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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人员不到200人的中国青年报社，在抗洪抢险期间先后派出了43名记者、编辑赶赴长江、嫩江抗洪一线，他们只有一个任务：让人们真正了解，在长江流域、在嫩江流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第一现尝第一时间进行报道成为记者们的普遍追求。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却需要具备正气凛然的职业道德力量。 1、贺延光：经历九江 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除了摆弄相机，大多有拿笔的传统。有几位的图片、文章在新闻界均有声誉。 ８月７日下午，贺延光计划去九江灾民安置点采访。刚过两点，楼下南京军区《前线报》的范钦尧来电话催。贺延光还没准备停当，进屋的伍处长说：“叫你快点呢，决口了１据说九江长江大堤固若金汤，怎么会决口呢？催我快点，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呀——贺延光心里嘀咕着。 钻进“切诺基”一出门，就感觉不对了。大中午太阳毒毒的，平时街上没什么人，现在满世界都是人，且五一堆，七一伙，神色匆匆，议论纷纷———长江真的出事了！贺延光顿时紧张起来。 “哪儿决口了？”贺延光摇下车窗问一警察。 “开发区１警察往西挥了一下手。 “快掉头１范钦尧命令司机道。 司机还算路熟，脚下使劲加油，手不停地按喇叭。越往前开，市民越显得惊慌失措，人们迎着切诺基在跑在喊。此时，各个路口均已由警察把守，所有车辆行人准出不许进。 后排座上的老范让前排的贺延光和他换一下位置。他穿着上校军装，非常时期，军人就是通行证。 开发区宽阔的九江大道几乎没有人了。路边停着三部军用卡车，几位司机拦住车大声说：“水就要过来了，车不能再往前开啦１ 但贺延光和老范执意让司机再往前跑一段。 车刚往北一拐，哗哗的水就冲过来了。他们慌忙下车，让司机赶紧把车往回开。他们趟着水爬上九瑞铁路，眼看着湍急的洪水几将铁轨下的基石掏空，而铁路旁一座公路小立交桥被水淹得没了模样，几个电灯杆淹得只剩两米。幸好军分区应急分队冲锋舟赶来了，俩人各翻上了一条小舟。 贺延光这时确切知道了决口是在长江大堤４号闸和５号闸之间。 在冲锋舟上，贺延光拍了几张照片，便打开手机，开始向北京总部口述现场场景。贺延光告诉报社：“我将半个小时通报一次情况。”此时，在九江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只贺延光一人，出现重大险情，对新闻工作者的最低标准是及时发稿。 大水已漫过了楼房一层窗户一半多，冲锋舟的任务是到居民区救人。当贺延光和战士们从楼上接下来几位老人、妇女和孩子时，一位惊魂未定的老者说：“我正在睡午觉，没想到水来得这么快１ 冲锋舟将这些人送上铁路，那儿已有警察接应，200米外停着一列闷罐车，是转移群众的。当冲锋舟又一次返回，路经一座建筑时，房顶上的一些人冲着冲锋舟大喊大叫。冲锋舟没理会，想先救危房里的人。但贺延光抬头看见了一个熟面孔，那是几天前江洲镇决堤时见到的一位省水利厅副厅长，只听他在喊：“国家防总的专家在这儿１贺延光赶忙叫冲锋舟返回去接人。 专家一行是赶往决口半途被困在这儿的。贺延光紧随几位专家绕道涉水上了长江大堤。 大堤决口已有３０余米，汹涌的江水正从撕开的口子咆哮着冲向市区。跑了几个县的贺延光心里清楚，周围都是水，九江已是孤城，如堵不住决口，九江人只能上房了。 大堤上约有上千人，人们紧张并不慌乱，也许是及时到位的解放军安定了人心。在灾难面前，人们已没有退路，万众一心才可能起死回生。 贺延光拼命地拍照片。拍决口、拍沉船、拍抛石、拍军人的勇猛、拍人与洪水的抗争…… 浔阳区外贸办一姓黄的副主任告诉贺延光，当一点左右发现堤上泡泉时，解放军赶来了，周围工人、居民赶来了，做小买卖的个体户、下岗职工也赶来了。一位叫陈世豪的父亲及3个儿子全都跳进水里，人们拿着被套、苫布等一切可以堵漏的东西，近乎疯狂地与险情搏斗。那阵儿，真叫惊心动魄！ 这阵儿，十几条载满石料的驳船正向决口处集结，封堵现场似乎更加有序，军民的斗志也愈来愈旺。贺延光从专家那儿得知，市防汛指挥部已拟定了3套应急方案，他必须把这些消息传回去。可手机没电了。 情急中，贺延光只得向南京军区王副部长求援。王说：“部队就靠它与军区联络，你只能使1分钟。”贺延光用它又发回一条消息。这之后，贺延光与北京失去联系3个多小时。事后，贺延光得知报社同仁此间一直为他提心吊胆。 天黑了，险情仍未被控制，但贺延光要赶回市里发照片稿。这时，贺延光才发觉自己已无路可走。黑灯瞎火摸上一条船，真有运气，这竟是九江长江港航监督局的船！几天前，贺延光曾搭他们船去过都昌，现在他们答应抽空儿将贺延光从长江上送到九江港。贺延光又赶忙找到部队一位干事，打听了一首长的手机号码，为的是在报纸最后截稿前与他通话，以便把封堵决口的最新进展传回去。 ９点半，贺延光回到了市区。此时，市民的情绪已比下午平稳了一些。可一家未关门的彩扩店，人虽在，机器却为转移而打了包。幸好又找到一家处在二楼的小店。 １１点５０分，贺延光的照片如数传回。 ８月８日零点１５分和４５分，贺延光又把刚了解的最新情况传到北京，害得夜班编辑们几次倒版。他们告诉贺延光：今天本报头版刊登了他发回的《九江段４号闸附近决堤３０米》的８条手机电话记录组成的消息和两幅照片。 《中国青年报》早于所有媒体数天报道了九江决口。 贺延光长出了口气。 他知道，天亮以后无数的读者，将会和他一同注目九江，并会为这座城市的转危为安而祈祷。[注：本章下面段落有原文转引，请用比正文略窄的栏宽]附：《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两千余军民奋力抢险》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都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35分电（记者贺延光）现在大水已漫到九瑞公路。据悉，决堤时，一些居民还在睡午觉。现在堤坝上围困的抢险人员大约上千人。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7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有关专家正在查看缺口。专家们决定用装满煤炭的船沉底的办法堵缺口。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7时1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已赶到缺口处。汹涌的江水正从30米宽的缺口涌向市区。南京军区两个团正在国家防总、省防总有关专家的指挥下现场抢险。现在有一条100多米长的船无法靠近缺口，抢险队正在想办法。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7时40电(记者贺延光）专家们拟定了三套抢险方案： 1、将低洼处的市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2、市区内的军队、民兵组成一道防洪线。 3,全力以赴堵住缺口。 现在，一条大船装满煤,正由北向南岸靠近，准备堵缺口。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22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截至记者21时撤离时，决堤口还没有堵上。一条装满煤炭的百米长的大船已横在距决堤口的20米处，在其两侧，三条60米长的船已先后沉底。数千军民正在沉船附近向江里抛石料。水势稍有缓解。 目前，留在决堤处抢险人员总计在2000多人。防汛指挥部组织抢险人员正在市区的龙开河垒筑第二道防线。 据悉，市中心距决堤处的直线距离约5公里。市区目前内还未进水。记者赶回市区时看到，一些店铺还在营业。市民们的情绪较下午平稳了一些。 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市政府已在电视上发出紧急通知，告诫市民，凡家住低于24米水位的住户，要迁到更高的楼上。 本报江西九江8月8日零时1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刚刚与前线指挥人员通话：现在沉船部位上端水流有所减弱，但船下的漏洞水流仍然很急，缺口处洪水不见缓解。抗洪军民仍在连夜奋战。 本报江西九江8月8日0时4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刚刚得到消息，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万余名解放军战士正在连夜奋战，构筑一道10公里长、5米宽的拦水坝，作为市区的最后防线。至发稿时止，仍有大批军车赶往此地。 2、熊波：实录大转移 熊波是第一波次被派往长江中游的记者。长江第3次洪峰过后，他风尘仆仆刚从岳阳回到编辑部的当天，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见了面就要求他前往荆江采访。 “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最晚不过明天。” 熊波点了点头。第二天，８月６日早８时，他已在湖北监利县打电话回北京，请示采访方向。 “去公安县。那里是荆江分洪区。” 当天下午４时，熊波到达公安。县城里平静如常。街市上，店铺营业，居民泰然。他正疑虑抓不到抗洪新闻，一个小时后，得到了当晚８时全县转移群众，作分洪准备的消息。 晚８时５分，编辑部接到了熊波用手机打来的电话：“我现在县城中心十字路口。这里的男人都到各个堤段了。街上尽是妇女们，手提肩扛着成箱的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得很急。商店粮食、食油销得很快。……街口的广播喇叭里，代县长程雪良用沉重的声音在念县里的紧急通知：‘……父老乡亲们，……湖北防指的通知，请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地点转移。……在这危难的时刻，县委、县政府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 记者部值班人员记录着，心里潮潮地、沉沉地，为突然舍弃家园的分洪区数十万群众，也为身处险境的熊波。 熊波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我现在群众转移路线上。……扛着包袱的行人、自行车、卡车、拖拉机、人拉的木板车混杂在路上－挤得走不动。人们不像想象的那么激动悲伤。……”，“……我采访了一对老夫妇，子女上堤了。他们握着木板车的车把，等着淤塞的车流往前挪。……” 熊波最后一个电话是子夜打来的：“我现在设法走出县城的安全区，想到蓄洪区的村子里看看……” 报社后来在熊波母亲的信中得知，熊波的父亲也是新闻记者，当时也在抗洪一线采访。熊波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８月８日一版头条见报，先于其他媒体向公众通报了荆江分洪区群众转移的消息。公安县后来到了一百多以上的记者。县委宣传部长见人就指着熊波说：“这是最先到公安的记者。” 3、刘武、解海龙：抵近溃水口 除了刘武自己，再没有人知道他８月４日凌晨４时起身，同怀孕５个月的妻子道别上路的心情。凌晨５时，他驾车冲上京津高速公路时，自己也想象不到第二天将面临什么。７时半，他已到记者部报到，谈笑自若地留下了家里和汽车的钥匙。１０时许，刘武和熊波乘机飞往武汉。下午，以拍摄“希望工程”和善说笑话出了名解海龙也乘机出发，跟进两名文字记者。 ８月６日傍晚，记者部值班人员接听到刘武从湖北监利县打来的手机电话。说话声气喘嘘嘘：“西门渊荆江大堤溃口，……我们正往现场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解海龙。”电话是边跑边打的。 ３分钟后，平日散淡风趣的刘武已冲进没膝深的洪水报告：“溃口有３米多宽，口门水深大约１米。……部队在缺口站了三道人墙，民工趟着水用米袋在部队身后堵口。” “用米袋？”记者部问。 “离溃口最近的是一个国家粮库，已经进水，齐腰深。县发电站也进水……” “兄弟，记着：无论如何事先看好退却路线１值班人员想着刘武单薄的身体，咬牙切齿地对电话喊着，心里已经哭了。 “现在解海龙的位置在哪里？” “他在部队的人墙里，我看不到他。……我现在到另一处管涌现场去……。” 解海龙出发前，后颈上被相机背带磨出的疥子正在化脓，血迹染在衣领上。一位总编室的同事用棉签蘸着白酒在他伤口处清洗了两遍，说：“哥们儿，可沾不得水啊１８月６日晚，解海龙在西门渊溃口处拍摄时落水，脚受轻伤。人、相机、手机，全部湿透，不用说那疥子了。 长江第4次洪峰到来时，下荆江各县市基本弃守了全部民垸。８月９日，监利县奉命放弃坚守了４０多天的三洲联垸。三洲联垸是该县最大的围垸，十多万亩良田，６万多人。刘武、解海龙和出差中途从株州来的陈强赶到扒口现常垸内农民基本撤走，但尚有不忍家园被淹的群众同前来执行扒口任务的人员发生了冲突。在民堤上苦苦死守到今天的农民不能保持冷静，一位老大妈哭嚎着扑倒在掘堤的锹下。扒开的子堤缺口，被农民一次又一次扛着土包冲过来堵上。干部们沙哑劝说，说着说着，自己也掉下泪来。 因为三洲联垸弃守，会使江对岸湖南的岳阳水位稍有下降，激奋的农民质问干部：你们是不是湖南人？！正在采访的刘武恰恰是湖南人，他的父兄此时就在对岸抗洪。作为记者，他只能记下这把人心扯成两瓣的一幕。陈强说，整个汛期他两次流泪，这时算一次。解海龙则对着群众高喊：“我们会把你们为抗洪付出的代价报道出去１ “报道出去”，这就是天职。 ８月１１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刘武、陈强的报道《悲壮的弃守》，配发了解海龙拍摄的图片。这组关于“弃守”大型民垸的报道，在各媒体中又是第一次。报道在当地被广为复印留存。 许多天后，仍有农民就近在大堤上过夜。在风平浪静的黑暗中，能听见远处水面偶尔传来“哗哗”的声响。那是他们的住房被水泡塌的声音。 记者一线历险的事，很难全部展开叙述。如驻吉林记者李己平、原春琳为真实报道营救被困在“孤岛”上的灾民，他和她里应外合李己平冒着生命危险搭乘冲锋舟２小时，迂回进入孤岛，次日，他们的通讯《驾起生命的冲锋舟》传达出最真实的声音。 并非所有到达最前线的记者都能发出震撼人心的报道。不少历尽千辛万苦的记者，却没有发出新闻。有的因为和重大新闻事件失之交臂。如在长江大堤溃口当日早晨早晨离开九江的马少华；多次辗转上堤摄影，累得呕吐住院，却没有碰上重大抢险场面的程铁良。也有的因为预测的重大新闻事件没有发生。如3次夜守荆江分洪区却没有分洪的刘占坤、王磊。他们这样看待记者的机遇：如果灾难发生了而自己恰恰错过了报道时机，这将遗恨终生。但如果得到新闻和发生灾难两者必须同时出现，他们宁愿不要这则新闻。 附：《遗恨瑞昌》 我是在九江大堤实际上已经决口的时候离开那座城市的。 ８月７日，我从鄱阳湖边的灾区星子县采访完后，再次进入九江城，已是中午１１点半。去了一趟市防汛指挥部，接受他们建议，吃过饭后到长途汽车站包下一辆“面的”，赶赴九江西面３６公里的危城瑞昌———几日前赛城湖大堤溃决，洪水已进入城边杨林湖居民区；而城北两道防线已破，人们据守城边一道铁路路基作为最后防线。像前一次一样，在第四次洪峰到来之前，我只把九江当作转车之地。当时在我心里，灾难总是在下边，而且它的到来总是有迹象的。但实际上，灾难不是这样到来的。 车离九江时，肯定超过下午２点了，而实际上，九江大堤１点左右就溃决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分明看见了路上行人神色惶恐，十里大道东侧，人们在莫名其妙地引颈西望。九江到瑞昌间的九瑞公路已被洪水断绝。“防总”同志给我介绍的路，是绕道九江县城，走一条狭窄、崎岖的乡道———实际上从早晨７点就已被不堪重负的车流堵塞。傍晚７时左右，在涌泉乡与瑞昌市城郊水泥厂之间的那座山前，我包的那辆“面的”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等了，临分手他劝我跟他回九江。但想到一路的辛苦和已经支付的车钱，想到已经接近危境中的瑞昌城，我心有不甘，还是执拗地要奔瑞昌。这样，我放弃了第二次机会。傍晚，当我不得不离开不可能再往前挪动一步的汽车，徒步走下山时，天已经黑了。两辆摩托三轮车飞也似从瑞昌方向开来，开车的妇女任我怎么求，死也不敢回头，车上载着都是日常家用物品———她告诉我，瑞昌城要淹了，“我们逃到乡下去１ 其实，此夜瑞昌的惶恐，正是源自九江大堤决口的消息。晚上９时许来到瑞昌防汛指挥部门口时，街头人家电视中播放的安民告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九江堤破。当所有于当天赶回九江的机会都被白白耗尽之后，我木然地回到瑞昌住下，一夜睁着眼睛，咀嚼着失悔的滋味，脑子里转的净是当初如何，就会怎样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反复“回放”，差不多成了一种自我折磨。 人生失悔，不只一次，但错奔瑞昌，却真有鬼使神差之叹！ 我与一个惊心动魄、终生难再的新闻时空失之交臂———作为记者，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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