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东激昂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北平 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国都的选址，往往把国都地址选得好否作为国运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开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都在选都上下了极大的工夫。选都、定都、迁都还常常伴随着血雨腥风。 商汤，立都于亳。 盘庚，迁都于殷。 西周，立都于丰。 西汉，立都于长安。 东汉，立都于洛阳。 唐朝，立都于长安。 北宋，立都于开封。 金、元、明、清，迁都或立都于北京。 北京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9度和东经116．3度。 古人形容北京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左环沧海”。 北京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京平原。地势西北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仅8米。 北京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朗。 拥有如此优势的北京，当然是国都的理想地址。但是，新中国的国都究竟定于何处，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 1．西柏坡首次议定都 按照毛泽东的最初推算，解放战争要打五年，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大大提前，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图为中央领导人办公处所俯瞰。建国，首先要考虑的是首都设在哪里。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关乎大局”，必须选好。历代王者兴，都把国都选址作为头等大事，国都的选址也确实影响到了一些朝代的盛衰。 毛泽东不是封建王者，但他也开始考虑国都的地址。 毛泽东开始考虑国都地址始于转进中原之际。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随后，毛泽东等一行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停留了十来天。4月4日，他们离开兴县，过五台山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进发。 转进路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想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 五台山上刚刚下过一场春雪。 经过清扫的公路仍然很滑。毛泽东看到山路难行，车轮空转，就从车上走下来，徒步往山上爬去。 当晚，毛泽东等一行在山顶的塔院寺借宿一晚。民间对这一晚传说很多，如与僧人论古，请高僧算命等等，但无准确的考证。第二天，毛泽东又参观了山上密集的寺庙群，然后离开五台山进入河北。 广义上说，这是进入了中原地带。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等一行到达城南庄。 当毛泽东等一行快到城南庄时，正在翘首以待的聂荣臻带着警卫员前来接应，然后一同走进军区司令部的小院。 在这里，毛泽东一面委托任粥时主持召开有一部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以调查和了解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一面把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来。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聂荣臻进行了彻夜交谈。 毛泽东听取了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在谈到关于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一些设想时，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抗日战争打日本，只能是持久的。现在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思想。 他说：“我们现在的设想是，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和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到那时，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 策略四方，独善华北，用意深刻。 聂荣臻聚精会神地聆听和领会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思考着如何具体策划和运作华北的战局。 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定居下来，先借用群众的住房，后来组织人力物力，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柏坡岭下建起了几十栋和当地群众住房一模一样的土平房，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地址。 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基本上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描绘了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壮丽蓝图。 当时，毛泽东的住所是一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土房，房内仅有一张旧写字台。在这里，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文竟达190份之多。 周恩来称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有31人，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组织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惟有东北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限制而未能到会。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也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了大致构想。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的谈话，透露出他想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长期与阎锡山打交道，深知其人本性，便说：“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显然，毛泽东意属北平。 2．保留完整的北平 毛泽东开始提出“最好北平不要打”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主观成分的。因为傅作义在华北势力还很强大，他的12个军、52个师不是吃干饭的。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快速发展，这种机会出现了。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11月，形势起了重大变化。 华东解放军9月解放济南，拉开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解放军11月2日结束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中原解放军继解放开封、郑州之后，11月6日与华东解放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西北解放军在陕西中部地区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把胡宗南的“机动防御”打得无法机动。加上华北解放军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在7月至11月的5个月时间里，丧失了100万人，总兵力由1946年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降为290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万人增至300万人。 解放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居于优势。 这时，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日子难过了，已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他所指挥的12个军、52个师，已被限制在滦县、唐山、天津、北平、张家口、柴沟堡等北宁、平绥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东北全境解放、淮海前线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已经使傅作义在南、北两面失去依托，战略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8年11月中旬，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迅速入关。为了不使敌人南逃，毛泽东又命令华北第三兵团撤围归绥，用突然的动作包围张家口，以抓住傅系主力。抓住傅系，也就拖住了蒋系，因为傅作义是不会不管他的嫡系部队而率蒋系南逃的。 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平津战役随即开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兵团领导人分手时，要求他们坚决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展开行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遂于11月30日攻占柴沟堡、万全，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第二兵团于12月8日将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 毛泽东的这一着棋，为抑留华北敌人不使其逃跑，并为掩护东北解放军入关争取了时间。 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华北军区部队包围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战略意义。 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正是从西线做起的。 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在指挥部紧张地注视着战况的进展。战斗是极为激烈的。解放军攻城开始前，对新保安猛烈炮击，5分钟内打了8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解放军将士从刚炸开的城墙缺口处攻入城内，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几乎是逐街逐屋抗争。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敌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 战事告捷，消息传来，指挥部一片欢腾。 聂荣臻情不自禁地说：“打得好，真痛快！” 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守敌惊恐万状，奉傅作义“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之命，23日，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部突围。他采取了向西南方向佯动，实则向东北突围等狡诈办法。 解放军早有准备，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内蒙、察北骑兵部队的配合下，将数万敌军严密包围在名叫朝天洼的一条山沟里，经过各部勇猛穿插，激战一天多，张家口守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2个保安团，共5．4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一○五军军长袁庆荣，只有孙兰峰率少数卫士漏网逃跑。 消息传来，聂荣臻心情无比激动。这两仗不仅彻底切断了傅作义部的西逃之路，而且把他起家的老本以及后来的资本，几乎全部搞光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到了这个时候，大势趋于明朗，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可能。置身平律战役前线的聂荣臻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因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再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正是《孙子兵法》的要义之一吗！ 聂荣臻与傅作义是两军对垒的老对手了。一个是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绥的国民党将领，战场上兵刃相见，知己知彼。 在积极备战之时，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的另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道理，更重要的是有爱国之心。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关系搞得不错。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但恐怕只是一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这两仗打得都很苦。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打长春、太原还要难。 聂荣臻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而且要打北平也比较容易。北平的城墙虽然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兵无斗志。以我军现在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了，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 林彪仍然认为把握不大，他说：“恐怕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反，不能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打我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服，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很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有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中央指示明确，林彪也开始了积极工作，亲自与傅作义的代表接触商谈，力促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8日，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张（东苏）、周（北峰）昨晚抵此。我们商定，今晨由聂先去找张谈，获得傅的态度，请示中央决策后，林再出面作出具体答复。 聂荣臻于当天上午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方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苏，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面谈。张东苏说，傅要他谈情以下几点：（1）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2）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党派的报刊存在；（3）政府中要进步人士参加；（4）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解决。 如同意这些条件，由双方拟定具体办法。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先休息一下，并约定次日再谈。 当天下午，林彪、聂荣臻将谈判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月9日凌晨复电，除了第一条平津问题先解决，再解决塘沽、绥远问题以外，其余各条原则同意。 1月9日，遵照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等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东苏会谈。 周北峰除先转达了傅作义的上述四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 林彪的回答干练明确：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时休息，以后又谈了一次，形成一个《谈判记录》。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谈判中还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并把这一天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在《谈判记录》上专门写了这一条，《谈判记录》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1月13日，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以及周北峰来到五里桥。第二天，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进行会谈，他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提出所谓过渡时期，军队的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傅作义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宝珊负责等等条件，都被聂荣臻一一拒绝。 聂荣臻强调：“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点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的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对警备司令陈长捷曾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 邓宝珊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 这次谈判一结束，聂荣臻在向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要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的可能。” 天津战役开始了。聂荣臻在驻地收听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只听里面在不停地大喊：“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15日，不到两天，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共歼敌13万人。 对于天津这个砝码，傅作义是十分看重的。他1927年在直奉战争中守涿州一举成名，解放战争初期从解放军手里夺取过归绥、张家口等重要城镇，现在努力抓住天津这个砝码，一直到最后一瞬。打下天津后，梁必业与陈长捷有这样一段对话：我们都把你们包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 大哥不让撤。 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 “大哥”——傅作义也。 守过涿州的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防御体系完备，工事构筑坚固的天津只守了29个小时。这对他实实在在是个很大的震动。 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即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等人再次会谈。林彪首先指出：“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城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 傅作义当然还有放手一搏的筹码。但结果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傅作义毕竟是爱国的，不忍心毁灭北平。于是，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完整的北平回到了人民手中。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 3．毛泽东赞赏王稼祥的意见 定都问题，毛泽东与王稼祥在西柏坡有过一次谈话。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这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当时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漫漫长征路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并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成为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秀才杀了。” 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 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和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确实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弹一下烟灰，很郑重地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 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他接着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 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不过，在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话之时，北平尚在傅作义手中，没有和平解放。但他们十分清楚，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是的，很快，毛泽东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了北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10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员，又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作过阐述，毛泽东此时是非常清醒的。 3月23日上午，春风拂面，阳光明媚。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而又井然有序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面、向北平方向开去。 车队的阵容是这样的： 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坐的中吉普；第三辆是家属坐的吉普；第四辆是刘少奇的小卧车；第五辆是家属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一家坐的中吉普；第七辆是朱德一家坐的中吉普；第八辆是任粥时一家坐的中吉普；第九辆是陆定一一家坐的小吉普；第十辆是胡乔木一家坐的小吉普；第十一辆是叶子龙一家坐的小吉普。另外，后边有5辆卡车载着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李，还有5辆卡车拉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有些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沿途准备工作，已先行出发了。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又有人回答。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激动不已。 “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显然，毛泽东定都北平的决心更坚定了。 4、中南海怀仁堂的表决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毛泽东虽然意属北平为国都，但还必须履行正常的审批程序。任务依然由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承担。 毛泽东刚进北平，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就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北平市长，特别讲到了定都问题。他告诉毛泽东，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显然，民主人士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意向，但他们分析大势，权衡时局，纵观历史，觉得北平地理居中，“王者气盛”，诚为建都宝地。 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展开工作后，就定都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很快取得了共识。 普遍认为，北平城市雄伟壮丽，解放时的北平城保留了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基本格局。宫殿等主要建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已有500年的历史。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在元、明、清三代，还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至北平，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代表也绝大多数汇聚在这里。 从以上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623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会议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为国都，又开始了它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