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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警督”之称的乞丐老板。 他是陕西人，一个精精壮壮的陕北汉子，一口陕西话说得让人听起来费劲，可他还是一口气能让你听他讲三个小时，后来我在他常呆的牌桌上知道，他“出道”前曾是民办教师。 与他接近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是以他某个牌友的女友的形式出现，后又表现出对麻将牌的狂热，虽然他很不愿意牌桌上有女人，但毕竟我表现出来的江湖味让他放松了戒心。 几个月后我们混熟了，他甚至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了我，而且，只要我张罗的“局儿”，他一请必到，说实在的这张牌桌上的麻友们个个都比他有钱，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压力，我借机跟他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朋友们说：“警督”这个人最爱说话，我也看出来了，他实在是个底气不足的“有钱人”。 因为底气不足，所以，他要拼命说，只有这样才会让人们忽视他的背景对他产生认同感，这是我慢慢才从他的滔滔不绝中体会出来的。 也许因为我是个女性，所以这个有着非常警惕的眼神的中年男人有些毫无顾忌，他认为他今天的发家完全是靠正当的经营得来的，至于经营什么，他说的很干脆，“当然是经营乞丐。”“我的手下是专门培养职业乞丐的，他们要想赚这个钱，不经过培训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行当你要是做好了，收入一点不亚于白领。在印度职业乞丐的月收入是1000—1500美金左右。所以，以为乞丐可怜的人是最傻的人。但是，我这也就是跟你随便聊天，我在街上弹弦子的时候，把每一个扔给我钱的人看成是上帝。是的，“顾客”是我们的上帝，这一点太重要了。 “既然有顾客，那你是在出卖什么？” 看到“警督”说起乞丐经营如此专业，我忍不住要引他多说几句。 “那可不，我们不就在出卖尊严吗？可当人穷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所谓人的尊严又顶什么用呢，这个世界只有钱能够救得了人，你看这大北京城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要是这儿挣不着钱，你试试，连鬼都会绕着走，当初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咳……不提那些破事了。” 见我如此专注地想要听他的下文，警督说了一半的话竟咽了下去。也许，如今，穿着名牌体恤，带着手机的他实在不愿意回想他沿街乞讨的情景。 “其实，你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想找个活儿干，也就是想打工是吗？” 我看出他欲言又止，故意十分好奇又十分平淡地问他，手里的麻将牌搓得哗哗响。 警督点上“三五”烟，眼睛眯着象是在沉思什么，半天把手里的麻将牌一扔，“不成，今天的手气不好，我不想玩了，倒不如跟小姐们聊聊天。” 我知道警督想要说话的瘾终于上来了。 你说的对，我当初到北京来就是听说这里的活好找，能挣到钱，虽说在我们那里，象我这四十几岁的人都婆姨娃子一堆，很少再出来打工，可我是生了一口闷气就跑了，到北京来的车票钱还是从村里那个退伍兵那里借来的。 我是20岁在县里的高中还没毕业就退学回村的，那时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几个弟妹都在念书，我爹又得了胃癌，折腾了一年多人死了，家里也穷得只剩下了一孔土窑，我不忍心看着我娘累得吐血，只得卷起铺盖从学校里回了家。 开始我还幻想苦干几年，再回到学校里念书，可是这日子一开了头，我没有再往回走的机会，我整个被家里的几亩薄山地缠住了。 那时，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因为都在山上根本没有学校，我弟弟念书要翻过几个山坡到乡里的学校去。 在地里熬了几年，我实在熬不住了，便在自家的土窑里召了几个村里的娃子教他们念书识字，这样，他们每个星期给我们家带点粮食和咸菜来。 开始的时候好象这是哄着娃儿们耍，可是到后来，这些山里的娃子求知欲特别强，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还要让我再讲给他们听。 后来，村里人正式凑厂一点钱，添了点桌椅，并让孩子们叫我李老师。 我当时有点热血沸腾，想我终于找到可以发挥自己的位置了，跟孩子们打交道虽然累心，可比在地里日头晒强多了。 过了一年多，我教课教得不错的名声也出去了，乡里的学校派了人来，正式给我这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挂了个牌牌，叫我们“绥安小学”。我成了“绥安”小学的校长、老师兼校工。 虽然一天只给我两毛钱的补助，我心里也象是吃了公家粮一样自豪，因为乡里的领导告诉我，我现在算是民办教师，只要干得好，将来还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那样全家都可以吃公家粮了。 现在想起来那一阵儿是我最舒心的日子，我每天给两个班的娃儿们上课，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都是我一个人教，我的那弹弦子的功夫就那会儿练出来的。 后来，我说了婆姨，她是邻村的，但从小没有念过书，因此，对我这个民办教师更是满意的不得了。 我们夫妻俩几年送走了几批娃儿到乡里念中学，有两个女娃还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村里的人对我们这个“绥安”小学特别的心满意足，几次到乡里找领导说情，让我转成公办教师，因为当民办教师收入是太低了，要不是我家里的婆姨勤快麻利，把几亩地种得好好的，我自己的两个女娃都吃不饱饭。 可是，等我那个小女娃都长到了12岁，我还是绥安小学的民办教师，而村长的女娃高中毕业回到这里没二年便转成了公办教师，吃上了公家粮，这让我心里难受却有嘴说不出来。 这时我的婆姨又怀了第三胎，照国家的政策这是违法的事儿，可我们这山里缺水缺劳力，两个女娃一嫁人，家里只剩下我们夫妻俩，日子都没法过下去，我硬着头皮想罚点款，让婆姨把这娃儿生下来，万一是个儿子，我觉得这日子也有指望了。 不久我们村长找上门来，一定要我婆姨去乡里把娃儿打掉，否则我的公办教师一辈于也没得转。 我思来想去几宿睡不着觉。干了二十几年的民办教师，我做梦都想做公办教师，那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呵，而且，婆姨娃儿都可以农转非，这对我们山里人来讲就是一步登天呵。 我下了决心让婆姨把已经6个月的娃儿拿掉，想想将来的出头之日，一心想儿子的婆姨流着泪去了乡医院。 那一场折腾差点没要了婆姨的命，孩子是拿掉了，可是下来的死婴是个男娃子，我婆姨当场就昏死过去，好久醒过来也只是淌泪，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人跟傻了差不多。 我这也是揪心的痛呵，可我不能说，一说这日子就更没法往下过了。 我只好安慰婆姨，将来进了县城，有公家分的房子，领着工资过日头，根本身边不需要什么人，有俩个女娃子轮着来看看就行了。 婆姨这手术做得不是很好，乡里的医院条件差的不能仔细去想，出院以后，以前壮得跟头牛似的婆姨从此下不得地，腰痛腿痛的出不了门。 我借遍了亲戚凑了500块钱送她去县里医院看病，诊断结果一出来我们都傻了眼，婆姨不知什么时候得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关节也有了毛病，要住院得先交2000块钱的押金，可我全部的家当都抵上也凑不出1000块来，婆姨把眼一闭，硬拉着我往家走，她说：“这治病治不了命；该死该活由它吧。” 回到家里婆姨便瘫在了炕上，从此再也没走出我们结婚时打下的那孔土窑。 婆姨不能到地里去，我就白天夜里的两头忙，两个女娃子大的早早的嫁了人，小的我送她到城里给人家看娃娃挣点活钱，给婆姨抓药。 这样又熬了几年，我估计自己转公办教师的事儿该差不多了吧，可到村长家一问，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早被乡里取消了民转公的名额，还说要不是看到绥安小学缺老师，这民办教师也不会再让我干了。 我在这个学校整整熬了25年，看到学校从一孔窑慢慢到了今天的三孔窑，有200多个学生，并且还亲手往乡里送了不少好学生娃，可我最后竟连这一点点待遇都享受不到，一天两毛钱的补贴我一直拿了20多年，我自己家种的粮食没少贴补那些穷娃儿。 我回到家里不敢去看在炕上躺着，已经瘦得皮包骨的婆姨。我怕一直被那个进城当公家人的希望所鼓动着的挣扎着活着的婆姨知晓这个消息会再也支撑不下去。 第二天我到城里把在人家当保姆的小女娃找回来，叮嘱她好好伺候她娘，我想离开这里，离开绥安小学，可是上哪儿走还没有想好。 我到村里刚刚退伍回来的三崽家串门，在北京当了四年兵的三崽鼓动我到北京找活于，他说外地人在北京多的是，只要肯吃苦赚钱一点都不难，还说他娘非逼着他娶婆姨生娃子，要不他才不肯离开北京回到这山沟沟里来。 “真的，叔，在北京蹲墙角要饭，也比咱这里过的强”。 三崽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直笑，我想我再怎么差也不会到北京要饭去，我只要凭出力气干活挣钱。 揣着三崽借给我的500元钱，我坐汽车，转火车拎着个铺盖卷就闯来了北京。 走到半道儿上，我发现被子里边塞着那把我在家时常摆弄的弦子。 我知道是我那个心细的小女娃怕我一个人在外面闷替我塞上的，可是想到要到处找活干，哪有时间弄这个，我差点抽出来扔了它，最后，还是没有舍得扔，没想到最终还是这把琴救了我的命。 乍到北京我有点慌，这么大个城市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走路都没有地方搁脚。还好，三崽给了我他一个战友的电话，让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给他战友打电话看看人家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 我在街上遛达了三天三夜，每天就是喝点白水，啃几口馍，可就是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我打了那个电话。 三崽的战友倒不错，他也是退伍后不愿意回老家就留在北京给人家打工，可他毕竟年轻，跑跑颠颠的活儿都能干，而我这满脸沧桑的，看上去象50多岁的老头，到了几个地方老板都摇头，不肯留下我。 最后，一个转揽刷墙油门窗的河南人收留了我、讲好工钱是300块，让我同他们一起吃住。 几天几夜在街上混过的我高兴极了，虽然他们住得也是简易的板房，可毕竟也是个屋子，我很感激三崽那个特别肯帮忙的战友，狠了狠心拿出10元钱请他吃了顿羊杂烩。 那个河南人其实也没什么招法，每天拿着块写着刷墙油门窗的硬纸板出去到处揽活，揽着活儿，我还有河南人的弟弟与媳妇便全体出动给人刷去，最后刷完了挣几百块钱。 刚开始我干的特别卖力，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河南人光往兜里装钱，根本不提给我工资的事儿，过去了两个多月，我有点沉不住气刚想开口问几句，那河南人倒把脸变了，他说：“两个多月了，你在我这儿又吃又住，我从来没有跟你提房钱、饭钱，你还好意思跟我算帐。” 我当时刚来北京没几天，特别胆小怕事，见他这么横，再也不敢吭气了，结果干到第三个月，我除了吃、住没有花钱，河南人一分钱也不给我，并一再不准我走，我知道他们是仗着人多欺负我，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趁有一天他们都出去揽活的时候悄悄溜走了。 上了这一次当，我有些小心，可总在街上打转不是个办法，这一次我专往建筑工地上跑，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工地上专门送盒饭的两口子身边找到了活儿，他们需要一个蹬三轮车往工地上送盒饭的人。 讲好了送一趟三块钱，一天大概要送个三趟五趟的，我一算帐也挺合算便很卖力的于起来。 这两口子是安徽人，自己租了间房子又当住房又睡觉，每天起早贪黑的给工地上做饭，然后，再由我用三轮车送到工地，他们为人倒忠厚，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可就是不跟我结帐，原因是工地上一直没有跟他们结帐。 我白忙活了两个月又是一分钱没挣到，带来的几个钱早已折腾没了，我想回家都没有钱打票。 我一看再这样下去也不行，我来北京是为了挣钱的，可出来大半年了，一分钱都没见着，我没法跟家里瘫在炕上的婆姨打照面。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送完饭往回走，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眼看天就黑了我又迷了路，正着急却有一个过来问我“老乡，你这三轮车卖多少钱”？ 我被问愣了，可又一想，反正是回不去了，这三轮车卖掉大概也可以抵我白干的两个月。 我反问那个人，“我是想卖掉三轮车，你能出多少钱”？ 那个人听我这样一说，上来瞅了半天，又捏了捏三轮车的轮胎，拍了拍手说，“这车也太旧了，好了就值50块钱”。 我一听不知那来那么大胆量：“80块钱，一口价，我就卖给你了，反正我也用不着了。” “80块，这车值？” 那个人围着三轮车转了一圈，然后，干脆的说“60块，你要卖就搁在这儿，不卖就赶快走”。 “60就60”。 我把车子扔给他，着急地想从他手里拿钱可这人骑上三轮车一边说我骑一圈看看这车还行吗”，一边越骑越远，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 “停下，你赶快停下，这车我不卖了”。 可我喊得声音越大，那人骑得越快，我拼了命的追了上去，拽住那个人的后衣襟想把他拽下来，我因为理亏不敢大声喊，可那个抢三轮车的却大声叫了起来“快来人呵，抢劫。” 果然，有几个巡警跑了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反剪起来。 那个抢我三轮车的家伙竟恶人先告状说我抢了他的三轮车。 见我们俩个互相说不清楚，巡警干脆带我们到了派出所。一通连打带骂本来就心虚的我吃不住劲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很快，那对安徽人被找了来，他们满脸怒色对蹲在墙角的我吐了口唾沫，骂了几句，欢天喜地的蹬上差点丢掉的三轮车走了，而我却被治安拘留了。 15天后我从拘留所里出来，身边陪着我的仍是那个破行李卷，那把弦子却被那对安徽人给踹扁了。 这时的我站在人群当中反而什么也不怕了。 拘留所里面几十号子人，干什么的都有，同他们相比我的这次犯法简直是因为无知。 “找不到活儿干，挣不到钱，你干吗不去要饭”。 一个号子里的“老熟客”对我悄悄说。 “难道我真的只有要饭这条路可以走了”。 我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漫无边际的走过一个地下通道，不知为什么，我脚一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过了好久，我才想起来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总不能睁着眼饿死呵”！ 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来来往往的人，不自觉的一种可怜相便浮上了脸，可我想起自己健全的四肢，我想没有人会可怜一个健全人的。 但是，我做点什么总可以吧，我想到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卖唱的。 我抽出了那支弦于，尽管有些扁的琴匣发出的声音不如原来响亮，可嘶嘶啦啦的声音配上我破锣似的嗓子倒真把那苍凉的秦腔唱出味道来了。 这一唱我的泪水下来了，在我几天没洗的脸上和乱蓬蓬的胡子中间不停的淌，有时候，我们陕西人会把唱秦腔当成了诉说委屈的机会，因而，秦腔的戏文也是现编现唱。 也许秦腔那古怪的声音，终于使那些匆匆忙忙的人注意到墙角的我，有的人开始驻足，有的人会在我放在地下的帽子里放上五角钱，两角钱。 我闭着眼睛唱，好象瞎了一样的唱，直到嗓子里再也喊不出一个字，我才停了下来。抓过帽子一数6元8角整，我已经挣了6元8角整，我开始后悔自己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个挣钱的道儿。 拿着这个钱我坐在一个刀削面的摊子上，一口气吃了一大碗两块钱的刀削面，也许是饿得太久了，我总是觉得没有吃饱，但又实在舍不得再吃一碗，只得不停地喝汤，直喝得打饱嗝。 晚上我找了个墙角把铺盖神开，因为吃得很饱，所以我睡得很香，那是我到北京半年多以后最安心的一个晚上。 从此，我便不再去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因为出力气干活的所得简直是与乞讨不能相提并论的。 只要放下所有的一切，乞讨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职业，也需要技巧和耐心，在这方面我很快有了体会。 而且，呆的地方多了，我对地段的选择也有了研究。什么地段的人收入高但是缺乏同情心，什么地段的人收入中等偏上，但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什么地段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根本就考虑不到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人，这些时间一长我都摸个差不多。 渐渐地建国门的立交桥万成为我的领地，我风雨无阻的在那儿呆着，每天的进帐总是不错，但是，因为那儿老外比较多，因此，被驱赶的次数也挺多，慢慢跟那些巡警熟了，我倒不觉得他们对我是个威胁，相反，同行的竞争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为了维护我的地盘，我发挥自己念过不少书的特长，同时也发挥了曾经当过老师的优势，我想把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乞丐收罗在自己的身边，这样他们便会对我构不成竞争。 有一段时间，我白天照常在立交桥下拉我的弦于，晚上我却同一帮街面上整天碰头的乞丐们混在一起，我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同他们吹牛，还真把这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给唬住了，他们一致尊我为李老师并对我言听计从。 为了控制我所呆的地面，我给他们立下了规矩，要想进入这块地讨活钱的无论是谁都必须得通过我，否则，便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在街头上混了半年多，我不仅吃喝没犯过愁，手上还有了三千多块的积蓄，更重要的是我手下的那帮小喽啰，个个都对我崇拜的不得了。我尝到了占山为王的滋味。 冬天，我不想再睡墙角，便在东八里庄租了间小平房，好歹算有个房顶，下雨阴天我也有个地方躲一躲，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乞丐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租得起房子，因而，我那儿也成了他们经常落脚的地儿，不过也总得孝敬我点什么才成。 我知道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坏，打人骂人是经常的事儿，那些乞丐在街头上是被人揉倒的面，在我这儿更是可怜虫一般，常常是新来的要被先到的欺负，但这就是规矩，我也没办法。 过年的时候，我揣着几千块钱回了家，其实，我那瘫在炕上的婆姨也就剩了一口气，也许是要等着见我最后一面，她挣扎着一直没有咽气。 年除夕的夜里下了大雪，那雪白刺刺的让人心寒，我用在北京讨来的钱为婆姨买了一身新衣服，嫁给我二十多年，这是她穿的第二身新衣服，也是最后一身。她抓着我的手脸上笑着咽了气，我自己却早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是希望这雪再下的大些，大些，干脆把这个世界埋了算了。 在我们那里过年不能办丧事，否则村里人都会嫌晦气，婆姨的尸体在家里放了五天，一直到送年以后才入土。 我在土窑前搭起了棚子，请来厨子和做法事的和尚，吹吹打打，叮叮咣咣，我要让婆姨风风光光的走。 村里的人以为我在北京发了财，携儿带女的把我杀的四口猪吃了个精光，丧事办完了，我又折腾得只剩下了回北京的火车票钱。 正月刚出就有人上门为我家里的小女娃提亲，我爽快的答应了，嫁出小女娃去，我在山里彻底没有了牵挂，我要无忧无虑地闯荡世界。 小女娃结婚的那天晚上，我跟她说结婚后就甭回门了，家里的这孔土窑我会用砖坯封死，我要远走高飞，再也不想回到这个穷地方。 小女娃哭了，她说：“大，你咋就这么狠心，扔下我跟姐两个人，自己远走高飞。” 我说：“不是大狠心，谁叫你们是女娃娃、终归要成为人家的人，大想带你们走也不成呵。” 第二天，接亲的人刚把新媳妇接走，我便手脚麻利的收拾好东西准备重返北京。 村里的一个后生找上门来，他刨根问底的打听我在北京做啥发了财，一定要跟我上北京去寻寻看，我说什么也不答应。 我倒不是怕他知道我在北京要饭丢面子，只是看他这样的壮后上在北京除了打工卖苦力没有旁的挣钱的活儿。 我推说自己还不打算走，让他回去听我的信儿，他前脚出去，八后脚便奔了汽车站。 回到北京重操旧业，我觉着浑身舒服，这乞讨的事儿干长了，不于还真的觉着没劲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别的地段多了很多残废人在乞讨，一打听敢情这些残废竟是有人专门到乡下收购来的，我突然觉得这是条不错的赚钱的道儿。 我想如果我手下有这么十几个残废乞丐的话很可能我就发财了，还没等我有所行动，就有人给我递过话来，想在我的地面上弄几个残废人，条件自然是对我很有诱惑力。 开始我还怕他们抢了我的饭碗，可一个月下来我拿到的人头费足够我的吃喝开销的。 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送来的饭碗，我得好好琢磨着怎么把它弄的越来越大。 为了手里亲自掌握一部分人，我特意回了趟山里老家，听说我要领着在家干吃饭不能出力气的残废上北京挣大钱，这些恨不能马上甩掉包袱的爷娘们个个都千恩万谢。 我许诺到年底过年时给他们寄1000块钱，孩子我领上走管他们的吃喝，但是生死是命里注定。为了预防意外我特意这样同他们讲定。 就这样第一次我手里有了三个瘫子和一个瞎女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把他们折腾到北京，第二天就瞅好了地点让他们上了街。 结果一天下来，瞎女娃的“业绩”最好，挣了102块钱，我特意给她买了一盒稍好点的饭，并让她听了一会儿电视才让她去睡觉。而别的人为了第二天早点出来都要天一黑就睡觉。 实际上弄这些残废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每天要用自行车把他们带到那个“蹲点”的地方，这往往要在大街上还有没人时悄悄的干，然后，中午要给他们送饭，晚上要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把他们弄回来。好在我这里人手多，慢慢地谁靠谁我都有了安排，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不过北京这形势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候风声紧，街上清理的厉害，他们便都得窝在家里，这样一来租给我房子的那家人不干了，因为那么多人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又都奇形怪状的挺吓人，房东那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再把房子租给我，我只好跑到更远的地儿租了两间平房，一间他们住，一间我住。 自从瘫子们上了街，我便洗手不干了。一方面我要时刻观察风声，一方面我也在张罗怎么扩大“经营”。 我发现乞丐是可以职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的。只要组织好了，这个行当来钱也挺快挺容易，而且，还把把这残废“变废为宝”。 你想想谁家要是有这号残废人，光白吃白喝就是个不小的负担，但现在他们不但能自己挣到吃喝，还每年给家里邮回一笔钱，这合适的帐儿算算也划得来。 我又陆续的从河南和河北弄了几个残废来，正经八百地开始了我的乞丐经营业务。 既然是经营，也是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一般地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行当收入高的时候。 那时候人们心里高兴，手头就大方，而且，对他们来讲。在年节里积善，功德要比平时大的多。 要说我手下的这些人也真是挺惨，冬天冻得手脚都又红又肿的，夏天让蚊子叮得浑身是包。遇上心不好的人不光讨不着钱，有时还要挨打，每当这时候，我便要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去摆平它，而且，要让那些人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这时的我不光是坏，还要心狠手辣，否则我就会被他们清扫出门。 在社会上混我渐渐有了经验也有了胆量，我们陕西人是老土一些，但是性子也很野，虽说我一开始是因为会讲道理笼络了这帮人，但最后替我撑腰的还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子。几个回合下来，没有人再叫我李老师，“警督”这个绰号便是那会儿传起来的。 自从我那婆姨死了我也再无牵无挂，在北京这个热闹的地方有我的一块地儿，我觉得自己没白出来一趟。 你别问我这些年挣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我在通县和昌平都买下了房子，三房两厅的楼房，挺宽敞，但是，我不爱去住，隔着北京城太远。而且，我不喜欢坐汽车，总觉着那玩意儿不安全。 我现在一直在宾馆里包房间住，一切都还方便，想找个女人也是打个电话的事儿。而且，朋友们玩起牌来也有个地儿。 现在我这帮朋友儿全是用钱攻下来的，刚开始他们不喜欢跟我玩儿．老觉得我这人低他们一等。 其实，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不跟我交朋友，我就设牌桌，我输钱还不行吗？我输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的铁杆朋友，有事没事儿往我这儿凑。我这大方一出了名马上朋友就遍天下了，你说这有意思不？ 我现在地面上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去年我那个小女娃跟她丈夫打听着寻到北京，我索性把这生意交给了他们。 反正钱还是要到我这里，随他们怎么去弄。 我那个小女娃开始直说我干这个营生不太光明，可光明的营生是一个陕西的土包子能干的吗？ 她挺倔的，自己问我借钱顶下一个水果摊，干得挺欢势。 我那个女婿听话，现在他就在我手下弄着几十号子人，我现在里里外外全仗他了。 不过这事儿我也吃不准还会火多久，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琢磨这种事，而且，这内幕一曝光，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再那么大方，不过我知道你是自己人，不会把这样的事儿捅出去，所以，我这好说的毛病实在是不可救药，你说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觉着自己绝对不是个坏人，有时候只是没办法而已。 这个世界其实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你就说那些残废人不这么干他们不个个都是累赘吗？ 这么多人都在活着在奔波着，你能说哪个是应该的哪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有今天也是正常的，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做乞丐做好了也有发财的，这样的社会才公平，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想想过去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吃上公家粮，我恨不能猛扇自己两个耳光，我傻了大半辈子。所以，对那些傻子乞丐我感觉特别亲近，我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这样说来还是他们让我变聪明了。 于是，我便有钱了。 采访者思绪： “警督”果然是个能言善辨的高手，洋洋洒洒的谈吐使我这个当记者多年的人自愧不如。 我没有到过陕西，但我能够从这个陕北汉子眼神中感受那份黄土高原的贫瘠。 还有野性与欲望。 这个有着畸形的发家史的男人从事的又是一份多么畸形的职业，他还美其名曰为“经营”。 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残忍与冷酷，当那些被收编了的残废人坐在冰冷的大街上的时候，他们被浓缩只剩下了数字的概念。 他们的生与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家人的包袱与拖累，眼前的钞票堆得起高，他们便似乎越可以“变废为宝”。 这交易已经不带丝毫的感情味道，尽管他们或残忍或恐怖或令人可怜地展示往往会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这里“同情”两个字的背后就是他们的业绩如何，就是他们为之打工的老板收入如何。 这就是我采访到的内幕，不知是否值得曝光，打工的乞丐与经营乞丐的老板使这一行当真的出现了职业化的队伍，而且，正在日益壮大。 我不想劝人们从此收起自己的同情心，因为毕竟那些可怜的乞讨者还是值得同情。 但是，面对大街小巷越来越多起来的这些缺胳膊少腿或者是呆呆傻傻的乞讨者，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真到了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这一道丑陋的风景改变了城市的颜色，再这样下去，有些人的腰包鼓了，可我们却无法再正常呼吸因为这空气大污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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