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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打捞沉粮送穷乡


  何贤等人到石楼镇参观后,在区公所用午餐。当晚,县人民政府设盛宴招待了他,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们都同他见了面。饭后,当地政府又专门为何贤举行了一个县、区、乡干部座谈会,何贤与大家谈得非常热闹,直至深夜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何贤天生就是一个孝子,他的父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纪念,他感到无限欣慰,也就更加眷念家乡了。所以从这次回乡之后,何贤对家乡建设的资助,就不只限于岳溪了。
  番禺县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何贤支持,他必慷慨解囊;有时政府没有向他提出请求,他闻讯后也会主动予以捐助。
  仅是1958年至1959年两年中,何贤就给县里送回了大小汽车75辆,汽车引擎10多台,汽车零配件40大箱,拖拉机12台,大型发电机(连动力)6套,以及柴油、汽油、机油等约2000桶(每桶200公斤)。此外,还捐赠了大型拖船一艘,平床、刨床、钻床共10台,拖拉机7台,以及药品、农药、菜种等一大批,约值人民币400万元。
  番禺兴办造船厂时,他又捐资6万元;创办华侨中学时,他再赞助了3万元。
  至于“大跃进”后,内地出现连续三年大饥荒的困难岁月里,何贤为支援家乡恢复生产,为帮助众多乡亲渡过难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财力物力上的资助———因次数太多,究竟他一共拿出了多少钱?连何贤自己也记不清了,但70年代以前的一些数据为:
  1964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那时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1969年,他又给家乡捐赠“么利士”汽车2台,“啤阔”汽车3台;1960至1962年的三年间,何贤以外币存款的方式,为番禺县进口化肥2000吨……
  要知道,这都是“文革”前的捐赠数字。“文革”前,400万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也没有今日之开明。何贤那时为国为乡倾囊倾力,也未必人人都赞同。他有时还会心存余悸,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执意做了,以一言一行,做了很多造福桑梓的好事。
  现今的岳溪乡应塘村委书记梁汉田,讲述了1959年,发生在经济困难岁月里的一段传奇故事……
  1959年,在梁汉田的记忆里,家乡很穷,很多人还是没饭吃。直至“文革”岁月,乡亲们还是吃番薯、吃萝卜、吃芭蕉芯和芭蕉头,吃那些从稻谷中拣出来的糠做成的糠饼,然而有一段日子里,他们吃到了“何贤小麦”做成的饼,那凭着“麦饼证”领到的“何贤饼”,现在回味起来仍觉得好香好香……
  哪儿来的“何贤牌”麦饼呢?说来,好有传奇色彩呢,番禺稍稍上点年纪的人们,无论干部或乡民,几乎人人难忘这件事———
  1959年秋天,当时香港一家面粉厂在澳洲购进了小麦2000吨,准备运回香港加工成面粉。
  天有不测风云,这艘装满小麦的货船在途中不幸触礁,小麦就沉落在太平洋公海上……因那个香港工厂已购买了保险,所以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商负责赔偿。保险商想尽量减少些损失,便想将这批小麦进行拍卖。
  拍卖底价,约为原价的五分之一,而实际上受水浸的小麦不过才20%,将这批小麦作粮食或饲料可是太便宜不过了!所以政府拟将这批沉船小麦购入,以解决农民粮食及饲料的匮乏,但是这批货能否批准进口,还是未知数。
  何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慨然应允缴付全部款,并向有关部门领导请示,请求批准将小麦报关进口。何贤又掏钱雇船,将太平洋公海中沉落的小麦全部打捞起来,并在一星期内及时运返故乡。
  当时按照何贤的建议,拨给番禺县五百吨小麦,其余送往顺德、南海等地区……据梁汉田书记所忆,那时岳溪村民和顺德村民按人头计,每人分得小麦50斤。
  这批小麦在当年经济困难、粮食短缺之时,实在是有如甘露啊!若不是何贤鼎力相助,出钱出力,还实在不易得到呢!
  历史的记忆中,番禺人不能遗忘:“那次何贤把小麦运回家乡,很多人都受惠于他!”
  “当时我记得,那小麦是救命救灾的粮!人人都知道谁给送的救命粮,我们都称何贤是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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