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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老人病重谢世了。他生于1901年，名字叫杨堃。 当我第二次踏访杨家时，门上的遗像和他儿子的叙述告诉了我。 作为一个采访者，我不无深深遗憾。不仅因为杨堃是20年代的留法博士，中国著名的民族学、民俗学专家，还因他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张若名早已于1958年离开了人世。她曾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又与周恩来一道登船赴法勤工俭学，一生经历传奇。 当我仔细翻看了杨堃、张若名的生平资料后，不禁伏案慨叹：他们的人生故事，已随女主人公张若名1958年的辞世沉默了几十年，而现在能让它又随男主人公杨堃的离世而永远地沉默下去吗?我似乎突然省悟到，应该把这一对“博士夫妻”，连同他们那本世纪不可多得的故事，完整清晰地留给读者，也留给下个世纪的记忆。 幼年张若名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五四”运动中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从现在往上追溯69年，即是30年代的第一年：公元1930年。这一年，于20世纪中国百年进程中，也许算不上最为举国惊心、大荣大辱的年度。而在杨堃、张若名夫妇的人生履历中，这一年却显得异常重要，异常精彩夺目，是他们人生岁月的华彩乐章!请看以下的历史记载。 1930年5月30日，杨堃的博士论文《中国家庭中的祖先崇拜》顺利通过答辩，得到高度评价。 1930年5月31日，杨堃与张若名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礼堂内，举行结婚典礼，数十名中法师生友人前来祝贺。 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答辩通过。被评为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荣获500法郎奖金。 1930年12月16日，杨、张夫妇登上火车，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用中国的老话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两件大事情。而杨堃和张若名在1930年这一年中，同时完成了“立业”“成家”这两桩大事。并且马上返回祖国，报效“母亲”。 本世纪初第一个金秋，杨堃诞生在河北邯郸大名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杨东生靠一手娴熟的中医长技行医治病，还做过大名县的公务员，杨堃是家中的独生子，大家族中排行第三。他自幼在村里读私塾，非常喜爱听村里的老年人讲故事，说书，特别是春节前后，外面天寒地冻，农活和读书都闲了下来，杨堃就到处去听老人们讲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或废寝忘食地闷头读他最喜欢的民间文学和历史故事，农村里热烈红火的民间节庆、兴师动众的祭祖祭佛也都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也许是他后来选择民俗学、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初缘。 1913年，12岁的杨堃转入县第二高等小学，15岁入大名县“直隶第11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几乎年年荣获奖学金。 五四运动时期，杨堃也和爱国同学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杨堃，非常向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导国家走向进步的政治制度，渴望能亲自到西方学习。1920年初，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保定直隶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结业时，名列甲等第三名。 就在杨堃出生后第二天，与大名县相隔200多公里的保定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富户人家，出生了一个女孩，她就是张若名。 若名出生不久，父亲张绍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从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备受歧视和虐待。常常是夜深人静时，若名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亲在暗自哭泣。母亲的悲伤，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张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来到天津上小学，1916年，她14岁时又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她发奋读书，立志将来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就在张若名入学后的第3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请愿遭到了镇压，天津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张若名的同学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师范”校内向同学们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应“不甘人后”，并迅速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被选为该会评议委员，张若名后被推为评议部长。 张若名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示威请愿，还组织讲演队、杂志社和妇女补习班，并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还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山东镇守使马良等请愿活动，并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共同组创了天津的联合团体“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顽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1919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我爱国学生，造成“福州惨案”，天津学生联合会推举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学生，代表天津数千爱国学生到直隶省公署内请愿，结果被警方拘捕并送进警察厅关押。 周恩来曾在他的《警厅拘留记》中，摘录了张若名日记中有关她自己和郭隆真在狱中情况的描述：在那三九严寒的季节里，她俩被关押在一间没有火炉的破屋子里，俩人挤在一张床板上。但她们还不断惦念着监狱外面的战友，尽管监狱生活折磨得她俩不断患病，但她们彼此照顾，互相鼓励，坚持同狱方斗争，毫不屈服。 一天，张若名的父亲到拘留所，向女儿进行“劝降”，要她“承认错误”，即可对她单独提前“取保释放”。 张若名义正辞严地回答父亲：“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请愿，是爱国、正义、合法的。”父亲听了大为恼火，对在场的狱方官员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 另外，张若名和一同被捕的26名难友一道，开展绝食斗争，抗议非法长期关押。狱外的“觉悟社”成员和天津学联，也积极声援他们的绝食斗争。北京的名律师刘崇佑，出于对爱国学生的深切同情，义务为他们出庭辩护。被关押的学生们终于全部获释。 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为出狱学生举行了隆重热烈的迎接慰问活动。出狱者们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周恩来、张若名还分别在欢迎会上报告了狱中情况。当时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还免费为他们拍了一张珍贵的大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为各大博物馆珍藏，也常被有关“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的书籍所刊用。 张若名与周恩来同船赴法，初识杨堃时，发现他已娶妻 张若名留法之前一段轰轰烈烈的举动和她革命“急先锋”式的女子形象，杨堃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曾有所闻。1921年8月，杨堃由于在保定留法预备班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被直接保送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自此开始他10年的海外留学生活。 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组织考虑到她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四位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但由于出国路费和生活费一时还难于筹措，就暂时搁置了。张若名回到保定的伯父家暂住。 那年，张若名18岁。父母为了让她不要在外面“胡闹”而“惹事生非”，便四处张罗，想方设法为她“找个婆家”。张若名对父母这一套“包办”极为反感，她想起前两年好友郭隆真曾穿着学生装，一路坐“亮桥”(卷起轿帘)到“男家”，向宾客发表抗婚演讲的举动，也准备采取行动，抵制家庭包办婚姻。 她背着家人去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后来被家中亲戚得知消息，告诉了她父亲，父亲立刻派人赶到保定，谎称母亲病重，要把她“接”回温仁村。张若名料想赴法计划已暴露，若回温仁村恐怕就再难以出来了。于是下定决心，毅然离家出走。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张若名到了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听说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学，无私捐赠了300元。后又在周恩来，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 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和郭隆真办好了各项出国手续。终于登上了法国油轮“波尔多斯”号离沪赴法，同船的还有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的学生100多人。 张若名和杨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来到了法国。而历史安排他们的相遇和会面，却仍向后推迟了整整两年。他们的引见人就是郭隆真。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参加革命活动，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名。1922年，她俩一起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张若名写下了多篇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后由周恩来带回国内公开出版。 1923年，郭隆真从巴黎来到里昂了解情况，在靠近里昂中法大学的一家河北高阳人开的“协和饭店”落脚。这家饭馆是里昂的一个“中国人联络点”，郭隆真在此落脚后，经常出入中法大学，联络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 有一次在阅览室，郭隆真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县同乡杨。郭隆真很快就把张若名从巴黎接到里昂，俩人在协和饭店楼上租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下来。这时，郭隆真很高兴地把大名同乡杨堃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女友张若名认识。不久，郭隆真介绍杨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同做团结、争取华工的工作。郭隆真和张若名经常深入到里昂市郊的“三丰”工厂区，杨堃也随她们去过几次。当时，杨堃还在奋力攻读理科硕士学位。 郭隆真是个热心人。他看杨堃和若名都很优秀且般配，就极力促成他们的百年之好。她主动写信回家，帮助好友打听杨的家庭情况，以便给若名提供参谋。但是不久，她从家中的回信得知，杨堃在家己娶妻室。这下给郭隆真头上泼上一瓢冷水，她赶快劝若名别同杨继续交往了。 其实，杨堃的婚姻也是家庭包办。还在他上学时，家里就为他说定了媳妇。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堃对自己这桩无感情的婚姻愈发反感和苦恼，多次提出离婚，却因为父母的激烈反对而不能，以致和父亲脱离了关系，杨堃远赴法国留学，亦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一个逃避。 而这时，张若名对婚姻的态度，虽不像“五四”时期抱定“女子独身主义”那么激烈，但仍追求先要女子解放与独立的观点。她曾在一篇题为《“急先锋”的女子》的文章中提出： “女子解放从女子作起，不要等旁人解放”，“女子解放”重要的问题，还在知识供给，经济独立……方面。有了充分的知识，独立生活的能力……婚姻问题不解自解了。”同时，她对理想的婚姻也抱很高期望，她说，“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结合的，在现在这种时代，实在不容易做到。……从众多的朋友圈中，遇着“无一不投”的人，由浅而深，达到最高的相知相爱，然后成为婚姻。” 1924年，张若名在给国内《妇女日报》所写的《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建设双方的平等，双方的敬爱……” 在人生选择的关口，张若名选择放弃革命，为她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 张若名非常理解大姐郭隆真对她的好意相劝，她也并不急于做出选择。因为她要做的事很多。 由于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进步很快，能够顺畅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著作，所以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另外，也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1924年很快来临了，这年对于张若名是个多事之秋，也是她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关口。 1月21日，苏维埃领袖，第三国际创始人列宁同志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追悼会。希望旅法中共组织派代表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中共立刻决定选派法语水平好，能力强的张若名与会，并撰写发言稿。 但后来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参加，非法到会就可能受到拘捕。法共立即通知旅法中共组织不要派人了，发言稿可以转为代读。可当时任旅法少共主要领导人的任卓宣却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散会后，按组织决定出席大会的张若名，立即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张若名一直被法国警方跟踪盯梢，并多次遭到盘查，形势非常严峻，她难以继续革命工作了。 1924年，周恩来也不再担任少共书记，任卓宣接替了他的领导职位。此人作风专横跋扈，唯我独“左”，谁不服从他就给予打击刁难，郭隆真和张若名多次受到任卓宣的谩骂刁难，张若名对此极为愤慨和不满。 于此，张若名思想产生了激烈波动。如放弃中共革命组织?这意味着从此和亲密的同志分路而行；若回国继续革命?她深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不强，亟需继续充实和深造。 恰逢此时，法国参议员于格儒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他的遗孀碧细太太把这笔遗产专门捐赠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学生，支持她们继续求学。张若名有了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 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张若名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放弃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返回祖国。同年冬季，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先后把两位最亲密的战友送上了火车，以后在法国的路，只有她独自跋涉了。 在事隔80多年后的今天，怎样来评价张若名当时的选择呢?我想，当一个人做出选择时，是她的性格、观念和所处环境共同作用的，原因极其复杂，绝不能用一句“革命意志动摇”蔽之。纵观张若名全部的人生履历，我以为，她当时并非想背弃革命，而是在一个特殊环境背景下，不甘自弃，利用机会提升自己的学识能力。以另一种形式实现自己女性解放、独立的追求。 张若名选择的路，无形中使她的杨堃靠近了，但也许又为她最终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她从“协和饭馆”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这里的租金相对便宜，又供应伙食，她可以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她在这个“保护圈”公寓住了将近3年，几乎没和一个中国人见面，几乎没说一句中国话，全心修读。同时，这种“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 而这几年间，杨堃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目标，也同样走着一条苦读的路。 1923－1925年3年间，他取得了里昂大学理科硕士学位。继而，他又去里昂大学哲学系，在法国著名汉学家古恒教授指导下，攻读文科博士。由于学业优秀，1928年他被推荐到由莫斯教授于1926年创办的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跟从莫斯教授进修民族学。 莫斯是法国民族学派的开创者，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对法国民族学的发展和兴旺起到了重要作用。杨堃进修期间，先后参观了欧洲各国的民族学博物馆，大大开阔了视野，对他撰写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帮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张若名从市内的女生公寓，搬进里昂北郊炮台的中法大学女生宿舍，准备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就选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国文学。 张若名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赛贡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决定张若名的研读方向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赛贡教授对张若名的聪明才智和优雅文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不仅发现她是一名非常专心的学生，而且还思维敏捷，她掌握的法语能力能洞悉细微的差别”。赛贡还说过：“张若名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至此，张若名通过自己的5年的努力奋斗，已同杨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同在一所大学，同在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五四时期，张若名曾追求做“急先锋”的女子，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安静的学斋生活，浪漫的法国文学、人文科学的熏陶，使张若名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她不再坚持独身主义了。 杨堃对张若名始终一往情深，若名对杨的了解也日渐加深。但也许时机尚不成熟，杨堃与张若名的关系仍未明朗……，真是好事多磨，亲戚们都开玩笑说杨是“长脖老等”。 杨堃却相信时间的考验，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里昂郊外，小咖啡馆里，周恩来与张若名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诞生 在张若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 1930年春天一个夜晚，天已经黑了，张若名仍在宿舍里埋头读书。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名，张若名!”她颇觉奇怪，马上下楼去看，只见一个男青年，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 那人顺手摘下黑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这不是周恩来吗?周恩来小声说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老友相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国途中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了目前在国内干革命相当危险，他常是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并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1930年春，杨堃从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后返回里昂，正在准备论文答辩，而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也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这时，杨堃已在国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名；同时，杨堃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自己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 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不能让一往情深的杨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杨堃结婚。 5月的法国里昂，春回大地，姹紫嫣红。杨堃和张若名也携手迎来了大好春光。 1930年5月31日，中法大学小礼堂内，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几十位中法师生聚集在这儿，同贺杨堃和张若名的结婚庆典。新娘一身白色纱裙，手捧鲜花，显得妩媚动人，新郎昨日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今天又踏上婚礼的红地毯，双喜临门，更显得容光焕发。大家一道举杯畅饮，合影留念，祝福这一对新人幸福、美满! 沐浴着新婚温馨浪漫的一对新人，一起去法国江部的旅游胜地安纳西度蜜月。从度假地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几章的写作，并于当年秋天全部完成。全文用法文写作，共计5万余字。 安德烈·纪德是一位优秀的作家，10多年后的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他已在文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张若名为纪德作品中通篇闪烁的纯洁、诚实、自然而优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用于研究之中，从纪德的个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论文完成后 ，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的论文“充满着流畅潇洒，诗一般的词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评为里昂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并荣获了一份奖金。 张若名仅以国内中等师范学校肄业，没有一点法语的基础，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 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同时又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女主角。这是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荣誉。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授夫妻在沦陷区忧心忡忡地度日 1931年元旦刚过，杨堃张若名夫妇便回到了古都北平。不久，他们夫妻先后接到了学校的聘书。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张若名刚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讲法国文学与心理学，同时还以文学院教授名义为中法大学高中的学生讲授法语。 “博士夫妻”从此开始了他们较为安稳、专心致志的讲台和书斋生活。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儿子于1931年和1934年出世了，教授的生活待遇优越，他们俩一月有600大洋的薪金，可以雇请佣人照料家事，所以他们可以便集中精力投入到各自的教学和研究中。 杨堃先后在河北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讲授社会学、社会进化史、民族学等课程，并任综合性社科刊物《鞭策周刊》的主编之一，并发表了《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中国新年风俗志序》《法国社会学史》等多篇学术论文。 1937年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吴文藻准备举家南迁，特为推荐杨堃接替他的几门课程，于是杨堃一家搬进了“燕南园”原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的住宅，环境幽雅，生活舒适方便。 也是在这些年里，张若名则除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孜孜不倦地进行文学和纪德的研究。她在北平的法文月刊《朋友》上发表了多篇分别论述纪德作品《地梁》、《窄门》的文章。1932年，从法国方面不断传来信息，说一生不肯确定政治立场的纪德，突然选定了新思想--信仰共产主义。张若名在没有同纪德做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凭着自己对纪德全部作品的深刻理解，对他灵魂的透析，写就了一篇《关于安德烈·纪德》的文章。发表在法国著名文学杂志《法国水星》上。文中认定，“纪德必然主要地是热爱艺术。”之后几年，纪德的表现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有一位美国的纪德研究专家林如莲博士曾高度评价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她说：“张若名回到中国之后，仍能继续保持纪德专家的地位。”“中国有一个词来形容一个人明白理解另一个人，这个词就是‘知音’，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是真正的知音。”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吴宓教授，也曾给张若名写了一封很恭敬客气的信，邀请她去清华大学，作《纪德研究》专题讲座的主讲人，张若名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对教授夫妻虽然很少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但他们仍以强烈的爱国之心，对祖国的存亡忧心忡忡。1936年，张若名应邀参加了一个北平的教授座谈会，与会的60位大学教授一致决定，联合天津的大学教授，共同签署发表一个对时局的意见书，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绥东打击日本侵略军，这封意见书对不久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起到了舆论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中法大学文学院已无法上课，教授们和校长作为留守人员，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维持生活。张若名的心情非常忧郁，从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谈天说笑。她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制的机构服务，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这期间，这对博士夫妻得以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发表于《朋友》月刊第4期。全书的素材是出自杨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张若名担任了法文执笔和校译工作。书中搜集了河北省与北京市大量儿歌、童谣和与儿童有关的民谣民谚。这是最早把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介绍给法国人的书之一。 张若名还用中文写下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兰苞》这篇长达26000字的论文，这是张若名在文学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论作，国文功底深厚的杨堃曾帮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润色，由于这篇文章“特别精彩”和“引人入胜”，它于1937年在《中法大学月刊》首发，9年后又在《文艺先锋》杂志上重新全文刊载。 迎来了解放的张若名一次次递交入党申请，却总被拒之门外。河水成为女教授永远的归宿 1947年底，杨堃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到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非常高兴，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在那里搞民俗研究，独具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张若名本不想南迁，因为北平的学术研究环境毕竟比外地优越。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也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宁，她接受了丈夫的选择，并同他一起去云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1948年春，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环境优雅而安静。而当时全国的形势正处在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时期，解放军在几大战役中连连告捷，蒋家王朝即将彻底覆灭。 担任着系主任的杨堃对时局了解得日趋清晰，思想转变较大，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联盟”，任教授会小组长，他还聘请了留苏的进步人士为社会学系教授，组织师生学习俄文。政治经济学与新哲学。同时，他还在社会学系进步师生的会议上宣布“我赞成新民主主义”。 张若名当时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精通法国文学的教授，为了讲授新课程，她仍在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和编写讲义。由于她的知识渊博和对法语的精通，讲课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学生的广泛赞誉。同时，她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了。她也开始积极研究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把自己保存了20多年的法文版马列主义书籍拿出来阅读，准备在思想上逐渐适应新形势。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社会，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历次党号召的运动，她都积极投入，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批判旧思想，开会积极发言，认真写出心得。一再受到党政领导的公开表扬。入党申请书每年递交一份，思想认识过程一次比一次写得长，那样执着，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从不灰心，还去听党课，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 1955年春，对于杨堃和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俭学的战友，今日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会见中，周恩来亲切转达了小超对若名姐的问候，并向杨堃询句了许多民族学的问题，如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类、民族史、民族调查、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征等，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同参加谈话的陈毅还与张若名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漫谈了法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次会面，给杨堃和张若名带来了精神动力。张若名在自己创立和主持的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发奋工作，竭力培养后进，同时还写出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试论文学中典型性的创作过程》两篇高水平的论文，先后在云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 杨堃则翻山越岭，深入到云南西盟、德宏、楚雄、大理、剑川等地进行民族调查，撰写了《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凉山彝族的手工业》、《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 而就在这对博士夫妇积极进取，努力奉献时，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开始仍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甚至把大儿子写回来的有些落后观点的家信也交给组织上，请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反而被自己满腔热情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写的“交心”材料一反成为揭发她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作资产阶级的靶子，连她22岁在法国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指责她为无耻的叛徒。这对于自尊心非常强的张若名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当张若名得知，下午批判会还要继续，并且还要“加温”时，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投水自尽于云南大学旁的一条河。 当时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没开完，就接到云南大学拍来的一份电报，说张若名病重，速赶回。当杨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见到的只有张若名的骨灰盒。 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而更令张若名难以想到的是，她对党的忠诚坦白，竟殃及了两代人，大儿子杨在道就因为上交的那些信，被化为右派，在劳教所关押了20年，断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前程。幸而1979年右派“改正”出狱后，他苦心研究母亲一生的经历，成为张若名研究的专家，这也是张若名不曾想到，在天之灵得到慰藉的。 1963年，在邓颖超的关心下，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杨堃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挨打，几乎丧生。家被抄4次，几十年积累的数万张读书卡片和资料被劫一空，大量珍贵书籍被迫当废纸卖掉。杨堃被赶出教授住宅，下放劳动，后病倒才获准回京自费治病。直到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杨堃才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 1980年，又是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大党委为张若名作出了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随之又恢复了她的盟籍。 此后数年，杨堃真正进入“桑榆未晚，只争朝夕”的岁月，他先后整理出版了《民族与民族学》、《民族学概论》、《原始社会发展史》、《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调查方法》、《杨民族学研究文集》等著作，发表了30余篇论文，并指导民族学博士生，1984年，又以83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复一年，杨堃无时不在思念他的亡妻张若名。 1998年6月18日，是张若名去世40周年忌日。年逾96岁的杨堃老人，面对亡妻若名的遗像，心中升出无限怀念，不禁提笔赋诗《怀念若名》：“若名逝世四十年，国家形势大好转；冤魂九泉若有知，当慰我儿有书传。” 此后不到两个月，杨堃便告别了这个世界，与夫人若名在九泉之下相会了。 从本世纪初升起，至本世纪末殒落。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在20世纪的中华史册上，划出了他们人生最美最悲的留痕。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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