头看看,总经理在自顾自翻文件;王叔汤站在旁边,一口宁波话,说我寄去的那幅广告画得不错,今天无非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手笔,你只管大胆作画,好坏无所谓。我逐渐定下心来,从起稿到着色,大约一小时交了卷。王叔汤拿画给总经理看,交换了一下意见,走来告诉我,我被正式录取了,叫我把行李搬来门市部,正式上班。我心中这块是在空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今后自力更生的岁月,就从这儿开始。

  打听到这次录取的练习生有十余人,都是中学生。王叔汤告诉我,这里许多老职工也都是投考录取的中学生,其中个别还读过大学。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沈九成是个有头脑的实业家,他愿吸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作为他的部下,练习生的工资待遇虽然不高,可是店里在生活方面不惜花钱,尽量满足青年人的需要。沈九成治店方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每个星期天上午休业,开一次会,由总经理讲一次话,告诉青年怎样对待顾客,对待自己,对待事业,说得实实在在,没一句空话,没一句训话,时间也很短。开完会,请全体职工吃一次水果,用以调剂营养,然后就自由活动。

  沈九成作风民主,待人和气,几个高级职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我们青年人对他非常尊敬。

  我进门市部,先被派在三楼布疋部卖布,由老店员教我如何量市,如何剪布,如何包装,如何收款。这些活,在旧式商店里要学三年才能出师,这里三天就能学会,但学会并不等于熟练,人家三年学徒,等到出师,已经成为一个熟练而精明的店员,我当然不能如此相比。至于如何对待顾客,总经理总是循循善诱,反复阐明,我们年轻人也都心悦诚服,从来没发生过和顾客吵架的事。

  三友实业社以制造洋蜡烛芯起家,进而生产“三角牌”毛巾,夺取了日本人占领的市场,在国货制造业中赫赫有名。后来又在生活用品方面下工夫,生产毛巾毯、罗纹帐、自由布等棉织品。门市部开设在南京路中段,靠近先施、永安两家大百货公司。这一带是上海的购物中心,三友社以生产国货棉织品为号召,门市部顾客相当踊跃。沈九成看到现代工商业广告竞争激烈,不惜花钱长期在各大日报刊登广告,介绍自己的产品。由于介绍得实事求是,不讲虚套,赢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店里专设一个广告部,由专人设计和安排每天所需的广告内容。这个部有固定职工三人,一个管文字,一个管图画,外加一个练习生。我进店三月后,有时调我到广告部上班,制作门市部大门口的两块广告牌,宣传本社的新产品;有时在各个专业柜台画点小广告,为顾客指明购物方向。

  南京路上几家比较大的商场商店都有自己的广告宣传牌,其中要算先施公司的广告面积最大,每个橱窗之间竖立一块长条广告牌,总共有七八块,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货品,定期变换,以吸引顾客。这些广告牌画笔泼辣,色彩夺目,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在南京路一年,我认真看过先施公司的每一期广告大画,从未漏过。1949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画,和教师们讲起这件事,蒋兆和老师笑嘻嘻地对我说,那些画都是他画的。当年他从四川来上海,谋到这个画广告的职务,这对他以后造型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话一点不假,我在1982年北京第一次个展的自序中也曾提到,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是从各种职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和蒋兆和20年代末期神交的历史,到了幼年代末期才被说破,说明世界虽大,时间虽久,天涯海角,人间的关系有时也会巧逢在一起,正如老话所说,“飓尺天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是文艺娱乐生活的大花园。先施、永安两大公司都有屋顶游乐园,京戏、昆曲、文明戏、电影、曲艺、魔术、杂技,应有尽有,花两角钱可以看个饱。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对面有座市政厅,是洋人独占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晚间,工部局的外国管弦乐队在此演奏,买票入座,票价甚高,高鼻子洋人有点文化教养的,才能在其中占个座位,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三友社广告部那位姓季的专职画家,在上海受过正规美术教育,接触过外国音乐,他告诉我们,市政厅音乐堂的三楼,有免费的座位,可以自由出入,你们有兴趣,可以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十八岁的我,尝过屋顶游乐园各种土产文娱,也颇想尝尝外国音乐的滋味,就跟了去。看到楼下穿戴整齐的绅士淑女,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儿,听完一小段乐曲鼓一阵掌,曲尽人散,秩序井然。我觉得太拘束,太绅士气,不合我的口味。然而,游乐园和大戏院里那种怪声叫好,在观众头上抛掷毛巾的行为,似乎也太野蛮了些。照我的想法,似乎应该各去其弊,适得其中才对。为了新鲜好奇,后来我也时常找个同伴,钻到市政厅三楼听一会听不懂的洋音乐,觉得另有一种乐趣。这是我接触外国音乐文化的开始。与此同时,看外国电影的兴趣也逐渐滋长起来。我那第一幅漫画《两毛钱饱眼福》就是在新开张的北京大戏院眼见的事实。戏院在放电影的休息间隙中,由一个白俄女子赤身在台上表演各种姿态,以娱观众,谁眼馋,谁就买票去看。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外国文化。

  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房屋很窄,青年练习生每年有增,原有的宿舍已挤不下。这年春季在老西门租到一幢大屋,所有新老职工,都搬到新宿舍去住,每天由大卡车接送。宿舍里有唱机、唱片,听听京剧名演员的清唱,也是一种娱乐。我从小喜欢看戏,老家门口有座大庙,庙前有戏台,请来戏班子,名义上为了敬神,实际是为居民自娱。我曾向大表姐学习制作纸型小菩萨,编成小戏演给弟妹看。到了上海,看戏机会多了,有时也喜欢哼几句。在老西门宿舍里,我独握情于唱片中的京剧唱腔,曾反复听谭合培的《坐宫》、杨小楼的《拜山》、时慧宝的《空城计》,同时也学会拉京胡,对一板三眼的腔调略窥门径。这种兴趣,到了1935年初次访问北京时,就大大膨胀起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得上剧场看戏。记得我看过“富连成”科班中“盛”字辈在前门广和楼的演出;看过杨小楼的《金钱豹》、杨宝森和某票友的《御碑亭》、苟慧生的《红娘》。到了50年代,在画舞的同时,我也开始画戏。对于画戏,我体会到,一个不懂戏的人,尽管他有很好的速写工夫,也难免要出差错。懂戏还有个深懂浅懂之别。比如,昆曲和京戏风格相近,而实有差别;马连良和周信芳做派不同,一举手一投足,各异其趣。如果不懂得这之间的分寸差别,便画不出各自独具的风采和情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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