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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次”逗留北京


  我将第二次加上引号,因为第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还太年轻,对于北京毫无记忆。这次我参加过两江高等学堂的最后考试并在预科毕业,到北京准备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不久之前,我的近亲大多搬到北京。大姊嫁给Chen Shu-Hsin,二姊嫁给表兄Yang Fo-Shih,这两人都在北京工作。大哥也结了婚,北上在那里做事。二叔父全家也迁来。远房堂叔赵椿年号Chien-Chiu是族长一流人物,我们常去问候他,他住在北京顺治门(译者按:又称宣武门)外西南的米市胡同,在以烤鸭出名的“便宣坊”饭馆附近,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我住在内城东北大姊家。总而言之,我虽然离开家,并不觉得生疏,尤其是每个人讲标准国语,我第一次学讲的也是国语。
  若干年来,我一直以为从1906年起,天天写日记,可是为了写回忆,我加以查对,发现在1910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八十七天未写,计为3月6日至10日、12日、14日至15日、19日、22至24日、26日;4月5日至27日,我就在这段期间去北京的,我甚至不记得那次旅行是怎么走的,一定是乘海轮经过上海及天津——不错,是的。我刚才从1910年日记最后几页当中,找到我写的英文信的模糊副本,在那封信中我提到海轮经过大沽口和塘沽时,我看到轮船的大螺旋桨一半露出水面。轮船于4月15日晚到达天津,我们(即我和大姊及大姊夫)从天津坐快车不到三小时便到北京(北京这个字我写成Pekin)。5月9日至10日、7月29日至8月9日都未写日记,在后一段期间,我从北京到上海,准备放洋。8月17日至9月24日,我从中国到美国,那次海程,我也未记载,因此必须写信询问我同时代的朋友,他们有些人记得的事比我还少。这些事下节再加以详述。
  我在北京虽只停留三个月,除去准备考试之外,我还有许多活动。我的家人带我到餐馆并到各处观光,我们去过城西北郊的“万牲园”,守门的是一个身高七呎的巨人——是不是当作头一个标本?那时那一带还没有清华大学。我们当然不能去看紫禁城,清朝还在,不过也只延续了一年。我从大姊夫Shu-Hsin借来一辆脚踏车,学会了骑,便骑着它一个人到各处跑。有一天,我忽作遐想,觉得骑车就似生活当中许多事体一样;一旦背离正确方向,我们该朝着错误方向走一会儿,然后再改正,不要立即反对。现在我既然有了比人力车更为轻快的交通工具,我可以更容易到各处跑。例如7月1日,从早晨六点钟起床到晚间回来,我骑着车几乎周游城内两次,拜访章元善、吴康、颜惠庆和唐介臣(后两人是询间留洋事)、二叔、三叔(三叔留我吃午饭还借给我一本《第一年拉丁文》(First Year Latin)和Ch'ü Ta,我劝告他要德智体并重。
  在家里(大姊的家)自然也有许多活动。我们比赛吃饺子,我吃了四十个,大姊夫Shu-Hsin吃了四十二个。我生了病,躺在床上五天,大概不是因为吃饺子,因为生病是在比赛吃饺子一个多月之后。
  在家里最兴奋的事是夜间在天井观看千百万里以外的海莱彗星(Halley's Comet),前两次在5月26日和27日,第三夜在二叔家。我觉得海莱彗星比几年前在常州青果巷我家门口所看到的芬莱彗星(Fin-ley' Comet)更壮观得多。
  查阅这三个月我在北京写的日记,我发觉在这段期间我戒除了一切恶习,决心作一个完人。我停止吸烟、饮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我一直有一种印象,即我做这些事是在前几年的某年。或者是我记错,或者更可能是我一定旧病复犯,又一次想作好人。不过自从这次以后,我保持清心寡欲,一直到二十或三十年后。我恢复吸烟后,吸烟习惯成一种锯齿形状,有几个月吸的不多,逐渐增加到每天一包,然后突然停止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又恢复吸食。我一向在说,节制固然可能比禁绝好,禁绝则比节制容易。惟自1950年后,我未再吸烟。那时远在大家认为吸烟可致癌症之前,我是在等待和我太太合写的第二部书的出版。
  回头再说在北京的事,我在北京停留三个月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参加留美考试。第一批利用美国退还多余庚子赔款的学生是于1909年放洋,我准备考试的是第二批。考试的项目颇多,那些天的日记和在南京学校时的日记所差无几,十几门功课,我准备好一门再看另一门。7月21日是考试的第一天,考试的题目是从(孟子)第四章来的“无规矩即不能成方圆”,我写了五百多字。午饭给我们吃了几个馒头。下午考英文作文。时间三小时,要是国文和英文及格,五天后考其他科目。我的朋友们都及格了。然后考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或法文,我选择了德文。次一天考的是物理、植物、动物、生理、化学、三角。第三天凌晨两点钟我便起床温习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最后一项是选习的。天开始下雨,等到我乘坐骡子拉的轿车到达地安门附近的考场时,街道上积满了雨水,轿车的车轮几乎有一半没在水中,到了八时左右,四百三十考生只有一百人左右到场。那时一个斋役手中拿着告示牌,写着考试因雨延期于明天举行。可是以后若干天我便未写日记,一直等我们到了上海才写。但我确记得考试后几天,录取名单公布,我在录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
  我于8月10日恢复写日记时,已经到了上海准备去美。我们须去美国领事馆办理入境手续。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生日壬辰年九月十四日,是西历1892年11月3日。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时,他问了我两次,以便确定我要那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团体之一)剪掉了辫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杀。我们每人获得旅行津贴,做全套西装和购置旅行装备,包括一个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我带了一顶圆顶硬毡帽和一个便帽,后来我发觉很少场合需要戴圆顶帽。在我们快起程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请我们全班。他看我们改换衣着,说道:“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我遇到一位生于福州的美国妇人,得有机会和她讲福建话。
  三位领队陪我们放洋,他们是唐孟伦、严智钟(严智怡之弟)和胡敦复。胡先生在那些日子遇事指导我,他是康奈尔1909年毕业,比我早五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本部教书的时候,我在预料,只能偷听他讲课,这次我拜访他请他指导留学的事。我报告他我要学物理和哲学,惟当局重视实用科学,于是我要学电机。他解释给我听纯粹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区别,最后我在大学主修数学,但是后来在研究院转修哲学。我们于8月16日启程,搭的船名为“中国”号,一万零二百吨,我们须坐小火轮到“中国”号停泊的地点。我在三号舱,和陆元昌、路敏行同舱;对面的舱由周仁和王预住。吃饭以敲锣为号,由于餐厅面积有限,必须分两次吃,先是中国旅客,第二批是西方人。我们发觉念菜单和学外国吃法,颇不容易,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上了一课。那天在海上航行时间不多,所以我们都兴高采烈离开中国驶向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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