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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75年4 月间,听得左邻右舍收拾行李,心里有点慌张,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牢底?思想正在激烈斗争之际,狱卒突然打开牢门,传我谈话。我默默跟在他后面,走进提审室,一个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审员端坐在问案桌前,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示意我在对面凳子坐下,慢吞吞问:“这两天你都听到左邻右舍的活动了吧?你心里一定很急,是不是?现在告诉你,明天一早,中央美术学院就要派人来接你回去。你要明白,你的专案还没有做结论,回去以后,留在本单位继续改造,等候结论。不过,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你自己去考虑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结论是“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十二个字。最后的政治结论可能还得熬上几年,还得在本单位的群众监督下继续打扫厕所。这几年蹲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也没干,练成了一副懒骨头,现在又开始锻炼筋骨,补偿七年的禁闭,也是一件好事。何况,明天起,将要呼吸现实世界的空气,未来的光明已出现在地平线上,管他妈严重不严重,充其量不过是一顶“反革命”帽子,横竖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还是一个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命”在某一天结束,什么乌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叶浅予还有十年二十年艺术生命,不怕翻不过身来!

  1975年4 月25日,大晴天,好太阳,是北京的盛春季节。自由的喜悦,带着心酸的苦闷, 等候新解差到来。一个是保卫科的老X,一个是人事科的老X,司机老X开车来到,秦城提审员最后交待几句,重复昨天的两句话:

  “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

  然后退给我进监时扣下的手表和皮带。审毕退堂,狱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狱,美院的小轿车在监狱大门外停着,狱卒将我交给美院解差,我钻进汽车。这回不是深夜,而是阳光普照的白天,保卫科在前座和司机并排,人事科在后座和我并排,开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疗养胜地小汤山,向车后一看,秦城四座大字仍然在望,它的背后是燕山山脉,气宇不凡。我在此当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这片隔绝人间的“世外桃源”。

  小时候读小学,描红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则有“狱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从美院扫厕所的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仍然回到美院厕所来。美院不是没有变化,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掌权的是新一代革命委员会,头头不叫院长,叫主任。当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后,革委会派了个秘书和我谈话,表示接受我这个留原单位监督劳改的反革命分子,并当即命令我到行政科报到,由该种支部书记XX负责管我。书记叫来专职打扫教学楼厕所的清洁工,是一位中年妇女,由她分配指导我具体工作,从即日起,我在她的监督下打扫男厕所。三年牛棚,练就了扫厕所的一套技术,也养成了闻不到臭气的一种习惯。可惜七年监狱生活,剥夺了劳动权利,白天一小时“放风”,是唯一可以活动身子的时间,浑身肌肉松弛萎缩,如今重操旧业,不知能担得起劳动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负担。

  记得当年住牛棚时,曾经揭露一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暴露思想说,“宁愿犯政治错误, 也不愿犯生活错误。 ”我处此新环境,忽然发生奇想,和此人相反,“宁愿犯生活错误,不愿犯政治错误。”当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错误,在公安局拥住短时期,然后派去劳改,见见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这样一个政治犯,送进监狱,与世隔绝,剥夺劳动,养成一副懒骨头,该多痛苦!究竟什么叫正确的世界观,我真有点怀疑。回美院头几天,不怕周围人们斜视、凝视、直视的目光。就怕自己这副懒骨头受不了劳动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单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别无长物。空间虽小,行动无碍。在秦城的八米空间里,我还编了一套练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跃。回到家里,八间房已压缩成二间,所有家具挤满空间,最怕磕磕碰碰。我问老伴这是什么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说,你对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说:“牢房宽畅,家里挤。”老伴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原来嫌家里房间不及牢房大。你可千万不能犯神经病,变成个大傻瓜!”

  美院革委会给我的待遇,不但劳动受监视,还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视我的行动,“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吗?

  1975年国庆节前后的某一天,驻中央美院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中央专案组的结论来了,说“叶浅予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属敌我性质,为了宽大,不戴帽子。今后由原单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样,不戴帽子也是一顶帽子。十年苦刑,听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场,如高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签。军代表板起面孔说,不签也罢,不过,我们仍然按结论办事,从明天起,你可以不打扫厕所了,听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结论告诉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发作。她正在灶上做饭,立刻摔掉炒菜铁锅,对我想目相视,大声叫扈“想不到你真是个反革命,这回真要和你划清界限了!”

  她二话不说,马上到屋里收拾东西,塞满一个大提包,气冲冲骑上自行车,往她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约有一个来月,她不和我来往,我不得已只得请女儿出马,一同到北影劝驾,但怎么说也说不动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家里来。后来还是靠北影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窝,不过有个条件,我必须把事实讲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为此,我们两人在一天上午来到玉渊潭一个僻静处所,开诚布公畅谈我在重庆时期为中美合作所画抗日宣传画的前因后果。我发誓,如果有假,咱俩就离婚。经此一谈,老伴的气消了,不但不疑我、恨我、气我,反而为我动脑筋、跑腿,请人执笔写报告,向上面申诉辩解,要求重新审查,经此一谈,也使我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是非颠倒的情况下,一味俯首听命是不行的,不采取主动行动,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时,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党委书记陈沛,由于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把他的问题查清,平了反,恢复了原党委职务。他见到我,主动表示要帮我把问题弄清。他说到做到,亲自翻材料,动笔杆,为我平反出大力。

  陈沛在1964年社教时被打成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斗争他时,我也陪斗,群众指责他包庇叶浅予,他理直气壮在台上答辩,说叶浅予在中美所干的是抗日工作,绝不是反革命!尽管红卫兵造反派无理取闹,他还是挺直腰杆,侃侃而辩。指他是叛徒,他坚决否认。我在牛棚里对牛友说,“陈沛是条硬汉,我们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劲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还在厨房劳动,洗涮锅碗瓢盆。在厕所见到我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没下结论,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全解放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党内,一个党外。他叫我别着急,最后我们也会解放的。他的乐观情绪对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结论以后,我情绪低沉,他告诉我他的问题快解决了,等他恢复工作以后,一定为我出力平反。

  这年10月以后,美院革委会把我调到展览楼去打杂,负责管事的XX,是1957年的女右派;另一个打杂的是男模特,戴着坏分子帽子。不久又派来一个打杂的,倒是个女造反,见到我们几个戴帽子人物,心里老大不高兴,专磨洋工,干了没几天,擅自在进门处摆了一个办公桌,表示自己是个干部。她在外扬言,“南楼里一个右派,一个特务,一个坏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专我这个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务处派来监视他们的,我可不服他们调遣!”不久她就拿这个歪理向教务处头头告状,气势汹汹,大吵大闹,教务处拿她没办法,只得把她调开。造反派的威风,连她的上司也不敢碰。至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然是她的专政对象。幸而她被调开,我们这所新牛棚才平静下来。

  我在南楼期间,主要工作是动动笔杆,写写展品文字说明。擦窗、扫地之类勤务,不让我干。三人之中,我年龄最大,体力劳动请事,年轻人包了。这也合情合理,在造反派眼里,认为我们反革命专了革命派的政,实在可笑。

  南楼贮藏了几大箱历年收购下来的画卷, 趁此业务清淡之际, 清理一下十年“文革”以来被人遗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奋勇,要求做个藏画编目计划,得到教务处同意,便动手干了起来,等到画目编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国家遭逢大悲大丧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丧钟之年,也是国家由乱变治之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哀悼,而“四人帮”却百般打击和阻挠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哀思与悼念。清明节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怒潮吓破了他们的胆,于是心生毒计,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活动”的后台老板,想把反右倾翻案风这把邪火烧得更旺。岂知“文化大革命”的气数已尽,革命元老们揭竿而起,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邪恶势力。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四人帮”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关进了人民专政的监狱,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个人大悲大丧之年。我的儿子叶善条,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转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58年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下乡劳动,因负重致腰部受伤,患慢性肾脏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亲被打成反革命, 他也受到冲击,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挫伤。1976年病情恶化,3月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岁。老年殇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闷,下南楼去医务所诊断。走出大门,两腿乏力,心跳加剧,突然昏倒,被人发现,把我扶到医务所。量血压,正常;量脉搏,正常。这时我已逐渐苏醒,反映胃部不适,值班护土给我包了助消化的药片,让我回家休息。二十四小时内我食欲不振,饭食乏味,睡眠不稳。老伴急了,第二天送我去首都医院看急诊,血压脉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电图,才发现是心肌梗塞。幸好急诊大夫是熟人,马上通知病房给我找床位,送进内科病房,叫我躺着不许动,输液输氧两星期,才让下床活动。这时两只厚脚皮全部脱落,换成新皮,留给我有生以来极为新鲜的一次记忆。住院后期,遇到唐山大地震。头天晚上,明明陪床,凌晨时刻,忽见窗外白光一闪,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体掩护我的身体,以为房子要塌。我心里明白,1965年邢台地震,我有过经验。我说不要怕,这是地震,医院建筑牢固,摇晃几下没问题,就怕连续震动,那就难说。此时大病房里骚动起来,好多病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邻床病号这是地震,不要惊慌,医院会有措施。几分钟后,护土长宣布,内科三楼病号全部转移到本楼地下室,能行动者自己走,不能行动者派人背负下楼。我的心脏病虽已度过危险阶段,还不能自由行动,由一个壮年医生背我下楼。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让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处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会塌。一小时后明明回来,说院子里塌了一垛矮墙,正屋没事,妈妈、阿姨在院子里休息,预防地震继续。大概过了几小时,医院宣布,地震中心在唐山,离北京好几百里,北京塌了一些旧房,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医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将收容唐山方面送来的伤员,本院决定轻病号提前出院,让出床位给唐山的伤员。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学院,住进我女儿明明的防震棚里;随后,经亲友商议,决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飞机送我去上海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

  10月间,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马路上,突然发现“四人帮”垮台的大字标语,才知道形势已经大变,我的历史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脏病彻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会已经撤销,恢复了院长制,恢复了招生上课。我的最后工作岗位展览楼,自从我进医院以后,似乎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后,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领四十元工资,按照这个待遇看来,被监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没有变。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该由谁来确定,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从另一种情况看来,叶浅予的社会地位尽管没有落实,社会关系却逐渐在解冻,显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连棒桥岛招待所请北京画家画宾馆画,全国美协推荐的画家中有叶浅予其人;在大连,画家们住在中央大首长住的一座大别墅里,还给《大连日报》作画写文章,向大连美术界示范表演并讲话,新闻记者给拍照。这一事实,证明我已从十年荒唐梦中苏醒过来。再前进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丹心谱》,请我去画速写,上电视;美院附中请我去讲课,美院国画系招考研究生,请我去评考卷。这些活动,不证明叶浅予已经回到“文革”前的工作岗位了吗?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个造反派头目提了一筐苹果来探望老师,说了些慰问的话,忏悔的话,抱歉的话;另一个叶浅予专案组的小头目来请示,要求听我讲课。有几个本系的教师,斗争会上斗过我,大字报上揭过我,见面时,低着头,闭着眼,装做看不见,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来惯于在人前低声下气,靠边行走,此时此刻,突然换了个地位,真使我感到换了人间,反而嘀咕起来,自己发问:“这难道是真的吗?”

  1976、1977、1978这三年,如同长夜梦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几次旅行中接触了人间,接触了自然,接触了美好的事物,恢复了健康的思维,心理逐渐恢复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长期带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疮发作,用坐浴方法治,总不见效。1979年夏天到医院检查,诊断是结肠肿瘤,动了手术,切除鹅蛋大小一个毒瘤,看了病历,才知是癌。手术期间,顺便取出一粒胆结石。治癌期间,躺在病床上,肉体伤疤尚未愈合,而打开精神枷锁的灵丹妙药突然降临:中央美术学院通知我,定于8月2日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叶浅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儿叶明明代表我出席大会,会上宣读了文化部党组为叶浅予所作的复查结论,结论原文如此写着:

  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同意你院报来的《关于叶浅予同志的复查结论》。叶浅予同志于1944年9 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担任漫画设计工作,是对日伪军进行宣传,应属抗日宣传工作,叶浅予同志并未加入过军统特务组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两次所做结论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在适当范围宣布复查结论,恢复叶浅予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扣发工资。按有关政策规定,归还抄家物资,安排适当的工作,消除家属子女所受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
               197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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