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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荒唐梦



  1987年3月31日是我八十岁生日。这天早晨7点半,走出中国画研究院大门,沿着北京西三环北路,开始我的晨步锻炼。北向,转东,走紫竹院路,进紫竹院公园,在湖边长椅上坐了一会;出园,走三虎桥小路,沿北洼沟,过北洼东桥,回到研究院画室,吃完规定的两片面包、一只煎蛋、一碗牛奶,漱完口腔,在画案边坐定。费了20分钟,写完前一天的日记,然后盘算,今天该干什么活?忽然想到今天是我八十岁生日,研究院将在午间叙餐为我祝寿,脑子里发出信息,似乎该做一首诗,用以纪念得来不易的八十寿诞。略一思索,凑成八旬自寿诗。诗曰:

  一年一年复一年,似水流年又十年;
  古稀尝叹路崎岖,而今笔老身犹健;
  惜瓮蜗居足三载,甘雨小院遭拆迁;
  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

  诗稿既定,于是裁纸研墨,一口气写了八条自寿诗条,谁来看我,就送谁一条,秀才人情,不怕献丑。写完字,忽又想到自寿诗的最后向句“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表明我今后的工作应该实现这两句话,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暂封画笔,改握文笔,写我的一生经历。

  从何写起?是个问题,正在反复考虑,一位作家朋友闯来,便向他征求意见,朋友说,就从你的十年厄运写起吧。这一说帮我开了窍,“倒叙流年”,也是一种写法,那么,就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梦》写起吧。

  老伴王人美因为长期瘫痪,卧病积水潭医院,1987年4 月12日忽告断气,送进太平间,我这时也因心脏病住在空军总医院,不能前去探视,直到4 月23日,人美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我还不能亲去告别,成为生离死刑的一大憾事。这天,在病床上写了一首悼亡诗,其中有一段写我们之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闹,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王人美,30年代电影《渔光曲》的主角,湖南人,心直口快,有股子硬劲。195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碰上文艺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有人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大头子戴笠有来往,把她逼成精神分裂症,住进精神病院,不久调来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5年和我结婚。“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影的造反派根据上海那次材料,又领会江青的意旨,把她揪上台去批斗。她天不怕地不怕,硬挺硬碰,在台上要赖作公鸡鸣叫,弄得造反派瞠目不知所措,只得草草收场。“文革”后期,把她送到干校去劳动,在劳动中,造反派还派人监视她,逼得她神经病复发,送回北京治疗。

  至于我的七条罪状三顶帽子,现在回忆起来,可以归纳如下:

  七条罪状:

  (一)丑化革命领袖我于北京解放初期画过一幅毛泽东的肖像,用的是国画笔法,不合时兴的革命肖像规格。

  (二)丑化社会主义1956年我画过一组《大同行》漫画,触犯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不健康现象;1962年在洛阳写了一首打油诗《冰糕颂》,造反派认为故意讽刺三面红旗。

  (三)丑化劳动人民1962年画了一幅《秦川麦收》,造反派认为那个割麦的农民是《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同年又画了一幅《沈家门即景》,造反派认为那个渔民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四)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在我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基本练习和创作两门课应该结合,不可分家,我自发担任了高班的创作课。那位独揽创作课的共产党员教师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

  (五)美化叛国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于成都解放前夕出走香港,我和徐悲鸿曾联名写信请他回来,后来还通过出国文化代表团的关系和他联系,动员他回国。大字报指责我朋谋勾结反动画家统治国画界。

  (六)拉帮结派巩固国画系独立王国。大字报指责我聘任郭味滇、高冠华、陶一清、何海霞来国画系任教,是搞独立王国。

  (七)寄情敌人1962年我画过一幅《印度献花舞》,画上钤了一颗《寄情》图章,大字报说我在中印交战之后画这幅画是“对敌人有感情”。

  三顶帽子:

  (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二)美蒋特务;(三)历史反革命。

  三年牛棚:

  1966年到1968年在美术学院的牛棚住了三年。

  七年牢: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公安人员把我送进安定门外拘留所;秋冬之际,从这里转移到城南半步桥老监狱;1970年由半步桥转到北郊的秦城监狱,一直住到1975年4月25日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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