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七、建国大纲出台始末


    面对30万群众汇成的欢腾海洋,面对凤凰涅磐的神州大地,
  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刘少奇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秘密访苏准备回国时,斯大林突然十分郑重地建议中国建国要先搞一个纲领。
  建国不能没有纲领。
  苏联于1936年制定了一部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但斯大林不同意中国搞宪法,也不赞成在建国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还不具备写进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说不具备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条件。
  实际上,斯大林向刘少奇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中国的建国大纲,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经三易其稿,就要提交新政协第一次大会讨论。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一个纲领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1.勤政殿组阁起草班

  底中南海里,在勤政殿和颐年堂之间有一处宅院,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构造。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1949年,毛泽东进北平后,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周恩来刚到北平时也下榻在香山,但他经常要与住在城中心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见面会谈。每天要往返一至两次,沿途要经过青龙桥、西苑、海淀、紫竹院,从西直门进城。当时的北平,尘沙满地,道路劣陋不堪。周恩来每天奔波于两个地方,显得十分疲劳,常常在汽车里就睡着了。由于来回太不方便,他就在中南海找了一个地方住宿。开始就住在菊香书屋里。这给他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6月16日傍晚,太阳已经落下了西山,晚霞显得绚丽多彩。南海湖边,刮着一阵阵凉爽的风。
  周恩来吃过晚饭,信步来到勤政殿。
  白天,他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问题的说明。
  在讲话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筹备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领导人选周恩来着重对起草共同纲领作了说明。
  他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两月份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猛烈地进行中,因此,重点放在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以支援战争上面。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不能不转向和平方面,其中的重点要摆在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方面。”
  当周恩来走进勤政殿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都已来到会场今晚,周恩来将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推选了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时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各小组的办法。
  周恩来在会上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即第三小组组长。
  第三小组名人荟萃,除由周恩来任组长外,另由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任副组长,宦乡任秘书。组员的阵容十分庞大,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由罗瑞卿代理)、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共23人。
  周恩来在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后的第三天,召集并主持了小组第一次会议,具体研究起草共同纲领的有关问题。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中共关于建国的基本思想,并解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现在的称号。他说:“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一字之差,使基本的政治策略思想也要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有体现新的政治协商共同利益的共同纲领。制定共同纲领不仅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将为各党派和各团体的合作奠定基矗”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大家随之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协商。
  鉴于共同纲领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建国大纲,而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也专门组织人员起草过类似文件,第三小组研究认为,共同纲领的初稿还是由中共中央组织人员起草为妥。
  会议还决定,第三小组成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五个小组进行专门论证,并分别写出有关条文,以供起草者参考。
  共同纲领是一份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过程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纲举而目张,法立而政行。
  宪法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以后出现的产物,是民主的一种标志。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36年也制定了第一部宪法。
  在中国,第一部宪法可以说是1912年孙中山为总统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也是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
  建立新中国,显然需要有一部宪法,把人民群众在革命政权下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以及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大政方针、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以便于各党派、团体和机关、个人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提出建国大纲,现在不少材料都追溯到抗战后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确实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共同纲领”的概念。但毛泽东关于建国的纲领性思想,比这里要早的多。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绘就了未来中国的蓝图。
  毛泽东开篇就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郑重庄严地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构思了这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允许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毛泽东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毛泽东在作这个演讲时十分兴奋和自豪。他满怀激情地宣布: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了深化,并将建国问题规划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即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即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又重申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邀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以及许德珩、吴晗等人,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讨论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所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其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粥时从西柏坡村赶到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当天,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
  城南庄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脸庞清瘦、略带疲劳神色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城南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阵容、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实际上,组建新政协本身也呼唤一个纲领,以便有所依据。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信中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5月2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中共上海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指示提出:“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指示还指出,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拟邀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苏、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人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要求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至此,为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以及为加强这一合作制定能为各方认同的“纲领政策”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

  3.周恩来“失踪了”

  撰写建国大纲的任务最早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但当时还不叫“共同纲领”,而叫“革命纲领”,全称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
  李维汉接受任务后,马上全力以赴,组织精干力量攻关,很快于194s年10月27日写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必须记上一笔的草稿。
  草稿一完成,李维汉立即上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腾不出时间修改,大致看了一遍,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极乔木、齐燕铭等人。
  这份草稿的内容,包括简短的序言和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部分,草稿的着重点放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
  李维汉为这个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仍然谦虚地说:“稿子是勉强凑来的。”
  客观地看,草稿条文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但了不起的是,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划出来了。
  草稿规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即新政协各成员共同奋斗的准则,是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大众,属于人民大众。
  草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权的构成,不采邓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鼎立制,而采邓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
  草稿还规定,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国有经济为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工业,争取若干年内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地位。
  此外,草稿规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等。
  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也大都为后来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
  应毛泽东的邀请,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到达哈尔滨后,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的民主人士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该协议第二项第五款规定:
  新政协应讨论和决定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
  以上协议中所提到的“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指的就是李维汉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经过筹备会各方面人士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
  第二稿的结构与第一稿有很大区别,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主要经验及其要完成的推翻三大敌人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的彻底胜利。
  第二部分规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等。
  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作出了34条规定。
  第二稿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了新的规定。
  原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设想是,先召开新政协,然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协议草案时,对成立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觉得这个意见甚好,马上表示赞同。根据这个情况,《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在起草中进行了吸收。
  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在这里,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把“临时”二字删除了。
  第二稿明显地带有宣言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
  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
  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取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发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阅读讨论。
  1949年6月18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起草共同纲领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过去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介绍说:“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去年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了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但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而现在的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以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
  会议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
  至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
  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非常繁忙,既要与诸多的民主人士打交道,又要处理党内诸多事务。
  然而,如果没有时间保证,不能静下心来,就会干扰和影响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这项工作。
  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
  原来,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在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亲自动手写作《共同纲领》条文。
  中南海里,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景色秀美,周恩来已无心欣赏。
  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完成了起草工作。
  走出勤政殿后,周恩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他没有休息,也没有时间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纲领草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到8月份,正式形成为《共同纲领(草案)》。
  这份草案取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名字标出了新的内涵。去掉“革命”二字,意义非常。
  中国的领导者如果能始终记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把建国大纲中的“革命”两个字去掉,也许会使后来一系列“大革命”降温不少。
  应当说,民主人士接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就纲领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了多种意见。
  除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外,还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有人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也有人主张用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还有个别人拟定了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纲领”。
  思想非常活跃,意见差异很大。
  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某些疑虑,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我党对待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的党的政策和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据实相告。
  一个充满自信和有充分实力的党,才有如此的坦诚和开放。
  这个文件还要求:由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报告,以及通过座谈会,同我党负责人谈话,进行日常接触和交谈,组织参观,提供学习材料和资料,关心生活及健康等方式,做民主人士的工作。
  当时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给民主人士作过情况报告。
  毛泽东本人在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进行书信来往或直接交谈。
  他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对广大民主人士提高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成中共的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就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文章,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从而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4.毛泽东抓紧时间改大纲

  初秋的香山,树木葱郁,凉爽宜人。
  8月2日,周恩来乘吉普车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
  不经报告,周恩来直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看见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便说:“主席,正忙着埃”毛泽东见周恩来从城里远道赶来,连忙招呼说:“恩来来了,请坐。”
  周恩来没有坐,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旁,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稿子说:“这是共同纲领的草案。我写了个初稿后,又七次开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修改,现在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接过草案翻了翻,说:“我抓紧时间赶快看。”
  周恩来又同毛泽东商量了其他几个问题,然后告辞返城。
  晚上,香山静悄悄的。
  毛泽东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审读着这份共同纲领草案。
  看完之后,毛泽东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又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份《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可说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二稿。
  这个草案初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
  同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草案相比较,它删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一部分;在具体条文的规定上,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它在一般纲领中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义”作为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统一战线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此外,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国际关系。
  在具体纲领部分,它按“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6个方面,共列45条。
  这份草案初稿,成为此后不久正式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基矗从9月开始,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纲领的名称,随着政协名称的变动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纲领的结构也作了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序言之后列七章。
  这次修改,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三稿。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直接参加了对稿子的修改工作。这表明纲领进入了最后定夺阶段。
  毛泽东的修改是极为认真的。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毛泽东不但修改草案,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我们不妨介绍一些细节。
  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当晚10点,秘书胡乔木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送到毛泽东办公室后,毛泽东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
  9月5日晚,胡乔木将毛泽东修改后的稿本送去付樱没过多一会儿,毛泽东又派人给胡乔木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道: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樱9月6日,毛泽东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1000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
  此后,毛泽东在改过9月11日草案稿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共同纲领极为关注,一些关键性内容他都亲自作了修改,有些内容是反复修改。他要在建国之初,就拿出一部好的大纲来,成为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依据。
  在开国的日子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不仅要亲自修改共同纲领、国旗、国歌、国号、新政协人员的组成等项工作,纷至沓来,千头万绪,都要由他过目、由他拍板。这些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力及时地配合,不允许有丝毫疏忽,以至大家的休息和睡眠时间都很少。
  大家都在夜以继日。
  但是,毛泽东还是关心工作人员的健康。
  在9月3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张便条,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
  实际上,这是难以做到的,但却表明了一位忙于开国的伟大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和爱护。

  5.不在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同新政协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直到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草案先后经过了七次较大的讨论。
  这些讨论包括:
  由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纲领起草小组即筹备会第三工作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
  此外,新政协各参加单位也组织各自的成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的责任感非常强,这是在为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立法,这是一件光荣神圣的工作,大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
  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被基本采纳,有的为进一步修改提供了参考,打开了思路。有些分歧较大的意见,代表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当场确定取舍,达成一致意见。
  代表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到底有多少条?这是难以统计的。其中有关于国名及国名简称的讨论,有关于社会主义目标问题、关于爱国民主分子问题、关于人身自由问题以及联苏问题。
  进入9月,北平最好的季节到了。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在解放后的第一个金秋,人们心里充满着欢乐,充满着希望。
  勤政殿里,新政协代表们在热烈地讨论着。
  一位代表提出,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在纲领中把这一目标写出来,使全国人民了解未来社会的远景以及奋斗目标。
  另一位代表则持相反的意见。他提出,在今天的政协中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还为时过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
  还有一位代表赞成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并补充说:“新民主主义本身就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两种意见都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碰头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不在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这要向大会作出说明,任务由刘少奇、周恩来来完成。
  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赞成在共同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共同纲领是属于国家政权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现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当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
  从当时的设想和计划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如果在共同纲领中过早地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际步骤与将来的理想。
  第二,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是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要把共产党的第二步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写进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必须经过一个解释、宣传和实践的过程。只有全国人民通过实践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惟一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为之奋斗。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时在共同纲领中不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并不是否认它、放弃它,而是以更加郑重的实际的态度对待它。
  此外,从共同纲领所列出的经济方面的内容看,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政策,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保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
  早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有的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建议,就曾指出过:“这也是急性病人家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哩!何必提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现实的。
  在讨论共同草案时,针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了原来的观点。
  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的代表还提出:纲领的序言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一句中,“爱国民主分子”应该删去。因为这里讲的是阶级,爱国民主分子也属于四个阶级之内,不应单独列出来。
  刘少奇在讨论时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有些爱国民主分子不属于四个阶级,如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在纲领中单独提出‘爱国民主分子’,是给他们开门,让他们进来。”
  大家觉得言之有理。
  共同纲领的初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一些代表在讨论时,对草案中未涉及“人身自由”提出意见。认为人身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如果没有人身自由,其他自由都谈不到。因此,必须在各种自由权当中加上人身自由一项。
  这条意见很有道理,为大家所赞成,所以在下一个印稿中即被采纳。
  一些产业界代表从自己的企业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条文中不必突出联合苏联的内容,应当视野更开阔一些,把更多的国家包容进来。
  这一意见虽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但却引起了有关单位的重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国民党民主派的政协代表就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他们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本党十三年(即1924年1月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改组时提出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指的苏联。今天应该明确说出来。”“联合苏联的口号非公开提出不可”。
  这样,纲领草案就保留了“首先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条文。
  讨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是热烈的,意见林林总总,智慧的火花不断闪现。比如:有的代表认为:在第二条“政权机构”开头一条应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属于全国人民”。
  有的代表提出:政协组织成分中的“知识界”应改为“知识分子”。
  有的代表建议:草案中关于“反对贪污、浪费”的提法大轻,应改为肃清(或戒惩,根绝)贪污,严禁浪费。
  有的代表反映:草案中调剂五种经济关系,应补加金融政策、技术政策两个方面。
  以上意见基本上被后来的修改稿所采纳。
  讨论中还有一些建议,如文字改革、对日和约等,由于它们超越了当时条件,不属于现实所能做到的和不必即行准备去做的事项,因此没有列入条文。

  6.新中国建国大纲诞生

  1949年9月17日下午,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代表筹备会常委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同时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辛勤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
  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纲领草案经过向大会作报告,着重介绍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一些主要特点。
  关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最好的组织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
  周恩来就共同纲领草案中只提新民主主义不提社会主义再次作了说明,并就“人民”与“国民”两词的含义作了区别。周恩来指出,“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和在他们改造成新人之前,他们不属于人民范围,不享受人民的权利,但仍然是中国的国民,需要遵守国民的义务。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
  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
  关于军事制度问题。
  周恩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面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
  周恩来在作了全面说明之后明确:“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周恩来还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特点进行了介绍。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包括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在内的6个分组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
  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由出席政协的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中派人组成。
  45个单位中,只有民盟派出两人,为章伯钧、罗隆基,其他均为一人。中共方面为周恩来。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及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
  至此,整理委员会又收到代表意见21件。
  经讨论,除对9月20日印稿中的不正规字体加以规范和增添一处标点外,全体一致通过保持原文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总计60条,7000多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
  这个大纲,是此后这类文件中最精炼的。
  这个大纲,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和建设蓝图。
  这个大纲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血,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一致拥护。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