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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8日，巨济岛第71集中营里的238名中国战俘中严正拒绝了美方强行审查甄别战俘的命令，庄严地表达了坚决回归祖国的集体意志。美方只得将我们238人作为“集体要求回国战俘”送离“71”。 五辆十轮军用卡车向海边驶去，后面跟着押送我们的装甲车。 我和钟俊华、曹明等40多名战士队战俘站在第一辆卡车前头。迎面吹来的风咸味愈来愈重，海岸似乎愈来愈近了。 车队越过一个石头山梁，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显现在远方，使我们这些被长时间关押在山沟里的囚徒心情为之一振：多么宽广的世界，多么自由的空间！那一群群在海上翱翔的白色海鸥，多么令人羡慕！它们尽情地欢叫着，不理睬人间还有没有战争悲剧。 啊，海上还停有几艘舰船，我们不禁狂喜起来，那是送我们回国的海船吧！眼看我们快驶向它们了，但是卡车却拐进了通向另一条山沟的公路。大海、舰船、海鸥又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的心沉下去了，卡车开向一个显然是刚建起来的集中营营地。营外还到处倒放着没用上的电杆，带刺的铁丝盘条、固定铁丝网用的水泥柱子。四周的岗楼顶上的铁皮还没生锈，正在阳光下闪亮。 在较平坦的土坡上，堆放着尚未打开的草绿色帐篷，显然是等着我们自己去支起来居住。营门口堆放着铁炉子、大锅、用草袋装的粮食、蔬菜、墨鱼干，显然是在等着我们自己建灶起伙。 看来，我们确实是不会被立即交换回国了。卡车驶近大门了，我看清上面挂的那块不大的牌子上写着“NO．602P．W．Camp．”（第602号战俘营）。 站在联队部门口看着我们下车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红脸膛上尉和一个少尉、一个上士。 老孙领着我走向那位上尉。我向上尉介绍了：孙少校——我们“回国战俘总代表”和我自己——“回国战俘总翻译”。 他自我介绍姓博托。又把少尉、上士介绍给我们，说少尉负责管理生活用品、医疗，上士负责伙房和卫生。 博托上尉说：“你们是第一批送来的要回大陆的战俘，很快所有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都将集中在这里。我知道中国战俘中主要负责军官都在你们中间，我就全权委托你们负责这个战俘营的全部自治管理工作。我仅负责向你们提供生活物资及安全警戒。” 我试探着问他：“请问上尉先生，我们遣返回国的日期定下来了吗？”他摇头说：“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你们将在这里住下去，直到在板门店的和谈代表们完全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为止。” 我和老孙回到难友们的队列前。老孙将情况简单告诉了大家，然后说：“我们恐怕要有个长期思想准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行动起来，支好帐篷，建好伙房，做好饭菜，迎接即将前来团聚的难友们。他们在“72”、“86”、“70”受尽折磨，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一来就住进帐篷吃饱、穿暖！” 难友们分头忙活起来，在地下党委的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抓紧建设营场，我们一面干活，一面焦急地期待着自己熟悉的难友能早点到来，战士队的同志们特别希望“86”能有较多的难友脱离苦海。我思念着关在“72”军官队的姜瑞溥、金甫和原来86联队部的郭乃坚、高化龙、杨永成等战友。 不久，装载难友们的卡车接连不断地开来了。我们涌向前去，打开车槽，扶着那些被折磨得行动困难的难友们下车。许多难友在车上就流下了眼泪，那些彼此熟悉又互相日夜思念着的难友们，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那种情景使我想起1948年夏天，我从苦难深重的蒋管区通过封锁线第一脚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的心情，那时我真想跪下来亲吻那块圣洁的土地！对于从叛徒特务白色恐怖下拼死冲出来的难友们，当时他们那种回到亲人怀抱的心情我很理解，尽管这里仍是在孤岛上，仍是在铁丝网中。 但是，我更深地理解他们的感情却是在几天以后。那时我才详尽地知道了他们在甄别前和甄别中的种种可怕的遭遇！ 一天黄昏，我终于在一辆从“72”开来的车上找到了由几个难友托抱着的姜瑞溥。听到我动情的呼唤，他使劲睁开血肿的双眼，看清了我。我抓着他双手摇晃着，用手巾擦着他那无声的泪水，小心地和大家一起扶他下车，扶进重伤员住的帐篷。 从各个中国战俘集中营送来“602”的难友总共才4000多人，我们不能相信在2多名志愿军战俘中仅只有1／4的人要回归祖国。但是，博托上尉告诉我除釜山伤病战俘营外，全部中国战俘包括釜山第10收容所都已甄别完毕，该送来的都来了。 地下党委开会研究了严峻的形势，做出如下决定： 在各大队分别召开控诉会，收集整理敌人在这次血腥的“四八甄别”中的罪行。 公开隆重举行全集中营的追悼大会，追悼在这次反对强行甄别、争取回国斗争中的死难烈士。 举行游行示威，最强烈地抗议美方采取一系列卑鄙恶劣手段强迫扣留战俘的滔天罪行。 向美军管理当局提出强烈要求：由我们派代表前去调查在这次甄别中发生的全部屠杀事件，严惩杀人凶手。按照我们在4月6日提交的紧急信中具体建议，重新调查战俘的个人志愿，尽快把那些在其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未能表达回国志愿的战俘送来“602”。 最后，党委还决定尽快派人到64野战医院和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取得联系，共同行动。 在各大队的控诉大会上，难友们沉痛而详细地控诉了在甄别中发生在“72”、“86”、“70”各联队的暴行和死难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特别感人的是林学逋、阳文华、戚忠常等烈士临牺牲前的浩然正气。据“72”的战友们说，林学逋烈士是在4月7日晚上叛徒搞的一次假甄别中被剖腹挖心的。 那天傍晚，叛徒们把他们大队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宣布：“联合国军说了，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口去上车。”林学逋见大家有疑虑便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了狗腿子的重围，全部被打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双臂，拽到C．I．E学校的大礼堂“过堂”。 当时，各大队被这样抓来“死心踏地的共党分子”一共200多名。林学逋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联队副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逋，要他回答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林学逋挺胸坚定他说：“要回大陆。” 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说罢，便用匕首将林学逋在几天前被捆在帐篷柱子上硬刺上去的“杀朱拔毛”几个字，从左臂上连肉一起削下去。 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 林学逋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刺的“反共抗俄”连字带肉一同挖下。林学逋昏死过去。 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对着他的胸膛，咬着牙再问：“到底去哪里？” 林学逋看了看匕首，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没等他喊完，就被李大安的匕首刺死。 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挖出了烈士的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然后，用匕首挑着它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这条两眼发红的疯狗在大礼堂喊完又跑到许多帐篷里去狂喊。 在第二天美军去“审查甄别”前，各大队都对敢于要求回国的难友毒刑拷打。 姜瑞溥在控诉中愤怒地揭发了叛徒们的另一桩罪行： 4月8日早上，叛徒李大安亲自带着一群狗腿子来到军官队单独关押着从70联队押回来的七个“共党暴乱分子”的帐篷里。首先是阳文华的国民党军校同学路禄上前将阳文华拉出来问道：“阳文华，你还认识我吗？你我都是蒋总统的学生，想不到你竟然要回大陆！” 阳文华怒视了路禄一眼说：“大陆是我中华祖国，我为什么不能回……” 狗叛徒路禄不等阳文华说完，就一铁棍子将他打翻，然后又吊起来毒打，阳文华愤怒地斥责路禄无耻。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壮烈死去。 接着，李大安又领着狗腿子，一边用棒子照着他们劈头乱打，一边狂喊：“我叫你们回大陆，我叫你们去找毛泽东！” 韩子建高喊：“拼了，咱们和这群疯狗拼了！”大家便奋起夺取敌人的凶器，但是，寡不敌众，很快全被打倒在地。 李大安将阳文华烈士的心也挖了出来，又将他的遗体拖出去示众，被正在营门口“审查甄别”的美军看见。几个美军过来制止了一下，并叫来一些正准备上车的难友，把奄奄一息的六个人扶上了开往“602”的卡车。 从“86”冒死冲出来的何雪泉揭发说，在前两个月不少难友被寒流冻病之时，叛徒们让大家广泛签名，请求美军管理当局发放棉衣。等大家签完名，他们将申请棉衣的内容换成了申请去台湾，并公开张贴出来。叛徒们告诉大家：“这份大家签了名的申请书已送交板门店共方代表，共方已经知道你们誓死不回大陆了，你们再要回大陆，只能当作派遣回去的间谍！”这个恶毒的欺骗和陷害吓得许多难友在这次审查时，不敢要求回国。 郭乃坚揭发说，叛徒们将一位坚决不肯刻字的难友掐死后吊在厕所里，谎报是自杀，又搞了个假绝命书。把自杀原因说成是怕去不了台湾。尽管C．I．D的刑事审讯官员在张翻译协助下侦破了真相，美军当局对凶犯仍然不予惩处。那以后，又整死了五六名坚持回国的难友，以此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收集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收集了各集中营的死难烈士名单，起草了给杜德的《严重抗议与紧急要求书》，抓紧了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的筹备工作。老孙和我与博托几次交涉，要来了一些白纸、铁丝、木板和纱布。 4月中旬开始，我们连续几天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游行示威。在举行追悼会和示威之前，我们将抗议书递交博托上尉，请他转呈杜德将军，并通知他我们要开追悼会和示威的决心，希望他能理解我们的心情，避免发生新的冲突。 头一天，我们面向大门，设置了灵堂，顶上挂着用中、英文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在横幅下面，正中是烈士名单，两旁是大幅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二米的几个白色花圈。4000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唱了《国歌》、《挽歌》，听了地下党委写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促人奋起的悼词。 举行过追悼仪式，大家举着横幅、烈士名单、挽联、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队伍几乎首尾相接，排满了铁丝网的周围，声势十分浩大。大家一方面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这支回国队伍这么壮大而振奋。 可能是慑于大家的愤怒情绪和美国不愿再制造新的血案以造成政治上被动，这天全部站岗的伪军和巡逻的美军都很老实，既未大声斥骂，也没有投掷毒气弹，有的甚至暗暗地向我们竖起大拇指。 在游行队伍里走着一个年仅17岁的战俘，他的名字本来已写上烈士名单，却意外地在追悼会前夕从监狱中被押来，他就是张达。在野战医院丁先文自杀未成被送到“71”后，张达也要求去“71”，和美军争执起来，愤怒地回敬了美军对他的拳打脚踢。他把一个美军的眼镜都打掉了。结果，被当成刑事犯押进监狱。一个美军在把他押上警车时故意向医院的战俘宣布：“这个暴动分子现在就拉出去枪毙。”医院的难友通过甄别来到“602”后，汇报了“张达被敌人枪杀”的消息。 第二天，“602”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 两块横幅英文标语上写着：“强烈抗议美方制造四八甄别血腥惨案！”“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严惩杀人凶手！”横幅标语是正面朝外挂在大门两旁铁丝网上的。 吴春生、张辉忠等还赶制了两幅大型漫画。一幅画的是林学逋烈士英勇就义场面。高大威严，怒目圆睁的林学逋烈士尽管双臂被反剪捆绑，衣衫被撕破，满身鞭痕，两臂鲜血淋漓，满头冷汗，但仍昂首挺胸，面对一把刺至胸膛的大匕首巍然不动。身材矮小，长有狗尾巴、面目狰狞的李大安手举着那把上面醒目地刻有“U．S”字样的大匕首，狂吠着：“我要你去台湾！”（英文）。而林学逋的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英文）是用大红字母写的，它横贯全画顶部。另一幅画上左侧是大脑袋、小身子，身穿美军军装、头戴牧师方帽，胸挂十字架的伍牧师。他正狞笑着用铁丝牵着一群长着人面的狼狗。这些恶狗背上印有“P．G”字样，张着血盆大口，正吞噬着被五花大绑的、躺在地上的一群中国战俘。这些战俘身上印有“P．W”字样，从他们口中呼喊出来的是横贯全画上部的红色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英文） 这两张巨幅漫画也挂在了营门两侧，吸引了美军、伪军拥来观看。几个美军还指手划脚地小声议论起来。 博托上尉在漫画张挂之前就认真看了画，他对我说：“张，我不能不佩服在你的同伴中竟有这么能干的画家。但是，我却不能同意它的有损我的国家声誉的内容！” “谢谢你对我的同伴的绘画才能的夸奖。至于它的内容，只不过较尖锐地叙述了一个确实发生了的流血事件，我相信您会同意我们不是在故意无中生有！我一向尊重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相信您也是乐于尊重事实的。” “我知道在审查甄别时，确实发生过流血事件，但据了解那是你的同胞之间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我听说过你们民族从来是喜欢打内战的，比如，几年前在你们国土上发生了死伤上千万人的内战，总不能说也是我的国家的罪过罢！” “博托先生，没想到您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所研究。但如果您知道蒋介石拿来打共产党的武器也都和画上的那把匕首一样印有U．S．字样，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反正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没有到大陆上去参加战斗！” “是的，我们一向把美国人民、包括军人在内与你们的政府区分开。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的中学老师中就有美国人，我的英语就是他们教给我的，现在我还很感谢很想念他们。极为遗憾的是你的政府中的掌权者——而不是你的国家，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但，即使如此，我们反对的也只是你们政府的这种政策。” 博托举起双手说：“哦，张，我被你俘虏了！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在我的任职期间能平安无事！” 我说：“我们将尽可能不使你个人为难！也希望您在您的职权范围内对我的难友们的合理愿望予以支持！” 他点点头。 在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各“回国战俘营”的战友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之后，美方为平息战俘营的怒潮做了一点让步，答应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同意我们去墓地祭吊我们的烈士和到“72”、”86”寻找死难烈士的遗骸、遗迹。 4月底的一天，我们在美军带领下分头出发，我随各大队派出的共10名代表前去为烈士扫墓。我们坐着一辆中型吉普，后面跟着一卡车的美国兵。绕过一个山沟，在一片面向大海的荒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十字架，这就是墓地。 领我们去的一个美军军官，指着一片新土说：“这些就是最近掩埋的中国战俘，其中有从医院太平间拉来的。” 我们数了一下，共有12个十字架。我们的烈士没有一个是信仰上帝的，决不会料到自己会长眠在基督的十字架下！ “烈士们已经永远埋在异国的土地上了，伴随他们的只有这永不停息的海潮声，只有这些乱石和荒草！”想到这些，大家的心都碎了。 我们把带来的小小花圈放在烈士的十字架下，又在附近挖了12颗小树苗移栽在十字架旁。临别时，我们恭恭敬敬地向烈士们鞠躬告别。 整整34年过去了，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实现了那天在烈士墓前，曾经对烈士们的英灵许下的诺言：“安息吧！战友！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回到祖国，一定要将你们为人民做出的牺牲和对祖国的忠诚，告诉党和人民！” 如今那些小树苗是长大了？还是枯死了？烈士的英灵是回来了，还是仍飘落在异国他乡？ 下午，去“72”、“86”寻找烈士遗骸的同志们空着手回来了。他们找到那些由难友们在控诉会上揭发的掩埋烈士们尸体的地点，用军用铁镐挖掘了半天，结果只发现一些头发和衣服碎片。显然敌人已经移走了尸体。 据说在1943年被我们抓获的空降到东北当特务的原“72”的战俘中的叛徒曾供认：那些烈士的遗体在我们派人去之前又被挖出来，大卸八块装入粪桶，盖上大粪倒进了大海。 那么，这些不知名的烈士更为凄惨，他们的遗骸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而他们的英名却至今不为祖国所知。 不久，我们那些去海边清倒垃圾的难友在垃圾场上捡到几份美军《星条报》，带回来给我。我在其中一张较近期的报上看到了有关和谈已完全中断陷入僵局的消息。报道中说我方代表在板门店和谈会议上对美方的强行血腥甄别，强行扣留数万名所谓“拒绝遣返”的中朝战俘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这个报道使我们大为激动。一方面感到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向全世界揭露美方在战俘营的严重罪行，以支持我们的和谈代表；一方面我们原来以为可能很快交换回国的幻想被打消了，必须做好长期承受集中营的痛苦生活和长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也使我更钦佩集中营地下党委的远见，他们一来“602”就告诉斗争骨干，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他们教育大家说：“我们党在艰苦斗争中总是强调：要做最坏的打算，力争最好的结果！”因此，他们在“602回国支队”建立之初，就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努力健全组织，巩固内部，准备迎接长期艰苦的斗争。 健全组织、巩固内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 对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大家很费了一番脑筋。一方面，几乎所有参战的部队都有被俘的同志在中国战俘营里，当时来到回国支队的五千多名战友互相都不很熟悉，连难友本人是否是共产党员都靠自报；另一方面，汇集到“602”来的各战俘营原有的各种地下斗争组织又很多，比如：地下党支部、地下团支部、爱国主义小组、回国小组、五一同盟、七一同盟等等。加上被俘后一年多来难友中政治状况变化很大：许多原在部队不是党员的同志，特别是很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在斗争中表现很突出，而有些原来是共产党员的却表现一般，个别的甚至有丧失气节的行为。如果仅以原部队党员作为成员组成地下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的。 那时，还考虑到如果不能得到党中央认可，作为集中营的正式党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后，赵政委根据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提议将领导集中营斗争的核心组织定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这既表明它的政治方向，又表明它的任务和宗旨；同时，也有利于团结各个部队和各个地下斗争组织成员有利于发展非党群众加入组织。 当时起草的《团结会章程》基本上是按照党章的内容制定的。会员的标准与发展入会手续，和党员的标准与发展党员手续完全一样，只是更加强调了保持革命斗争气节和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要求。 当时，明确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实际上是起着地下共产党的作用，它的各级组织也完全按照党组织形式设立，各中队有支部，各大队有分委会，全支队设总委会，各级组织都设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保卫委员、敌工委员、机要秘书。总委会则设有相应的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敌工组、机要秘书组等，由各常委分管。 赵政委任总委书记，杜岗、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等任副书记，总委委员多由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原营、连指导员担任。我记得总委组织委员是陈吉庆，宣传委员是张城垣（金甫），保卫委员是李喜尔，敌工委员由孙振冠兼任。总委机要秘书组由黎子颖负责，敌工组由我负责，高化龙、安宝元等同志都参加了敌工组。我还被总委任命为“对敌总翻译”。对美方则我的职务为“回国支队”的支队长，必要时可参加总委扩大会议。 共产主义团结会向全体战友宣布了“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从此，在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下，中国战俘的对敌斗争便从原来自发的、分散的斗争进入了有统一组织领导，团结一致的崭新阶段。 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来临了。总委决定要隆重庆祝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再次向敌人宣告我们的政治选择，并检阅我们的队伍，激励我们的战友去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我们面向大门搭了一个“舞台”，挂上用中、英文写的“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横幅。两旁挂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中英文标语。 全体战友按大队、中队、小队列队，坐在“舞台”前的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大家都戴上了缀有五星的八角军帽，军容整齐，精神抖擞。 当大会主持人黎子颖同志根据总委“五一节筹委会”事先的决定，宣布：“下面请总翻译张泽石同志讲话”时，我站到了台前。 看着台下望着我的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聚到一起来的亲爱的战友们，这些和我生死与共的骨肉兄弟们，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祖国有这么多好儿女，工人阶级有这么好的钢铁战士，难道不是祖国的骄做，党的光荣么？祖国人民知道这一切么？知道远在海外的这个死亡之岛上还有几千名她的儿女正在敌人枪口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纪念这个劳动人民的战斗节目么？ 我于是大声地讲起来，面对着近6000名难友，也面对着亲爱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这样大的场面上讲演，它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亲爱的战友们！在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追求解放的战斗节日里，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似乎听到了天安门前万众欢腾的声音，似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起的无数象征和平、自由的白鸽和彩色气球！此时此刻，我们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解放军战友们正列队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请听听他们那震撼大地的前进的脚步声吧！它再次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祖国已经从百年的苦难中，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为了保卫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上百万的祖国优秀儿女又来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贡献出自己的鲜血、生命、自由和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几千名在集中营里，在敌人后方斗争着的战士。 “亲爱的战友们，尽管我们不能到天安门城楼下去亲身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但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是和全国人民一起在接受着检阅的。尽管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敌人的机枪、刺刀正对着我们，我们却仍然坚持在这同一时刻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自己的战斗节日！这就向敌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我们永远和祖国人民在一起！我们也深深相信：祖国人民也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庆祝五一大会最后一项是演出由高化龙、骆星一编剧，彭林，余国藩主演活报剧《华尔街之梦》和宣传队排练的《祖国颂》诗歌大联唱。当我认出在《华尔街之梦》里主演杜勒斯的竟是姜瑞溥时，对他这么快就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顽强生命力，感到万分惊讶！而且，他演得还真有点艺术性，惹得全场不时哄笑和咒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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