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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现在到了下决心的时刻了”


  侦查员们经过细密调查,控制了苗新伟的姘头邢玲玲。
  从她嘴里得知,苗新伟果然还活着,蛰伏在开封县杏花营乡。
  干警迅速出动,将他一举擒获。
  苗新伟交待,曾和侯隽一起到射击俱乐部踩过点,但他并没参与作案;对侯隽的潜藏地址也一无所知。
  又是一个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人们再三劝王明义厅长休息一会儿。从案发至今,他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毕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跟随在王厅长身边的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指挥中心主任刘凤山,最了解他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明义厅长作为一个指挥员,一向主张“靠前指挥”。他认为指挥员亲临第一线,便于掌握整个侦查进展情况,能及时了解各种线索,经简短的分析研究,就可以及时拍板,避免许多中间环节。这对捕捉战机、及时采取紧急措施非常必要。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次侦破“2.10”案件,除了赴省开会,他始终不离第一线,已经连续工作近30个小时了。
  现在,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休息休息。
  刘凤山见王厅长躺在床上,心里感到一丝宽慰。他在外间屋轻手轻脚地上了床,自己也得小睡片刻——确实疲倦!
  其实,王厅长哪里睡得着啊!他头脑中不断出现一条条线索,反复映现出侯隽的名字……
  刘凤山正朦胧入睡,突然听到急促的呼声:“凤山!凤山!”
  他一骨碌爬起身来,懵懂之中,只见王厅长只穿件汗衫,连鞋都没穿,站在他床前。
  “不中!”王厅长用急迫的口气说,“现在到需要下决心的时候了!”
  他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正在思考一个重大决策。
  不由分说,王厅长拉起刘凤山,赶往破案指挥部,并命立即通知开封市公安局王旭升局长等有关人员,有紧急情况研究。
  “现在我决定,”王厅长犀利的目光扫视整个会场,表情非常严肃,“侯隽为‘2.10’特大抢枪杀人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抓捕。”
  会议制定了三项抓捕方案。参战干警紧急行动,一实施。
  第一套方案由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章负发,组织精兵强将,对侯隽实施诱捕。他们密取了侯隽的传呼机号码,由知情人呼叫,诱他上钩。但这个侯隽实在狡猾,多次传呼,他就是不复机。诱捕未成功。
  第二套方案由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崔保连负责,传讯俊隽的七名亲属和知情人。但也未能发现候的下落。
  第三套方案,定于2月五3日在全市进行总动贝,组织20万人进行地毯式的大清查,挖地三尺也务要抓获这个凶残的家伙。
  军令如山倒。指挥部的命令即时变成几千干警的行动。
  现在,只待摸清侯隽的潜址,就可将其一网打尽。
  查潜址的重任,落在了开封县公安局的肩上。
  在此之前,2月11日深夜23点左右,开封县公安局局长文松山和指挥中心主任陈洪杰,正在赵坟卡点督查设卡堵截情况,突然接到破案指挥部的命令:重大犯罪嫌疑人侯隽的妻子孙红,可能是朱仙镇人,要求尽快查明情况。
  文局长驱车二十余公里,赶往朱仙镇。他一面赶路,一面先用电话向朱仙镇派出所通报了情况。
  朱仙镇派出所所长靳学飞,马上带领内勤民警季立新等,翻查户口迁移证底卡。发现外迁人员中并没有叫“孙红”的,只有一个“张小红”,是朱仙镇来岩村人,1996年9月因结婚,户口迁至开封市东郊曹门村沙岗寺,申请办理人就是俟隽。
  所长靳学飞一秒钟也不敢迟疑,电话立刻打到了正在途中的文局长手里。
  正是这个侯隽!这就是要查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文局长一面向指挥部汇报,一面沿途调集警力。待赶到朱仙镇,已调集了十多名干警。
  12日凌晨1点30分,他们赶到朱仙镇宋砦村,将张小红的娘家团团包围,务要抓捕侯隽。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侯隽和张小红。问清有关情况后,文局长当机立断,凌晨3时,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由张小红的母亲引路,去张小红曾经工作过的“亚细亚实业公司”找经理郭连杰;另一路带张小红的妹妹张小霞,去开封市东郊沙岗寺张小红的家。可惜的是,两路人马都一无所获。
  这个侯隽肯定与张小红在一起,必须查清这两人的下落。
  侯隽确实与张小红在一起,还有他的两个“哥儿们”——张纪冬、李锐。
  此刻,这几个偏怎阳题正龟缩在一个阴暗的巢穴里,谋划着他们的去路。
  侯隽显然是他们的首领。他今年25岁,家住开封市曹门村沙岗寺八队。从20岁那年起,就因盗窃被判过刑。他有工作不好好做,被单位开除,在社会上浪荡。对他来说,“钱”和“枪”,是他的命根子。有了钱,他可以花天酒地,无所不为;而要有钱,必须有枪。
  别看他年纪不大,可手狠心黑,啥事都干得出来。1996年,他和苗新伟商议,抢劫出租车,可以发笔大财。他槁来了左轮手枪,原想把那司机干掉,一了百了;没想到司机命大,发现了,这才逃了条活命。
  提起这件事,侯隽就有点后悔:“咳,这活没做朗利!”(朗利,当地方言,即利索)。
  好像害条人命还不如捻死只蚂蚁值钱。
  平时他身上总带着枪,一把是左轮,一把是“五四”式手枪。一是对枪情有独钟,二是“做活”需要枪,三是还得时时防着警察。那个叫卞利民的警察总跟他过不去,早晚得杀他全家!
  张纪冬与他同村,从小俩人关系不错。张比侯大一岁,但总唯侯马首是瞻。他也是个不务正业的货。念书念到小学三年级,就自动退学。1988年,他刚17岁,就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两年;1990年又因盗窃被判刑。和侯隽搞到一起,更没好事。
  一次,张纪冬在一家饭店吃喝,遇到一个小青年,叫李锐,这小子今年才21岁,不务正业,不想干工作。两人萍水相逢,却臭味相投,很快成了朋友。
  因为李锐总想学开车,张纪冬就将他介绍给了侯隽——侯隽有一辆昌河面包车。那时,正好是1996年底,侯隽抢出租车犯了案,警察抓他,他躲到了朱仙镇。这样,三个纠合到了一起。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人自诩都“喝过‘老四家”’。这是句黑道上的话。因为公安局的预审科是第四科,黑道上称“老四家”:“喝过‘老四家”’意即犯过案,进过看守所。三个‘喝过’老四家“‘的”光棍“,成了莫逆之交。张纪冬、李锐常到朱仙镇找侯隽玩。
  1997年春节前几天,侯隽开车带着张纪冬和李锐,来到市内滨河路的射击俱乐部打靶。侯隽和李锐进去玩,张纪冬在外面看车。过了半天瘾出来。侯隽兴奋地对张纪冬说:“咳呀,里面的枪可带劲了!”
  他一路开车,一路默默思索。突然冒出一句:“要不咱把射击场的活做了?”
  其实,他心里早就惦记上射击俱乐部那些枪了。他曾坐顺河分局司机李海燕的车,两次到射击俱乐部找经理王大卫,要求买枪;没成想王大卫说:“我们这儿的枪不卖!”拒绝了他。
  他几次去射击俱乐部打靶,实际上是踩点。这次拉上张、李二人去,也是为了进一步看看方位和出入口。
  侯隽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那些枪——那是多么好的东西啊——有冲锋枪,有制式手枪,有小口径步枪,还有那么多子弹!侯隽做梦都想它们啊!有了枪,做啥“活”都方便。
  听人说,密县有不少有钱人;还有新疆,听说那地方遍地黄金!
  嘿,有了这些枪,去密县,要不去新疆,上北京,见有钱人就抢,好好干它几把!
  他越想越心痒,枪不到手不心甘。
  2月9日,大年初三上午,张纪冬给李锐打传呼:“侯大哥让咱们去朱仙镇。”李锐当时要走亲戚,没去。张纪冬不罢休,到中午又呼他:“喂,赶快去吧!”俩人带上酒、菜,一起坐长途汽车来到朱仙镇。
  三人吃喝了一阵,到了晚上,侯隽将他俩叫到他在朱仙镇的另一住处——侯隽这人狡免三窟,到处都租房,绝没有固定住处。
  “叫你俩来是想商议件事,”侯隽阴鸷的目光扫视着两个同伙,“咱把射击俱乐部那活做了!”
  李锐想了想说:“装枪的保险柜那么大,不好弄吧?”
  侯隽恶狠狠地说:“没有弄不成的事!”
  接着候隽侃侃而谈:几点动身,从哪里进俱乐部,身上需要带哈家伙,进去后咋干,做完“活”躲到哪里……一、二、三、四……严密、周到、细致,伊然一部完整的计划。显然是经过长时间考虑,精心策划的。
  见两个同伙听得目瞪口呆,他心里十分得意:“咋样?不孬吧!”
  他得意于自己善于计划,善于安排,他确信这个方案必能成功,而且那些警察必然破不了案。他得意于自己的聪明、有头脑。不像对面这两人合蛋,只会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自己是干大事的。这次将俱乐部的活做了,有了枪,就会有钱,有很多钱;谁的钱多,就做准的活,那些钱都会属于我!到时候弄部好车,想上哪去就上哪去做活!
  听完他这个计划,张纪冬和李锐又各自补充,以显示自己也挺高明。三人商定,2月10日晚,趁人们还在过大年初四的时机,做活!
  侯隽策划得处处周密,唯独忘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句古语。他把自己的智慧估计得太高,把自己的本领估计得太大;他没有估计到人民公安干警的智慧和力量,没有估计到公安专业人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巨大威力。
  2月川队L午,三人开始依计行事。先将侯隽的老婆张小红支走,三人开车直奔开封市。11点左右到达市内,侯隽又出生意说,得先弄个千斤顶。
  三人来到射击俱乐部,在门口来回转了几趟,躲在车内一直观察到下午4点;开车来到曹门关街一个修车门市部,以换车胎为名,借了一个千斤顶和一把撬杠;再开车回到射击俱乐部,把车停在俱乐部对面的马路上观察。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侯隽突然说:“这地方不中,车来人往容易被发觉。”便将车开到射击俱乐部对面护城河南岸的马路上继续观察。
  下午7点多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三条鬼影躲在马路对面的汽车内,瞪着三双贼眼,远远盯着目标。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下了班,陆续离去。值班老头拉下了卷闸门。
  时机到了。三人将车停到了俱乐部东侧的春雷大酒店门前,下了车,李锐顺手从车上拿了一把破坏钳。
  隆冬时节,7点多钟,夜幕就笼罩了一切。三条鬼影在夜幕的掩护下,鬼鬼祟祟地向俱乐部溜去。他们依计行事,先来到俱乐部隔壁的春雪浴池煤场大门口。李锐用破坏钳剪断了铁锁,把钳子放回车内,侯隽穿着带警衔的警服,对他们说:“我腰里有枪,要是遇到人,就说是公安局的,来找王大卫。”
  攀墙翻进俱乐部,侯隽手里握着枪,张纪冬拿把木把榔头,李锐则手握剔骨刀。
  他们扭断锁,进了值班室。李锐看那个保险柜巨大,不禁有点发愁:“这大个儿,可咋弄上车啊?”
  侯隽警告说:“到这个时候了,谁也不能打退堂鼓,要干就干到底!”
  当侯隽蹬着张纪冬的肩头,从大厅空调机的缝隙向里窥视时,弄出了声响,值班老头一边问:“谁?”一边开了小门,三人屏住呼吸,躲在门边,待老头一开门,三人噌的一下窜了出来。侯隽像个疯子,用枪顶住老人的头,低声喝问:“说,大卫在哪儿?”
  陈忠敬老师傅战兢兢地说:“大卫已经回家了。”
  侯隽下令:“勒住他,别叫他出声!”
  李锐拿过榔头,用木把勒住老人的脖子,将人拖到值班室的沙发上。张纪冬也上来帮着。侯隽顺手从桌上抄起把菜刀,递给张纪冬,张就将刀架在老人的脖子上。
  “老头,识相点,”侯隽目露凶光,逼视着老人,“快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不然……”
  他一使眼色,张纪冬手上的菜刀用了劲,老人的脖子被割出了道道伤痕,渗出了鲜血。
  “我确实没钥匙啊,钥匙在大卫手里。”陈忠敬老人哀求道。
  侯隽恶狠似的抽出榔头,狠狠朝老人头上砸去。老人满头鲜血,倒在了地上。张纪冬顺手从沙发上扯过一条被子,蒙在老人身上。
  找不到钥匙,三人不罢休,动手将保险柜推到门口,侯隽从陈忠敬老人身上解下卷闸门的钥匙。李锐看前厅的吧台上摆着不少子弹样品,便找了个绿帆布口袋,将子弹统统装了过去。一向小偷小摸惯了的张纪冬,用菜刀撬开吧台的抽屉,乱翻乱找,看到里面有180多块零钱,偷偷揣进了腰包。
  这个时候,附近的歌舞厅还传来阵阵乐声,街上也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狡猾的侯隽想,现在从卷闸门出去,极易被人发现,不行,还得再耐心等待。
  他与二人悄悄耳语几句,三人又朝后面的靶场走。在那里找到一张小射击桌,搬到墙边。蹬踩着攀上墙头,又从原路翻了出去。
  三人将汽车开到射击俱乐部的马路对面,坐在车上观察。
  几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夜晚22点左右。侯隽边抽烟边默默地思索。他这人鬼点子也确实多,想着想着,又开始出主意:“不中,得把车的后排座卸掉,不然装不下那个保险柜。”
  他们开着车来到南郊加油站路边一个厕所附近,七手八脚卸下了汽车后座,藏到厕所后墙边。这才又开车回到射击俱乐部对面继续观察,等待时机。
  零点时分,俱乐部两边的歌舞厅陆续关门停业。这时已是夜深人静,三人把车开到附近,怕汽车马达声惊动别人,便熄了火,再将车推到俱乐部大门口。打开卷闸门,用模杠、千斤顶把已经放在门边的保险柜搬到车上,再装上电视机和装子弹的绿帆布包。侯隽没有忘记销毁痕迹,找来拖把把厅内杂乱的脚印拖了个干净。一切妥当,他们拉下卷闸门,开车仓皇逃离现场。
  凌晨两点左右,他们开车来到离市区25公里外的朱仙镇侯隽的住处,用撬杠撬开保险柜,取出枪支弹药。卸完东西,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三人又开车到南郊,找到汽车的后座,安好,再去修车门市部还了千斤顶和撬杠,这才回朱仙镇,欣赏他们的战利品。
  看着十支枪、大批子弹,侯隽心花怒放:“这下可以好好做几场活了。有了枪就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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