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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0日上午，我们81名来自86集中营的死硬“共党分子”被押送进71集中营。首先见到的是大门左边最靠公路的一个铁丝网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他们显然看见了刚才我们在“72”大门外的那一场抗争，他们中有一些人站在铁丝网旁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被俘以来，我第一次同这么多朝鲜人民军战友关在一起。他们几个月前也在“72”，因支持中国战俘的斗争被押送到这里来了。 “走过这第一个“朝鲜人大队”，广场左边第二个被隔开的是个空闲着的铁丝网圈。我们被带到广场左边第三个铁丝网圈前。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打开了小门，回过头来点了我们的人数，从押送我们的少尉手中接过我们的战俘卡片，核对了一下数目，便挥手让我们进去，又随手把小营门锁上。 小营内只有一座铁栅顶的大房子。我们进到铁棚房子里，环顾了一下这个可能是做过仓库的水泥地面的大房子，感到一种新的、比较自由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互相看着，像猛然醒悟过来似的一下子拥抱着跳了起来，任胜利的、欢乐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忽然，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我们全都听见了整齐雄壮的歌声，是《解放军进行曲》！听，“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是天上传下来的仙乐么？ 不，就在附近，就在房子的后面！ 我们一下子拥出了后门，看见了在右侧的铁丝网后面整齐地排列着100多个中国战俘，是他们在朝着我们唱呢！ 我们全都扑向铁丝网。开始，大家还呆呆地看着他们，紧接着我们有人哽咽着合唱起来，紧接着铁丝网两边的歌声汇合成了一片。 ……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一切都清楚了。 在对面的队列中，我看见了我最熟悉的战友们的面孔，有从川西地下党游击队时就在一起战斗的团宣传队干部马有钧，有从温江军分区文工队就在一起的团宣传队导演骆星一，以及538团宣传队指导员南阳珍……其他难友也都各自看见了自己部队的上级领导和战友。 于是，歌声刚一结束，两边的战友就隔着一层铁丝网热烈地握手，拍肩，拥抱，顾不得手被铁丝尖划破流血，顾不得铁丝尖扎进自己单薄的衣服里！ 马有钧握着我的手，泪光闪闪地说：“我们也刚从‘72’军官大队杀出来，这半年多在‘72’受的罪一言难尽！刚才看你们被押进来，还以为你们是美国鬼子派来整我们的PG队呢！我远远地瞧见你走在头里，就说不像是叛徒队伍。大家还不放心，决定唱个歌考察一下你们。好了，这下好了，咱们又战斗在一起了。咱们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更不怕敌人搞鬼了！”我含着泪花直点头。旁边有的难友竟隔着铁丝网抱在了一起痛哭失声！ 这时，只听见一声高呼：“同志们，战友们，请安静，我说几句话。” 大家逐渐安静下来。讲话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戴着银丝边眼镜的青年人，个了不算高，却气质不凡。 马有钩低声介绍说：“这是××军的营教导员孙振冠。”啊，孙振冠！他正是釜山第10收容所朝鲜人民军军医崔成哲要我找的人。 他站上了一个小土堆，接着用带点上海腔的普通话说：“战友们，我们从‘72’冲杀出来的全体同志向从‘86’冲杀出来的难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从今天起，我们这两支队伍会师了！我们将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结合成咱们中国战俘营第一支坚不可摧的先锋队！目前我们这支队伍人数还不多，还不要紧，只要我们在巨济岛上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几万名中国战俘就将心向我们，就将和我们一起展开不屈服的斗争！我们要成为卡在敌人咽喉里的硬骨头，要成为吸引全体难友的吸铁石……” 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一下就深深爱上了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指挥员！ 当晚，我们偷偷地在隔着军官大队和战士大队的单层铁丝网下面开了一个洞，我、时占魁、曹明、周铁行、钟俊华钻了过去，向以魏林（团副参谋长，老红军）为书记，孙振冠、顾则圣（教导员）为副书记的军官队党支部汇报了我们在“86”的斗争情况和我们81人脱离“86”的经过，包括我们自己成立地下党支部的情况。最后我们对10月9日的流血斗争没有取胜，没夺取到“86”的内部控制权表示了内疚。 首长们表扬了我们的斗争，对那次失败，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是叛徒们得到美国鬼子直接武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你们能够以仅仅81人的微弱力量抗住了敌人把你们送进虎口的阴谋，保住了这批可贵的斗争骨干，是立了一大功的！现在我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 我们表示：“被俘后，大家一直在找上级，找党组织，希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找到了，请求首长们把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把战士大队统一领导起来。” 首长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决定让时占魁、曹明和我参加统一的党支部活动，时占魁参加党支委会，团员们参加统一的团支部活动，周铁行参加团支委会。我被任命为71联队中国战俘对敌翻译，配合代表孙振冠同志负责敌工工作。 和我一起担任敌工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秘书组的黎子颖（××军文化教员，集中营化名傅稚恒）、何平谷等战友。 孙振冠对我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重点。他告诉我：目前和谈斗争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方坚持要搞“尊重战俘个人志愿”，他们利用叛徒来控制战俘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回国，以此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朝鲜的威信与破坏和谈。我们的任务是揭露敌人的卑鄙伎俩，反对敌人支使叛徒特务控制战俘营和残酷镇压战俘，尽力争取扩大“71”的队伍和影响，特别是争取团营干部脱离叛徒控制到“71”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争取人民军战友们的支持，首先要和71联队内的朝鲜人民军战友搞好团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向对面“72”的难友们开展宣传，动摇叛徒们的控制。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庆幸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人，井表示愿在他领导下尽力完成任务。我还告诉了他我怎么在釜山第10收容所结识了人民军军医崔成哲，他曾要我在遇到你时，代他问好。 “我总算完成朋友的托咐了！”我笑着说。 老孙也笑着点头说：“崔成哲是个十分热情的好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夜很深了，我们才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从“洞”中钻回到战士大队。当天晚上，我多少天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十分安稳的觉。 第二天晚上，我们召开了王少奇烈士的追悼会，没有遗像，没有灵堂，只有一个用手纸、铁丝扎的花圈，只有几幅军官队和人民军战友们用烟灰沾水写在手纸上送来的挽联： 忍将热泪祭战友， 怒讨血债向敌人！ 不屈忠贞爱国志， 尽洒热血民族魂！ 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军战友竟然送来了两支蜡烛，几个水果。 上午我写了悼词，骆星一为它谱了曲，十几位会识谱的难友排练了这首挽歌。 那天从清晨起就下起了大雨，开追悼会时更是风雨交加。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像祭奠的爆竹，屋内昏黄的灯光映着大家悲愤的脸，追悼会在低沉的挽歌声中开始，又在激昂的挽歌声中结束：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永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 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它后来成了集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40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谈吐比较文稚。我是在到“71”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INT”（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71’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71”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72”、“86”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72”、“86”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本用旧了的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肛门，派人住进64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71”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64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1951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71”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冬天烧树疙瘩烤火的情景，回忆在游击队时围着篝火烧土豆吃的快乐来进行“精神取暖”。因此，我们倒是愿意在一起开夜车写东西，有热水喝，有“夜餐”吃，脚冻了起来跳一跳，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反倒过得快些、轻松些！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和配合我们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我们还在小铁丝网里游行示威，200多人排成双行，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等等。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 我们高声唱着《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等歌曲，在大约两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来回转圈。 我们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对面72集中营内的难友们的反响，许多难友听到我们的歌声，跑出帐篷扒在铁丝网边上瞧着我们。 很快，狗腿子们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拿着棒子把难友们又赶回去。于是我们就高声喊口号：“打倒汉奸走狗！”“不许迫害战俘！”“认贼作父的叛徒可耻！” 狗腿子们恼羞成怒地跳脚，用极其下流的话漫骂。我们便又唱起“国民党呀那个一团糟呀，汉奸走狗可真不少呀……” 一开始，站岗的南韩军、巡逻的美军都站在公路上看热闹。美国兵还大声喊叫：“ENCORE！”（再唱一次！）但后来再游行，宪兵司令部就开来了装甲车，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来，向我们投掷摧泪瓦斯弹，黄绿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我们只好收起横幅标语，呛咳着流着泪撤回屋内，紧闭屋门。 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只选择刮大风的天气游行，歌声又传得远，毒气又散得快。气得带队的宪兵头头大骂我们是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共党分子”，并威胁我们说再闹事就开枪！我就用英语大声回答：“你们美国不是讲民主自由么？你们的宪法都允许游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允许？你最好请你们的总管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抗议！”那个头头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斗争行动使得“巨济岛上成立了一个第71号红色志愿军战俘营”的消息很快传遍巨济岛和釜山各战俘营。 人民军战友们抬大粪路过“71”时总要摘下帽子向我们挥帽致意！而一些被调去釜山接受审讯回巨济岛的中国战俘纷纷要求要到“71”，不回“72”或“86”。管理当局很伤脑筋，对我们的看管更加严密。他们把“71”内支持我们的人民军战俘换成一批人民军中的败类，并从此不再派我们的人出公差搬运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后来连我们的粪便也不让我们出去倒了，只把粪桶抬放在广场上，让朝鲜人民军战俘中的叛徒抬到海边去倒，这使得那些坏蛋更加恨我们。 12月初，他们也举行一次游行来庆祝南朝鲜的一个什么节日。他们用硬纸板剪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漫画像，在美军的同意下，他们近千人竟然举着画像在广场上游行，唱着反动歌曲，喊着“打倒金日成”、“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往画像上吐唾沫，扔石头。 这可把我们气坏了。于是我们准备了石头瓦块，等他们走到我们门口，就雨点般地打过去，打得他们抱头鼠窜，草草收兵。之后，我们坚决抗议其挑衅，要求将其调出“71”，否则，他们将负责一切严重后果。 不久，这些坏蛋就真的夹着尾巴滚蛋了。“71”也就完全成了我们的天下！伙房、医务室都由我们管了起来。 12月的一天，几个难友从釜山被押回“72”。他们一到“72”门口，一位难友趁押送的美军没留神，转身就朝“71”大门跑过来，又不顾铁丝尖刺伤，迅速爬越过大门，跑向我们的小营门口。 当时正好是开饭时间，小营门正开着往里抬饭，我们欢叫着把他拉进了战士队。 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71”时就特别警惕了。 1952年的新年来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200多名“死硬共党分子”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的民族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睛模糊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1952年的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71”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14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71”。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72”。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倒在公路上。 我们在里面大声喊叫，咒骂，却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拽进“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大家纷纷要求支部想一切办法救他们。一想到他们将在“72”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党支部决定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我把给菲茨泽拉尔特的抗议书写好，和孙振冠一起到联队部送给格林中尉，井请他转告菲茨泽拉尔特，我们宁肯饿死也要救出这14位难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军没有理睬我们。第二天，送来的粮食蔬菜堆在小营门口没人去取，我们动员大家躺着休息准备长期绝食。难友们开始还想走动、说话，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没有一个人喊饿。 格林中尉开始几次来叫我劝大家吃饭，他说他将努力去争取把那14名战俘调过来。我回答他：大家决不会进餐，除非见到我们那些被拖进“72”，现在已生命垂危的难友。 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了，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我们从“床”上爬起来，激动地争着去拥抱他们，完全忘记了饿得肚皮贴后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叙述了他被拉进“72”后的遭遇。当他把衣服脱下来，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烙痕和翻起来的被烧焦的肉皮惊住了。多么残忍的叛徒，多么坚强的战友啊！ 而唐乃耀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开夜车写那份血的控拆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1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难友被美军主动地送到了“71”，这使我们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来就要往下倒，我们赶紧扶住了他。从他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叙述中，才知道他是在医院坚决要求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经输血抢救才送来的。 大家深深被感动了，当晚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在会上他吃力地叙述了他怎样和张达、张光甫、王云生等难友在团参谋长杜岗领导下秘密组织起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又怎样被叛徒告密，他和张达被整得死去活来，后美军检查卫生时发现他们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 他特别痛心地汇报了杜岗同志的情况：杜参谋长被抓后痛斥了叛徒的罪恶行径，坏蛋们便恼羞成怒，将他吊在帐篷顶上毒打，门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72”受非人折磨。 他说到这里已发不出声。停了一会儿，他鼓起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了过去！ 丁先文难友后来担任了回国支队的纠察分队长，负责一个分号的内部保卫工作。尽管他在起义的95军里当过国民党兵，却对集中营里那些国民党特务、叛徒极为厌恶，他在旧军队挨打受骂，太了解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实际行刻赢得难友们的信任，后来又被吸收为地下党员。 在“71”，除了格林中尉外，我还不止一次见到另外一个特殊的美国人——菲利浦。他约有一米八的个子，身材匀称，碧眼金发，年约40开外，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一身笔挺的米黄色或浅蓝色西装，风度十分潇洒，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自由出入战俘营。菲利浦每次来“71”都是先找魏林、孙振寇、马兴旺，对他们象老熟人一样握手拍肩。 我们到“71”不久的一天，他来了。当地从军官队来到战士队见我正趴在床上校对一份英文稿，便弯下身来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吓了一跳，从被俘后还没见过着平民装又会说汉语的美国人呢！我转过身来把信稿递给他看。 他迅速地读了一遍，指着一个地方自言自语地用英语说：“这儿好像写错了！”我站起来也用英语说：“那就请你帮我改正吧！”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笔来，改写了一个更恰当的单词，然后又用汉语说：“总的来看写得不错，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嘛！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便伸出手来用英语说：“原来你就是张翻译，我早听说过你的情况了。咱们交个朋友吧！” 我很勉强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觉察到我的疑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联社记者，常驻巨济岛专门采访战俘营新闻的！我和你们的魏林、孙振冠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说：“您一定够忙的，战俘营的新闻太多了，每天都有打伤打死人的事，不知您采访到没有？” “我今天来，就是想通过你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嘛。”他笑笑说。 “主要情况我们都写在这封致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公开信中了。” “我看过了，里面的大部分事实我都知道。我愿帮助你们直接送给上校。以后有其他类似信件我也可以效劳。” “非常感谢！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记者，能否请您对战俘营的各种非人道现象给予公正的报道？” 他马上说：“我是很憎恶那些变节者的丑恶行为的，我已不止一次对总管上校建议要严厉管束他们。我还愿尽我的可能去减轻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后果，你们军官队140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从‘72’分家出来的，这一点魏林他们可以证明嘛！”他脸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笑着说：“这一点他们已向我说过，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托您把这封信交给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够发表这封公开信！” 他接过信说：“我一定亲自交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至于公开发表，你知道决定权并不在我这个普通记者手里。” 临走，他忽然说：“怎么管理当局连桌子、椅子都不给你们，这怎么写字办公呢？我去替你们提要求。” 我用难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说：“那就太感谢了！” 事后，我把和菲利浦的谈话向孙振冠做了汇报。老孙分析说：“他决不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你给他将了一军，这很好！看他还有什么表演吧！估计桌子会送来，以证明他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方桌四个凳子，还有纸笔墨水。我们再不用趴在地上写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孙确实不愧为我军的教导员（在部队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尽管当时他不过24岁。 两天后，我们从操场上拾到一块包有信纸的石头，信上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团政委被敌人从釜山押来，关在‘72’军官队受折磨，尽快设法把他要到‘71’去。” 我们立即向司令官写信，要求将“王芳（即赵佐端）上校”和“杜岗中校”送“71”。我们在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被叛徒整死，您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估计那个情报是人民军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伪军中的自己人扔进来的。 几天后，当菲利浦再来到“71”时，我们把赵政委和杜参谋长的处境告诉了他，并把我们写给司令官的信给他看了。 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美军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们为了讨好主子却很可能整死他们。”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又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挽救他们而被迫再次绝食。这对贵国不会有好的影响。” 他终于说：“你们放心，我想总管上校会明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也愿再次替你们转达你们的要求。”我们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们在“71”迎接了赵政委和杜参谋长，他们都是我们团的团首长，我最熟悉的领导人，见到他们那被折磨得异常憔悴的面容，尽管他们笑着，我心里却在流泪。 当晚我们开会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我们的团一级领导干部都挣脱了叛徒控制来到“71”，我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增强了。 我们的“宣传队”表演了《钢铁战士》和歌剧《刘胡兰》片断以及活报剧《蒋家班垮台》。马友钧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晒干后蒙在铝筒上制成的，而铝筒是从帐篷支柱的接头上锯下来的。在我们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能人多着哩！ 那天我们演出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员的那种激情，观众的那种心情却是人间少有的。 当我们的“独唱演员”——军文工队队员余国藩唱着：“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没唱完大家就使劲鼓起掌来，难得的笑声震动着铁皮屋顶飞出了铁丝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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