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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历尽沧桑返故园


  1976年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为民除害,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中国当代历史最最重要的转折关头,用共产党人的话说,叫“拨乱反正”。1977年夏天,何贤回到广州,又约了岳溪乡的干部,到广州人民大厦跟他见面,并一如既往地捐钱捐物,帮助家乡恢复生产。何贤也想跟县里领导联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摆脱昔日的阴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你有情来我有义,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番禺县领导也很想与何贤重新建立联系,特别是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接着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和“三胞”(侨胞、台胞、港澳同胞)政策之后,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接触何贤,并通过他与番禺籍的港澳同胞建立起骨肉亲情的联系……
  1978年12月底,何贤因事回到广州。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和市政协、市侨办、市外经委等领导,在广州大三元酒家设宴招待何贤。
  番禺县统战部长卢开获此讯后,连忙拨电话给广州市委统战部,希望同有关部门联络,安排番禺两位领导参加此次宴会,给番禺提供一个接触何贤的契机,得到省市领导的批准同意。于是,番禺县委副书记李志恩和统战部长卢开,出席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三元盛会”。席间,两位干部向何贤汇报了家乡落实政策的情况,他在番禺的亲属凡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的,现在都予以平反。
  卢开又告诉何贤,何氏家族的祖屋“文革”时给人占了,现在已收回,准备修理之后就交还给他。
  临了,县委副书记还代表县委向何贤致以深深的歉意:“何贤先生,过去你对家乡建设出了大力,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希望何贤先生谅解。”
  何贤听罢,轻轻摇了摇头,而后平静地说:“这些我能理解。中央那么多老领导、老革命尚且挨批挨斗,我这个资本家自然难免喽!”他顿了顿又说:“批我骂我倒也罢了,只是连接待过我的同志也遭批斗就极不应该,极无道理的了。”
  十年浩劫,最深重的灾难恐怕还在于扭曲了人心与良知吧。千疮百孔的心灵遭际,能够得以迅速地复原么?他们原以为何贤会有许多怨气,甚至从此不理睬家乡的事……没想到他心胸这般开阔,完全不计前嫌,念的却只是他人的不幸与不公!
  此次会面后又一个月,也就是1979年春节前夕,何贤又回到了花城。花市的摊子摆满了大街小巷,春意盎然的景象,预示了一个好兆头。统战部长卢开,打听到何贤此次住在华侨大厦,就偕同副部长陈浩一起去拜访他。
  他们见了面,就向何贤汇报了继续落实华侨政策的情况,并且叙述了团结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计划,希望何贤能够带头并帮助做好几位港澳知名人士的工作。
  何贤听此一番话,坦然相告说:“这个工作是要做,只有消除坏影响,才能让人重新建立信心。我本人是没问题的,我对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多些,容易理解。人家则不同,成见太深了,慢慢来吧,多做工作。”
  何贤说罢从口袋里拿出信封,问卢开道:“你们搞统战工作,有没有车子用呀?”
  卢开答道:“县里的车子较少,用车还有些困难。”
  何贤听罢,即刻写了“捐赠两台15座客车、两台9座豪华型小车”的字条递给卢开,并说:“送几台车给你们,有时港澳同胞回来也好有部车子接送。”
  卢开、陈浩等万般感激,感激的不只是几部汽车,更重要的是何贤赞成他们做好港澳同胞的工作,并且用实际行动“雪中送炭”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何贤对番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霍英东引回到番禺来。霍英东在80年代以前,跟番禺可以说基本没任何联系。霍英东没有祖乡,他原是水上人家出身,但他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番禺人。论家财,霍英东比何贤多得多,何贤仗义疏财,比不得暴富之家,所以论出资,霍英东在番禺拿钱助建的数额自然比何贤多。现在番禺的县委书记和主要领导,都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何贤,我们不会认识霍英东,也不会把霍英东引到番禺来。”
  在广东,何贤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面向港澳同胞的第一个“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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