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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刘庄，是毛泽东休假下榻之处。 刘庄是安徽籍大茶商所建，坐落在美丽的西湖湖汊中，设计为典型的江南园林。庄中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池塘水流问，环境优美而安静，比起北京的颐和园，更胜一筹。毛泽东不喜欢颐和园，喜欢刘庄。因为一到颐和园，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慈禧太后。他讨厌那个老太婆。再说，在京城，找他请示的事情太多，要休养或写东西，颐和园不是地方。除开刘庄的典雅环境，西湖醋鱼也极为有名。毛泽东喜欢吃鱼。 这次毛泽东来杭州休假，带的秀才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毛泽东和秀才们一起研究大思路，然后由秀才们拿出提纲，毛泽东再和他们研究提纲，再由秀才们起草，毛泽东再和他们一起反复修改。 这样的工作方式，就决定了毛泽东有时忙碌，有时轻松。加上他前段曾生过病，身体需要调养，因此，罗瑞卿等也尽量给毛泽东安排些休息的项目，让他放松放松，不至过于紧张。 毛泽东在杭州休假，北京那边中央日常事务，由刘少奇主持，但重大问题，还是要请示报告毛泽东。有些重要外宾，中央也安排到杭州来，由毛泽东出面会见。 说是休假，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始终有两件事放不下心来，一件是宪法的起草，另一件就是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解决。 到杭州后不久，就使他发现了高岗的一个问题。 这天，毛泽东来了兴致，吩咐罗瑞卿把江华找来打几圈麻将。想不到罗瑞卿用电话找到江华，江华竟然不知道毛泽东到了杭州。因为没有人通知他。 江华和毛泽东极为熟悉，他是毛泽东的同乡，瑶族，当年跟随毛泽东上井岗山，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江华与毛泽东的熟悉和亲密程度，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件是，江华与妻子吴仲廉的结婚报告，是毛泽东亲手批的。毛泽东批准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俩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另一件是，1938年江华要离开陕北去山东军区，本来毛泽东舍不得他去，但他坚决要去，毛泽东也只好依了他。可是要出发了，江华却坐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磨磨蹭蹭不肯走，原来他想借毛泽东的望远镜带到山东去。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你是要我的望远镜！这个现在可不能给你，我还准备在陕北打游击用呢！这样吧，我给你两盒烟吧。”在党内敢向毛泽东要东西的想必不是很多，除非熟到家了。可毛泽东到杭州来，竟然没有人通知江华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急匆匆地来到刘庄，客厅里已经摆好麻将牌，就缺他了。 毛泽东见面就笑着嗔怪：“你这个江华，当了省委书记就架子大起来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道：“主席，我冤枉啊！刚才电话里我跟罗部长说了，没人通知我，我不知道主席来杭州。” 毛泽东不相信：“你是省委书记，还会瞒你？” 江华口气很硬：“确实没有人通知我。” 毛泽东沉下脸来，布置罗瑞卿：“你回去给我查查，是谁捣的鬼。” 毛泽东向前挪了下藤椅，招呼起来：“来吧，下手。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 毛泽东伸开大手，哗啦哗啦地洗了几下牌，又停下来，解释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184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牌，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噢。” 众人一起笑了。 毛泽东的麻将牌玩得十分开心。然而由此引发的江华不知道毛泽东来杭州的调查，却使毛泽东十分生气。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就查明，原来是高岗和饶漱石搞的鬼。高岗说江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高、饶串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他们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毛泽东听了罗瑞卿的调查汇报，说了句：“高岗不是封锁江华，是在封锁我。他要断我耳目！” 毛泽东对高岗就更加恼火了。 毛泽东的恼火，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公开对外表露出来。 捷沃西安是1953年12月下旬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落成典礼的。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亲自陪同，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捷沃西安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邀请他和尤金到杭州会谈。毛泽东指定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陪同。师哲在延安时曾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俄文很好，曾随毛泽东访苏担任翻译。 毛泽东在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捷沃西安和尤金介绍起党内和国内的情况来。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 “你们二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实不相瞒，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有人搞分裂，搞地下活动，搞阴谋诡计。在中央内部，在高级干部中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惟恐天下不乱。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捷沃西安和尤金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着惊恐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毛泽东。 “我们中国历史上春秋末年，天下大乱，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叫做战国七雄。战争的最后结局，是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 “楚就是湖南。”毛泽东用手指着他自己。 “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轻松地谈古论今。说完，头向后往沙发上一靠，闭目养神了。 捷沃西安和尤金交换了一下眼色，以为是师哲要打倒毛泽东。他俩再看师哲时，眼睛中顿时充满了敌意。 毛泽东睁开眼来，自信地说：“秦楚之战，很快就有结果。不像对付日本，要打持久战。到时候我们会通报你们的。” 师哲坐在旁边，坦然自若。他已经听出，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 这次极其出奇而又不寻常的谈话，是毛泽东有意放出的探空气球。他要试探一下苏联方面对搞掉高岗的反应，他知道高岗在苏联影响很大。尤其是斯大林，对高岗是很信任的。好在斯大林已经去世，问题不那么复杂了。他还要试探一下党内的反应。 这一天，是1954年1月3日。 北京和杭州，密切配合，打响了毛泽东所说的这场“秦楚之战”。 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加紧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起草工作进展很快，4天就拿了出来。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当天即致电毛泽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 1月7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在他的主持下，他和带去起草宪法的秀才们一起，对决议草案作了大量修改。最初的修改稿未能保存下来，后来人们看到的修改稿，毛泽东有两处亲笔修改。一处是，毛泽东在“阶级是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一句之后，加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一句。另一处是，毛泽东在“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标准”一句之后，加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句。 毛泽东盯着他修改过的《决定》，脑子里思考开来。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对《决定》予以确认，这样对全党的教育震动也会更大些。他同时又感到，高岗、饶漱石攻击刘少奇固然出于个人野心，但刘少奇确实有缺点错误，有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一致甚至抵触的地方，也应借此予以提醒和警示。他决定让刘少奇也在全会上作个自我批评。 决心一下，他提笔给刘少奇写了这样两封信： 第一封：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 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 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 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 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 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 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 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 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 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 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 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 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 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 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 评。 第二封：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 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 三四十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 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一月七日 第二天，毛泽东指派杨尚昆带着他修改后的决定草案和他给刘少奇的信，从杭州赶回北京，向刘少奇当面传达他的指示。杨尚昆行前，毛泽东又给刘少奇一信让他带上。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 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 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三时 刘少奇接到杨尚昆从杭州送回北京的决定修改稿和毛泽东的三封信，立即着手全会的各项准备，并把重点放在准备自己的报告和检讨上。开会时间初步确定于本月三十日。他把这个打算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要求在全会召开前先征求对《决定》的意见。电文如下：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 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 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 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 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关于征求对《决定》意见的这一手很是厉害。它等于在广造舆论，一方面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党内重要负责干部敲警钟，不要再跟着高岗、饶漱石跑；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们人人表态，拥护《决定》，拥护党内团结，实际上也就是拥护刘少奇、周恩来。 面临党内这个形势，高岗有点坐不住了。毛泽东离京前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既给了他很大希望，又给了他很大刺激。一开始，他听说毛泽东要大家讨论他外出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不觉为之一振：“这是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呀，要不，过去按惯例是毛外出由刘主持，怎么这次要重新讨论呢？这不说明刘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他看到刘少奇情绪低沉，数次推辞，也认为是刘心虚，大概意识到了自己不孚众望。但到后来，他看到大家都不同意他的书记处轮流主持的意见，要求还是由刘少奇主持，而毛泽东也最后拍板由刘少奇主持，他便大失所望了。尤其是会议上，他想不到彭德怀居然也主张由刘少奇主持，就更是失望，甚至还有些恼火。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反对刘少奇，支持他高岗的。第二天，他曾到彭德怀处，质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主持，彭德怀竟然呛了他一句：“这是我的认识，难道不能说吗？”气得他报头就走了。 高岗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还不了解毛泽东，也不了解刘少奇。毛泽东的要大家讨论谁来主持，实际是观察大家尤其是高岗对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的推辞，也不完全是出于谦逊，也是在试探大家，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倒是彭德怀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却惹得高岗对他大为不满。 毛泽东离京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事务，除抓紧起草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定外，还和周恩来分头频繁地找干部谈话做工作。随着决定草案的广泛征求意见，并几次传达毛泽东对加强团结的指示，风向转了，舆论变了，高岗感到自己已经陷于被动了。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高岗决定暂时退却一下。他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硬顶，硬顶下去对自己不利。他托来京送文件、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杨尚昆带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表示自己拥护加强党内团结的决定，也承认自己说了不利于团结的话，办了不利于团结的事，表示要作自我批评。他请求到杭州找毛泽东谈话，和毛泽东商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事。他的目的，是求得毛泽东的谅解和同情，只要毛泽东肯见他，他就可以度过这一关。 他这时充满信心地等待毛泽东召他到杭州。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对他是欣赏和信任的。他在东北工作时，常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调京后，中央给他安排的地位显赫，毛泽东也高看他一眼。去年初，毛泽东两次找他个别谈话，两人轻松随便地放开来谈，谈得相当投机，曾使他兴奋不已。这一次，自己请求和毛泽东谈话，而且又是谈响应毛泽东号召，作自我批评，加强党内团结的事，有什么不行的呢？ 然而他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 这天，刘少奇派人送给他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毛泽东嘱交高岗一阅。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 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 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 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 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 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 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 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 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 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高岗看到这份电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他接连看了好几遍，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还是因为电报中关于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不展开批评的话，他的眼圈红了，眼泪几乎掉出来。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看来他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失宠，毛泽东所信任和倚重的，仍然是刘少奇、周恩来。不过，他还心存幻想，毛泽东不至于将他完全抛弃。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得也很明白，不对任何人展开批评。 高岗阴沉着脸走进中南海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发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坐好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各自默默地吸着烟，周恩来在埋头看一份文件。 高岗冲他们三个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就势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坐在一边，高岗坐在对面，中间隔着会议桌，有点像审讯的样子。 高岗坐下后才发现这一点，感到浑身很不自在。 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和高岗谈话。在此之前，高岗已经分别找过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谈过话，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了。 高岗掏出香烟，点燃一支。 刘少奇等高岗吸了几口，首先说话：“高岗同志，你给主席写信，说你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要去杭州同主席商量这件事。主席那个答复的电报你也看了，你有什么话，我们四个一起谈谈吧。” 高岗闷着头吸烟，半天没有吭声。 刘少奇催促说：“高岗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高岗回了一句；“等我考虑一下嘛。” 周恩来有点不满意了：“你若到杭州主席那里商量问题，也要这么久的考虑吗？” 周恩来的话触到了高岗的痛处。高岗是用沉默来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个找他谈话的不满。尤其是对邓小平，他感到邓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又不是书记处成员，只不过是个副总理，位在自己之下，有什么资格来找自己谈话呢？但他也知道这是毛泽东在电报中安排的，他也没有办法。 又像了一会儿，高岗明白总不能这样开哑巴会，老不说话，于是把手中的烟头掐灭，开了口：“主席这一段时间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在全会通过，我对此表示完全的同意。在团结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犯了自由主义。我准备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 刘少奇问：“你所说的错误，你认为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高岗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我的错误，前两天不是找你谈过，向你作过检讨了吗？” 刘少奇严肃而又耐心地说：“你的检讨，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是值得欢迎的。但我的感觉，你对错误的认识还很表面，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不敢脱了裤子割尾巴，怕羞，怕痛。” 高岗不服气：“有什么好怕的嘛。” 刘少奇说：“是呀，的确没有什么好怕的。错了，检讨了，改了就是。但首先要检讨得深刻，认识得深刻，否则，是不会改彻底的。你只承认说话随便，嘴上没有把门的，说话容易走火，是自由主义，这就远远不够嘛。” 周恩来接上去说： “仅仅是自由主义吗？仅仅是说话随便吗？你在背后散布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也讲我的坏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拿着安子文的名单到处散布，这也是说话随便吗？你还说毛主席说某某是恶霸，说毛主席怎么怎么信任你，这也是一般的自由主义吗？高岗同志，你应当把自己思想深处、灵魂深处不健康的、肮脏的东西抖搂出来，像鲁迅先生说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自我批评。” 高岗有些勉强地补充检讨：“我有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另外，我的脾气不好，简单粗暴，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高岗对错误的认识根本没上去，他是言不由衷地批评自己几句，企图蒙混过关。 邓小平一直坐在那里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思考。他感到该点一点高岗的实质性问题了，于是，便一字一句地开了口：“高岗同志，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 高岗一听，浑身一颤，心想：邓小平出语好辣呀！由于他事先找过邓小平，对邓小平说了一些联手拱倒刘少奇之类的话，知道邓小平攥着自己的把柄。因此，他对邓小平是既恨又怕。邓小平来找自己谈问题，形同对质。这样，他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答邓小平的问题：“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刮阴风，烧阴火，也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 高岗信誓旦旦地回答。他懂得，这个时候，在要害问题上，不能装熊。装虎还有生路，装熊死路一条。 “那么，你跟陈云说，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刘少奇严厉地质问。 “正相反，是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叫我当的！”高岗脸红脖子粗地反咬一口，“他也想当副主席！” “你这是诬陷！”刘少奇气愤地说。 “你怎么知道是诬陷？两个人的事，你不在场，你怎么说得清？！”高岗不失时机地展开反攻。 刘少奇顿时无话可说。 场上一下子僵住了。 刘少奇、邓小平各自掏出了香烟。高岗也掏出了香烟。周恩来本不吸烟，这时也从刘少奇手里抽出一支。 四个人闷着头吸起烟来，各想各的对策。 半晌，周恩来打破了沉默：“高岗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事，先谈到这里。我总的看法，希望高岗同志从思想深处找根源，作一个像样子的、大家通得过的、让主席满意的自我批评。否则，不如不作！” “我同意。”刘少奇点点头。 “我也同意。”邓小平也点点头。 “少奇、恩来，包括小平同志的意见，值得我思考。”高岗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放缓了口气，“我准备再进一步深刻认识我的问题，争取作一个像样子的自我批评。” “这就很好嘛。”刘少奇说。 “那么，这个自我批评怎么作呢？是书面作，还是口头作？作过之后，还要讨论吗？”高岗提出了问题。他希望口头作，那样说说就可以了。如果书面作，印成文件，很可能往下传达，还要存档，那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刘少奇想了想：“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高岗同志，你比我强，你是主动要求作的。这一点，我要向你学习。至于讨不讨论，这是细节问题，视情而定吧。当然，整个会议的开法，还要请示主席，由主席定。” 高岗又说：“我看还是口头作好，口头作可以放开来谈。也不必讨论。讨论弄不好会搞成对人的批评。主席电报里不是说，‘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吗？” 高岗说这句话时，故意把“对任何同志”几个字咬得很重，意思分明是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不要试图对他高岗开展批评，那样就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 邓小平插了一句：“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应该加以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 刘少奇和周恩来齐声赞成邓小平的意见。高岗不再说什么了，他想：“他娘的！过时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眼下大势如此，先忍耐一下吧！”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高岗的谈话，是1月25日。1月29日，中央书记处定下七届四中全会于2月6日在京召开。在全会召开的前三天，中央又和饶漱石谈话，对饶漱石进行帮助。 中央参加谈话的阵容强大，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饶漱石事先就打定了主意，不硬顶，但也不示弱，适当作点自我批评，固守阵地，以守为攻。他还决定尽量作出诚恳、委屈的样子，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原谅。 刘少奇照例先讲：“中央决定，找饶漱石同志谈一次话，对饶漱石同志的错误进行帮助。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同高岗同志谈了话。对人帮助嘛，要有的放矢，先要了解饶漱石同志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是不是先请饶漱石同志谈一谈啊？” 朱德等点头表示同意。 饶漱石略一思索，推了推眼镜，亮了亮嗓子：“好的，我先谈一谈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 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不慌不忙地打开，按照事先的准备讲开来： “我看了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很受教育。对照这个决定，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感到自己是犯了错误的。第一，我的错误是破坏了党的团结，这就是和安子文同志没有搞好团结，在中组部没有搞好团结。第二，我还有自由主义的错误，传播过小道消息，在背后有过对同志的瞎议论。第三，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当了中央的组织部长后，有点飘飘然了。对我的这些错误，我要作自我批评，也欢迎中央对我进行批评。”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听着，心想，怪了，和高岗是一个口径，一个调子。 陈云拿起笔来，迅速在纸上记了点什么。 朱德眯缝着眼，听得很仔细。 刘少奇和周恩来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完了？就这些？” 饶漱石点点头：“主要的就是这样。” 沉默片刻，刘少奇说：“同志们看怎么样，说说吧。” 周恩来说：“听了漱石同志对错误的认识，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谈了三条，哪一条都没有触及本质，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你检讨的团结问题，岂止是和安子文同志闹矛盾！你在财经会议上起哄，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矛头是对准少奇同志的。” 陈云插话：“还对准恩来同志。” 周恩来继续说： “这不是一般的闹不团结，这是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在分裂中央！你所说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般的嘴巴不严，说话随便的问题。你说话并不随便，你是故意散布，别有用心。你的用心是什么，应当自己挖一挖，还要深挖，掘地三尺！否则，还不是隔靴搔痒？：” 周恩来说完，陈云说：“饶漱石同志所谓的自由主义，其实是搞非组织活动，搞地下活动。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到处散布安子文同志私拟的那个名单，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是谁让你那么干的？为什么不深刻地挖一挖呢？” 饶漱石辩解说：“我是对安子文有气。我是部长，他安子文是副部长，为什么背着我，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呢？现在人们只批评我，倒把安子文放过去了，似乎他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问题全在我这边。这公道吗？” 周恩来马上驳斥说：“安子文不是受了处分吗？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在故意散布名单的人身上，散布、传播名单是为了造谣惑众，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这是主席说的，难道不对吗？” 周恩来一说是毛泽东说的，饶漱石就不再辩解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还是林总说得对，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哪！” 陈云盯着饶漱石严肃地质问： “饶漱石同志，你那么对待少奇同志我实在想不通。在新四军时，以及后来，少奇同志对你的帮助、支持还小吗？对你的信任还小吗？为什么就忘记了呢？旧道德还提倡知恩图报，反对过河拆桥呢，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的道德，完全不是这样的嘛。我看，你要检讨一下政治投机的问题，投机者是不讲道德的。你说是不是这样？” 陈云的话，打中了饶漱石的要害。他低着头，脸色变得青一阵，红一阵，额上慢慢渗出了细汗。 邓小平看出了饶漱石的心虚，接着提出了个新问题：“我请饶漱石同志重点检讨一下和高岗同志的关系问题。以前的不说，从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看，你们的关系不正常。你是配合高岗搞阴谋，你们是同盟军。” 饶漱石一听，又惊又气。惊的是邓小平提的问题太尖锐，气的是邓小平居然也来教训自己了。他大眼睛一翻，显然不服气。他觉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找自己谈话，还说得过去，他们是政治局的，又是书记处的。可邓小平算什么？不就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央局书记位置上调京的吗？论党内职务，都是中央委员。论行政职务，你是副总理，我是中组部长，彼此彼此嘛，你有什么资格夹杂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间，对老子指手画脚呢？ 想到这里，他没好气地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搞没搞阴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搞阴谋！” 邓小平讥讽道：“漱石同志不够意思啊，不如高岗同志。高岗同志还公开替你说话，你为什么不投桃报李，也公开替高岗说话呢？” 邓小平说的，是指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跑到毛泽东那里去给饶漱石说情，结果反而让毛泽东起了疑心这件事。高岗两次找到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高岗对毛泽东说：“主席呀，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请主席给他解围吧。”毛泽东严肃地反问高岗：“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几句话把高岗噎了回来。 饶漱石又反驳说：“高岗怎么替我说话，那是他的事。总不能他的言行，由我来负责吧？” 朱德听出两人的话语都带刺，用手敲了敲桌子，说话了：“漱石同志啊，你都是中央的组织部长了，怎么还不满足，还不安分守己呀？是不是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太重了？” 饶漱石很尊重朱德，口气软软地：“总司令，您批评得对，我有个人主义，有私心杂念。” 朱德接着说：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膨胀，就会发展成个人野心。有个人野心的，结果都不妙呀！张国焘我最了解了，他就是这么个问题，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你可要当心哪！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你破坏了党的团结，党就要严肃批评你。你也应当深刻反省，深刻检讨。不要为自己辩护，辩护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出路的，也是不会得到党的谅解的。我说的你赞成不赞成呀？” 饶漱石连连点头：“赞成，赞成。” 朱德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端起茶杯，细细品起茶来。 饶漱石抓起笔，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些。 刘少奇环顾朱、周、陈、邓，问：“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对刘少奇说：“差不多了。你说说吧。” 刘少奇点点头，带有总结性地说道： “饶漱石同志，今天中央找你谈话，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刚才总司令、恩来、陈云、小平同志谈了很好的意见，很深刻，很尖锐，也很中肯。希望你听得进去，虚心接受，认真思考。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很肤浅，很多问题不认账。你对中央的批评，也有抵触情绪。这都是极其错误的。党现在是教育你，帮助你，挽救你，希望你能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饶漱石阴沉着脸，闷着头飞快地记录。 刘少奇呷了口茶，继续说： “漱石同志，我的意见，下一步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需要从两方面深挖。关于错误性质，要从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和高岗串通一气向党发难来认识检讨。关于错误根源，要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来认识检讨。你从来没有经受过整风锻炼，你这方面是缺了课的。这一次，党要给你补课。” 刘少奇停顿了片刻，问饶漱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饶漱石抬起头来看了刘少奇一眼，又低下头去，思考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表态： “我感谢中央对我的教育帮助。少奇同志、朱总司令、恩来、陈云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我都听进去了。我要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深刻地，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检讨。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我要认真作自我批评，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按少奇同志说的，补上整风这一课。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刘少奇向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递了个眼神，那意思分明是，今天先这样吧，至于饶漱石能不能对错误的认识加深一步，那就只好到四中全会上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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