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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人为的政治运动，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我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在结束了百年战乱，把外国列强赶出中国之后，即使像我这样一个还不谙世事的少年人，都感染到了中国人曾经普遍有过的要振兴中华民族的那种昂扬的精神。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人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中国却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越走越远，乃至十几亿中国人都无法改变那一个人的意志。 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是改革开放，而安定团结又是改革开放必需的社会环境。但中国社会似乎缺少了些什么，似乎应该改变些什么。 痛定思痛，对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这条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才能稳妥？对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功过得失究竟应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在“文革”压抑的十年中，曾一度怀念过的五十年代初期的日子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目前，我还没有能力说得明白。 五十年代初期曾是我人生中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九五三年暑假，我九岁多了，五年级的时候，从汇文转学到东四一中心，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在中国，小学生的组织是少先队。少先队接受共青团的领导。每个学校是一个大队。大队辅导员一般都由老师兼职。大队干部由学生担任。每个班级是一个中队，每个中队再分若干小队，由全班队员选举中、小队干部。左臂上佩戴的一寸半见方的白布底上红色的三道杠、两道杠和一道杠，分别是大队。中队和小队干部的标志。 当年团中央少儿部的部长是江敬文。他们在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做了一个试点，安排了一个专职的大队辅导员，她叫范小韵，是个梳着两条大辫子、师范毕业的年轻姑娘，于是，一中心一度成了一所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学校，我也由此得到了许多难得的机会。 整个小学阶段，一中心已是我读过的第四所学校了，在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中，我渴望朋友。开学不久，我就和仇铁珍。李英、岳桂娟、陈珊成了“死党”。 仇铁珍住在小胡同十号。马将军胡同在中段路北拐进去了弯弯曲曲的一截，是条窄窄的死胡同，我们叫它小胡同。仇铁珍的大哥仇大治和我的大哥是五中的同学。她的小弟仇大年，小名叫小闹，和我的大弟是同学。小闹整天乐乐呵呵的，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小闹后来成了个腰板挺挺的英俊军人，可我碰见他时，还是叫他小闹，他仍然乐乐呵呵地答应着。 李英、岳桂娟和陈珊也分别住在交道口南大街的香饵胡同、大兴县胡同和菊儿胡同。 课间，我们一起玩“夹包”、“拽包”和“耍拐”；放学，我们同行回家；夏天，我们到陈珊家的大院子里采桑叶；冬天，我们就和全班的男女同学一起，在太阳照得着的墙角，挤成一排，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挤狗屎”取暖。只是考中学的时候，惟独我为了和拍电影的小伙伴扎堆，去了位于灯市口的女十二中，而她们就在交道口一带进了中学。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对一中心男生的印象不深，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倒记起了班上一位叫苏那木仁钦的藏族同学。他留个分头，清清秀秀的，给班上的同学带来过藏民的食物酥油和糌粑。 从一九五九年离开中国已经四十年的达赖喇嘛，如今在海外十分劳碌。四十年前发生在西藏的那段历史，扑朔迷离。每当我见到一些身居海外的藏族年轻人，与他们用普通话聊天时，我总会提起我小时候的藏族同学苏那木仁钦，告诉他们我吃过藏族的酥油和糌粑。我觉得我们是同胞。 一中心班上有一个虎头虎脑的男生，叫陈小渝，我猜他一定和我一样，是在重庆出生的，只是我从没问过他。 现任国家科委工业司司长的石定寰，也是我一中心的同学。他和已经退休的大队辅导员范小韵至今还有联系。 在一中心，还有一个姓王的同班男生，头发很黄，留着小平头；他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可能是跟着父母去了边远的地方。一、二年后，他突然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支支吾吾地要送给我几张画片，我一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吓得一句话都没说，就关上了大门。事隔几十年，回想起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小事，我不知当时那个才十岁的少年，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了北京？他来找我时的处境究竟如何？莫非他的父母在什么运动中遭到了麻烦而被发配？莫非他又被送回来投亲靠友在北京念书？但愿他的突然来访，只是青春期少年的所为，否则，还是个孩子的我又能帮助他承担些什么呢？ 五十年代，每到“五·一”和“十·一”，白天都要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晚上则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大喇叭播放着音乐，人们一曲接一曲地跳着集体舞，直至深夜。 一到那个时候，一中心都会接到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任务。观礼的同学，一律白衬衫、红领巾、白袜子、白球鞋，男生是蓝长裤，女生穿花裙子，人人手执一束纸制的粉红桃花。 虽然从天安门向下望去，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但站在广场后排的孩子却不可能看清楚游行队伍。每个孩子都兴奋异常，觉得那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在每所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总由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举着星星火炬为标志的队旗，只及他肩高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旁，名曰“护旗”。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每次都让我护旗，我就总能站在第一排，放眼望去，一览无遗。 十点整，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以后，庆祝游行才会正式开始，但观礼的队伍则要提前很多时间入场，而由解放军担任的标兵，听说七点钟就得到位。我总为他们担心：不吃不喝还好说，但差不多连续八。九个钟头都得笔直地站在那里，想上厕所可怎么办？我后来听说，如果吃几个白煮蛋，就会不渴不饿也不想上厕所。我想，他们一定都吃了白煮蛋。 仪仗队的方阵、陆海空三军的方阵、文艺大军和体育大军的方阵，在每次游行前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练队，还会进行彻夜的彩排。当他们展现在人们面前时，那威武、壮观和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场面，往往使我产生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 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每到这种时刻，就像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时那样，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神圣的感觉。“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我由衷地认为，我们少年一代是祖国的明天，国家的重担就在我的肩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确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思想基础。当我在天安门前欢呼跳跃的时刻，当我在金水桥畔被使命感充斥的时刻，万万没有料到，二十二、三年以后，当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时，我竟流不出一滴眼泪了。 在一中心的学生生活中，虽然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我如鱼得水，但在班级里，我仍然胆小。 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有人进来说：“吕大渝，社主任让你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着离开了教室，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自己最近犯过什么“错误”。等我到了面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导处，见到杜主任和金主任两人都等在那里，吓得哭了起来。瘦瘦的金主任笑着告诉我：“别害怕。”她说：“你快回家换身衣服，有任务。” 那阵子，母亲正因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进了大门就嚷：“妈，金主任让快换衣服，有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说不清楚。 在曼谷时，母亲有许多好看的旗袍，回国后，穿不出去了，便都照着她那本美国儿童服装的画册给我改了衣服，有裙子、有背带裙裤，她还用从曼谷带回来的一块图案别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连衣裙，都烫得平平的挂在衣柜里。 我换好衣服回到了教导处，金主任就让我跟着陌生人坐上汽车离开了学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又换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绸子衬衫、毛料红短裙。接着，我们就去了飞机场。 我的任务是给来访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献花。阿里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我按着大人们的要求，捧着一大束鲜花，跑了上去，先敬一个队礼，接着把鲜花递给了他，然后再敬一个队礼。我完成了任务，扭头就跑。 “哎！回来，回来。你怎么不理我呀？”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住了我，我这才看清了，原来在阿里旁边，还站着周恩来总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没看见您。”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大渝。”他笑了：“你为什么不叫小鱼呀？你为什么不叫大虾呀？”我说：“因为我生在重庆，渝是重庆的简称。”他又笑了。 我觉得周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叫“小鱼”和“大虾”的话很好玩，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 周总理可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首都儿童向阿里献花的新闻照片。周总理在照片里微笑着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背影，可公家的那条裙子特别醒目，我想：真挺括呀，毕竟是毛料的。 后来，母亲剪下了这张照片给远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父亲寄了去。 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我又有了“任务”。 汽车来学校接我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叫俞安玲的女孩，一个姓赖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叫瞿弦和。瞿弦和后来当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 我们可能是被拉到了团中央少儿部，因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少儿部的部长江敬文。 四个孩子都换上了白绸长袖衬衫，女孩子是灯笼袖的。我穿了一条豆绿色的宽背带裙，俞安玲穿的是肉粉色的。两个男孩一律穿浅灰色的西服短裤。 不知等待在前面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这次，我们是从学校直接去的，没有回家换衣服。发了衣服以后，忘记了是哪个男孩着急地说：“我没穿小裤衩，怎么办呀？”我们悄悄地商量起来，我说：“要不，就直接穿短裤吧。”虽然刚刚认识，但大家一下子就很抱团了，我们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 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七·一”游园晚会上，要欢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毛主席也要出席。我们的任务还是献花。 到了中山公园，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分配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花，俞安玲和姓赖的男生给胡志明主席献花。 欢迎会在一个大殿前举行。当毛主席和胡主席从大殿里走出来，站在了又高又宽的廊子上时，我们四人就跑上去献花了。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完花以后，又走到胡主席身边致意，俞安玲他们也换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我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接着，我们跟着毛主席和胡主席走进了大殿。这时，毛主席什么话都没说，就走开了。胡主席坐在沙发上，我们四人围在了他的身边。我以为毛主席去上厕所了，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人来招待胡主席。毛主席的举动实在出人意料，我觉得这样对待客人太不礼貌，我很怕胡主席觉察，心里急得不得了。虽然语言不通，但四个孩子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和胡主席“谈话”。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胡主席跟四个孩子在大殿前的，另一张只有孩子们和胡志明在一起。 我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跟胡主席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开了，我也不知道被晾在一边的胡主席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毛主席不如周总理和蔼可亲。 那天，我们完成任务后已经很晚了，少儿部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挨个送我们，我是第一个到家的。我们四个孩子虽然只在一起工作了一天，但分手的时候，大家好像已经很熟了。 隔了些天，瞿弦和被他父亲领着，找到了我家。他送给我两张“七·一”那天的新闻照片，还邀请我去他家作客。 瞿弦和的父亲叫瞿良，是北京第二十二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印尼归国华侨。二十二中就在离我家很近的交道口东大街上。我后来听说，瞿弦和根本说不清我家的地址，“七·一”晚上，只是汽车先送我回家时，他在我家门口停了一下而已，是他的父亲带着他一个胡同一个胡同挨着找，才找到了我家。 他家那时住在后拐棒胡同二号，和我一起去作客的还有在电影《鸡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蔡元元和他的哥哥蔡安安等好几个孩子。蔡元元扮演的放羊娃海娃，机智地把鸡毛信藏在老绵羊的大尾巴里，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送到了八路军手里。 那天，我们在瞿弦和家的院子里，聊天、捉迷藏，玩得很尽兴。 自那以后，我再次碰到瞿弦和，已经是四年后的暑假，在鹫峰参加北京市少年宫夏令营的时候了。 一九五五年初夏，在拍完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后，我又有了一次“任务”，那是一次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我和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陪同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看了木偶戏，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在印度工作。 任务完成后，到一个白色帆布的大棚里吃夜宵的时候，我遇见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他没有一点架子，还和小孩们开玩笑。说起要修建一个什么很大的设施时，他说：“如果五年以后，你们还选我当北京市长，我一定来办。” 我当时很奇怪：彭真已经是市长了，为什么还要再选？没想到，十一年以后开始的那场“文革”，就是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开的刀，作为最早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彭、罗、陆、杨”，彭真首当其冲。他真的是再也不能担任北京市长了！“文革”中，每当看到满街在彭真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标语，看到彭真被红卫兵揪斗的照片，我总会想起中山公园白帆布大棚里那位谈笑风生的彭真。 东四一中心后来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 这所小学给我带来了与三位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短暂接触的机会，后来，我又从那里被选去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的拍摄工作。 虽然，我只在一中心念了两年书，但那段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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