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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脱颖崛起西荣巷


  何贤接过父亲的“血本”时,沉甸甸的,不是金砖却饱含着父亲的希冀。无论怎样,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操纵自己的命运了,他不是后生不是掌柜,如今可是一名“自雇自”的老板了!
  可是,在广州要做金融买卖,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金融界情况十分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又有大小军阀从中兴风作浪,蛊惑市场。尤其是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战火烽烟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每一次军事冲突,在广州都会直接牵引着金融指数的波动。
  30年代初的广州市十三行金融业十分活跃。这里钱庄林立,店铺门面装修堂皇,炒买炒卖黄金外币的人群摩肩接踵,吸引了无数投资者和冒险家。何贤的眼睛瞄准的是十三行、西荣巷一带的“黄金宝地”,其实就是黄金外币炒买炒卖的自由市场,然而,这在旧时代却是合法的经营。炒家全凭一个“信”字,也就无须具备多大的资本。何贤心知肚明,所谓炒,不过买空卖空,和赌博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便在这里挂起个“鸿记”招牌,一个无字银号,却得以施展身手,开办“炒市”活动了。
  十三行作为洋货行,始建于17世纪末,尽管其惟一拥有与外商打交道的商业特权的历史期早已过去,且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一带的房屋几乎被烧尽成灰,但由于它曾经拥有过昔日的辉煌,客商们已获悉这个劫后复苏、仍是商业繁盛的地方,便又出现了清代番禺大诗人屈大均描述的“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
  到20世纪20年代,十三行仍是广州银号集中地,而银号的老板们组织的银业公会就设在西荣巷。初入行的“鸿记”老板何贤,并没有什么铺位,他仅靠双腿奔走于浆栏路内的西荣巷银业公会和茶楼酒肆之间,观察行情,充当银业经纪角色。当时银业公会内,设有银业公布所和交易所,是广州最大的金融贸易市场,是个买空卖空的大赌场。公会给每个银号派发两张入场证,因场内每日上下午开市两次,所以,有入场证方可进场交易。
  每日晨起开市前,西荣巷附近各间茶楼已是人头攒动,相互低声议价,或高声讨论,人们先进行着紧张的“热身”活动。而进到银业公会内交易时,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双方都不用讲太多话,而以伸指为暗号。
  早上,何贤在茶楼上或钱庄那里接受炒家的委托,做黄金小买卖。只要按炒家的吩咐,一经买入,马上就写个纸条送给甲某或乙某,如若放了(即卖出了),也同样以纸条为凭。傍晚收市,赚了多少,或亏了多少,何贤就跟炒家一一交代清楚,从不拖拉。
  聪明机敏的何贤稳扎稳打,把握时机,或“睇好”,或“睇淡”,或入或放,决不盲从,且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为炒家充当高参,出谋策划,结果大获其利。因此何贤得到许多炒家的赏识和信赖,他很快就在这金融圈里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
  何贤有三条“秘诀”:一是深入了解金融行情,观察时局变幻;二是善于动脑子,区分真假行情,分析金融价格涨落的可能性,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三是勤跑腿儿,勤于联络同行,在各个茶楼的“炒友”中来往穿梭,尽快把信息告知炒家们,并为他们出谋献策,使尽全身解数,颇有肝胆相照的坦诚。
  做黄金买卖的人,最易结交当时的军政要人,绿林好汉,所以,何贤的朋友可谓遍及广州了,这些朋友,有些甚至可成为生死之交。何贤结交了最为知己的两位朋友,他们就是何善衡与马子登。他们三人都年纪轻轻,爱好相同,且都从事同一职业,可谓志同道合。何贤叫“鸿记”,何善衡叫“双记”,马子登就叫“科记”。其实所谓“记”,不过都是独自一个“光杆儿司令”而已。后来,何善衡提议:“我们不如大家拍档,搞间银号!”银号,实则是私营银行。
  1929年,三位年轻人将各自的本钱凑到一块,集资一万元,在广州的上九路开办了一间汇隆银号,以此为阵地,在金融界中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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