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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怀仁堂，灯火通明。 周恩来夹着黑色的皮包，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 高岗紧随其后。他也夹着个黑色的皮包。 主席台布置得朴素而又大方。共摆放了两排长条桌，上面铺着绿色的绒布。每个座位上，放好了茶杯。在第一排长条桌的中间位置，放着3套麦克风，预示着会议将有三位主持人。主席台的最前面，摆放着十几盆鲜花，开得正盛。 礼堂上方，悬挂的红底白字的会标十分醒目，上面写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 周恩来和高岗缓步走上主席台。周恩来走到正中心的位置站定，他先是环顾四周，然后很幽雅地向高岗作了个谦让的手势。高岗伸手示意请周恩来先坐，周恩来点点头，先坐下了。高岗也就势坐在了周恩来的左侧。周恩来右侧的座位空着，那本来是给邓小平留的，但邓小平临时病了，住进了医院。 这时，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等也陆续走上主席台，按事先摆放好的名签落座。 这是1953年6月12门晚，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预备会。 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决定。 195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热气腾腾的一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标志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开始执行，美好的蓝图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五年计划虽已宣布开始执行，但它的编制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完成，采取的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中国对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完全缺乏经验。计划部门的感觉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下口”。他们表格不会拟定，经济发展速度不会确定，甚至连“指标”、“基本建设”这些基本的词汇都不会讲，只好处处求苏联帮助。 其次，作为编制计划基本依据的资源调查和统计资料十分缺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起着骨干作用的是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第二批的91项工程。而这91项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一项一项同苏方具体磋商，直到5月份才定下来。但定下来后如何具体实施，又有大量的组织、协调和平衡工作要做。 第三，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巨额赤字。原因是各地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而且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在收入上有虚假现象，把上一年的财政结余40多万亿元（指旧币，相当于新人民币40多亿元——作者注）打了进去，事实上这笔钱已存入银行变成信贷资金，被银行贷出去了。这样，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就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 另外，中央和地方、统和放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1950年开始，中央曾下决心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就是扭转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混乱状况，短期内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事情却走了极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处理不当、同地方商量不够的问题，从而使地方对中央财经部门渐渐积累起不少意见和不满，有些意见和不满还相当强烈。 正是鉴于这些问题，中央下决心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财经工作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这样一封信： 陈云、一波、富春同志：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 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 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 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 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 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 行，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六日 毛泽东信中所要求的，显然在半个月时间内难以准备充分。会议只好延期于6月12日召开。 就在会议临召开的前一周，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将关于新税制的5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毛泽东甚至把总题目都拟好了，就叫做“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根据毛泽东的信，薄一波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由于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第一书记兼，因而这次会议应当说是全国性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并且，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比以往的财经会议要多。这就是说，这次财经会议，无论是级别还是规模，都十分引人注目。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自然希望会议开得卓有成效。他把这次会议看做1953年国家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多次和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会议的文件和开法。6月9日，他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就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最后的敲定。共决定了三个问题： （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 （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三）以周恩来的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报告。 高岗伸出手腕看了看表，见会场上已经坐好，便朝周恩来小声问道：“总理，开始吧。”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吧，开始。”于是，高岗把面前的麦克风向前移了移，清了清嗓子，以洪亮的陕北口音说起来： “同志们！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现在召开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二项：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问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我和邓小平同志作总的经常主持人，小平同志临时有病，暂时不能到会。中央要求，会议应贯彻批评自我批评和积极建设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地同志对过去工作的批评，并希望各地同志对今后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下面，请周恩来总理作报告。”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浓重的淮安口音响了起来： “同志们：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今天晚上开个预备会议，有些问题我先在这里讲一讲。我主要讲一下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的不平凡的历程。建国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的恢复工作完成了。不论从经济工作或从其他方面看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不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的生产和业务所达到的水平，一般都超过了抗战以前最高年份的水平。我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又进行国家的建设，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国内外有些势力曾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盼我们垮台，说什么‘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他们，回击了他们。 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增长也在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也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农业里边的互助合作的增加也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经济集体主义已有了雏形，有了胚胎。最后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取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 今年，是我们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我们各方面的困难很多，我们还缺乏经验，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在捣乱。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事实上，我们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块地讨论，吸取大家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的议程，刚才高岗同志已经宣布了，主要是三项：经济建设问题，财政问题和资产阶级问题。在座的各位到京后，我同各位分别交换了意见。大家觉得这一次召开这样大的会议，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时间应该开得长一点；大家来的时候都作了交代，准备过了党的生日再回去。我们接受大家的意见，准备把会开得长一点……” 周恩来说到这里，脸朝向高岗，意思是“我们”中包括高岗。 这时，高岗点着头插话说：“既然大家有话要说，就竹筒倒豆子，来痛快的嘛。原来准备开半个月，听了大家的意见，我们研究决定，会期可以延长一些。”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必须说清楚，在这个会上，经过讨论，把成熟的问题肯定下来，不成熟的问题继续加以研究，我们不能希望经过一次会议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会议的开法，文件袋中有日程表，希望大家下去后看一看。基本的方法是大会和小会相结合，听报告和分组讨论相结合，按六大区“块块”分组和按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条条”分组相结合。会议有三个主报告，这就是由高岗同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由李富春同志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由李维汉同志作《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最后由我来作会议总结。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还要来给同志们讲话。” 周恩来打着手势，一口气讲了这些。他觉得嗓子有点发干，便端起茶杯，连着喝了几口水，然后提高了声音说道：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会议的要求，已经很明确。希望同志们按照要求，集中精力，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把会议开好。我相信，同志们都是有备而来，在与会同志的一起努力下，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周恩来讲完，朝高岗点了点头。高岗宣布说：“预备会议到此结束。请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留下，召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其他同志散会！”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劈劈啪啪”的离座声。 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们，一个个向周恩来围拢过来。 来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陶铸，如约来到东交民巷8号高岗的家中赴宴。 此时陶铸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西省委代理书记。 陶铸是高岗的老战友，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后又同在东北战斗过。黄埔军校出身的陶铸，1940年后，由新四军进入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是党内有名的秀才和“笔杆子”。陶铸和高岗，都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受命赴东北的。在我党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时，陶铸和高岗的职务、地位差不多，高岗和陈云搭班子，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任政委；陶铸和邓华搭班子，陶铸任辽西军区政委，邓华任司令员。但一年半后，高岗提升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就成了陶铸的上级。尤其是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分开。70万兵力的东北野战军由林彪、罗荣桓统帅，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33万兵力的东北军区由高岗领导，下辖13个军区，陶铸是其中辽北军区的政委，高岗就更是陶铸的直接首长了。 陶铸来京开会，高岗早就有意和他谈一谈，想利用他来为自己做点事情。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叫住了陶铸： “老陶呀，你这次来京，我得还愿呀。” 陶铸一时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不觉愣了一下。 高岗提醒说：“忘了？在沈阳时，一次打猎，我打赌输了，欠你一顿饭。” “……啊！对，对。”陶铸一下子想起来了，那还是东北刚刚解放，他任沈阳市委书记时，一次陪高岗打猎，天上飞过一只鸟，高岗举枪就射，结果没打中。他在旁边努了努嘴，说声“可惜”。高岗不满意了，打赌说如他能打下飞鸟来，他高岗请客。高岗的枪法是不错的，他原本就没有看得起陶铸。陶铸当然也不服气，当又一只鸟飞来时，他掏出枪来，只听“叭”的一声，那鸟一头栽落下来。高岗脸色顿时就红了，连连说：“我请客，我请客。”可是，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工作繁忙，未等高岗诺言兑现，陶铸就南下了。 “怎么样啊？”高岗笑眯眯地盯着陶铸。 “都四五年了，高主席还记得这事？”陶铸不胜惊讶。 高岗哈哈一笑，说：“常言道，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嘛。” 陶铸也哈哈一笑，说：“那我可就当仁不让，讨还酒债喽。” 高岗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六点半，到我家里。” 陶铸问：“有什么好东西让我见识见识？” 高岗眯着眼说：“茅台随便喝。我知道你爱吃狗肉，但这次就不给你准备了。天热，吃那玩艺儿上火。请你吃北京烤鸭吧。” 陶铸点着头说：“好，好。我正想吃北京烤鸭哩！” 陶铸准时来到高岗家，高岗的秘书早已在门口恭候了。 陶铸被引进会客室。立马就有公务员端上热茶、热毛巾和水果来。秘书说：“高主席请您稍候，他一会儿就来。”说罢，秘书就退了出去。 陶铸拿起一条热毛巾，擦了把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见茶几上放着一份材料，便随手拿起来溜了一眼，“几种有代表性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字样便映入眼帘。他感到好奇，便翻看起来。 这份材料，是高岗从东北局要来“笔杆子”整理出来的。材料按照高岗的要求，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对山西省委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的批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抄成“档案”的形式，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来批判。高岗特别交代，这份材料，要醒目地放到会客室的茶几上，以便让客人在“无意”之中看到。而且，高岗自己也注意把握时间，大体上等客人已经把材料看得差不多了，他才出来会客。 陶铸是个爱学习，脑子反应问题很快的人。他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材料，就看出材料虽未点名，但指的是刘少奇。材料的矛头所向，是冲着刘少奇来的。看着看着，他的眉毛拧到了一起。他想：是谁动脑筋整理得这么细、这么有条理呢？整出这么一份材料，是什么意思呢？尽管他对刘少奇的某些提法、观点有不同意见，但他仍觉得用整成材料的形式加以扩散和批判，并不见得妥当。并且，他对把刘少奇的某些提法、观点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感到言过其实，上纲太高，说得太重。他认为党内对某些问题有不同认识，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当允许。即便看法错误，也允许发表，可以开展讨论和批评嘛，但不要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更不能随便整人。王明、博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再也不能搞了。况且，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领导人，将他的看法轻易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就更是个问题了。弄得不好，会影响中央领导的威信，影响中央领导层的团结。 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把材料重新放到了茶几上。 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他听出是高岗来了。 “老陶啊，正点到达，有失远迎哪！”高岗一进门，大嗓门就响了起来。 “奉命前来，敢不准点！”陶铸也爽朗地大声说。 “让客人久等，不礼貌啊。这不，刚刚处理了两份急电。”高岗抱歉地说。 “高主席，我得声明，我可不是什么客人噢。”陶铸半认真半玩笑地说。 “啊，对，对，自己人，自己人。”高岗连连说。 高岗拉着陶铸的手，刚坐到沙发上，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饭菜已经准备好了。高岗看着陶铸，征询说： “怎么样，不坐了，边吃边聊？” 陶铸说：“好啊，我已经闻见烤鸭的香味，听见茅台的召唤了。肚子咕咕叫，在响应召唤哩。” 高岗微微一笑，带着陶铸起身，朝餐厅走去。 高岗的餐厅装饰考究。一张硕大气派的红木八仙桌，七碟子八碗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佳肴。两只烤得通红通红的烤鸭，油光光地闪着亮泽。厨师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单等主人请客人过目后即当场动手将整只鸭子削成薄片。中间一个大盘，是用萝卜、青菜和水果雕刻、拼凑成的“龙凤呈祥”图案，手工精巧，栩栩如生。两瓶打开的茅台酒，悠悠地散发着清香。 一看这架势，陶铸禁不住倒吸一口气，在心里暗暗称奇。 落座后，高岗亲自给陶铸斟满一杯，自己也斟满一杯，然后举杯道：“陶铸同志远道而来，我本人粗备薄酒一席，略表心意。喝酒嘛，讲究个名堂，那么今天就是我高某人还酒债。来，为五年前我在东北许下的诺言，也为老战友相见，干杯！” 说罢，高岗和陶铸“当啷”一碰杯，自己先一饮而尽。 陶铸说：“谢谢高主席盛情款待！” 说罢，陶铸也潇洒地一饮而尽，并且还发出“吱溜”一声响。 这二人都是海量，又都性情豪爽。加之一个念老战友、老上级的情谊，一个怀游说做工作的用心，于是频频举杯，你来我往，很快就进入了高潮。 几杯下肚，高岗和陶铸都打开了话匣子。 高岗问：“在南方工作怎么样，还适应吗？” 陶铸说：“我这个人，自认为适合在南方工作。不过，你知道，广西属于穷乡僻壤，各方面基础薄弱，条件很差，因此工作起来难度不小。” 高岗说：“条件差不怕。差，难道比当年延安还差？比当年东北还差？事在人为嘛。关键是干得顺手。” 陶铸说：“这话倒不假。但是基础、条件不行，总顺手不了。像广西有十万大山，前两年的剿匪，就弄得我们够吃紧的，中央也不满意。眼下，最让我头痛的，是那里的干部、群众普遍文化程度低，工业基础相当落后，实在……” 没等陶铸说完，高岗就摆摆手： “不对，不对。根据我的体会，关键是干得顺手。东北你熟悉，那里条件比广西当然要强得多。但《红楼梦》上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可是，我在东北就没有觉得难，为什么？因为干得顺手。可是到了北京就不行了。要说工作的难度，在天子脚下工作难度才大呢。其他地方的难度，就小巫见大巫喽。” 陶铸点点头：“京官难当嘛。历朝历代都如此。” 高岗又摆摆手：“不对，不对。京官有什么难当的？上有皇上，下有衙役，你领旨遵旨，奉命行事就行了。” 陶铸忍不住瞪大眼睛反问：“那你怎么感叹工作难度大呢？岂不自相矛盾？” 高岗诡秘地一笑，故意不作回答，而是端起酒杯，和陶铸一碰，两人又同时一饮而尽。 “我倒要请教，京官究竟难不难当？”陶铸穷追不舍。 高岗巴不得陶铸追问下去，又故意卖个关子：“这个问题嘛，不好简单下结论，要辩证地分析。依我之见，京官说难当也难当，说好当也好当。” 说到这里，高岗猛然把话打住，热情地请陶铸吃菜。陶铸却不动筷子，只是看着高岗，那意思很明白：请高岗说下去。 高岗却不急，大口大口地嚼着一块鸭肉，等咽下去后，才接着说：“别人我不管，我这个京官是感到难当的。原因，我想过了，是因为两条：第一，我高某人不甘平庸，想为党为国为民干点事，也算是有点抱负，有点事业心吧。这，你应当了解。” 陶铸点头。 “第二嘛……唉！”高岗长叹一声，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这个副主席夹在中间，左顾右盼，弄得不好，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陶铸听得有点茫然，便问：“这话怎么讲呢？” 高岗解释开来：“有些事情，上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像对待富农问题呀，对待互助合作社问题呀，对待民族资本家问题呀，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呀，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呀，等等等等，多啦！毛主席这么说，有人那么说；毛主席要这么办，有人要那么办。都听，不行；只听毛主席的呢，有人可就不高兴喽。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谁难？我才难呢！” 陶铸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嘛。谁对就听谁的嘛……当然，毛主席英明伟大，总是正确的。” 高岗又摇着头说：“你这是书生气。党内的事情复杂得很，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陶铸见高岗越说越玄，心想，也许上面复杂，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在地方上工作，上面的事还是不介入为好。 想到这里，陶铸便主动举杯，提议为老领导高岗调中央工作，为当年在白山黑水的战斗情谊，为请高岗今后多关照广西和中南局、华南分局的工作，连干三杯。 高岗满面笑容，毫不推托，爽朗地接受了。 乘着酒兴，高岗紧盯着陶铸问：“对新税制，你有什么看法？” 陶铸爽直地说：“我的看法，新税制是个右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它在南方局的范围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我们下面的同志这次开会一到京，周总理就找我们征求意见，我把自己的意见毫不隐讳地向总理谈了。听说大多数同志也是这么个看法。” 高岗高兴地点着头：“你的看法很对。新税制的确不是个好东西，毛主席批得很厉害。新税制是薄一波的杰作，主要是他搞的。当然，他背后有大人物支持。至于这个大人物是谁，我不说你也知道。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也会知道。至于这个大人物为什么支持新税制，薄一波又为什么搞新税制，这就和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有关了，就和党内存在路线斗争有关了。” 陶铸皱皱眉头，疑惑地问：“有这么严重吗？” 高岗肯定地说：“怎么没有？有！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要坚决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我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怎么样，老陶，你来带个头，放头炮！” 陶铸没有吭声。心想：这是拿我当枪使，让我当炮灰哩。薄一波有错误，也不至于一棍子打死。再说，即使打薄，也轮不到我陶铸打头炮呀！看来眼前我这位老领导对少奇同志意见很大，他是想通过批薄，来发泄他对少奇同志的不满呢。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有点尴尬。陶铸慢悠悠地拿起筷子，去夹一块烤鸭，然后从从容容地蘸酱，放葱，卷一张烤饼。咬了一口，称赞道：“好香啊。”他想以此将高岗的要求敷衍过去，将眼下因为他不表态而出现的尴尬气氛缓和下来。 没有想到高岗却不放松。他又亲自给陶铸斟满一杯，自己也斟满一杯，然后高高举杯道：“老陶啊，来，为全国财经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你老陶高质量的头一炮发言，干杯！” 高岗没等陶铸表态，即率先喝了个底朝天。 陶铸没有干。他把手中的杯子放下，认真地说：“别的酒能干，这杯酒不能干。不是我陶铸胆小怕事，实在是我没有资格按你说的打头炮。我地处一隅，消息闭塞，孤陋寡闻，不了解多少情况。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哪敢乱放炮呢。” 高岗想不到陶铸拒绝，他眼珠一转，采用起激将法：“老陶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你什么时候变得世故起来啦？” 陶铸哈哈大笑：“狗改不了吃屎，人本性难移。我陶铸没有变，还是那么个炮筒子脾气。可是，炮筒子要是乱放炮，岂不真的成了炮筒子啦？” 高岗也哈哈大笑。为了解脱尴尬，他故意说：“好哇，老陶，我看你是成心逃避这杯酒哪！” 陶铸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不服气地一下子端起酒杯，一仰脖子悉数倒入，“咕噔”一声咽了下去，这才说了句祝酒词：“响应高主席提议，为全国财经会议的胜利召开，干杯！” 高岗赞许地点点头。他向公务员使个眼色，公务员赶紧为他们又斟满了杯。 红色渐渐泛上两个人的脸颊。他们谈兴稍减，但酒兴却愈浓。到后来，差不多纯粹成了酒量的检验和比赛了。 但他们谁都没有醉。甚至，他们谁都比平时清醒得多。 待高岗喝得有点摇摇晃晃时，陶铸也感到差不多了。他们两个实在是彼此彼此，难分伯仲。高岗拉着陶铸，要去参加家庭舞会。陶铸委婉地谢绝了，他说他回去还有人找。 离开高岗的家，陶铸这才感到，脑袋发胀，有点痛。 全国财经会议开得风云奇谲，一波三折。 这次会议时间之长，议题之多，斗争之激烈，结局之出人意料，都创下了历史纪录。 至少，这是建国以来党内召开的第一次充满火药味的会议。它和中共历史上召开的历次会议，包括那些同样充满火药味的会议的最大不同，在于党的最高领袖没有自始至终控制住会议，而让有某种个人野心和政治企图的人一度扭偏了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达到了目的的人却又没有最终保住自己的胜利，相反，只是为几个月后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会议一开始是平和、正常的。先是按照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区的块块，后是按照专题分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等四组的条条，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这段时间是6月13日至27日，刚好两周。 第三周，6月29日至7月4日，会议听取两个报告。一个是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一个是李富春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并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各具特色。高岗的报告是由专门班子起草，经中央批准的；李富春的报告则是访苏的切身感受，既有新东西，又动了脑子。因此，对这两个报告，与会者听得饶有兴味。讨论中大家发言热烈，说了不少好话，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过纯粹从工作出发的略作补充而已。 进入第四周，即从7月6日开始，会议主要是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会议的气氛就慢慢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会议要讨论的专题有好几个，但大家的发言多是围绕税制的业务问题热烈发言。虽然发言是各抒己见，但有一点却惊人的一致，都对新税制意见很大。 高岗四处参加各个小组的会议，并指示秘书注意搜集整个会议的反映。与会者对新税制的反对意见，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看到大家发言热烈，对新税制的批评犹如积蓄已久的火山，就鼓动一些人“放炮”，“大胆开展批评”。一下子，会议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新税制成了众矢之的。 其实，真正成为众矢之的的，是薄一波。 薄一波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对自己成为大家批评、非难的目标明显表现出缺乏思想准备。但作为财政部的主要领导，他还是主动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地作着记录。他要拿出政治家的风度来。 7月13日一大早，他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顿时心里“格登”一下。 信是这样写的： 一波同志：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 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 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 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 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 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周恩来 七月十二日夜 薄一波知道，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情况了如指掌。周恩来在信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已经十分明确：他薄一波有错误，要作检讨，而且检讨的范围要扩大，使参加会议的各方面的有关同志都能听到。 没有什么好说的，薄一波立即着手准备作检讨。 7月13日下午，召开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怀仁堂里，有131个座位被利用了起来。这是财经会议召开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小组会议。 周恩来在中心位置上坐定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一下全场，习惯地轻轻整理了一下麦克风，又转向高岗，用眼色征询了一下高岗的意见。高岗矜持地点了一下头，周恩来随即宣布会议开始： “同志们，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开了已整整一个月，重点是财政问题。”周恩来的开场白一字一顿，显得分量很重。 “会议期间，大家发扬民主，讨论热烈，对财政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过去财经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自下而上地集中在方针、政策、制度上，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行全面的检查。缺点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对人是要治病救人，对事是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这样很不好，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积极的态度，以对同志、对工作、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进行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嘛，只有一个，这就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周恩来说到这里，有意地停顿了一下。他环顾全场，似乎给到场的每一个人都送去了恳求和希望，然后继续说： “今天的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请薄一波同志作检讨。大家欢迎！” 周恩来说完，带头鼓掌。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既短暂又明显不热烈的掌声。 薄一波起身向全场鞠躬致意。他坐下来，轻轻地打开文件包，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检讨材料，又缓缓地戴上眼镜。他的神情虽然并不轻松，但也看不出怎么紧张。总起来说他很沉静。 他的检讨没有写成完整的稿子照着宣读，只是列了个提纲。他对新税制的问题和大家的意见很清楚，都装在脑子里了，他对检讨过关也胸有成竹。因此，他作起检讨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总理主持，主席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并且天天听取汇报，参加会议的又是各地主要的负责同志，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会议。在这样一个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上，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对财委的工作，尤其是对我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性意见，我首先表示感谢，表示虚心接受。同志们的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新税制上。修正税制本身虽然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工作，但检讨起来，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缺点。” 薄一波语气诚恳，缓缓地说下去： “首先，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一点税，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去做，或者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时间太仓促了。比如，方案提出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部门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对某些具体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也未予以认真考虑。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关于变更纳税环节，财政部门是在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通过方案后才确定这样做的。但到起草《通告》时，有关同志向我报告后，我没有进一步去研究，也没有再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就仓促把方案报送总理和政务院了。新税制方案公布前，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没有向毛主席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以致他看了报纸才知道，这更是不应有的疏忽，不，说疏忽还不够，应当说是一个严重错误。 第二，修正后的税制，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大家意见最多的是，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大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们财委由于担心物价引起波动，未能及时调整出厂价格，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使2000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业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负相应地增加了，这样乍看起来，新税制就给人一种似乎偏袒了资本家的印象。这是考虑不周造成的，是工作上的失误，但绝不是有意讨好资本家。还由于取消了对供销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同志意见也很大。新税制公布时正赶上商业系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我承认，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又没有跟上，因而使人们产生了误解，以为修正税制是又要涨一次物价。全国解放不过才短短三年多，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吃够了苦头，记忆犹新，十分珍惜解放后经过几年努力赢得的市场繁荣、物价平稳。当时正值年关，人们在心理上十分害怕物价飞涨。由于这种种原因，新税制公布后，在很短的时间里确曾引起过一些混乱。 第三，《人民日报》社论上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个提法，也不妥当。这句话是我修改的。为了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原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我在修改时，把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看来，这是多余的，以不改为好。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了，商品按照一定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它不同于所得税，可以根据收入区别不同对象去纳税。” …… 薄一波在检讨过程中，会场上气氛严肃、凝重。他几次看到周恩来示意他喝口水，而他也几次端起了茶杯，但又都放了回去。 薄一波还注意到，高岗的表情有点异样。高岗虽然也在认真听，并且不时在纸上记上几笔，但却流露出一种烦躁、不满和幸灾乐祸的神情。这神情极其微妙，不易察觉，但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薄一波来不及多想，只是迅速编织、调整着自己的发言思路。他针对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意见，该解释的解释，该说明的说明，该反驳的反驳，该检讨的检讨，总之是想尽量检讨得让大家满意，好顺利过关。 这时，他感到确实有点口干舌燥了，于是终于端起茶杯送到了嘴边。 他润了润嗓子，继续按照他拟定的思路说下去： “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实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5月30日，财政部在给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一至四月份工商各税共收起225000余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29.64％，其中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三种主要税收均完成全年计划的30％以上……从全年税收计划本身看，根据4个月的税收情况估计，上半年可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或稍多一些，按照历年上半年约收全年税收的40％，下半年约收60％的规律，完成并且超过全年任务是有把握的。” 说到这里，他触到了一些明显反对的目光，甚至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嘘”声。他意识到自己这段话可能说得不大中听，起码不合时宜，有对抗批评之嫌，不觉有点发慌，于是接下去赶紧补充说： “我这么说可不是给新税制评功摆好，也不是为新税制的错误辩护，而是想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客观公正地认识新税制的错误。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新税制确实有不少问题，不少错误。修正税制，由于单纯从财政观点，从保税出发，没有从总的总政策出发加以考虑，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实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分散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党中央批评得很对，这次会议上同志们也批评得很对，我诚恳地表示接受，并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加以改正。” 薄一波结束他的检讨的时候，脑门上不自觉地已经渗出了汗珠。 周恩来带头鼓掌，然而却几乎无人响应。主席台上的掌声由于靠近麦克风，格外的响亮，然而由于零乱孤单，也就格外的刺耳。 “看来大家对一波的检讨不满意啊！”周恩来苦笑着说，“但不论是谁，肯检讨就是好的嘛，检讨就是进步嘛，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欢迎的嘛。” “来，给点掌声。”高岗插话说，并带头使劲拍了几下巴掌。 会场上不情愿地响起了劈劈啪啪的掌声。高岗咧开厚厚的嘴唇笑了，奚落和藐视，争先恐后地爬上了他的嘴角。 薄一波察觉到了，顿生不满。 周恩来也察觉到了，心中一动。 7月13日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薄一波作了第一次检讨之后，会议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既然与会者本来就对新税制不满，对财政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有意见，加上毛泽东指示要“反对庸俗态度”，“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薄一波也就无可逃避地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了。 高岗和饶漱石看到时机已到，四处鼓动大家向薄一波“放炮”、“开火”。 从7月14日到7月2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人们发言的口气越来越严，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周恩来有些忧虑了。 高岗和饶漱石却忍不住暗暗高兴。 高岗和饶漱石在发言中，抓住几件事向薄一波猛攻。 一件是“东北一党员的信”。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信揭露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信的署名为“东北一党员”。这封信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泽东。薄一波在转这封信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和他过不去，故意给他抹黑。 第二件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8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也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嫉妒东北的工作，专挑东北的毛病。 高岗声色俱厉地批评说： “同志们批评一波同志，说财政部是独立王国，财大气粗，对地方意见不尊重。那么，一波对中央意见就尊重吗？还不是照样不尊重！岂止是不尊重，简直就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有句老话，叫做‘树有根，水有源’。一波的严重错误也自有其根源。他的思想根源就是品质不良。他的政治根源就是路线不对头。他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屁股坐歪了。当然，他薄一波也有‘左’的时候。但他主要是右，右得出奇，右得可怕，右得不可思议！” 薄一波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听着，认真地作着记录。但是，听着听着，他的脸色慢慢涨红起来，他感到越来越不对头，因为高岗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他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 “移花接木，用心叵测！看来高岗玩的是‘批薄射刘’的诡计，明里攻我，实际是冲着少奇同志来的。”薄一波暗暗想道。 有几次，薄一波忍无可忍，真想站起来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至少加以说明辩解。但他转念一想，还是忍一忍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站起来说明和反驳，势必让高岗下不来台。两个中央局书记在会上公开顶牛，造成僵局，于党内团结不利，于会议也不利。再说，这些观点究竟是谁的，是少奇同志的，还是我薄一波的，有党的文件在嘛，参加会议的都是些高级干部，都看过文件嘛，大家心里都清楚嘛，还用得着我说？且让他高岗先说下去，他越这么干，越暴露他自己。他会弄巧成拙的。 想到这里，薄一波心里平静了许多。 薄一波估计不足的是，高岗、饶漱石的发言极富鼓动性。他们本来就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这下经他们带头上纲上线，人们对财政部，尤其是对他薄一波的批评的火力，就越发密集了。 财政部副部长吴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目标。7月25日，吴波在扩大的第24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检讨。实事求是地说，吴波的思想受薄一波的影响较大，一开始，他并没有把新税制出现的问题看得多么了不起，认为总结一下工作，听听大家的意见就行了。因此，他的检讨与大家的要求相距较远。他在检讨中坚持新税制保了税，多收了税。当有人不同意说新税制保了税时，吴波一迭声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复强调说：“我们以为确是多收了税。”“计算起来，还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 在那样的场合，在那样的气氛中，吴波也算得是一条汉子。他甚至递条子给周恩来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吴波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要处分就处分他，薄一波只负点头和领导的责任。 “丢车保帅吧？”高岗冷冷地甩出一句。 “金蝉脱壳哟！”饶漱石也唬着脸说了一句。 吴波本意是主动揽过，为薄一波开脱，想不到他的态度，竟愈发激起了一些人对薄一波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薄一波授意吴波这样做的，于是纷纷要求薄一波继续深入作检讨。 周恩来注意到了大家的情绪，而且在他看来，薄一波和财政部领导对新税制的错误的认识上，还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在吴波作完检讨后，周恩来当场宣布说： “薄一波同志对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值得肯定，值得欢迎的。但是，与同志们的要求相比，与今后改进财政部工作的需要相比，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认识错误，着重从思想上、作风上去深挖错误的根源。两天后，到星期一，即7月27日，请一波同志作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闻言，不觉怔了一下。他想：“这不是逼命嘛！才给两天时间，怎么准备得出来？如果准备不充分，又该说我‘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企图蒙混过关’了。”他随即抓起铅笔，刷刷地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 “总理：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能否宽限几天？” 周恩来看了，同情地点点头。于是重新宣布说，给薄一波宽限几天，等他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安排他作第二次检讨。检讨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8月1日，薄一波作了第二次检讨。 然而，尽管薄一波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但他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得通过。他被高岗、饶漱石抓住不放，往死里猛整，他怎么能过得了关？ 会议在急剧升温。批评的矛头，已经不仅指向财政部，指向薄一波，而且慢慢指向了政务院，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 当会议要求薄一波作第三次检讨时，薄一波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坚决地拒绝了。 会议出现了重大分歧，薄一波等人和高岗、饶漱石等人严重顶牛，一时陷入僵局，怎么也开不下去了。 周恩来从怀仁堂出来，急匆匆地直奔菊香书屋。 盛夏时节，尽管中南海里浓荫蔽日，凉爽宜人，但他还是觉得今年的夏天气候反常，宇宙间像罩着一层蒙布，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他从心底里感到燥热。 当他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满脸潮红，面颊带汗了。 毛泽东见状，从托盘里递过一条白毛巾，关切地说：“热得够呛吧？来，擦把脸，调调心神。心静自然凉嘛。” 周恩来接过毛巾，一边擦脸，一边说：“我觉得今年这个夏天不正常，似乎格外地热呢。” 毛泽东努努嘴，说：“你还莫说。天上赤日炎炎似火烧，会上热气腾腾逐浪高。都凑一块儿了，岂有不热之理？” 周恩来若有所思。 这时，田家英走进来，有礼貌地同周恩来打过招呼，然后给周恩来递上一杯茶水。 毛泽东冲田家英吩咐说：“家英，把财经会议的全套材料给我拿来。” 田家英转身去了。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两天会议情况怎样？可有什么新的进展？” 周恩来说：“会议眼下集中在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上。多数同志情绪激烈，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这样下去，我担心会议会走偏方向。” 毛泽东摇摇头，不满地说：“我的恩来同志呀，不是会，而是已经走偏了方向。本来，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一下总路线问题，可让新税制这么一冲，冲得个七零八落。人们满脑子新税制，新税制，早让总路线坐了冷板凳。会期嘛，也很成问题哟。本来，预计过了‘七一’结束，这下连‘八一’都过了，还统一不起认识来。这是怎么回事呀？问题出在哪里呀？莫非还要在北京过‘十一’不成吗？……再不行，干脆，就连元旦一起过！这么多人，我们中央还管得起饭！”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着说着来了气，就尽量放缓口气说：“主席说得对，会议是该尽快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两次检讨通不过。一波成了伍子胥，过不了昭关。我让一波作第三次检讨，但是一波抵触情绪很大，他坚决地拒绝了。”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周恩来点点头：“不检讨也好。一波再作检讨，只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也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和抵触。” 毛泽东警惕地反问一句：“喂？双方，哪个双方？”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但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题，而是继续循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营垒是分明的，一波有些孤立就是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波的问题，财政部的问题，已经隐隐约约地涉及到少奇同志和我了，涉及到书记处和政务院了。” 毛泽东皱着双眉，注意地倾听着。 周恩来继续说：“批评的调子，也高八度。说薄一波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作错误问题，不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政治品质问题，搞独立王国的问题。高岗同志还批评薄一波是财霸。连我听了，都有点紧张了。” 这时，田家英抱着一大摞财经会议文件走了进来。毛泽东接过来，一边粗略地翻阅，一边说： “有意见不怕，议论纷纷总比鸦雀无声好。只要不是恶意攻击，挑起事端，惟恐天下不乱。我看对薄一波开展一下桌面上的斗争，还是很有必要，也大有好处的。你说是不是呀，恩来？……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搞马拉松。我反对开马拉松式的会议，文章长无益，会议长就好吗？我所提倡的是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不能用棍子打人，用大帽子扣人。高岗说薄一波是财霸，这不妥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财经会议不能再无休止地吵下去了，要尽快作结论。” 周恩来用手轻轻敲着沙发，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等毛泽东讲完，周恩来神色凝重，诚恳地说：“主席呀，我现在也有困难啊。高岗同志，还有饶漱石同志，和薄一波同志顶牛顶得很厉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我作为会议主持人，话说轻了，也不大好通过，并且有推卸责任，开脱、庇护薄一波之嫌。会上已经是那种气氛了嘛。话说重了呢，又不符合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并且会被对立的一方利用，用我的话去攻另一方。这样，我不是客观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了吗？所以说，我对会议的结论，着实有些难做呢！” 毛泽东听罢，没有马上答话。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一口，然后将烟雾缓缓吐出来。沉思片刻，他从沙发上起身，背着左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走了几个来回。他突然走到周恩来面前，站住了，弯下腰点着周恩来说： “恩来，我理解你，你确有难处。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周恩来一拍沙发扶手跃起身来，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高兴地说：“对呀！主席出了个好主意，搬救兵，把陈云、小平请回来！” 毛泽东也为自己的主意高兴起来。他丢掉手中的烟蒂，继续说：“陈云懂经济，是理财的行家里手，这是人们公认的。小平政治上强，说话办事素来公道，这也有定论。他们两个出来讲话，会有号召力、说服力的。” 周恩来一挥手，果断地说：“就这么办！我回去马上打电话去请陈、邓。” 毛泽东伸手轻轻作了个阻止的姿势，补充说：“会议先降温。温度降下来，正常后，立即转入讨论你的总结稿。政治局先讨论，过后再拿到会议上去。我准备到会上讲一讲。” 周恩来连声说：“好的，好的。” 虽然周恩来懂得，财经会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消除对立，大致上统一认识，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为毛泽东出的主意所鼓舞，压在心头已久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对会议的圆满结束充满了信心。于是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心情愉快地告别了毛泽东。 毛泽东目送周恩来出门后，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他像是对田家英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天气太闷热了，就酝酿着要下雨……” 毛泽东提议搬“救兵”，出于对陈云、邓小平的高度信任和赞赏。此时，陈云和邓小平正因病在外地休养。 毛泽东对陈云理财能力的赞赏，起于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而陈云这方面过人的才能，也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才表现出来的。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解放前夕，整个中国出现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的混乱局面，这对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的威胁和考验。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过一份材料说，中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l口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建国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同时，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着手统一全国的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由于战争年代中国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而解放区又彼此割裂，各自为战，财经不统一，因此，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考虑到各个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分散状态将不适应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因而作出了统一财经的决定。1949年元旦，中央召开了一次财经座谈会，出席的有朱德、董必武和各大区的负责人刘伯承、陈毅、林彪、饶漱石、高岗、罗荣桓和薄一波。大家都不满意财经统一工作进展缓慢的状况，要求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毛泽东审阅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财经委由谁来挂帅呢？毛泽东提议：“让陈云来干。” 这时，陈云在毛泽东眼中有两件事很有威信。一件是，1942年，陈云在延安主持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另一件是，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地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了下来。1948年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它批给全党学习。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49年7月中财委组建完成，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 1950年3月，陈云就打响了统一财经的硬仗。一个月后，财政状况即开始好转，出现了收支接近平衡、市场进一步稳定的可喜现象。 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极为高兴，高度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对陈云的理财能力大加称道。有一次，薄一波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很有勇气去干，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就是他力主要干的，结果很快就成功了。毛泽东听完后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毛泽东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善于用典的毛泽东，在这里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来称赞陈云。诸葛亮的原话是：“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陈云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1953年初，他病了一场。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虽有一定好转，但苏联大夫认为，必须进行比较长期的休养，至少四至六个月，并建议去苏联疗养。毛泽东对陈云的病情十分关心，1953年2月28日专门在陈云病况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杨尚昆登门去和陈云商谈，并代致慰问之意。20天后，毛泽东看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贺诚、副部长傅连瞕关于林彪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林彪“现在能同医生合作，并提出希望医生为他解决出汗及容易感冒的问题。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他已同意，过几天即可试行”，马上想到了陈云，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 陈云同志： 此件请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 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 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 用酒似不甚好。 后来，陈云转入休养。他先到南方，后又到了气候凉爽、风景宜人的北戴河海滨。休养期间，他仍然关注着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会议进行到第六周时，曾安排到北戴河休息3天。一些同志去看望他，谈到会议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对薄一波的批评。他明确表示说：“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邓小平的情况和陈云一样，也很受毛泽东的器重和赞赏。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邓小平领导创建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给予高度评价。 后来他们在江西中央苏区相识，共同接受了一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洗礼：毛泽东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扣上“富农路线”的大帽子，撤消了实际领导职务。邓小平则被打成所谓“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作为毛泽东“错误路线”的追随者也被撤消了职务。 长征中，邓小平开始时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行军作战的。两个月后，他被分配了工作，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此后，在和刘伯承共同领导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开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反攻的斗争中，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精湛的指挥艺术，以及从事政治工作的能力和团结人的能力，深受毛泽东赞扬。 在对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和陈、粟的第三野战军联合作战，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选定邓小平作总前委书记。这副担子不轻，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方方面面的信任。 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是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而载入史册的。据历史学家记述，二野在4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1343次。歼敌近230万人，土匪百余万人，部队发展到120万人。身经百战的邓小平，居然没有负过一次伤。他真是一员令人羡慕的“福将”。 建国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主管地域辽阔的大西南，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但是，只不过两年时间，1952年夏秋之交，他就被调到北京，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愉快地服从了中央的调动。在几个大区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个到中央来工作的。 邓小平的体魄本来是很好的，但想不到财经会议前夕，他突然病倒了，便血不止，全身浮肿，只好住进北京医院。7月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到周恩来和朱德去医院看他时，见他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但医生告诫说，尚需静养些日子，不可马上转入紧张的工作。于是周恩来便再三嘱咐邓小平不要急于出院，要下决心好好休养一段时间，等完全恢复后再投入工作。于是，邓小平去了南方休养。 陈云和邓小平的休养情况，自有有关部门经常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二人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才决定把他们作为“救兵”搬将回来。 陈云是7月底回到北京的。稍事休整和准备后，在8月6日召开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他作了长篇发言。 “同志们对新税制批评最多，这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对新税制，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大家都晓得，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以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来补救，应该考虑。新的税制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有点凭想当然，搞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因此提出的补救办法是错误的。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新税制的错误，薄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部长，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志们对他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作检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公平合理地说，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陈云说到这里，停顿下来，用目光扫遍会场，发现许多人在点头。他明白自己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陈云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他的发言不从大家最关注、意见和分歧最大的新税制问题讲起，如果他对薄一波的错误不明确表态，他就说不到大家的心里去，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他还知道，会议之所以开得非常紧张，除了有人干扰，有意气用事，甚至有发泄私愤的原因之外，也是由于财经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地方上的一些干部有牢骚。因此，他在发言中，还对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些财经工作中的问题作了广泛的解释和说明： “同志们在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工作部门提出了批评，说财经部门是‘单纯财政观点和财政机关比别的机关高一等’，应当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批评得对。今后，需要在思想上加以克服，而且在制度上加以改革。” 陈云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 “从业务的观点来看，财政工作中缺陷不少。像大家提到的统收而不统支的问题，收入统一，支出不保证，下面有很多困难。毛主席提出一起收上来，支出要给足。这样，只做到毛主席指示的一半。中国地区这样大，财政经济还未完全走上轨道，因此，我很同意会议中同志们所提来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做上几年。大区财政对条条经费要能做一定程度的调剂，所谓专款专用，要分别处理。有些部分要保存，有些部分要加以改变，如工业投资要保存，盖厂房的钱不能用于盖大礼堂，但地方上的经费绝大部分是行政公教人员的生活办公费，可以调剂。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上，地方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解决地方上必须解决的困难。但总的趋势是，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使用的钱应放在能使我国在经济上起重大变化的方面，对国家飞跃有重大作用的方面。” 周恩来插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陈云停下来，请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但周恩来向他示意，他没有话了。于是，陈云接着说： “物价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国家若干物价偏高，这是事实。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自己升上去的。去年9月以来，对降低物价，我是犹豫的。也是担心利润下降，因为屁股后面拖着军费。军费不能短少，而且火烧屁股，因为打仗的事情不能随我们作主。去年艾森豪威尔登台，要进行两翼登陆，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预算，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我们没有脱离军事预算对财政的影响。在物价问题上，不能草率。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情况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于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乘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 这时，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陈云展开看罢，扬了扬条子，说： “有同志提出剪刀差问题，我正好要讲讲这个问题。缩小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做到。我有责任说清楚，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缩小，资金还要从工业中拿出来扩大再生产。” 陈云的资历、能力和威望使他的发言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上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大家关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因此，他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邓小平是在陈云之后回京的。他经过一番准备，也在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邓小平的特点是讲话简明扼要，不打幌子，不绕弯子，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他说： “政府财经工作中有缺点，新税制的错误是这些缺点的集中表现。新税制的错误，最早是毛主席作了揭露、批评。这次会上同志们也作了揭露、批评，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批评有助于进步，揭露缺点有助于改进工作，使我们前进得更稳当一点，更快一点。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我相信大家都是抱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来开展批评的。” 周恩来插话说：“还是延安整风时的那句话：惩前毙后，治病救人。” 邓小平继续说： “是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前提是实事求是。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有句老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薄一波同志不是圣贤，他怎么能无过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周恩来听着邓小平的发言，在心里暗暗说道：“小平同志，讲得好哇！”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讲了话，会议气氛很快起了变化。 周恩来这些天来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他知道，这下，自己的结论就好做了。 高岗和饶漱石尽管心中不满，还想抓住薄一波作文章，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只好停止进攻，暂时作罢。 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讲话稿。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周恩来事先已经将他的稿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周恩来还将稿子发到了政治局委员们手中，会前大家都已反复看过。加上财经会议已经开了很久，稿子中对会议上各方面的意见都收集、体现到了。总之，历来谨慎的周恩来这次把他的总结讲话准备得很细，因此，政治局讨论起来比较省劲，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和力气。 在大家充分发表完意见之后，毛泽东还不放心，又问：“同志们看还有什么意见？” 会上一片沉默。按照以往惯例，热烈讨论之后的沉默，就是说明大家的意见已经表达完毕，再没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了。 这时，毛泽东的目光离开文件，抬起头来，和颜悦色地问薄—波：“一波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你就说，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注意听取薄一波的意见，是因为他知道薄一波会上受到批评后，思想上有压力，怕他有意见也不肯说了。这次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还特别通知薄一波，讨论总理的总结讲话，他一定要参加。 听毛泽东这么一问，愁眉苦脸、一直沉默的薄一波也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有些批评意见还弄不明白。” 薄一波话音刚落，还没有等毛泽东说话，高岗霍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高岗：“高岗同志，你的态度就好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高岗仍然逼视着薄一波：“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立刻沉下脸来：“你不要为自己辩护！” “我……”高岗还想争辩。 “你要干什么？”毛泽东厉声斥道。 高岗此时满脸涨红。他从来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众人面前受到如此抢白。他感到大丢面子，大损威信。但他看到毛泽东今天的态度出奇的严厉，来势不对，已经动了怒，他摸不透毛泽东这是为什么，也就不敢再多说下去，于是嗫嚅了几声，便低下脑袋，不情愿地坐下来。退缩后的高岗又羞又怒，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烟，点烟时双手竟激动得颤抖起来。 毛泽东不再理会高岗，转而对大家说：“恩来同志的结论，就这么定了。大家提出的几点修改意见，请恩来在稿子上改上去。” 周恩来答应道：“好的，下去我即按照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结论准备后天晚上作。我作完结论，次日请主席到会讲话。主席，你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毛泽东点点头：“我看可以。” 8月11日晚，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主持，周恩来作总结报告。 报告全文如下： 这次会议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在大家的督促下，彻底地 揭发和批判了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严重 错误，并集中地批评了对这些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薄一波同志，同时， 在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的方针政策上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的意见。这样，就将使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可能大大地前进一步。 在会议中，大家还听取了高岗、李富春两同志关于经济建设计划问题 的报告和李维汉同志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 并都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得益甚多。在会议外，大家又分别进行了政府 工作中各项专题的会商，有些已经解决，有些尚待解决。 这些，都是这次会议的成绩。缺点是有些问题讨论得不够深刻，有些 发言不尽妥当。当然，要想把许多问题在一次会议中解决，也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讲下列几个问题。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毛泽东同志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 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 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因此，我 们在各个方面执行任务、检查工作和批判错误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 线为指针。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二中全会决议里 就已经提出并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有些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 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搞一套不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做法， 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二中全会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 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权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 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 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 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 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 误。”同时又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公 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以薄一波 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问题上所犯的错 误，是违反了上述规定的。 二中全会又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 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 不是如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 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 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都是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 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的。”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 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违反了上述规定的。 二中全会又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 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 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 要形式。”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党 内的思想斗争上来。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许多错误观点和作风，正是这 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二、党的总路线的胜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近四年的工夫，党的总路线正像灯塔 一样照耀着我们各项主要工作，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从抗美援朝，土地改 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生产，扩大物资交流，平衡物价，平衡财政收支， 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各种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增产节约运 动，一直到整党和新三反，没有一件主要工作的胜利不是依照党的总路线、 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而取得的。有了这些胜利，再加上苏联的援助，就给 了我们国家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经济建设阶段以可能和有利的条件。目前 我们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循着党的总路线的轨道前进的。就在财政、金融、 贸易系统方面，从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总的方面来看，现在基本上也是执 行着党的总路线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某些主要工作中的某些部分， 或某些工作，或某些地方的工作，就没有离开过党的总路线而犯右倾或左 倾的错误。税收、商业等工作中这半年多所犯的某些错误，就是严重地违 反了二中全会在这些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三、国内外情况及我们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朝鲜停战，是中朝人民的胜利，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 的胜利，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这种胜利，对于我们开始进入经济 建设阶段是有利的。苏联的日益强大和更加巩固，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进步， 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扩大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加及其危急的增长， 所有这些都是国际环境中对于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能 忽视，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仍然存在，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正在顽 固地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进行各种国际挑衅，这应引起我们极大警惕。 因此，必须更加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不断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 在我们国内，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国防力量的加强，各种改革运动 的胜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社会主义经 济成分的增长，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加强，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性的发扬， 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国家的 经济和文化的遗产是落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 情况又是复杂的。我们一方面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现代性工业，可以作为 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及 很大数量的私营商业，而在现代性工业中亦有数量颇大的私营工业，都需 要逐步经过不同形式、进行不同速度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使我们在经 济建设中必不可免地要遇到很多困难和不熟悉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全体同志，团结全国人民，为进行建 设、克服困难而坚持不懈地努力。 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我基本上同意高岗同志的报告，我国第一个 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应当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 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 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的稳步增长，为 了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经济建设中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这是与这次会议 检讨工作中得来的经验教训有联系的。 第一，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发展生产、 保证需要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我们应该很好地掌握这个法则。但 是，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但存在着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法 则，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也还在起它的作用，我们必须使这种作用服 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支配，以便加以利用和限制，而不能任其自由泛 滥，危害国计民生。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所犯的某些 错误，就是由于对上述两种法则和对两种法则间的关系缺乏认识，既没有 将财经工作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要求，又没有注意利用和限制资本 主义经济法则的作用。应该肯定，国内市场需要很大，而且日益增长，对 外贸易也在发展，因之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生产一般地是不足的，而 若干生产品的过剩，只是暂时的、个别的现象。近半年来商业领导机关认 为生产过剩、积压太多而采取错误的“泄肚子”方针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对市场需要和发展估计不足，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小私有者在市场上所起 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生产，逐步保证需要，提高计 划性，防止盲目性；同时，应贯彻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 造的政策，并对工业和商业区别对待。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保守倾向是错 误的，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 速度，因之对保证需要必须是在生产实际发展的基础上区别轻重缓急，逐 步解决，不可盲目冒进、企图处处满足。国家在生产和分配上，必须在其 所能控制的、日益扩大的范围中，逐渐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使人民 的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结合起来，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有计划有步 骤有指导地促进手工业生产和农村副业、土产的发展，也是发展生产、保 证需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边抗、边稳中的边建，是我们进入第一 个五年计划阶段时仍然存在的形势。朝鲜虽然停战，但不能放松戒备，国 防力量仍须在质量上不断加强，这就使我们要以相当大的力量用在国防建 设和保证国防需要上。在私人资本主义和广大个体经济存在的现中国，当 主要物资、首先是粮食在国家手中还没有足够的储备时，说现在物价没有 问题是不对的，而为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仍应是我们建设时 期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我们建设力量和经验又都不足。因此，重点建 设、稳步前进应是我们决定不移的方针。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 上，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 并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的完成，并准备应 付可能发生的意外需要。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 不利于国家建设，这种错误倾向，应当克服和防止。今年预算的底子过大 和粮食管理工作上一时盲目乐观的情绪，是与这种错误倾向有关系的。 第三，加强集中统一，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集中统一，在革命 取得全国胜利后，尤其在国家建设开始后，是必须日益加强的。但集中是 建立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统一的原则性，并不取消因地制宜的灵活 性，尤其是不应妨碍、而应更加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进行建 设，发展生产，必须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扬，首先是 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扬；这就是说，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 动员全党，领导群众，搞好生产。几年来财政统一的成绩是很显然的，但 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这些不实事求 是的错误，就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积极性，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而 且也不合于集中统一的原则的。 第四，党的统一领导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 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 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 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 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 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 来的必然恶果。当着我们党在过渡时期与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时候， 为着达到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目的而又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和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各级政府工作同志必须服 从党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同志必须抓紧政府工作，尤其是财经工作，党 的部分组织必须统一服从中央，以减少或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 第五，老老实实地学习。由于我们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知识，在建 设阶段开始时，工作中的某些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 犯错误，就必须承认自己不行，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理论，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财政经济政策，向有这种经验和 知识的同志学习，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犯了错误， 就必须承认和正视这种错误，决心改正，并须研究错误的根源，作为经验 教训，避免重犯。这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采取的老实态度。但薄一波 同志在工作中、在错误中所采取的态度却常常与此相反，这正是他屡犯错 误的原因之一。 四、半年多来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某些错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四年来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这次会议上 还不可能作全面的总结。但实际情况已给我们指出了财政经济工作的成绩 是显著的。我原则上同意李富春同志的基本分析，即是说，由于全国人民 和全党的一致努力财经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决议 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就是：恢复了生产， 扩大了物资交流，稳定了物价，平衡了财政收支，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 援朝，克服了许多困难，初步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争取了财政经济情况的 根本好转，使国家开始进入了计划建设阶段。在头三年，这种成绩是主要 的；缺点和错误也是有的，但属个别性质。近半年多，在财政、商业、金 融部门，应该说，工作也做得不少，成绩还是有的，但这些部门领导上的 错误却很突出，这正是这次会议大家讨论的中心。我们现在对于这些错误 应该进行分析： 修正税制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很显然的。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 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 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 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按照党 的二中全会决议，税收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方面，故对 私人资本主人经济与对国营经济和合作杜经济应该区别对待，亦即“有所 不同”。但修正税制却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但取消了 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便利和优待，反而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更多 便利，所谓“简化税制”，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得到了全国工商联筹备委 员会的热烈欢迎与拥护。违反了党的政策而专谈“保税”，并且不计算今 年市场的发展、不计算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因税负的加重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仍坚持“税收数目增加了”的说法，这是对于错误的本质缺乏认识或不愿 认识的表现。应该再一次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 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对这样关系到国家政策、全国人民利 益和调节各阶级收入的重大问题，财政部、特别是应对此负主要责任的薄 一波同志，事前并未根据党的二中全会决议认真研究，也未向党中央认真 报告请示，便草率从事地将中央财委通告提请政务院批准，并要《人民日 报》发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社论，事后亦长期未予认真检讨，这一 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征收农业税中的某些错误 年来关于农民负担的高低，在党内曾有若 干争论。从不完整的统计及估算来看，农民平均负担约占其收入的百分之 十五上下，一般还不算太高。但是从具体情况来看，由于财政机关在查田 定产的做法中完全推翻了土地改革时农民分得土地面积产量数字及历年征 粮调整的基础，重新普查，因而评产偏高，黑地算多了，负担减免办法又 过于繁复，使应减免的未能得到合理减免，加以全国农业总产量计算并不 准确，所以全国农民负担确有畸重畸轻的毛病。在征收农业税当中，财政 机关片面强调任务、追求数字、政策界限交代不请，因而助长了基层干部 的强迫命令，引起农民不满。这些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财政领导 机关存在着单纯财政观点，没有根据中央既定方针依靠地方党政机关采取 因地制宜的必要措施，而是依靠财政垂直系统强制执行了许多“有财无政” 的、不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办法。这些错误，经过今年三月党中央的纠正， 才逐渐得到解决。 商业工作中的错误 今年一月中央商业部所召开的商业厅局长会议后， 一时造成了一部分国营商业阵地缩小和某些市场脱销，利于私营经济发展、 不利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的形势。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商业部本身 对市场需要和发展估计不足，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小私有者在市场上所起的 作用估计不足，对商业任务认识不明，另一方面是外部的影响，如修正税 制、利润较大、利息较高、政治性的积压等等。这就使得商业会议的结论 不是积极地全面地从研究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扩大为生产为人民服务、 扶助合作社发展适当地限制私商出发，而是消极地片面地从减少库存、压 缩资金、上缴利润着想；这样自然就不能正确地从扩大商品流转、加速资 金周转和降低流转费用中去逐步实现经济核算制和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而必然是错误地实行“泄肚子”和“退缩阵地”了。除这些错误外，商业 工作中还有一种严重的错误，就是对于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某些产品少购 少销或不购不销，并且不许其自销或由合作社承销，对于合作社则扶持不 够，并加若干限制，这就使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在市场条件的待遇上反不如 私营工商业。这种严重错误的造成，除了由于上述对市场估计不足和外部 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商业系统领导上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经营观点。因 此，这就必然使这一方面实际工作的结果，不是促进而是限制社会主义和 半社会主义经济，不是适当限制和利用而是优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了。 这是直接违反了党的二中全会所规定的原则的。所有这些错误，薄一波同 志应负领导上的责任，商业部应该负重要的责任。 在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所谓“四高政策”（即高税率、高利润、高 利息、高物价的政策）的笼统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应该加以分析。我同 意陈云、李富春两同志对于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利润问题、利息问题的 基本分析，即所有税率、利润、利息统统表现在物价问题上。逐步降低工 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改善工农关系，巩固工 农联盟，是我党的确定不移的方针和任务。但是降低工业品价格，必须首 先基于不断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须保持合理的税率、 利润和利息；而且在我国有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如果物价降低得 不适当，不仅不能达到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目的，而且可能产生若干恶果。 因此，其解决办法应进行系统研究，采取谨慎态度，求得在合理而有把握 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有步骤的调整，使之既有利于发展生产，保证需要， 又利于掌握市场，积累资金。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那种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商业部门不可能逐步 实行解决核算制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商业部门不仅可能而且应当从扩大 商品流转中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以便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积 极地为国家节约资金和积累资金。 财政工作中的错误 财政工作部门中某些同志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 是脱离党的政策的单纯财政观点。他们不以财政为经济服务并从发展经济 中来开辟财源，而把财政收入当做最高目的，不顾经济的发展，不顾党的 政策。这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征收 的也不征收，应该节约的也不节约，应该核算的也不核算，而是说应该根 据党的政策办事，不能“有财无政”，独断专行。 在编制今年预算上，财政部犯了较严重的错误。今年预算的收入部分， 有相当大的科目是虚假的、膨胀的、不完全可靠的，因而引起了在考虑开 支时的错觉。以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纯收入相较，今年仅较去年增长 百分之二十，但今年的开支则较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显然这是极大 的矛盾。开支底子大了，就违背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后备 力量少了，就不足以应付许多意料中和意料外的需要。加以全国收支统一 集中，统上来的太多，发下去的太紧，又都限制在“条条”内专款专用， “块块”失去了在地方范围内机动的权力和可能，因之今年预算在公布不 久后，就失去了平衡。这个预算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但实际上并不合于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预算上应建立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三道防 线的指示。从政府工作来说，我和陈云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应负一定责任， 但在预算的编制上，薄一波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收入科目的膨胀和不完全 可靠，因为情势变动、经验不足和其他错误的影响，一时尚不可能完全避 免，但收入科目的虚假性，在今年是应该而且可能避免的。 银行工作中的错误 银行利息直到去年六月底采取逐渐降低的方针是 对的，但在最近一年中没有及时研究继续调整，则是错误的，银行本身应 负主要责任。银行农贷过去过分强调“有借有还”、“专款专用”，也有 不适当和错误的地方。这在今年三月党中央指示后才开始纠正。银行工作 中其他错误，现正在检讨中。 政治工作的薄弱 必须指出，在财政、金融、贸易各系统方面，绝大 多数的工作同志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上不可靠的和品质恶劣的只 是极少数。但是，在这几个系统中、首先是领导部门，政治工作和党的生 活是薄弱的。尤其是因为这些部门的干部在国内、国外与各阶级工作联系 最多，他们应该靠谁、与谁合作、向谁斗争、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这 些都需要进行经常的严格的政治教育。而这些部门的领导上恰恰缺少在这 方面的认识和警惕，因之对于国际间和国家内部这种阶级斗争在这些部门 中的思想反映认识不足，一旦发生问题，便容易左右摇摆，我们在这次纠 正错误中必须防止这种偏差。 上述这些错误，许多是严重的，有些是违反二中全会所规定的原则的。 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但 这些错误如果不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得到不断的纠正和地 方党委的抗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任其独立发展下去， 将使这些部门的工作有完全脱离党的路线的危险。 这些错误虽有性质和程度上的不同，也还有某些客观原因，但就其结 果和影响来说，都是或多或少地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不利于工 农联盟，而是有利于城乡资本主义的，这正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 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应该指出，在政府系 统首先是财政、金融、贸易系统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资产阶级观点， 我们对之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这是应该检讨的。 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 之下，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两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二次发言中，薄一波 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 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 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不从党的政策和劳动 人民的利益出发，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 和作风。当着我们党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合作又斗争并须对 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当中，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免地要反映到党 内的思想斗争上来。薄一波同志自己承认对工人阶级的感情有些疏远了， 那么，对谁接近了呢？必然是资产阶级。这就是薄一波同志错误思想的社 会根源。薄一波同志说自己的阶级出身是小资产阶级，但他忘记了小资产 阶级不向无产阶级缴械，必然要受资产阶级影响。薄一波同志的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等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 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他在 过去的工作中，也曾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而近半年多以来，由于骄傲自 满，这种错误就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了。薄一波同志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思想和作风，越因其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对劳动人民的危害性 就越大。因此，对薄一波同志来说，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使 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时刻关心劳动人民利益，坚决地去掉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思想和行会情绪，老老实实地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倾听群众意见，好 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将成为改正错误的关键。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 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 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地接受各同志的 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 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我们大家应本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经常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方针，从这次会议中吸取教训，纠正偏差，多多检查自己的工作， 加强自己的学习。我们要认识，在党内、在国家机关内防止资产阶级思想 侵蚀的斗争，不单是对旁人的问题，而且是对自己的问题。财经工作中这 些错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从思想上来检讨，不能说完全没有份的。 五、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今后的方针任务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这次会议中大家在财政、税收、 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的方针政策上所提的许多建议，我概略地提出 如下意见： 第一，财政工作 财政任务：合理地从增加生产、扩大物资交流方面去培养财源，厉行 节约，积累资金，以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加强国防力量和逐步改善劳动 人民的生活。 财政体制：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确定财政制度，划定职权范围， 分级管理，层层负责。 财政管理：应从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管理应抓重点，改变过去抓 小不抓大，多抓收、少抓支、多管行政费、少管建设费的错误。 国家预算：在国家的统一预算内实行三级（中央、省市和县）预算制 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按照主次轻重及集中和分散情况，分配 中央与地方的大体比例。地方收多于支者上缴，收少于支者补助。地方财 政，按照统一制度，凡超计划的征收和节约，一般归地方支配，但追加预 算应经行政系统上两级批准，并报中央财政部备案。 民族自治区除重大的国营企业和财政收支仍应归中央掌握外，在财政 上应有一定范围的自治权，并根据需要和可能，不足时由中央补助。 建设阶段预算的编制应建立在可靠的、经常的基础上，保证收多于支 和有足够的后备。预算的制定和审查，应在党中央规定的方针和划定的范 围内，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级研究和讨论，然后再造党中央 审核，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临时办法，为解决今年预算中赤字问题，应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关于三道防线的指示，号召全党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凡非重 点建设的企业和国防建设应缓办或延长完成时间，凡非急迫的事业应停办 或缓办，凡可支可不支的款项应坚决不支。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今年的赤字 问题，也可以更好地贯彻今后的建设方向。根据这一方针，除中央督率各 部自行紧缩外，各大区和省市应在今后五个月的地方预算中，包括财经部 门的农业、林业、水利和地方工业，文教部门的中小学教育、文化和卫生， 政法部门的社会事业以及地方行政经费等，实行款与款、类与类之间的调 剂，以达节约的目的。在这些方面的事业和干部的紧缩和调剂，亦授权各 大区和省、市党委负责解决；其中如有重大变动，应报告党中央批准和备 案。 第二，税收工作 税收任务：一方面要能更多地积累资金，有利于国家重点建设，另一 方面要调节各阶级收入，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并使税制成为保护和发展 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改 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税收政策：对公私企业应区别对待，繁简不同。 对公私合营企业应视国家控制的程度逐渐按国营企业待遇。对工商业应使 工轻于商，生产资料轻于消费资料，日用品轻于奢侈品，有益于国计民生 的私营工商业轻于无益于或少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适当减低国家 需要的生产设备的进口关税，适当减免某些滞销物品的出口关税。城市个 人所得税，应从政治工作上进行准备征收的条件。私营工商业者的个人收 入所得税和遗产税应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征收。 在对粮食少征多购的方针下，农业税应坚决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 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并在今后三年内 不增加公粮负担，使其稳定在一九五二年实征数（三百四十八亿斤）再减 去棉田减征和当年特重灾情的减免数（如无特重灾情即不减）的水平上。 依法减免，必须贯彻实行，各大区一般灾情和社会减免大体为公粮应征税 额的百分之十三（一九五二年应征税额为四○二亿斤，实征三四八亿斤）。 一九五三年农业税，在三百四十八亿斤的基础上，再减去棉田减征、今年 特殊灾情及照顾贫苦山区和定产过高地区约二十八亿斤，如今秋不再发生 特重灾害，应征三百二十亿斤。 税制审定：中央财政部应于这次会议后，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税收政 策，对各种税制进行全面审查，提出意见，供领导机关研究。 第三，商业工作 商业任务：从扩大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中，稳定市场，促进工农业生 产发展，从而增加国家税收和合理利润，为国家积累资金，以保证国家重 点建设，逐步保证人民需要和巩固工农联盟。 商业政策：大力巩固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国营企业，即首先要研究 市场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正确地掌握价格政策，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稳 步地推行经济核算制，并在促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要求下，积极收购 和推销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产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扩大加工订货和收 购推销的范围，以扩大国营商业的营业总额，实现商业上多进多出的要求。 在发展国营商业中，内销与外销应密切配合，以保证国家对外贸易计划的 实施。 国家商业的领导机关应对合作社加强业务上的领导，划分彼此间的经 营范围，并给予便利，使其成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以建立与广大农民 和手工业者的密切联系。合作社亦应尊重国家商业领导机关在业务上的领 导地位而不应与之对立。 站稳和巩固国营商业对市场的领导地位，有计划地扩大国营批发阵地， 逐步排除大批发商，首先是排除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批发商，限制中等批发 商，维持小批发商，尤其是维持向国营企业批发商品和经营土产的批发商， 以防止盲目排除私商的思想；对零售商仍应遵照去年十一月中央关于调整 商业的指示，除防止私商的投机倒把外，在短时期内不把他们原有商业额 的绝对数字减少，有些地区当然还可以有所增减；但对每年由于生产发展 增长的营业额的极大部分，应归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占有，使国营商业和合 作社所占零售额的百分比从百分之三十左右逐年上长。 物价审议：中央商业部应于这次会议后成立一个由有关部门和重要地 区的代表参加的物价审议委员会，对物价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并根据实际 情况有步骤地适时地提出调整物价的意见，供领导机关考虑决定。 第四，粮食管理工作 全国粮食的情况，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将是粮食产量和商品粮的增 长落后于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增长。粮食部成立不久，在去年曾一度发生盲 目乐观情绪，放松了对粮食的收购，放松了对私商的管理及应付意外的若 干准备工作，因之今年一遇春荒，便显得紧张和被动。这种情势现在尚未 过去。可是粮食问题，丝毫疏忽不得。但也不应消极悲观，造成人为恐慌。 必须肯定，我国粮食情况虽然困难，总是有办法获得解决的。 粮食战线上的任务：大力增加生产，切实组织征购，妥善调节支出， 正确掌握价格，严密市场管理，加强调运保管，多方讲求节约，以适应大 中城市、工矿区及经济作物区商品粮食需要量日益增长的趋势，并保证适 当数量的储备粮和出口粮。粮食管理：粮食关系国计民生之巨，非全国统 一管理不可，并须进一步实行统筹兼顾，分工负责。具体方案应在这次会 议后解决。 第五，银行利息和农贷问题 银行利息应即进行适当的降低和调整，其存放款的利率和相互间的比 例，应在这次会议后作具体解决。 农贷的改善办法应即遵守政务院的指示办理。 第六，财政、金融、贸易系统的工作今后应予加强，尤其是这些部门 中的党的领导、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更应多予注意，并应从组织上、工作 制度上予以加强。任务应与政策统一。过去这些部门中埋头业务、不问政 治的倾向很浓，实际上离开了党的政策，便没有了我们的业务，便只能接 受资产阶级的业务观点和技术观点。反过来，如果政治脱离了业务，也就 变成空谈。这都是对于我们的事业权为不利的。干部培养与选拔的标准， 必须是德才兼备。尤其必须注意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品质，就决不可能有 我们所需要的、贯彻党的政策的业务能力。政府其他部门，也应对此予以 同样注意。 第七，凡过去财经方面的错误措施，如废小盐场、一切酒专卖、查田 定产实施纲要等命令，应由各主管部门负责检查，提请政务院实行废止、 停止或修改。过去政府所颁布的其他方面的命令、条件、决定和指示；亦 应由各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普遍检查，提出意见报请政务院解决。这项工作 应于短期内完成。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亦应对于同级政府的文告采取同样 办法，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其中如发现过去政务院和政府各部门所发的文 件有错误的地方，亦望报告政务院或有关部门，予以改正。但对政务院和 政府各部门各项正确的措施，仍应坚决贯彻执行。 今后政务院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文电，各地如发现有不合当地情况或 违反人民利益等措施而难以执行者，应依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视情节轻重缓急，一般的报请政务院或主管部门审议，紧急的得先停后报。 政府各主管部门如认为地方停止不当者，可报请党中央审议。 应该再一次强调：加强工作检查，发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改善和推进工作的最好办法。 同志们！这次会议证明：各级党委今后的集体领导中应更加强对于政 府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应加强对于财经工作的领导。在我们开始进入城市 的时候，党的二中全会就号召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资产 阶级作斗争，必须学会生产工作及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 作及其他工作。但薄一波同志和其他某些同志并没有学会这些斗争和做好 这些工作。现在我们正进入经济建设阶段，一方面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 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并处在国内跟资产阶级又合 作又斗争的环境中，因此必须加紧学习，提高警惕，好好地学会这些斗争， 做好这些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在建设中落伍，在斗争中失利，障 碍工作的前进。 这次会议又证明：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是与 他的错误工作方法相联系的。薄一波同志的工作方法，不是依靠集体经验 和集体智慧，不是遵照毛泽东同志历来所强调的要集中群众经验，而是独 断专行，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工作上发生错误，造成恶果。我们今后一定要 随时注意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群众经验这一重要的指示，才能够真正 把工作做好。要做到这一点，每个负责同志都应该与群众有一定的联系， 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有高度的关心和热情，随时随地倾听群众的意见，而 加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来推进和改善自己的工作。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党的每个政策都与 各方面有联系，正确与否可能牵动很广（修正税制的错误即是一例），而 我们大家不懂得的事情和知识还很多，并且又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因此，每个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在工作中必须兢兢业业，谨慎从事， 方可少犯错误，并还需要从错误中学会本事，防止偏向。我们要以薄一波 同志所犯的错误为戒，不骄不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每个 人都服从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服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努力建设， 克服困难，只要如此，我们的工作就能做好，我们的事业就能前进。 周恩来的这个总结报告，是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的。报告既多次严肃地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又没有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因而这个总结报告无论对于高岗、饶漱石来说，还是对于薄一波来说，从大处着眼，都是可以接受的。 周恩来是成功者。 第二天，还是在怀仁堂，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挥洒自如，议论风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与会者一个个竖起耳朵，听得分外仔细。 毛泽东是这样讲的： 同志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 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 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 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 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 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 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 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 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 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 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 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 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 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 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 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 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 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 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 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 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 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 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 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 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 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 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 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 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 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 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 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 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 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 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 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资本主义工商业要 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 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 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 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 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 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 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 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 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 领导成分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 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 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 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 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 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 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 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做 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 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 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 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 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 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领导者，不是剥 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 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 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 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 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 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 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 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 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 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 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 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 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 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由地委书记、专员参 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 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 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 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 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 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 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 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 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 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 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 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和客 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 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 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 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 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 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 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 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 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 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 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 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都 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 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 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 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 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 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 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 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 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 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 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 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 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部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 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 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 必要的。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 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 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 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 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 去， 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 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 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1月财 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 入下年的预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得太多了。我虽然 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 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 ，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 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 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 果， 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的，后来 不行了， 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 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 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 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 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还有等等其他一些问题。我是 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 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 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 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 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 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 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 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 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 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 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 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 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 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 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怀仁堂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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