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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我初到周恩来身边时,年近古稀的周恩来仍然是人们印象中的潇洒、精力过人的东方式政治家风范。

  然而,在那疯狂的十年中,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全国几亿人被无端地卷进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大革命”之中,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火药桶、大战场,经历着大灾难,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幸免。

  “十万火急”的电报每天像雪片似地飞进总理值班室:请求总理制止武斗、恢复交通、释放被抓走的人,还有抗灾救灾……

  周恩来原先的那些副手们,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或徒有其位并无其权。于是,周恩来什么事情都得管,事必躬亲。

  后人评说“文革”中的周恩来是苦撑危局,终于累垮、病倒、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事实确是如此。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提防和抵挡那些超级“左派”们的明枪暗箭。

  “文革”动乱初期,周恩来也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属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左”派们想方设法要整垮他,一时整不倒他,便鼓动那些不是有野心便是无知的造反派同周恩来日夜纠缠,以至周恩来首次发作心脏病。“左”派们又提出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xx派的黑后台”等等,继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解放干部,恢复生产,力图使满目疮痍的国家稍稍得以喘息。可紧接着进行的“批林”加上“批孔批周公”、“评法反儒”,并暗示中国有“最大的儒”和“投降派”,而此时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已身染重疴。

  可以说,周恩来同“文革”这一场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悲剧苦苦鏖战了十年。他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钢筋铁骨。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终于卧病不起。他在癌症的折磨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告别了人间。

  1996年1月,为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北京电视台播放了16集历史纪实片《伟人周恩来》。3月,有线台又播出了《周恩来与文艺》。这两部片子,全部采用实地拍摄,不用正式演员。那些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那些亲切关怀中国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提及周恩来的关怀,无不一个个声泪俱下。

  毫不夸张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周恩来的那份感情仍像昨天一样。同样可以说,不管你在那个年代初期曾否参加过这派那派,持有过什么观点,后来在周恩来这个庄严与亲切的名字面前,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也是“四人帮”为什么成为全民公敌的重要原因。

  在那十年中,我没有发现周恩来的头脑里有什么节假、休息,或是外出度假这类概念。我所见到的他,只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最后……

  每年除了像春节那样重要的节日与少数“照顾”休息日,或是我病倒之外,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我可说是陪同他度过了那漫长难熬的岁月。

  周恩来的许多活动场合,我是不能在场的,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们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有这种自觉性: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过,有时我会中间进去给周恩来送药,那也只是半分钟、一两分钟,只见到一些迹象,只听到片言只语而已。

  因此,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政治家的周恩来、外交家的周恩来与军事家的周恩来。我只能从周恩来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我所见到的他的喜怒哀乐,试图写出一个普通公仆的周恩来。如果涉及到了他的重大活动,那也只是我的匆匆一瞥。而且说实话,我在十年中见到的周恩来,主要是沉重、痛苦和忧愤的一面,很少见到他轻松愉快的时候。那是国家动荡、混乱、灾难深重的十年,充满苦涩的十年;因而,我的笔下写不出多少阳光灿烂、欢声笑语及美丽如画的景象。

  我想,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当年他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开幕式,向世人宣布中国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像群山之巅喷薄欲出的太阳,大海之上清晰可见的桅杆,已实实在在地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招手了。

  还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正是他认为“你比我强得多”的邓小平担当起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重任,提出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一个举世公认的稳定、繁荣、迅速发展的伟大祖国骄傲地带进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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