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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进出中美合作所



  日寇为打通粤汉铁路线,于1944年进攻长沙、衡阳、桂林,造成湘桂大撤退。这次突如其来的大进攻,说明日寇在太平洋大战中虽然占了大便宜,可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却也大伤脑筋。这时美军已开始反攻,太平洋上展开逐岛争夺,目标指向日本本土。日本为了挽救海上的失利,不惜孤注一掷,集中陆上兵力,打通粤汉、湘桂二线,巩固其在中国的阵地。想不到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软弱无力,竟然不堪一击,一退再退;退到了贵州边缘。好不容易壮大起来的西南后方中心桂林,狼狈撤守,湘桂路秩序大乱,重庆市上谣传纷起,人心惶惶不安。

  此时此刻,美蒋双方正在重庆郊区组织一个秘密行动机关,准备接应美国海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侵华日寇。其中有个“心理战争组”由美国陈军情报组负责,要聘请一个漫画家为他们设计对敌宣传品。美军提出请我担任此职。这样,我又和抗日战争的具体行动挂上钩,这本是我一贯的志愿,于是一拍即合,只等讲待遇、讲条件。不想拦腰杀出个程咬金,那位在香港认识的军统人物王新衡出面和我打交道。他说,中美合作所请我担任漫画设计的事,事先征得军统头子戴笠的同意,并且呈请蒋委员长批准;戴老板非常重视这件事,中美所能够请到你真不易呀,云云。说来说去,好像此事和美军无关,全靠他在出力。我心里明白,要不是美军的关系,我怎么会为军统效劳呢?我想1938年在武汉三厅时,全厅人员排着队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无非是为了一个抗日;戴笠要见我,要不是为了抗日,我才不理他呢。

  某天下午,王新衡陪我到上清寺戴公馆。来之前,就听说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紧靠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果然不错,戴公馆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座小洋房里。戴笠彬彬有利地接待了我,不是用茶,而是用咖啡招待我。先谈些闲话,谈到俄国革命时,他大讲画家如何为革命战争服务,意思当然是指中国画家也应该为抗日战争出力。也许他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我就带了队伍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到如今已近八年了。最后谈到待遇问题,戴说美军方面主张由美方负担,给美金;他反复解释,认为我是中国人,应该由中国方面发薪金,不过现在物价贵,他们将按照特殊条件给我发薪。到第一个月发薪时,中美所的中方负责人说我是少将待遇,饷银之外,另发生活补助费,加起来等于两个少将的饷银。现在我才明白,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戴上‘少将特务’的高帽子,来历如此。

  接见完毕,王新衡送我到黄苗子家,大谈戴老板如何如何接待叶老兄,说他从来未见过戴老板亲自给客人倒咖啡,叶老兄的面子真不小,这个那个说了一大堆,无非要把我捧得晕头转向,好铁着心为他的戴老板在美军面前撑场面。我虽没有晕,可是所谓双重少将待遇的饷银,好像使我脖子上套了根绳,胸口挂着块“中美双料特务”的牌子。

  美军司令部得知我已接受中美所的任务,即将进所工作,便由陆军情报部派在重庆的负责人,和中美所美方心理战的人员一起,在重庆举行了一次招待晚宴,宴请叶浅予和中方心理战争组的负责人,表示双方精诚合作,共同对付日本敌人。从此开始,约定两星期一次,我从北温泉到磁器口中美所本部上班,在所里住一星期,和美方人员研究分析前线搜集来的材料,制订漫画创作计划。美方也有个画家,据他自己说参加过好莱坞迪司耐动画制片厂工作。每次这样的会晤,中方派一个翻译参加,我因略有英语水平,有时不带翻译,直接和美方人员研究工作。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我连续工作了半年,画过两套爱国故事连环画,加上些零星宣传画,工作量不算大,来往奔走花费的时间却很多。

  在中美所期间,心理战中方派给我两名学过画的青年,请我培养,兼当助手。一个是泰国华侨,一个是福建流亡学生,问其来历,知道是受军队蒙骗招募来的,情绪很不稳定。与他们同时招募来的还有其他青年,这些人进到中美所,要填表人所时才发现这是个特务机关,不愿填表,要求离开,弄得军统头头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去。这情况是两个助手告诉我的,我问你们怎么样?他们说出去也找不到工作,暂时在此躲一躲,躲过这场战争,再回老家去。

  磁器口在重庆郊区嘉陵江畔,歌乐山下,原是军统机关关押高级政治犯的地方,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馆”杀人魔窟就在此山沟里。山坡上有座戴公馆,大概是戴笠的别墅。自从开辟中美合作所,山上就建了许多房屋。最大规模的一座房屋是美国海军训练中国特务的营房。中美所有个“行动组”,归美海军指挥,由一些熟练的军统特工人员组成,经常派人潜入日寇占领区去活动,侦察上海沿海一带准备美军登陆的地形。我所作的连环画故事,是根据他们在上海搜集来的敌后爱国故事编成的,“行动组”就把我画好、印好了的宣传品带到敌后去散发。

  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日寇打通粤汉、湘桂铁路,震动了重庆,中美所的人也在议论纷纷,彼此互问再逃该逃到哪儿去。

  有人问:“咱这中美所撤不撤?”

  有人答:“撤?别开玩笑!我们应该向前进,送到敌后,进到上海去!”

  有人插话:“说的也是。戴老板不是在浙江天目山有座洋房吗?那可能是个好基地。”

  有人说:“不!慌什么,敌人还没到贵阳呢!”

  有人答:“到贵阳就来不及了。”

  在这动乱关头,重庆各民主党派发起了一个争取民主签名运动。凡是有点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表示愤慨,纷纷响应号召,签了名。《新华日报》发表了这个名单,叶浅予的名字也在其中,中美所中凡属军统的人,无不表示惊讶。不属军统的,如新招募来的进步学生,以及我这样的客卿,就觉得无所谓。问题的严重性是军统的人把民主运动看作对国民党专政的敌对行动,他们发现我的签名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那岂不表示我就是国民党的敌人了吗!中美所军统负责人向我责问,我表示,对抗日我愿效劳,对政治我却有个人的理想,这不能勉强!他当即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合作了,你得离开中美合作所。我看到问题相当严重,便去找美方心战头头,要求安全保护,要他保证我顺利离开中美所。在美方挂了号后,我立即进重庆去找那位军统重要人物王新衡,要他保证我马上脱离中美所。这位姓王的讲点江湖义气,保证我能安全离开,但要我介绍一个画家接替工作。我明白这是交换条件,也只得接受,这场交易总算谈成了。不久,我推荐廖冰兄接替了我的工作,廖比我有心机,一进中美所就直接和美方打交道,军统的人无可奈何。

  我和王新衡打好交道后,王向我做了一番反共的政治攻势,说什么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正在南京和汪精卫勾结,劝我不要相信共产党云云。我装作哼哼哈哈,似信非信,从此和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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